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如何把握道路探寻的方法论

虞海波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06）

道路问题直接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核心意义和本质规定。“道路问题”构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之所以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根本在于它是与时俱进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与时俱进，就在于它根据时代条件和具体国情的不同，找到一条条正确的道路。正是在道路探寻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1]，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对道路探寻的审视和考察，必须着眼于科学的方法论基石。本文基于理论与现实的考察，提出道路探寻的方法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则：一是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是借鉴与创新相统一；
三是理想目标与现实条件相融合；
四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相契合。对这些方法论的阐述，为分析道路探寻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一个根本方面就在于它反对提供包治百病的“莫里逊氏丸”。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所谓的“真理清单”，它强调任何理论的运用都要以具体实践条件为转移。它们所能提供的是进一步研究的指南。任何试图为未来设计提供具体实施方案的企图，只不过是再度落入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之中。所以，道路的探寻没有“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可能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寻找正确的方向。无论如何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都不会、也不可能为他们身后的国家提出一个亘古不变的治国方略，只有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在变革中得到完善、巩固和发展。

（一） 道路探寻需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包含一系列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因而在道路探寻中必然要坚持和遵循。“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在解剖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分析和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人们改变世界、构建未来图景指明了方向。尽管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洞察当今时事，做出决策依据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的选择。

曾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头脑中的想象，来探寻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试图通过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通过典型示范，外加于社会，但这注定陷入空想。因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3]780事实上，基于当时的大工业才处于萌芽期的情况，新兴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行动，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不凸显。空想社会主义者限于历史局限，无法找到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和路径。

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一种方向，如果失去方向，道路必然丢失“灵魂”。那样，再好的“道路种子”也难以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聚焦到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道路探寻中，当然要坚持民族特色。不过这并不代表特殊性就是道路的基本原则，这会导致对特殊性的曲解。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看，从根本上来说，其内在的核心规定性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基本原理是我们道路探寻过程中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强调的是具体道路方式，而不是片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作为东方落后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有其特殊性，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因此，坚定道路的社会主义底色就是民族特殊性的底线。当年，邓小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道路探寻中的巨大作用时，也曾掷地有声的说到：“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4]因此，道路探寻就是在坚持基本原理规律性的基础上，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互交融中，走出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 道路探寻必结合各国具体实际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某种稳定性，是解开道路发展谜团的“指南针”，但不是一把“万能钥匙”。由于在道路探寻过程中，永远是面对时代课题，而不是既有结论，因此，必须要结合实际找寻道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用事实来说话。道路探寻的过程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更没有终结真理，它只是为不断深化对真理的理解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研究的出发点。因此，在这一道路探寻中，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特定历史情况而做出的具体道路认识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不仅无益于道路的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甚至还会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使得道路探寻实践走入“死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应当是将现实纳入进来，根据实际条件的变化思考道路探寻的方向、目标、策略、动力等。因此，社会主义道路探寻就必须结合本国具体实际，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时候，如果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考，认为俄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应该坚持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那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继续发展。列宁基于当时俄国各式各样经济并存且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实际情况，强调只搞公有制的纯粹经济模式，是俄国难以承受的。只有采取多元化立体式的方式，才能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走出适合俄国的建设道路。

从道路探寻的边界上考虑，任何道路都有其产生的土壤、适应的范围及作用边界，一旦越界，就会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任何一种道路只能决定于这个国家的人民，道路是一国社会发展和内生演进的结果。因此，道路探寻的根基还是在于本国具体实际。社会主义不是固定僵化的存在，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道路的好坏，主要是看它是否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否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带来国家的进步。

近代以来，中国就在各式各样的主义前徘徊不前，只有马克思主义能给中国带来前进的方向，最核心的旨趣就是它结合实际找到了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的中国道路。反言之，很多人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却成了革命叛徒，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仅仅满足于从文件、书本中寻找道路，不从实践与对实际的了解中探寻道路，缺乏深入调查研究，不了解客观实际，也拿不出有效决策，也走不出正确的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准确地研判与分析认为，必须将“指南针”变成开启道路的实际明灯。可见，我们党在道路问题的探索中，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提高到历史高度。从整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视其为决定性因素。

