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

高雨欣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马克思、恩格斯在推进人类解放事业过程中，高度重视工人阶级政党建设，将其视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世界历史进入相对平和的发展阶段，欧美国家工人队伍不断扩大、组织性日益增强。本文对于“恩格斯晚年”的界定，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一时期。当时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和指导下，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如丹麦社会民主工人党（1876年）、美国社会劳工党（1877年）、法国工人党（1879年）、意大利工党（1882年）、俄国“劳动解放社”（1883年）、英国社会主义同盟（1884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1888年）、瑞典社会民主工党（1889年）、瑞士社会民主党（1889年）等等。这些政党主要在民族国家内部活动，都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并开展了各种斗争。但是它们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在党内有较大影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存在教条主义倾向，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残存着古老密谋团体的宗派主义恶习，在党的斗争策略选择上充斥着或盲动狂热或裹足不前的错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党如何领导工人阶级开展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呼唤科学的理论回答。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担负起指导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重任，看到了其亲密战友生前没有看到的新情况、新变化。针对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存在的问题，恩格斯着眼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美国工人运动》《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草案批判》《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多篇文章中，在与德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和美国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或工人运动参加者的书信往来中，阐发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党的组织工作方法等，启发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正确发挥历史作用。恩格斯晚年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19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思想理论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和混乱，表现为机会主义思潮泛滥充斥于党内；
二是教条主义倾向严重，致使革命实践严重脱离了各国的实际。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导致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走向歧路。对此，恩格斯深入批判欧美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内所反映出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以帮助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一）批判“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的机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树立的指导原则。恩格斯在谈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雏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曾强调：“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599，将科学世界观的确立看作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党基础。在恩格斯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真正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因而才会在1891年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写出诸如“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和“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错误表述，将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等思想巧妙伪装成所谓社会主义的新观点引入党内，混淆科学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恩格斯认为，机会主义是“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2]371，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兜售的另类的“救世秘方”，其内容不是对正义伦理的单纯价值追求，就是对旧有体制的应急性补救，实际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诗篇，对于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工人阶级苦难和社会矛盾毫无益处。机会主义总是以争取抽象的微弱改良来代替具体的革命斗争，从长期来看，这种改良只会让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斗争中已取得的微小斗争成果化为乌有，造成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内斗，使工人阶级沦为资产阶级的依附尾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3]415机会主义不是从社会阶级的视角去看待工人阶级现实的苦难，无视和否认存在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将斗争置于抽象的幻想之中，使原本要彻底变革社会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要领导和实现的社会变革不是某种抽象的幻想诗篇，而是处在辩证发展中的实践运动。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原则，就是把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放置在现实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开展。“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
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4]545。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基石之上的。从唯物史观角度看，人类社会的产生以及相关社会结构的塑造和变迁起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剩余价值学说则揭示出剩余价值构成资本家一切活动的目的，发现资产阶级正是凭借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实现对社会生产的私人占有，由此科学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和任务。科学社会主义指明工人阶级政党要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对所谓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空洞追求，也不是依靠资产阶级大人物的怜悯施舍，而是领导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建立起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制度。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和实现这一社会历史运动，从现实的社会革命中开辟工人阶级的解放道路。

（二）“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针对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将马克思及其理论滥用的现象，恩格斯分析指出“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只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5]98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不应该且并没有对各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提出确切的结论，如果将马克思的理论当作“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公式和包治百病的妙法，“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尤其是恩格斯在全面考察美国工人运动中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作后，针对其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的教条主义问题时指出：“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在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6]560恩格斯认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所犯的错误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错误，这个党没有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生搬硬套地运用书本上的词句，使革命实践严重脱离现实的社会环境。在恩格斯看来，理论回归实践的唯一正确做法就是：“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6]560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当作活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而不是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将其同现实社会的实际矛盾相联系、同工人运动的真实水平相联系、同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相联系，形成用工人熟悉的语言书写而成的斗争纲领，以科学指引现实革命斗争，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向实践转化。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是要通过认真阅读原著掌握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确实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讲清楚了，工人运动要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前进，一刻也不能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二是党要肩负起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任，在理论传播中积极启发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意识，通过革命宣传唤醒蕴藏在劳动群众中的社会变革力量，将工人群众反抗阶级压迫的自发活动积极引向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自觉斗争。三是党员要放下身段，全身心投入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反抗资本家的具体斗争实践当中，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多得多”[3]397，通过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来积极改造自己旧有的世界观。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并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的革命斗争纲领。“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3]318。党纲应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转化，它既是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旌旗，也是实现和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反映着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成熟程度。工人阶级政党要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科学思维制定党的革命纲领，使党的纲领既体现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持、反映党的理想和追求，又依据对经济政治发展情况的综合考量做出现实性的调整，突出说明党的近期目标，指引全党进行革命斗争。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从革命的实践中提炼和总结斗争经验，以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6]560。工人阶级政党不仅要敢于迈出从理论向实践飞跃的关键一步，同时也要从实践环节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将对经验教训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实现理论的创新，并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来指导未来的革命斗争。

