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民体育”说的生成及实践*

◎ 秦 勤

内容提要 在清末知识界救国救亡的浪潮中，“国民体育”概念逐渐生成，其内涵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传统体育文化以及西方体育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时局的演变，“国民体育”的作用对象亦由最初的学校学生扩展到全体民众，成为知识精英追求民族复兴的支点之一。“国民体育”不仅在思想领域影响甚巨，还被不同政治力量融入到自身政策中，从而将国民体育从理论层面引入政治实践。全面抗战爆发后，围绕国民体育的言论聚焦于全民族的抗战动员，集中服务于民族复兴事业。

体育事业关系人民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1)朱虹、张静淇：《体育强则中国强 国运兴则体育兴》，《人民日报》2017年9月5日，第23版。此言突出了体育与民族复兴之间的深刻意义。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育不仅是提升民众身体素质的基本途径，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法。历史地看，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政局演变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将体育与民族救亡联系起来，生成“国民体育”说，(2)在当时人看来，“国民体育”指“以身体大筋肉活动为工具的整个机体训练的全民教育，其主旨不仅在培植国民健强的身体及优美的精神，同时，还要养成规律的行动及统一的意志，务使全体国民不论男女老少，均具有健全的身心，而构成为一个健全的民族。”(章廷俊：《国民体育训练与民族复兴》，《教与学》1937年第7期)还将其导入政治实践，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服务。

目前学界研究大多聚焦于当下体育事业的发展，但已有学者从体育史角度分析体育与民族救亡的关系，尤侧重于从个案中分析“体育救国”思潮，(3)郑志林、俞爱玲：《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号角——读〈国民体育学〉》，《浙江体育科学》2001年第2期；
汤锐：《“体育救国”的一个侧面：近代华北地区体育用品业初探——以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厂为个案》，《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年第14期；
穆树云、李云昌：《体育救国：一个时代的声音——以〈上海体育〉为例》，《体育文化导刊》2014年第5期；
邵珠彬：《“体育救国论”思想新探》，《体育研究与教育》2015年第3期；
刘明辉：《体育救国：抗战时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活动概述(1941—1945)》，《体育科技》2016年第6期；
张爱红：《民族救亡与体育转型：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体育科学》2016年第8期；
陈日升、刘斌：《争锋与反思：近代中国军国民体育及其价值》，《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4期等等。对“国民体育”的相关内容关注不够。事实上，“国民体育”(4)《说文解字》将“体”“育”分别释作“身体”和“培育”，其内涵与今义相仿，而“体育”的内涵仍是单字含义的叠加。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经由留学生的引介，现代意义的“体育”逐渐进入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参见罗时铭：《近代中国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体育》，《体育科学》2006年第10期)。而“国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在历代典籍中记载颇多，但其意义与现代国民不同(参见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国民论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第692页)。现代意义的生成与知识精英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自觉有关。知识精英在民族危难与政治局势的冲击下试图借助“国民”概念激发社会参与寻求救亡的力量基础(参见谢丽萍、郭台辉：《“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人文杂志》2022年第3期)。“国民”“体育”等现代概念的相继引入，奠定了国民体育的文化基础，赋予了国民体育以革新社会现实、顺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现象。是近代社会中流传较广的重要概念，不仅有助于实现强种救国，同时也对民族解放和复兴贡献甚大。因此，本文拟梳理国民体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剖析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在思想层面的多样表达，以及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等不同力量对国民体育的政治实践，以期呈现国民体育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多重面相。

“国民体育”是近代中西文化互动和政治冲突的产物。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深重灾难刺激着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路径。国民体育的生成与这一背景关联甚深，成为寄寓民族解放的载体。“国民体育”的生成首先反映了当时列强环伺的国际局势和孱弱的国民实态，又与传统体育文化接续起来，“六艺”中的“射御”传统成为构建国民体育的历史支点。同时，“国民体育”的生成与德国、意大利、苏俄、日本等列强的强国经验密不可分。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下，国民体育成为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话语。

