环境管制与垂直整合: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李树祯 ,张 峰,2

(1.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经济管理系,天津 300270;2.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随着经济稳步增长却带来了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生态遭破坏等一系列有违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环境问题。随着国际国内各界生态环保意识的加强,中国政府也结合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策略陆续出台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的系列举措。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央“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生态文明首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全面改善环境质量,自党的十八大来以来,中国环境政策改革步入加速期。前期有在2014年4月修订完成的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随后有关大气、水污染防治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也分别修订、出台。2016年,环境保护部新设水、土壤、大气环境管理司并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其与“大气十条”“水十条”共同构成污染防治行动指南。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建立企业排污许可证制度,实现中国环保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十九大报告也提出着力解决环境问题,包括持续倡导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加快水污染防治等;同时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及生产方式。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同年7月试点多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在全国启动,除电力行业外,“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和民航8 个高耗能行业,倒逼企业主动节能减排,政府和企业都要长远和全面地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成本。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密不可分,符合中国国情、经济特点以及产业升级的环保政策不断更新,国内外对污染程度较高的产业和污染型企业的约束和相关法律日渐严格,环境保护举重若轻,成为政府和企业落实发展须长久面对和慎重考虑的主题。

政府实施环境管制,那么,被施加环境管制的对象(主要是特定行业的众多企业)需要对变化的环境政策做出反应并且承担相应成本,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政策和行为的调整[1]。环境管制下环保制度的制定、实施必然对地区相关行业结构、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原毅军等[2]通过博弈模型论证了政策实施环境管制政策对促进企业环保行为的有效性。环境政策除了影响环保相关行为,也可能对企业战略、经营活动等各方面产生影响。国内外研究者已有关于环境政策对企业出口[3-8]等方面影响的研究。环境管制作为政府干预手段,也构成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当新的、更加严厉的环境管制开始实施则产生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往的研究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9]、资本结构调整重组、投资行为和管理层变动[10]以及研发创新和产业转型[11]。环境管制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要素之一也同时对企业决策、企业行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已经引起企业本身、公众、学界与政府的广泛关注。

环境管制对企业生产流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指标,或对企业的原材料与最终产品制定严格的要求,由环境政策导致的原料或产品市场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企业需要对环境管制政策支付相应成本,进而引发了企业的垂直整合行为。垂直整合,又称为纵向一体化,其包括前向、后向一体化,分别指两个或以上的前(下游)、后(上游)部门或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间的结合。关于垂直整合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的垄断势力形成、技术效率提升等内部因素和市场结构特点等企业外部因素展开讨论,其发展历经了几个阶段,这些理论中的典型代表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等。近年来较为广泛被认同的研究成果也是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反复实践和探索,总结得出,企业垂直整合的具体动机总体上可以从制度及市场环境、行业特点和企业效率提升3个方面展开讨论,本文将在第2部分对上述提到的垂直整合相关理论和动机进行详细梳理和综述。

本文研究环境政策对企业垂直整合行为的影响,参考Shi等[12]以2006年“十一五”规划发布的环境管制政策(降低二氧化硫排放)为节点,以各行业“十一五”政策前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作为政策实施力度(“十一五”期间对于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环境管制更严苛),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政策实施前后行业内企业的平均纵向一体化水平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以判断环境政策对企业垂直整合行为的影响。随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①拓展了中国环境管制相关文献结论的研究;②丰富了垂直整合理论的解释与研究;③针对环境管制对环境政策于产业链的形成与分解的影响做出验证与解释;④研究结论建议政府针对不同行业内产业链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环境政策,对企业预测环境政策变动、采取合理垂直整合战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1 企业垂直整合行为

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一般指两个或以上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部门或企业在生产、加工或运输销售环节的结合,将外部交易内化为企业内部交易活动拓展经营边界的行为;具体可分为前向整合与后向整合,即企业业务向上游产业链或下游产业链纵向拓展[13]。垂直整合能增加企业对其上下游业务投入产出的选择与控制,能有效节省交易成本、抵御经营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垂直整合策略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一项以降低经营风险为目的的战略选择,是现代企业实现稳定扩张的一种主要方式。但垂直整合对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可能实现企业内部知识共享、提升生产效率与绩效、控制供需与定价、打造差异化优势,也有可能反向给企业带来管控与协调压力、高昂的生产成本,且使得企业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14-16]。

