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底蕴

杨 海，张雅琴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06）

在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想精髓，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顺应了时代发展大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思想引领。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底蕴是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一元论始终坚持物质是客观世界的本原，从哲学角度来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其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唯物主义一元论要求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要着眼于事物的本来面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推动工作，谋求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2]242”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学习辩证唯物论原理，不断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客观实际作为开展实践活动的立足点，积极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也是我们立足当下实际，分析现状、构建未来的重要思想引领。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我国后续的发展规划与未来走向作出客观系统的评估与预测。

当代中国正处于“发展起来以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3]39“只有更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才能守护人类健康。”[4]349我国国土、森林、海洋等一系列自然资源都较为丰富，这就是我国的客观发展优势，不过还存在较多的资源并未被有效开发，如页岩气、稀土、有色金属等资源由于技术方面的局限性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我国国土面积虽然辽阔，但人均耕地面积在全球处于中下游水平，而我国人口中农民的数量占据了较大比例，这一系列客观事实在短时间内很难有较大改变。因此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征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上述这些基本国情。换句话说，我国资源从总体上来说数量较为庞大，不过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并且由于自然环境与技术限制，我国资源开发与生产力发展在协调性方面存在较大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对能源问题做出长期的规划[5]”，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倡导使用可再生能源，避免资源浪费，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6]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判断，以进一步“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4]349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生产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整个世界都为中国的迅猛发展而惊叹，但与此同时，“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十分复杂严峻的。20 世纪90 年代，经过改革开放后十几年的发展，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而时至今日，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已经越来越转向于对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景和不懈追求，这便意味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已然迫在眉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为了多产粮食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现在温饱问题稳定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7]392”实际上，生态环境对于社会各个生产领域的发展始终都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不遗余力地解决了大大小小的生态环境问题。1982 年邓小平在峨眉山实地考察时，他强调要将粮食耕地转化成林地草地，根据客观需要，合理拓宽与调整地方政策与规定，改善和提升山区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和水平。其后，在与伍德科克谈及如何解决能源问题时，邓小平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指出要在耕地与荒地上种植草本植物，形成一定的绿化后再推进造林建设，科学合理划分成生态草原保护区与放牧区，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优良态势。他认为诸如水土流失这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既对群众的基本健康安全造成了较为不利的影响，又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由此可见，邓小平已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自然资源与社会生产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基于此，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正向作用机制。随着对生产力本质原理与理论体系方面研究的深度发展，自然生产力理论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蕴。

在“压缩的现代化[8]”进程中，我国经济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却也造成了众多无法挽回的生态创伤。当前，我国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不容忽视。长期以来，粗放的、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当前发展需求，压榨自然资源来推进工业化与社会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必须持续优化与创新经济发展结构，逐渐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始终将发展、生态、资源这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加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构建良好可循环的社会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为了“金山银山”而牺牲“绿水青山”，也不能为了“绿水青山”而放弃“金山银山”，经济发展绝非对资源的无休止掠夺，而生态保护也并非脱离生产力发展，而是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一辩证统一的关系，深入贯彻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理念，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习近平的“两山论”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系统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运用了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性价值理念。习近平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7]20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运用系统思维，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501”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实践这一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立足于实践，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第一，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类还未诞生前，自然就早已存在，对人而言，自然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0]”，它为人类提供了多样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其次，人类之所以能够科学有效地运用与管理自然，就是因为人类能够从自然界这个客观实在出发，认识自然的客体性。人类劳动实践的过程，就是持续性地感知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构建的对自然界的认知体系不断完善，对客观规律背后的本质影响要素与作用机理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人类只有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劳动实践，才能有效避免在开发和利用自然上走弯路，才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据此可得，自然的客体性特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时需要尊重与遵守的客观事实，是不可忽视的。最后，这种主客体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强调：“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9]503”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虽然也强调人，但这里的“人”是抽象的、单个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马克思则将“人”放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强调人在其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由此形成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实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得以统一，客体与主体得以统一。因此，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影响并不断改变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所体现的自觉能动性和主动创造性就必然受到重视。