近代中国的“病夫”遍地，成为国民体育的现实条件。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东亚病夫”是较为大众熟知的概念，基于这一认识，国民体育成为摆脱“病夫”形象、强种救国的关键方法。“病夫”一语最早形容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中国与土耳其一样，都因列强的殖民活动而沦为“病夫”国家。1876年，《申报》载文指出，中国与土耳其相似，“早已素称病人”。(5)《英大臣宣谕补述》，《申报》1976年1月4日，第1版。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增多，让知识精英看到了中外的巨大差距。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感慨道：“欧罗巴气象日新，亚细亚全然衰退。”(6)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235页。在中西新旧强弱的对比中，知识精英借鉴其他国家的强国经验，“体育”等概念因之深入思想界，成为他们因应时势的媒介。此后，在甲午战败刺激下，梁启超将加强民众教育视为实现自强的路径，结合当时语境，其新民说已隐隐将尚武精神融入于民众教育中。而严复则直视中国为病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7)严复：《原强》，牛仰山选注：《严复文选》(注释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25页。基于此，他认为强大国家则必须强大民众，“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弱强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特一种，莫不以壮佼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8)严复：《原强》，牛仰山选注：《严复文选》(注释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25页。严复以体魄与历史兴衰之间的关联，把体育作为寻求富强的手段。

传统体育文化是国民体育的历史根基，其中以“射御”为代表。1935年，俞金宝认为古代“崇文尚武，射御与书数并重不倚，所以有体魄健全智力充实的国民，在精神活泼的生活中，创造出文化优美、道德高尚的黄金时代”。(9)俞金宝：《民族复兴与国民体育》，《浙江体育月刊》1935年第6期。1936年，陈宇光指出传统的“射御”是近代体育的文化源头，“考据我国古时，即体智并重，故三代育士，射御并列于六艺，良以经国教育，修文讲武之道，二者不可偏缺，故能奠定百世文明之基础，绵延种族于无限之域也”。(10)陈宇光：《体育训练与复兴民族》，《勤奋体育月报》1936年第5期。但随着历史发展，尤其是在儒学地位巩固后，原本的尚武风气逐渐消解，形成重文轻武的传统。1936年，冯炳麟认为，“文者自傲而武者自卑，是我们常听到的事，及至现在其思想守旧者，仍相信儿童常常作身体活动是不好的现象。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就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甚至于一般智识阶级受到了形式教育的人们，亦常以文弱自夸”。(11)冯炳麟：《提倡小学教育与复兴民族》，《勤奋体育月报》1936年第9期。他认为尚武精神消逝的原因在于儒学桎梏，原本繁荣的诸子百家日渐没落，而夹杂于其间的尚武精神也日渐消逝。

西方作为近代中国获取强国经验的来源地，不论是罗马时期的竞技活动，还是现代西方的体育事业，均成为知识精英宣传国民体育的文化资源。他们从世界各国兴衰成败的案例中得出“体育强则国强，体育弱则国弱”的结论。1937年，章廷俊认为斯巴达之所以能抵抗波斯军队的进攻，其关键在于尚武精神。(12)章廷俊：《国民体育训练与民族复兴》，《教与学》1937年第7期。知识精英参酌斯巴达重视体育训练的习俗，指出体育在民族抗争中的作用。此外，知识精英也将苏俄、日本的强国经验纳入国民体育的阐述中。

苏俄是以组织民众运动来复兴民族，成了一强盛的国家，均以体育训练改变他们的性格，发展他们勇敢合作的能力，致成振兴一统的现象……日本武士道的训练，他能表现不怕幸苦拼命向前干，勇猛向上直追的精神，因他们有这种习尚，才能进步获得今日这样一个地位，武功成为东亚第一，文化也成为东亚的中心，是国民体质和体格促成了他民族的进步，而身体日形高大强健，亦即为他民族进步的象征和进步的唯一要素。(13)赵宗谔：《民族复兴与国民体育》，《淮滨季刊》1936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精英在论述体育强国经验时，往往侧重德国、意大利、苏俄和日本等后发强国，认为它们是直接依靠国民体育实现国家强盛。同时，他们批评英美国家的体育事业是贵族运动，不符合国民体育发展要求，“英美工业国家经济力量雄厚，国势优越，一般国民的经济地位较之我国水准为高，故他们踢球运动，跑跳嬉逐，发挥其剩余精力，纯粹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14)程登科：《国民体育问题》，庐山暑期训练团军训组印，1937年，第7页。当然，时人也借印度、埃及的亡国教训来反证体育的意义。(15)陈鹏：《不只是“病夫”：土耳其在晚清中国的形象再探》，《河北学刊》2018年第6期。其中，知识精英的言说往往将国民体育单一化为民族兴亡的核心因素，意在强调其在国家兴衰中的关键作用。西方世界的强国经验与东方世界的亡国教训，皆被融入在知识精英宣传的国民体育言说中。

综上，知识精英受困于近代中国的种种现实，从传统社会和西方文明中挖掘支撑国民体育的思想资源，进而尝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在现实危机、传统文化和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国民体育成为引导民众投身民族复兴事业的桥梁。