本部分主要梳理企业垂直整合行为形成机制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面对环境制度不确定性、经营效率底下和高昂交易成本,企业进行垂直整合的影响因素。崔兵[17]分别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3个领域总结分析了纵向一体化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垂直整合的目的在于建立市场进入壁垒以实现垄断并由此扩大利润。Stigler[18]认为企业将垂直整合设置成为壁垒以防止潜在竞争者进入从而获取其垄断产生的高额利润和避税的手段,同时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描述了随着产业规模扩大,企业趋向于垂直整合的变化过程。产业发展初期,获取专用性投资的高成本使得企业纷纷后向整合以节省后续环节的费用;随着产业逐渐壮大,规模经济效应又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全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各司其职;产业发展度过成熟期后市场需求减小,企业又趋于前向一体化。Bain[19-20]提出若企业一体化后因技术因素降低生产成本,则其垂直整合的理由在于建立市场势力、实现垄断。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出于市场垄断目的开展纵向合并的观点并不相同。Coase[21]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认为企业对开展市场经济活动的成本与进行企业内部交易活动的成本进行对比而选择较为有利的经营策略。Williamson[22-23]拓展了Coase的交易成本概念,将市场交易成本的来源归为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者不完全理性3个方面,认为企业垂直整合的目的在于规避超出内部管理成本的市场交易费用,最终实现成本最小化。另外,与事前比较交易成本有所不同,Grossman等[24]权衡垂直整合后的剩余权,认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目标在于从取得剩余控制权中获利。新演化经济学从企业本质、企业战略制定的角度出发,其对企业垂直整合动因的理解上升到一个全新层面,代表理论为企业能力理论。企业垂直整合动机在于对企业自身对技术资源、综合能力和竞争力及经营效益的追求。芮明杰等[25]也分析总结了上述3个领域的典型理论:产业组织理论非常重视产业定位但缺乏对企业的资源、效率、技术等方面差异性的考虑;交易费用理论强调资产专用性产生准租,机会主义者对准租的争夺产生交易成本进而导致过度强调缩减交易费用,而忽视了企业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企业能力理论静态隔离了企业在产业链中的配置作用。

李凯等[26]总结了产业链整合的动因及效果,从产业组织理论、技术经济效率理论等角度分析企业纵向整合的动机,阐述了垂直整合通过市场圈定以及合谋促进两个途径产生的反竞争效应、正向的效率增进效应、对企业绩效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对企业创新研发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垂直整合的动因包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与经济收益、打造差异化优势等。企业既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因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而采取垂直一体化战略。

在研究影响企业垂直整合动机的实证分析方面,主流研究结论体现在3 个层面:制度及市场环境、行业特殊性、企业自身技术水平或上述动机的交叉作用导致垂直整合。Acemoglu 等[27]的研究认为,在产权保护较弱而金融体系较发达地区,企业表现出较高的垂直整合意愿。Fan 等[16]从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制度发展水平(市场力量削弱与内部管理成本提高)和政治关联(管理者干预)3个方面分析得出,在中国,在法律制度薄弱、由低效且干预型的地方政府管理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垂直整合;并且当企业管理层具有某些政治关联时更容易产生一体化行为。