我们也清晰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更加自信的心态迎接各种挑战，不断探寻改革过程中的创新与发展。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从道路问题来说，既不是延续母版，套用模板，也不是再版和翻版，而是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内在逻辑的道路。

可见，中国通过对道路的不断探索表明，道路不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臆想，而是具体化到历史语境的表达。在匹配度上看，正确、适宜的发展道路一定是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与自身实际国情相契合的。如果只是静止地看待道路的内涵和存在的意义，往往会忽视道路探寻过程中的多样性，也就不可能探寻到适合本国自身的道路。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5]所以，解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只能是选择适应于时代和自身国情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药方，而不是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一般发展道路”。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

真理要在实践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曾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确定性，只有在与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自身真理展现的生长空间。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探寻才有实际意义。

显然，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道路探寻的实践和空间，因为没有直指道路问题的关键所在—实践，这样的道路探寻只能是死路一条。将马克思针对具体问题具体情况的特殊论述变为适用一切时代一切条件的“一般哲学”，只不过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选择的理解路径。他只会成为那个“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所谓哲学家”。因此，在道路探寻中，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必须是灵活的而不是教条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紧密联系实际中不断探索实践。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道路探寻史，都向我们表明一个基本道理，一旦理论脱离实际，不用说，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探寻中，列宁一开始试图直接利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一特殊情况的特殊产物，进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这一设想落空了。没有结合落后俄国实际的天真浪漫，只能是失败。列宁说：“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6]因此，在道路探寻上不能用主观愿望代替实际情况，不能罔顾实际片面执着于真理，总的指导不能代替具体的实际。因为不同实际在英国、德国、法国均不相同，只有将真理与实际相结合，立足本国实际，抓住主要矛盾，才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工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发动暴力革命。俄国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也走了城市暴动道路，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去做？一开始，我们党受限于可学习的成功经验太少，只能按照俄国成功的模式，将其封为“金科玉律”，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所以如此，归根究底，就是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后来，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探寻道路的方向，以我为主，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就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拘泥僵化的教条，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时期，我们打破市场和计划的意识形态旧思维，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借鉴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前方的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刻板的僵化的教条主义不行，只凭一腔热血的经验主义也不行，道路探寻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

因此，我们也必须明白，要让马克思主义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让原理和实际有机统一。

道路探寻本身就是开放的、包容的，它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有不同路径，从横向视角看，主要是“特殊性”占主导地位；
从纵向视角分析，主要以多样性的表现予以补充。同时，世界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道路特殊性的时候，也要看到世界发展相互依存的脉搏。尤其是在当代世界话语体系中，如何创新性地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在批判基础上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成果，这些问题需要弄清，处理上述道路问题，坚持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就尤为重要。

（一）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优秀成果

社会主义道路探寻始终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现实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产生，就是在与资本主义的相互斗争中，不断克服其矛盾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其脱胎的母体就至关重要。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不是陷入改良主义，就是走向空想主义。只有既看到母体为社会主义提供的一定条件的客观必要性，同时又看到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对其超越的可能性，才能在科学的维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批判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优秀成果，而且只有以此为前提，社会主义的建设才不会又回到原始的低下的共产主义水平。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俄国农村公社问题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时，还是列宁回答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现实问题时，都强调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成果。

中国在探索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过程中，亦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优秀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在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并非就是一刀否定，相反还提出“可以有限制地利用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高度评价一样，它确实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这一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基于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还形成了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系列先进方法和制度。社会主义只有在充分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技术、方法、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搞好自身的发展，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决定了要搞社会主义，必须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成果。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前者是后者的母体，后者也不可能绕过前者而发展起来；
就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探寻而言，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共存，好让这些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离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去谈论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是拒绝的。

（二） 社会主义国家应创新性地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应当借鉴资本主义的社会优秀成果，这种借鉴不是照搬照抄，不是直接移植，而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有选择地进行，要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处理。只有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我们才能在学习的同时保持独立，才能在取其精华的同时尽量去其糟粕。