甲午战争之后，知识精英日益重视“国民体育”。其最初被视为增强民众身体素质，进而为强种救国服务的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国民体育”则成为时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寄托。在民族危难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国民体育的内涵也在发生着演变。

从长时段看，“国民体育”的意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差异化的指向。“国民体育”自1902年被翻译进入中文语境后，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接续使用，国民体育概念也逐渐深入，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更为紧密，成为楔入现实、改造社会的工具。其消长变化如图1所示：

以上是1902—1949年间，“国民体育”一词出现频次变化表。由此可知，“国民体育”一词自1902年传入后，在报刊上只是零星出现，在1902—1927年这二十几年里，其出现频次为114次，主要集中在知识界的讨论和对“国民体育”概念的普及和认识。在1928—1931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国民体育”，并于1929年制定颁布《国民体育法》，从政策角度推广国民体育运动，1929年也成为“国民体育”一词自1902年进入中国以来出现频次最高的一年，其出现频次为107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作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国民体育”成为该时期报刊上讨论的焦点之一，故1932年是“国民体育”出现频次最高的一年。1938—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内出现了诸多悲观、消极抗战的现象，国民政府亦有所动摇，“国民体育”出现的频次有所下降。总体来看，20世纪初期，“国民体育”尚在概念的普及阶段，随着民族危难的不断加深，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词汇出现的频次达到高峰。此后，“国民体育”的始终维持在较高频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体育”逐渐消隐于舆论中。(16)检索“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体育总计出现6次，前三次出现在1949年10月，中间两次出现在1950年代，最后出现于1982年。与此相对的是，群众体育出现的频次达到3000余次，远远超过国民体育的频次，窥一斑而见全豹，群众体育取代国民体育已是必然趋势。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近代中国的局势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国民体育内涵亦因之而演进。

具体来看，1902—1903年期间，岚僧翻译了日本学者西川政宪所著《国民体育学》一书，并在《杭州白话报》连载刊出。此书通俗地介绍了人体从婴儿、幼儿、少年、青年的变化过程，着重说明体育的意义和具体操作方法。(17)郑志林、俞爱玲：《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号角——读〈国民体育学〉》，《浙江体育科学》2001年第2期。此书主要为当时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提供日本体育经验，虽然是翻译作品，但此书似是首先提出国民体育概念。1904年，《大陆(上海)》杂志刊登《体育杂感：国民体育》一文，继续使用国民体育概念，作者明确指出国民体育与全体国民的内在关联，亦即体育应走出学校融入社会，“乃全国民人不可缺之要件也，因名曰国民体育”，还将实施国民体育作为矫正国民“卑陋柔弱之习”的良法。(18)《体育杂感：国民体育》，《大陆(上海)》1904年第11期。