“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只有赋之以人类智慧，地球家园才会充满生机活力。[3]37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人类的实践活动需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本质基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理论提升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强调是自然孕育了人类，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破坏自然的恶果最终还是要人类自己承担。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理念，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随之发生严重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根本属性被重新定义，资本的逻辑按照其致力于追逐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将人视为“经纪人”，此处的经纪人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这就导致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和谐共生关系遭到严重破坏。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则主要体现于“共生”二字，他认为，基于劳动实践为中介的前提下的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演变过程，也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性与客观性。在人类推进实践活动与生产方式改革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也处于不断发展的协同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演进而逐渐消除异化，进而实现整个生命共同体的发展。

如今，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逐渐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人类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俨然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重要课题。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同时也积聚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明显的短板。虽然人类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充分利用自然去改变客观世界，但是人类终究是自然的产物，要不遗余力地、尽一切可能地去维护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针对工业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污染与破坏问题，需要立足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人与自然共生的系统观，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都要遵循适度原则，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资源利用率，以较小的资源换取较大的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发展工作的基础任务，并坚持贯彻能源可循环利用与重点治理相结合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中，不断推动着生态文明制度的发展完善，有效夯实了生态风险治理的制度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1]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等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此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制度“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12]”也就是说，制度由人民创造，为人民所用，并随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革。放眼当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一上层建筑领域的发展和变革，也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巩固经济基础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84”国家治理体系是对国家各个领域进行管理的制度体系，其中涉及多方面的规范机制与制度体系，各体系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协调，共同推动国家治理水平的有效提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我国生态治理机制与治理能力的升级与创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制度则在理念和行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制度的核心，生态文明制度则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制度化表达，二者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在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创新发展和丰富完善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长远、向纵深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242”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原理，将实践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优化与完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84”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囊括其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始迈入快速推进的崭新阶段；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个重要论断，并且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其在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
其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到2020 年，构筑起由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021 年3 月5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3]99”这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举措都极大地推进了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提升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奠定了坚实的体制机制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坚持巩固和发展生态文明制度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层面的创新，那么遵守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则是在实践层面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涉及范围广、操作难度大，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要求我们在遵守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从全局层面领导并协调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培养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广大党员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提升自身的全局观念、发展观念、团队观念，既要在政治高度上正确认识遵守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性，又要在具体操作中有效提升遵守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的专业度。另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各地区各部门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活动中都能深入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从而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合力。与此同时，要在横向上加强在生态文明制度方面的执行力，督促干部区域分管责任制的有效运行，严格考核问责，做到真抓严管。总之，生态文明制度既要坚持巩固和发展，又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挑战，夯实生态风险治理的制度之基，不断促进我国生态治理机制与治理能力的升级与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彰显了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持续增进人民福祉。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4]

当前，人民希望能够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条件，更高质量的社会医疗保障服务、更友好的居住环境、更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更加多元化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厚的薪酬待遇，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快乐地生活。马克思曾这样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9]537”这种浪漫主义笔调将未来社会中人类自由劳动状态描绘得形象逼真：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已经具备了实行“各取所需”原则所必需的极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就为摆脱了固定分工的束缚之后的人创造了条件，使之完全可以自由地自主地选择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就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为人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13]4”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公共产品未涉及到不需要人类进行实践活动就能轻松得到的水资源与空气资源，大多为人类需要进行主观创造才能获得的公共卫生保障服务、教育与就业机会等。积极友好的生态环境不只是优质的空气质量，更多包括优质水资源、丰富的粮食、充足的能源、多样化的自然景观等，当这些公共产品被外界破坏或摧毁后，不管是何种社会阶层的人们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普惠性与公平性。“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人类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和主体，人类始终以满足自身利益为最终目的，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去主宰和控制自然这一客体。若对人没有意义，则客体不具备任何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以自然生态这一非人类的价值为出发点，构建与自然生态相符合的价值体系和发展路径，因此这一流派又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立场上，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导向，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服务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价值目标，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2015 年10 月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无论从新发展理念的整体还是从新发展理念中的任何一个单个的理念来看，都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意蕴。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更为鲜明，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这对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增强生态治理力度、培育生态发展亮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方、各部门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环境问题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美好家园的构建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2020 年10 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展望2035 年，就生产生活方式、能源资源配置、人居环境改善、绿色发展政策保障等方面都做了相关规划。这一系列的决策部署无疑为持续增进人民福祉增添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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