Teece[28]对炼油厂垂直整合的考察结果显示,由于原油相对短缺导致高价格,许多石油公司垂直整合进入原油开采领域,当时大型石油公司会生产自身所需50%～90%的原油;同时,炼油厂还会垂直整合进入石油销售领域,后来石油公司拥有并经营多个加油站成为常见的经营模式。Klein等[29]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了汽车行业的合并行为,通用汽车合并费雪汽车时,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额外的契约成本从而形成很高的准租,故为了规避费雪汽车的机会主义行为,通用汽车对其进行了垂直整合。类似的例子还有Ford 汽车合并Mustang。通过用专业人员设计汽车零部件的努力程度来衡量资产专用性,发现这种资产专用性可以很好地解释汽车产业后向垂直整合现象,因此,能给企业创造技术迭代升级的机会并扩大自身利润[30];他们的研究还通过分析飞机零件本身和其R&D 费用能否转做它用来衡量资产专用性,发现飞机制造公司的垂直整合与飞机零部件设计制造的专用性相关。Monteverde[31]的研究显示,当企业参与较为紧密的上下游分工时,企业则倾向于借助共享不同周期、不同生产阶段关键技术进行边界扩张,最终壮大自身的技术体系。Kumar等[32]提出垂直整合流程已经优化了企业发展策略潜在的风险或冲突,且针对企业核心技术升级流程进行调整和控制,进而实现了技术研发、技术创新的内部化。这说明了企业垂直整合有利于企业整合信息并采取有效的研发策略进行技术升级活动。

此外,从国际贸易影响的角度出发,Vencappa等[33]以企业关系专用型投资证明了印度市场上,上游投入品关税降低将促进对应下游产业的后向一体化,而上游产出品关税降低相反地有抑制效果,用市场竞争和投资解释了下游产业产品关税降低将促进企业发生后向一体化。在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中,吕朝凤等[34]利用中国工业行业数据验证了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促进企业纵向一体化,且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发现,对于契约密度高的行业这种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1.2 环境管制政策及主要假设

环境保护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政府制定的环境管制政策是实现保护生态、优化环境的有效手段。环境管制相关的研究随着反复实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潘家华[35]将环境管制定义为:政府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直接干预,其具体干预形式将根据需要治理的环境问题和出现问题的行业特征而有所不同。但环境管制措施一般有一定的滞后性、针对性,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被证明是缺乏成本有效性的,学术界开始结合市场机制的灵活性来考察环境管制政策和手段。傅京燕[36]指出,由于环境污染具有非常显著的负外部性,国家会统筹经济发展目标和环境保护目的而针对重污染企业施加较为一致的、预防性的环境管制干预措施,如环境认证、生态标签、自愿协议等。

伴随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议题的深入研究,各领域都意识到环境管制已成为各国环境保护的现实选择,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对于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讨论日益激烈,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全面解释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垂直整合行为。有部分研究者采用博弈模型研究中国政府环境政策对企业环保措施的推进作用。原毅军等[2]论证政府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制定的环境政策能够促进环保产业发展。丁黎黎等[37]讨论了混合环境政策治理对企业减排行为的积极作用;除了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环境管制对企业也可能产生其他多方面如战略决策、供应商选择、产品设计、境外业务等的影响。差分模型是研究政策实施效果的常用手段,个别研究者使用双重或多重差分模型对环境相关政策影响企业行为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Hering等[3]运用中国城市部门出口的面板数据构建多重差分模型证明,在实施政策后当地贸易出口尤其是污染严重行业的相关部门出口将削减。Shi等[12]通过构建三重差分(DDD)模型证实所处行业污染越严重、面临越严格的当地环保政策的企业,其出口倾向越弱,出口规模越小。Liu等[4]聚焦于江苏太湖区域的纺织印花及染色行业,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证实该地区面临更严格的污水排放标准的相关企业劳动力需求约降低7%。本文则通过实证分析重点探究环境管制政策与企业垂直整合行为之间的关系,当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受到环境管制时,其很有可能提高对上游投入品的环保要求转而寻找其他上游替代合作伙伴,伴随着交易不确定性的更换合作对象过程可能产生较高的市场交易活动成本,企业将趋于后向一体化。而当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受到环境管制时,其可能基于更新产出品的特点和对经济技术效率的考虑,自行控制分配、销售产品,即前向一体化。此外,对于规模较大或能力较强的企业,环境管制可能成为其开发环保创新型产品,整合拓展产业链以提升竞争力的契机。由此提出本文的主要假设:环境管制政策对垂直整合行为有促进作用。

1.3 数据和变量

(1)数据来源与模型。本文选取沪深股市全部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源,从万得数据库(Wind)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得上市公司总资产、营业收入等财务信息和其他基本信息,结合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企业纵向一体化指数(VI),并转换到二分位行业层面得到被解释变量(Average_VI)。企业样本包含来自2 201个企业的18 055个观测值,最终回归样本覆盖28个制造业行业,时间范围为2000～2018年。