在“国民体育”刚传入之际的清代末年，国民体育包含着传统知识精英的济世关怀，颇有一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味，“全国之民皆有此习，盖人之心，原欲愉快，苟尽日无所栖托，则邪念横生，流为淫逸之行。故以高尚活泼之游戏，刺击人心，岂第为一身愉快已哉。其关于风俗之纯美，人心之高尚，亦大可期也”。(19)《体育杂感：国民体育》，《大陆(上海)》1904年第11期。知识精英引介国民体育的目的在于革新社会风气，使全国上下有一番新的气象。国民体育仍可视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补充。同时，此时的国民体育还处于概念普及阶段，虽有学堂将《国民体育学》作为体育学科的教学用书，但旨在培养学校的青年学生，其概念属于学校体育的范畴。董守义认为，“自海禁大开，欧风东渐后，办学者设体操一门，藉以振兴尚武精神，但此时体育虽有，其教材不过走步成排，教员仍是旧式衣冠，体育虽有，与无有等”。(20)董守义：《我对于中国体育的几个问题》，《体育》1927年第1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体育与培育现代国民相联系，尤集中于培养青年。1915年，陈独秀对比中日青年时认为，日本青年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且体魄强健，能力抗自然，而中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21)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10月15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陈独秀认为，在强国环伺的局势下，体魄强弱关系着民族未来，而当时青年身体柔弱的现状，无疑为民族发展增添了隐忧。1916年，在《新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认为与西方青年相比，中国青年身体羸弱，致国家沦落为“东方病夫”，“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22)陈独秀：《新青年》，《陈独秀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可知，国民身体强弱与国家命运密切联系，国民体育的观念得到强化。1921年12月，蓝公武指出，古罗马的体育“完全是发泄他们内部所充满的生活力，不像我们中国的武技，一拳一脚专为伤害他人的。所以他们举国若狂的来参与或是参观这种竞技大典，都是为痛足他们内部生活力的渴仰，竞技的勇士也只是表现内部所有的伟大势力，不是专为攻击杀伤满足凶悍残忍的兽心而设的”。(23)蓝公武：《病(感想录)》，《晨报副刊》1921年12月23日。对比中西体育，蓝公武认为西方体育是国家文明进步的象征，展现了民众的生活热情，而中国的传统体育则以杀伤为目的，是野蛮残忍的遗存。他主张仿效西方体育事业来陶铸现代国民。张君劢认为渗透在体育运动中的规则能陶冶民众和普及现代社会规范，他呼吁借助竞舟等集体运动来强化民众的集体意识，使民众在运动中遵守规则和掌握集体生活的共同原则。(24)张君劢认为，在体育活动中，“自有一定之规则，人人能守规则，人人知尊重他造之意思，则共同生活之原则，在其中矣。” (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解放与改造》1922年第5期)因此，在辛亥革命后的20年中，国民体育集中于培养现代国民，知识精英试图借助国民体育来传播西方文明和普及现代社会规则，从而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塑造现代国家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进一步加深，国民体育转而成为砥砺民族精神的工具，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载体。从前文的图表中可见，1932年是国民体育出现频次最多的一年，超过此前近30年中出现总次数的两倍，也远远超过此后近20年的出现次数。换句话说，空前的民族危难刺激着国民的民族情绪，为国民体育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社会语境。国民体育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而兴起。在中华民国成立前，虽然翻译出版了《国民体育学》，甚至国民体育被纳入到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但是此时的国民体育仍然空有其名，仅将其引介到中国以补充传统政治肌体的罅隙，并未将之视作培养现代国民乃至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载体。同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权新肇，社会气象确实为之一新，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精英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弊病的解决上。国民体育的核心意涵得以生成。而随着国家发展和局势演变，不同政治力量对于国民体育的阐释有所不同，但是核心意旨却是一致的，即将国民体育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

总的来看，国民体育的生成演变既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也是知识精英挽救时局的主动探索。鸦片战争后，少数先觉者以“病夫”自视，国耻心态刺激着他们思考振疲祛弊的方法。此后，甲午战败唤起了知识精英强种救国意识，梁启超等人不断宣传“国民强则国强”观念，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也将体育纳入政治改革中。辛亥革命后，基于对新生国家的殷切期望，知识精英在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语境中，试图借以培育现代国民。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危难空前加深，国民体育迅速传播开来，并成为与抗战时局密切勾连的政治话语，内中潜藏着日益激烈的民族情绪。一言以蔽之，在时代变迁和局势遽变的背景下，原本附属于个人日常生活的体育转变成为寄寓民族国家命运的国民体育，国民体育于民族复兴的价值得到广泛的认同。

近代国民体育与时局关联甚深，其内在理路集中指向于民族复兴。在诸多舆论中，知识精英发掘了国民体育于对民族复兴的价值，并将大众体育和乡村体育作为国民体育融入民族复兴过程的具体路径。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精英的民族意识日益增强，国民体育的民族性亦随之强化，并成为民族复兴话语的立足点。1934年，时人称“国民体魄的锻炼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国家好像大厦，人民好像基础，基础不巩固，那大厦就要倒了”。(25)GJ：《提倡体育与复兴民族》，《公教周刊》1934年第295期。国民只有拥有健全的体格才有积极的精神，然后才有缜密的心思脑力，最后才能负起复兴民族的重任。1935年，陈诒认为“国民体育不仅是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点，更深系着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国民体育运动是挽救民族软弱的最好方策，也可说为救国强种的一切基础问题”。(26)陈诒：《普及国民体育与复兴民族》，《空军》1935年第142期。1937年，金兆均将体育纳入民族复兴话语，“中华民族已踏上了复兴的大道前进着，这复兴民族的工作，在开始时，在未来，种种的工作甚为繁重……必须全国民族一致的分工合作，殊途同归，共同的向着复兴的大道前进”。(27)金兆均：《体育教育与复兴民族》，《广播周报》1937年第130期。可见，在民族危难不断加深之际，国民体育的民族性得以凸显，原本用以形塑国民的文化事业转而成为辅弼国家自强和民族复兴的工具。部分知识精英通过明确强身与强国的关系来强化国民体育与民族复兴的关联，“欲图强国，须先强种，欲图强种，须先强身，欲图强身，则非注重体育不可。我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体格比较，就个人方面说，中国人的体格不如外国人的体格强……中华民族的衰弱，民族的衰弱，是从一个人一个人衰弱起来的，所以欲求中国之复兴，必须实施国民体育”。(28)程定远：《实施国民体育》，《浙江体育月刊》1933年第3期。强身与强种、强国有着密切关联，个人身体与国家命运的内在联系，构成了“强身—强种—强国”的逻辑链条，从而将个人整合到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中。