从历时性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是取代的关系，但是在共时性的空间中，二者是长期共存的。长期共存的事实告诫我们，社会主义在批判借鉴资本主义时更要善于创造，要在自身实际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合理地借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摒弃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旧观念，基于共时性思考，强调其与社会主义的纽带作用，探索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现实条件下，怎样有效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进入21 世纪后，我们要看到，就现实情况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缓解社会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进一步确定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巨大影响。这样的相互关系，显然让社会主义的成长受到一定制约。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让社会主义的强大统筹力得以展现。因此，针对当代世界出现的新变化，我们要认识到，可以创新性地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之中，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认识到借助一定的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当前生产力发展不足的解决之道，但市场经济也可能扼杀社会主义，这就要防止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同化，创新性地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提供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方案。

（三） 坚持借鉴与创新相统一

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长期共存的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将“思维的总体”置于“具体的总体”的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才具有科学性。因此，通过借鉴与创新的统一，不是用实践去适应理论的道路，而是在实践中生成道路、发展道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性，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走出立体的、有价值意蕴的道路。

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在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借鉴中谋求发展。一味地闭关锁国，只能被抛弃。

在道路探寻过程中，如果要将使命赋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入手，资本主义应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
社会主义应解决生产关系问题，理顺人与人的公平分配财富的问题。

事实上，在道路探寻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抛弃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形而上学思维。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和平演变”，也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谋求自身发展。这就是需要在科学分析和细致解剖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戴着“全景式”的眼镜，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创造与借鉴优秀成果，绝不能照搬照抄，而要在互动过程中成就自我。

任何一条道路，都是需要探索出来的，建构起来的，其过程既是自主探索的过程，也是学习吸纳先进成果的过程。结合实际，自主建构是根本，只有这样，这条道路才有根基和生命力。作为两种道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自然是对抗性，但不是绝对的对立，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但从整体视角看，一定是社会主义因素会不断成滚雪球般积累得越来越多。在一定条件下，最终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我们必须放下沉重的理论包袱，在借鉴与创造有机统一中，探寻更好的发展道路。

（一） 道路关乎理想目标

道路就是实现理想目标所采取的方法、路径、手段的总和。因此，理想目标是否科学、合理、具备可操作性，就成为道路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科学的理想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一系列目标和价值组成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能静止地孤立地去看待，也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否则，必然导致在社会发展道路探寻中的挫折和失败。同时，这些目标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它们之间的排列形式，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领域，会有不同的变化。以平行的视角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理想目标排列方式的不同，就会直接产生不同的政策影响和路径，呈现在道路问题上就是不同方向的道路。以立体的视角来看，不同历史阶段，同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不同的现实发展情况，也会适度和相应调整理想目标的排序，呈现在道路问题上，就是道路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理想目标本身就是动态过程，这也印证了道路的流变性。

其次，人民对理想目标的态度，就表现为实现道路的信心。如果对理想目标没有坚定的信心，就难以在实际的活动中表现出来。对理想目标的信心，不是抽象的玄学。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101，那就是把这样的信念落实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实践活动中。

最后，合理的理想目标应该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否则目标也无从实现。道路是实现理想目标的路径，道路问题至关重要。确定具体的、现实的、科学的目标后，道路就是决定目标能否达成的核心。正确道路的基点，就是梦想远航出发的起点。如果实现目标的方法、路径、手段本身违背了理想目标，那么就必须要重新选择道路。否则，一条路走到黑，社会主义建设必然遭受到巨大挫折。

（二） 道路根植现实基础

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体现一定的主观性。但道路也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它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如果我们背离客观性—现实基础的要求，没有从客观现实出发，而用空想代替现实，就无法走出成功的道路。道路在其可以运用现实世界时，才有意义。“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3]401任何一条道路都不是从头脑中生长出来的，也不是直接抄过来的，只有扎根于现实，才能明确道路的方向、自身所处的方位、道路的具体目标、实现目标的策略以及动力。