参考Shi等[12]以三重差分(DDD)模型研究“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的环境管制政策实施前后不同省份不同行业内企业的出口行为变化,本文也将“十一五”规划中大气污染部分的相关环境管制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与参考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以2006年为政策实施节点,以各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政策实施强度,采用DID 模型重点研究各行业的企业垂直整合行为在政策实施前后将如何变化。验证主要假设的回归分析模型如下式所示:

式中:j、t分别表示不同二分位行业和年份;Average_VI为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平均纵向一体化程度;Xjt为系列行业控制变量,α是其对应系数;γt和μj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Postt为政策实施期虚拟变量;SO2j为各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不同行业政策实施强度;β1 衡量政策改革前后行业平均纵向一体化水平的变化,若系数显著,则说明该环境政策对企业垂直整合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效果。本文所有实证结果均使用STATA17分析得出。

1.4 主要变量

(1)被解释变量。参考Fan等[38]的做法,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全国投入产出基本表(IO 表)及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业务收入数据测度企业层面的纵向一体化指数。首先,采用包含当年各行业上下游行业投入产出信息的IO 表构建不同年份下各个行业间的垂直相关指数。2002、2007年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参照2002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02)制定,分别包含122、135部门投入产出,2012年基本表参照GB/T 4754-2011标准制定,共包含139部门投入产出。为便于进一步计算,将2002、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流量表中的各细分部门进行保留、合并、拆分及替代处理,最终按GB/T 4754-2011标准统一为行业大类(对应二分位编码)。统一标准后计算两两二分位行业间(i,j)的互相投入占各自总投入比,取数值大者为行业间垂直相关系数Vij。由于投入产出表并非每年编制,故采用替代法补全其他年份行业间的垂直相关系数,具体为:2000～2004年对应2002年IO 表,2005～2009年对应2007 年IO 表,2010 及以后年份对应2012年IO 表。

为计算企业纵向一体化指数(VI),本文获取各上市公司不同年份下各具体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并将业务与对应GB/T 4754-2011 标准的行业大类相匹配,得到公司在各行业的业务占比wi。假设公司所有业务共涉及n个行业,指数的具体计算方式为:求出公司行业i的业务收入占比乘以该行业和与其有投入产出关系的所有其他行业间的垂直相关系数之和,对n个行业求该值之和,最后除以n-1。特别是,若公司主要业务仅涉及1个行业,则设定该值为0。纵向一体化指数贴切地描述了公司对于上下游业务的关联度和参与度。

基于研究假设为各行业的平均垂直整合程度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将企业层面纵向一体化指数转换为行业大类层面,计算出不同年份各行业的企业指数均值(Average_VI)以代表该行业所有企业的平均纵向一体化水平。

(2)主要解释变量。实验期虚拟变量Postt和衡量环境政策强度的“实验组”变量ln(SO2j)的乘积为主要解释变量,乘积系数反映了在Post分别等于0和1时,政策实施强度不同的各组行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差异。其中Post在2006 年以前取0,2006年及以后取1。各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万t)为2003～2005年各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平均值,数据来自2004～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12]。由于年鉴中的行业大类分类标准为GB/T 4754-2002,本文将按2011年行业分类标准计算出的行业平均纵向一体化水平对应到2002年标准。

(3)控制变量。使用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数据计算行业大类层面可能随时间变化的3个控制变量并加入回归,其分别为平均企业规模(Average_size)、行业集中度(HHI)和市场动荡性(Turbulence)。参考Vencappa等[33]研究一体化行为时引入的行业控制变量,首先加入了行业内企业的平均规模,企业规模以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越大,既可能因为边际生产成本降低而集中于单一业务范围,也可能凭借剩余资源和突出能力发展产业链上的其他业务。行业集中度反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集中度越低,代表市场竞争越激烈,边际利润已经接近边际成本,产业链间各个环节的知识复杂度降低不再成为壁垒,企业更可能采取垂直整合战略以提升竞争力。市场动荡性代表该行业行情的稳定性,市场动荡性越高,说明该行业内企业的交易不确定性越大,外部经济活动的风险越高,企业可能更趋向于纵向一体化。行业集中度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表示,企业市场份额为营业收入占行业内所有企业营收总和之比,市场动荡性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式中:Average表示行业前4年的平均市场规模;市场规模(Market_size)为行业内所有企业营收总和[39]。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2.1 主要结果