基于国民体育与民族复兴的关联，知识精英认为国民体育须寻找到满足现实需要的体育发展路径，即实现国民体育的大众化和乡村化。

具体来看，国民体育的发展须立足于国情。1936年，张家珍在检讨体育发展状况时指出，体认国情是发展体育的前提，“我们先应明白中国的国情是与其他各国不同的，体育实施的方法也得随之变更。可是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我国的体育实施是将外国的体育实施方案整个的搬过来，不顾与中国的国情相不合适”。(29)张家珍：《复兴民族与全民体育化》，《蜀铎》1936年第1期。知识精英根据国内外的局势重新定位中国的体育需求，认为体育不能照搬西方方案，而应根据国情民意提出具有民族性的体育方案。故抗战时期国民体育的目标不再追求竞技优胜，而集中于普及民族体育，以服务民族解放事业。1941年，体育家张之江认为，“念大难当前，应积极恢复民族体育，明耻教战，发强刚毅，竟尚健勇，躬行实践，倡率促进，不遗余力，务期普遍国术教学，完成民族体育化，家喻户晓，蔚为风气，庶乎精神总动员之基础于以奠定，行见抗战力量之增强”。(30)张之江：《恢复民族体育与抗战最后胜利(1941年9月)》，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28页。张之江此言明确了国民体育的民族性，同时提出发展国术等民族体育的要求，以此来适应抗战时期的国情。

知识精英主张国民体育大众化。早在1915年，陈独秀即明确反对激烈的竞技体育，他认为“比赛的剧烈运动，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助长竞争心、妒忌心、虚荣心，更是他的特色”。(31)陈独秀：《青年体育问题(1916年9月1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到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精英仍然延续了这一思路，反对竞技体育。李松年认为，竞技体育使体育沦为部分人的特权，“体育变成了少数选手的特殊训练，他们兢兢于胜败的争夺，殚精竭虑地以期获得运动场的荣誉……全体的幸福，供给了少数人的享受，学校还津贴补助表示种种优待。这不啻在豢养一部分广告的英雄健儿，作下季招徕学生的生意经。此种畸形的发展，完全蔑视体育的价值，失却体育的本旨”。(32)李松年：《体育与民族复兴》，《大夏周报》1938年第7期。1937年，章廷俊认为，中国不能单纯模仿欧美的“绅士运动”，若继续因袭欧美，“徒效其跑跳嬉逐的故技，只注重少数选手的训练与培养，则不但无以救中国的危亡，且将自陷我民族于堕落的绝境。我们今后要以体育的平民主义来代替体育的贵族主义，以全体国民平均的健康发展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体育之畸形发展”。(33)章廷俊：《国民体育训练与民族复兴》，《教与学》1937年第7期。类似的言论指出了当时体育的缺陷——竞技化，他们认为竞技体育不能让学生享受体育的幸福，反而将其变成招生敛财工具。因此，他们主张体育应面向全社会，让民众普遍享受体育福祉。(34)桃：《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书后》，《申报》1932年8月24日，第11版。沈维周认为，“中国幅员广大，此项体育方法，须便于个人能单独锻炼，并能集合团体锻炼，能在露天锻炼，或在屋内锻炼，大陆可练，山居可练，城市可练，乡鄙可练，暑雨可练，严寒可练者为合格”。(35)沈维周：《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天津)》1931年10月31日，第8版。陈能训认为，“中国式的体育来支配他们所适应的环境，如国术、拔河、划船、骑马、举重、爬山等，无论在山区海滨的地方，都有练习的机会”。(36)陈能训：《民族复兴与国民体育》，《浙江体育学刊》1935年第6期。原本复杂的体育活动也被尽力简化，使民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锻炼，实现国民体育大众化的目标。