习近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8]无论是哪条道路，要走得好，走得通，那绝不可能是主观假定或者任意设想出来的，而是必须根植于现实。从历史的角度，现有的道路需要吸收历史文明的成果，它同时又是未来道路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发展之所以能不断前进，也就是从原则高度把握了道路演进中的历史尺度，避免陷入不切实际“幻想”的漩涡，并由此通向未来。从现实的角度，道路也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基于现实基础的经济逻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出现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忽视现实基础的情境，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社会主义，失去道路发展的基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中国道路到底怎么走进行了深度地思考。他从现实的经济逻辑出发，基于走向共同富裕的视角，在功能论的前提下，创造性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见，道路是首要问题，而现实基础就是首要问题的首要问题，没有这个基础的道路，必然会走不通。

（三） 坚持理想与现实相融合

道路是理想和现实的融合统一。如果把道路探寻仅等同于理想目标的设定，就很容易出现“理想决定论”，即认为只要有好的理想目标就可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实现新发展、新跨越。其实，没有现实的支撑，再好的理想目标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同理，如果把道路发展简单地理解为只能依靠现有条件，不能有任何突飞猛进甚至是跨越，就陷入了“现实决定论”，忽视了主观能动的作用。道路本身就是理想目标和现实基础两者主客观统一的产物，任何道路既不能在真空中产生，也不能脱离对目标价值的主动追求。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坚持理想与现实相融合的道路探寻史。科学社会主义相较于空想社会主义，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将理想目标不停留于“不变的人性”上，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找到了一条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根本原因在于将建设目标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抛弃“西方式”的标准现代化定义，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系统研判，走出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在把握道路探寻方法论时，还要注意两条密切相关的主线：一是道路演进中的连续性；
二是道路演进的阶段性。前者与后者又是互为基础，相互契合。

（一） 道路演进中的连续性

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是同时存在的两种方式。量变体现为事物发展在相对稳定基础上的连续性，连续性就是量变不断积累的过程。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不是凭空而降，而是在既有历史基础之上展开的，受到既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这种历史的前提性，使道路演进过程不是断裂式的，而是连续性的。同时，道路探寻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万里长征，需要一代又一代奋进者的辛苦和汗水。所谓连续性，也就是指社会主义道路前后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一致性、相承性。比如，中国道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三者固然在具体主题、具体目标任务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三个起来”之间不是对立的。事实上，后一个“起来”都是以前一个“起来”为前提性条件。因此，不能把“三个起来”割裂开来，它们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二） 道路演进中的阶段性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按阶段，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道路演进也是如此，必须按照历史过程来看待。道路需要经历若干阶段，从阶段性出发，才能系统把握不同发展时期道路的阶段性特征。道路的阶段性，主要是强调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理解考察其内在并列关系的逻辑性。所以，把握其阶段性特征，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

道路的探寻首先要明确的前提，就是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比如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目前的共识，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在这阶段内部又是由不同的阶段构成。道路探寻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过程中，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要分阶段、分步骤，从量的积累中产生部分质变，直到最后理想的实现。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9]

（三） 坚持连续性与阶段性相契合

在道路探寻问题上，要坚持连续性和阶段性相契合。忽略道路探寻过程的连续性，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
看不到道路演进的阶段性，就会因定位不清或急于求成，或消极悲观，而走向盲动或保守，事物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事物的发展，在量变与质变的双向“互动能量流”作用下，呈现出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道路演进也不例外，它无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考察道路问题，它是一个连续地不间断地发展过程，同时，它的发展变化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连续性不否定阶段性，相反，恰恰正是不同的阶段性构成了连续性；
同时，阶段性也不否定连续性，正是在连续性中，阶段性才能更好地体现。因此，在道路探寻的过程中要极力避免走向任何一个极端。

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克服了否认道路探寻的阶段性的“一次革命论”，且否认了道路探寻的连续性的“二次革命论”，才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正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一致但又不同的辩证关系，才取得了伟大成绩。改革开放前的道路探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历史基础，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对此，习近平特别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23所以，认识道路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契合，就是要在考察道路探寻史时，恰当地看待每一个阶段道路的特征，以及各个特征的内在关联。在看到道路量变的同时，也要看到其质变的一面，将量变与质变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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