表2模型(1)展示了双重差分模型式(1)的回归结果,包含年份-行业观测值497个。其中,Post与ln(SO2)的乘积系数在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说明,政策实施后,行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有比较显著的提升。由此验证了环境政策对企业垂直整合行为有促进作用的主要结论。

2.2 稳健性检验

借鉴Huang等[40]的稳健性检验方式,将企业纵向一体化指数VI替换为ln[1/(1-VI)],并重新计算不同年份下各行业的企业指数平均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2)所示。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发生改变后,Post×ln(SO2)系数依然在10%的水平正向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管制对行业内企业的垂直整合行为确实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2 环境政策对垂直整合的作用

此外,本文还直接将企业层面的纵向一体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同时加入若干企业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规模、年龄、流动比率和资产收益率(ROA)。规模更大的企业更有可能发生纵向合并,且由于中国的新兴市场建立交易关系需要时间,“年轻”的公司为减少交易成本更趋向于自行拓展上下游业务,其纵向一体化程度可能更高[40]。本文以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和成立时间测量企业规模和年龄。流动效率为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它衡量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变现能力。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每投入一单位资产产生的回报,其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变现能力强、资产收益率高的企业出于提升生产效率和绩效、增强整体产业链竞争力的原因更可能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故将两个财务相关变量一并加入回归。由于企业纵向一体化指数存在大部分0值,故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采用Tobit模型。表2模型(4)展示了该回归结果,Post×ln(SO2)依然在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主要结论。

进一步,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相关检验。为保证在“十一五”环保政策实施期间其他可能影响环境和企业垂直整合行为的重大事件不会对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考虑到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从而剔除了2007～2008年间的所有观测值。为减少大气和环境污染、打造良好的城市环境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政府对部分行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重污染企业进行了管制,这一外在的环境管制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12]。回归结果如表2 模型(3)所示,Post与ln(SO2)的乘积系数依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十一五”环保政策对行业平均纵向一体化水平的积极影响较为突出。借鉴贺宝成等[41]对于DID 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相关探讨,用年份虚拟变量替换Post,分别将政策实施前后所有年份的虚拟变量与ln(SO2)的乘积加入回归,得到表3中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由表3模型(5)显示,所有2006年以前的年份虚拟变量与ln(SO2)的乘积均不显著。这说明,环境政策实施前各行业的企业平均纵向一体化水平没有明显差异。由模型(6)显示,直到2010年之后乘积项系数才开始变得显著。这表明,环境政策的实施对各行业内企业的垂直整合行为的推动效果随着时间逐步推进,环境政策的效果逐渐增强。

表3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

2.3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不同性质的企业对环境政策的垂直整合行为反应是否有差异,参考Shi等[12]的做法,将企业样本分别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和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国有-非国有子样本、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子样本。本文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别划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国资委、地方国资局等企业归为国有企业,按照蒋含明[42]的方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将中国的省份分为3个地区。企业分组后,重新计算对应子样本内各年份-行业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异质性检验

模型(7)、(8)分别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Post×ln(SO2)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而国有企业样本值则不显著。这说明,环境政策对于非国有企业垂直整合行为的促进效果较明显,对于国有企业则无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具有相对复杂的企业内部管控架构和稳定的业务范围,受政策影响而发生产业链整合的可能性较小。此外,由于国有企业受政府财务支持且企业高管一般存在一定程度政治关联,其可能在环境政策下受到“保护”,从而不对环境管制做出反应,进而不影响自身垂直整合行为。相反地,民营企业管理结构更加灵活,能对市场和政策环境做出及时反应并相应调整自身在产业链的位置与业务范围。