知识精英主张国民体育乡村化。在列强的侵略下，作为传统社会根基的乡村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态等方面日渐没落，广大农民生存条件恶劣、生活极端困苦、身体孱弱不堪。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地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指出“吾民劳者几天休息，逸者几无动作，既不知卫生，更不知有所谓体育，瘠弱之因在此，疾病之乘亦于此”。(37)卢作孚：《〈民国十七年峡区秋季运动会报告书〉序》，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2页。他试图通过兴建体育设施、举办运动会等方式，以增强农民的身体素质和改善其精神面貌。知识精英还主张根据乡村实际条件来发展体育事业，江之永认为农民生活困难，难以参加专门的体育训练，故应尽量选择适合农村条件的运动和游戏，“乡村的体育训练，如爬山、野外赛跑、挑泥比赛、泥块掷远、各式赛跑及各种普遍化之游戏等，须尽量来利用”。(38)江之永：《民族复兴与国民体育》，《浙江体育月刊》1935年第6期。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推广乡村体育。重庆市体育协进会“为调剂疏散区市民生活，并鼓励共作体格上之锻炼，特发动乡村体育，如举行爬山运动、游泳、越野赛跑等”。(39)《市体育协进会促进乡村体育》，《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8月12日，第3版。可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由于紧邻大量农村地区，发展乡村体育须力求简单便捷，以便民众能迅速掌握。

综上，在紧张的时局下，知识精英试图强调国民体育对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指出国民体育必须立足国情，还提出通过推进大众体育和乡村体育，实现国民体育的纵深发展，俾使其能够提升国民的身体素质，砥砺其精神意志，从而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

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体育，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展开了不同的政治实践。不同政治主体在探索体育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促使国民体育逐渐朝着群众体育发展开去。

清政府开始了国民体育的最初实践，其主要活动在学校层面。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严复、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尝试将近代体育思想灌注于京师大学堂的改革过程，《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即规定体操为全体学生的必修内容。(40)吴昊：《京师大学堂体育课程设置及其思想源流》，《体育文化导刊》2011年第3期。这一章程以发展学校体育为要旨，尚未向全体国民推广。但梁启超等人的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反映出近代先进人士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挑战旧我的努力。(41)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崔肇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0页。到了1906年，管学大臣廉泉审定《国民体育学》，将其作为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学堂体育课程的指定教材。(42)《廉部郎上管学大臣论版权事》，《大公报(天津)》1903年5月22日。此时国民体育的范畴仍然较窄，虽以“国民”来冠名“体育”，但其内容仍限制在学校体育层面，并未涵盖全体国民，此中的“国民体育”大致等同于“学校体育”。“须设五个月卒业之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授等法，名额百人，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至如何筹办，先请电示，其游学预备如未设立，暂可从缓。”(43)学部：《通行各省推广师范生名额电》，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从清政府的体育政策中可知，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精英在国耻心态的催动下，意识到民众孱弱是民族危机的重要原因，故国民体育能迅速融入当时的救国舆论，不仅为严复、梁启超等知识精英所推崇，同时也被清政府纳入教育改革，开启了国民体育从理论层面走向政治实践层面。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不同程度地实践着国民体育，使其由学校向社会层面拓展，真正作用于国民的日常生活。1912年，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发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学校推广国民体育，使学生“以惰弱为耻，以勇健为荣，庶学生体驱日强，智德亦因以增进。处兹外患交迫，非大多数国民具有尚武精神决不足以争存而图强也”。(44)董鸿炜：《教育部训令第十二号》(1912年12月18日)，《政府公报》1912年第233期。在复杂的内外形势中，南京临时政府试图通过培养青年学生的尚武精神，去惰弱、求勇健，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为国家和民族求得一席安身之地。北洋政府时期，国民体育仍然获得一定的发展。1915年1月，在复辟帝制的声浪中，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特定教育纲要》等政令，指出“今之言国民教育者，于德育智育外，并重体育，使幼稚从事游戏，活泼其精神；
稍长进习兵操，锻炼其体格；
极至掷球角力，习为常课，运动竞走，时开大会，凡所以图国民之发育者无所不至，此民之所以能卫其身也”。袁世凯认为体育是培育国民的途径，是需要国民长期从事的重要事业，所谓“尚武之道分之为二：曰卫身，曰卫国。合之为一，卫身即卫国，卫国即卫身也”。(45)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1915年1月)》，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6页。国民体育将个人体质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成为保家卫国的条件之一。袁世凯此言体现出国民体育与民族命运的融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体育延续了此前的发展势头。1929年3月30日，立法院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国民体育法》。(46)《立法院十七次会议讨论各法案都付审查 国民体育法修正通过》，《民国日报》1929年3月31日，第5版。《国民体育法》共计十三条法令，其中明确规定，体育为中华民国国民的义务，发展国民体育旨在使国民“循序发达”“得有应具之健康与体力及抵抗力，并其身体各官能之发育，使能耐各种职工特别劳苦，为必要效用”。(47)《国民体育法》，《体育杂志》1931年第3期。可见，该法立意以体育来增强国民体质，使其能适应日后的劳苦工作，从而有助于国家建设。1932年9月，为更好地推进国民体育，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并明确以“培养国民合作团结抗敌御侮之精神，养成国民侠义勇敢、刻苦耐劳之风尚，以发扬民族之精神”为总目标。同时，内中还明确国术在国民体育中的地位，主张对国术进行科学的分析整理，使其适应国民体育的发展需要，“国术为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之技能，一方面可作锻炼体格之工具，不独在民族史上有其固定之价值，即从近代科学如解剖生理等方面观察之，亦未可厚非，发扬之，研究之，实为今日之必要”。(48)《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教育部公报》1932年第43～44期。但此方案也明确指出，必须根据现代科学原则对国术予以改造，形成健全进取的国民体育。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九一八事变的余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方案的内容，明确了国民体育在抗敌御侮和发扬民族精神中的作用。而这一方案有助于《国民体育法》的落地，推进国民体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此外，为了丰富国民体育的内容，传统体育文化和乡土体育活动亦被国民政府纳入国民体育发展进程。1933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调查和汇报各地乡村体育活动，“查提倡国民体育，为振兴民族切要之图，前经本部制定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令饬切实施行在案。唯体育活动，一方须根据学理，为整个之设施；
一方须切合地方之环境与需要，始易推行”。(49)《调查乡村体育活动教材(1933年10月)》，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页。教育部不仅将传统体育融入国民体育政策之中，也拟吸收乡村的体育经验，如划龙舟、踢毽子、耍石锁、捉迷藏等，并以科学方法加以改造，从而实现传统体育文化和乡土体育活动的再生。1934年，教育部联合中央国术馆编订教材，“特由体育委员会所组织体育课程标准委员会，克日起草。按学生程度深浅，予以编订，小学则编定的太极操，初中高中实行教授拳术”。(50)《教育部重视国术体育 体育会将编订课本》，《中央日报》1934年6月2日，第8版。教育部将太极操、拳术等传统体育融入教材，强化体育政策的民族化色彩，从而适应和助推当时民族意识的觉醒趋势。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进一步稳定，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要求各绥靖主任、省市党部和政府重视国民体育，“今日世界列强，举国上下，以及男女老幼，尤莫与不酷嗜运动，奋发逾恒。反顾我国，比年以来，各省市之学校，虽多渐渐注意于此，然学校大率偏重少数选手之养成，而忽于全体学生之造就。他如党政军各机关与公务人员，则更十九耽于宴安，尤无运动兴趣。如此情形，殊乖所以改造健全民族之道”。(51)蒋介石：《提倡体育通电(1935年3月2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19页。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国民体育的目标不仅在于锻炼民众身体，还在于培养社会道德、获取生活技能、善用闲暇的方法以及养成公民能力。(52)《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一)》，《申报》1932年8月22日，第11版。可见，在建立起相对稳固的全国政权后，蒋介石重新整顿国民体育事业，隐隐透露出依靠体育与世界竞争的民族主义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即注意到体育的价值。1917年4月，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认为体育是强身健体和锻炼意志的途径，“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5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2页。他还以德国、日本为例，说明体育的强国效用，“体育者，养生之道也……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54)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6页。青年毛泽东结合时局，将体育运用于近代国家构建过程。恽代英则直指北洋政府敷衍塞责，使体育充斥着专制迷信内容，难以为社会造就人才，“所谓体育，有些人因为迷信军国主义，提倡军法部勒；
有些人因为迷信义和团、同善社，提倡拳术静坐。然而究竟有真心认德育、体育是教育分内之事的很少很少”。(55)恽代英：《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1921年4月2日)》，《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8～289页。恽代英认为国民体育的目标在于“为社会造好人”的教育目标。

在国民大革命后，中共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此中，中共在苏区积极发展体育事业，逐渐探索出与国民体育迥异的发展道路，即群众体育。中共借之培养民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积极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