模型(9)～(11)分别为西部、中部、东部企业子样本回归结果。Post×ln(SO2)系数仅在西部地区样本中正向显著,中部、东部样本均不显著。这意味着环境政策对西部企业垂直整合行为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2006年国务院通过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西部大开发在带来良好发展机遇、提升经济水平的同时也产生了工业污染迁移的负面效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形成冲突,治理效果不尽人意,导致环境政策相对也更加严苛。由此推测其对行业下企业平均垂直整合程度影响更大。

本文在Shi等[12]“十一五”规划环境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主要结论的可靠性,采用了DID 模型研究对于不同政策目标的省份、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在环境政策实施前后特定省份-行业下的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如何变化。

本文选取了2006 年为政策实施节点,将省份SO2排放目标降低百分比和二分位行业SO2排放量作为政策实施强度,以三者变量的乘积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年份-省份、年份-行业以及行业-省份固定效应,采用Tobit模型(由于大量0值聚集)对5 737个年度-省份-行业观测值进行回归。然而,得到的回归结果与主要结论恰恰相反,乘积项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环境政策的实施对特定省份-行业下企业的垂直整合行为具有抑制效应。存在相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双重差分模型中对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因素控制不够全面,或存在对企业垂直整合行为影响较大的不可忽略的省份因素。该结果为进一步完善本文模型、更深层次、多层面考虑环境政策对企业垂直整合的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利用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数据及中国国民经济行业投入产出数据计算企业纵向一体化指数,并由此测度行业大类层面的企业平均纵向一体化水平,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十一五”规划下环境管制政策对于不同行业内企业平均垂直整合水平的影响,得出了环境管制促进企业垂直整合行为的主要结论。此外,本文还依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和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企业子样本,重新计算行业垂直整合程度做回归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非国有企业垂直整合行为有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具有较为繁复的内部管理层级架构、相对固定的产业链地位和一定的政治关联,从而不易发生纵向业务合并。此外,环境管制对于西部地区企业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中部、东部地区企业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大开发期间的国内外工业转移恶化当地环境且其污染排放能力有限,故而政策相对严苛,西部地区企业相比其他地区企业受影响更大、更多。

本文从环境政策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垂直整合的外部因素。生态文明在未来几年将一直是重点议题,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当考虑特定行业产业链发展情况。张贞[43]以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数据证实了纵向一体化行为对企业经济效益(资产收益率)的正向影响。王雨佳[44]使用中国煤电企业数据分析了中国煤、电产业改革后的企业一体化趋势,得出一体化程度波动上升和一体化与企业生产效率关系呈倒U 型的结论,中国当前正处于U 型左侧即一体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部分。对于环境问题突出、产能落后的能源行业,中国应当制定严格环保制度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企业内部一体化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治理与管理成本、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经济效益。对于农副食品业等涉及农、林、牧、渔等上游传统业务的行业,也应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辅助推进农业产业链形成与价值创造,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双赢。

企业在面临环境管制时应合理选择垂直整合战略、对新的环境政策制度做出提前反应。位于产业链下游且有坚实经营能力和丰富资源基础的企业,可以在环保政策出台时考虑拓展上游业务,合并处于环保转型中的上游企业。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小型企业则应考虑被兼并的可能性,若拥有与环保政策相关的如新能源方面的有利条件,则可以考虑开拓下游业务并自主设计开发新产品。主营业务单一且实现规模生产的企业应适当调整产品及生产工艺,确保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关系融洽度与合作内容的互补性,将市场交易成本最小化以稳定产业链地位。

猜你喜欢 管制政策环境 注意！携带这些当玩具，可能会被拘留新传奇(2022年37期)2022-10-22政策房地产导刊(2022年8期)2022-10-09政策房地产导刊(2022年6期)2022-06-16长期锻炼创造体内抑癌环境中老年保健(2021年12期)2021-08-24一种用于自主学习的虚拟仿真环境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1期)2021-06-09助企政策非公有制企业党建(2020年2期)2020-03-08政策华人时刊(2019年21期)2019-11-17环境管制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智富时代(2019年6期)2019-07-24环境管制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智富时代(2019年6期)2019-07-2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放松美国金融管制的密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9期)2017-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