具体来看，在苏区，中共通过兴建体育设施、举办运动会等活动，提升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壮大武装力量。1933年7月，中共要求各苏区利用体育运动来提高军事技术，“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比如刺杀与投手榴弹的熟练与准确，是争取胜利的保证，我们部队最近还表现刺不透投不远的弱点，这是投刺与臂力差的原因。我们应时常练习臂力体力，部队中疾病，行动中落伍掉队的还不少，体力虚弱，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与敌人白刃肉搏时，我们体力差，亦常有表现。所以应提倡体育，发展体育运动，亦是提高军事技术而不可分离的”。(56)《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1933年7月)》，曾飙编：《苏区体育资料选编(1929—1934)》，安徽省体育史志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32页。军事能力是中共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坚持革命的保障，而体育可提升中共武装的战斗力，“为要使每个红色战士和赤少队队员，锻炼铁的身体，都成为革命的健儿和红色战场的勇将，提高军事技术，来适宜目前战争开展的需要，迅速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大举进攻，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完成苏维埃新中国，特在今年‘三一八’举行全军赤色体育运动大会”。(5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通知(第二十号)(1934年1月)》，曾飙编：《苏区体育资料选编(1929—1934)》，安徽省体育史志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39页。毛泽东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道：“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的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5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节选)(1934年1月)》，曾飙编：《苏区体育资料选编(1929—1934)》，安徽省体育史志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3页。除了配置基本的体育设施外，苏区教育部还在各学校中普及体育课程。总的来看，在苏区建设过程中，体育活动有助于普及革命意识和增强武装力量，推动中共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1937年8月，中共举办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式中宣传中共的政治方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59)《毛主席演词》，《新中华报(运动大会特刊)》1937年8月2日。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中共不断推广体育事业，并将其作为民族解放的重要措施，“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注意与自己适合的、能锻炼身体的一种运动，经常的进行。使之在每个机关、每个部队、每个学校、每个工厂、以至每个乡村的集体运动，则对于全体人员的身体锻炼是有莫大利益的。因此，要求各地的体育会，今后不仅注意选手的体育运动，而且更多的提倡领导大众的、集体的、适合于健康身体的体育运动，把体育会成为大众的体育会”。(60)李富春：《开展体育运动》，《新华日报》1942年9月9日，第4版。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共因地制宜，把体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李富春认为应“把适当的生产劳动，使之体育运动化，要把大众习作的东西体育化”。(61)李富春：《开展体育运动》，《新华日报》1942年9月9日，第4版。可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在政策中融入民众动员和生产建设，致力于将体育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以期实现体育生活化的目标。同时，中共始终坚持以抗战为中心，并运用体育来提升军队战斗力。叶剑英认为，抗战时期要积极增强体力，才能应付日渐严峻的斗争环境，“在极端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劳作的人们，其脑力和体力的消耗是非常浩大的，正是人们成为既劳心又劳力，既流汗又流血的工作。行军、警戒、战斗、筑路……没有铁汉一般的体魄，是受不了战斗的锻炼的，没有金刚一般的钢筋铁骨，是杀不胜日本鬼子的，铁汉、金刚，可以从日常教育和战斗实践中锻炼出来”。(62)叶剑英：《加强体力》，《新华日报》1942年9月9日，第4版。冯文彬认为体育需与军事斗争联系起来，实现其常态化和军事化，“使体育活动必须使经常的，不是一时的突击的，不仅是单个人的，还要集体的(如做体操，爬山等)，有时还必须带强迫和半强迫性的举行体育运动”。(63)冯文彬：《对体育的几点意见》，《新华日报》1942年9月9日，第4版。

总的来看，清政府虽很早地使用这一概念，但其实质聚焦于学校体育。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颁布法令、成立专门体校、设置体育必修课程以及推广国术等举措，更好地普及了国民体育。须注意的是，国民党推广国民体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强化政府统制，“中国所欲建设为三民主义的国家，提倡体育乃以增进国民健康，以充实国防力量，增加生产效力，并欲在体育活动及注重养成人民团体化、纪律化之生活习惯为宗旨”。(64)《中央推动国民体育计划》，《民报》1937年6月13日，第6版。而中共对体育事业的关注甚早，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将体育纳入强身之列。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共将体育纳入苏区的教学课程，还在各地设置俱乐部和推广军队的体育训练，为宣传革命意识和巩固根据地政权提供保障。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严峻，中共领导的体育事业与群众生活和军事训练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纵观国共两党和知识精英的体育言论，虽然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在民族危难急剧上升之际，他们皆认同国民体育于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的价值。

国民体育的生成是知识精英对域外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其内涵锚定和政治实践反映出不同主体的救亡探索。随着国难日亟，国民体育成为知识精英因应时局和挽救民族的载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知识精英的国民体育言说穿插杂陈着不同层次的内容，从“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到“国民体育”，反映出体育与民族救亡的联系日益紧密。从“国民体育”到“群众体育”，又体现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的不同关怀。前者注重于社会控制，而后者倾心于将体育融入民众日常生活，满足民众对体育事业的深度需求。归根结底，国民体育呈现的样态虽有差异，但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仍在于摆脱民族危机和构建现代的民族国家，乃至于实现民族复兴。但遗憾的是，在急遽变化的近代时局中，国民体育改造社会的效果并未得到彰显，其中的经验教训仍值得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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