党的组织建设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关键领域。在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中，宗派主义犹如毒瘤，程度不同地侵蚀党的革命组织，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使党面临蜕变和分裂的危险，甚至有断送工人阶级政党的可能。因此，恩格斯对欧美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并针对性地提出树立党内领导权威、严明党内纪律、发扬党内民主等主张，以消除宗派主义的恶劣影响。

（一）“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

树立党的领导权威是解决宗派主义的根本举措。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宗派主义猖獗的根源就在于党内领导核心的软弱无力，由此造成党内山头林立和各自为政，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陷入无意义的自我内耗。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让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真正摒弃自由散漫的风气，形成自觉尊重权威和服从核心的大局意识。“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7]378宗派主义反对一切权威的自治理想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虚无缥缈的假设，发扬党内民主的必然要求是树立党的权威。正如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提到的，“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7]368，因为党内领导权威的建立是依靠全体党员的自觉认同，最大程度地集中整体意志，使工人阶级政党最终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这种对于党的自觉认同是建立在工人阶级政党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宽松的民主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党的领导核心要坚持民主的工作作风，虚心接受来自党内外不同的意见建议和真诚批评，集思广益，实现集体领导的科学决策。同时，始终严守纪律要求，坚持斗争原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谨慎对待和处理党内的不同观点，力戒使用专制粗暴的方式压制争端。“应当通过争论消除确实存在的分歧，应当做到各方面都能接受，只要党还没有分裂，就应当致力于党的团结”[6]677。用教育和说服的方式来弥合党内分歧，以协商和集中的方式来凝聚党内共识，使党的领导权威成为激发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活力、维护工人阶级政党团结的强大引擎。

（二）“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

严明的纪律是遏制宗派主义的制度保证。党的纪律能够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恩格斯严厉批评了巴枯宁宗派主义反对组织纪律的“自由联盟”的原则，明确指出：“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8]519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员不应像基督徒那样依靠祈祷进行活动，而应带领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恩格斯认为在工人阶级政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的存在，但这种不同的意见不应当成为制造宗派和打击异己的理由。“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9]480党的一切行动都需要有铁一般的共同原则作为根本前提来约束和规范，这一共同原则即是党的纪律所要求的底线共识。纪律既是党内的集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对抗宗派主义毒瘤的有力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中，只有自觉认可、严格执行铁的纪律才能真正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10]540严格执行纪律是工人阶级政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工人阶级政党要在日常工作中确立党的纪律的约束力，努力做好党纪教育和违纪处理，引导工人阶级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形成尊重、敬畏党纪的意识和氛围。

（三）“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有争论的问题”

发扬党内民主是对抗宗派主义的重要武器。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是“完全民主”的政治组织，在党内进行有原则性的争论和公开批评，能够增强党内民主，消除宗派主义。“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6]679宗派主义的消除是需要依靠党内不同声音的理性碰撞和有序的思想交锋实现的，通过民主的争论能够不断增强共识，对于肃清宗派主义不良风气、改善党内生态环境、实现党在思想上的统一极其重要。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不能因看重和谐就向宗派主义妥协，以牺牲党内言论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氛围换取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恩格斯写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6]605压制党内民主，就是将俾斯麦专制政府压制工人争取民主运动的做法照搬到党内来，不仅没有解决分歧、实现和谐，还会助长宗派主义，将党置于危险的境地，扼杀党内的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的权利，使党变成狭隘的宗派。“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6]580党在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不同阶层的群众涌入党内，党内出现观点争论、发生思想碰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只要争论、碰撞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就能够推动工人阶级政党走向成熟，也有利于工人阶级政党实现思想统一。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要鼓励党内不同意见进行交换、讨论，同时倡导党内有原则的理性批评。“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偶尔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6]683对党内宗派主义的斗争，可以通过公开辩论让党内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暴露出来，使全体党员在讨论、评判中提升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工人阶级政党在组织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党内批评这一武器，以民主的形式广泛、坦诚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全体党员提高认识、明辨是非。

党的斗争策略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内容。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欧洲各国，新型军事技术和城市改造工程推进，使曾经作为工人阶级重要斗争方式的街垒起义逐渐失去效用。但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争取经济利益、民主权利的运动取得卓著的效果。由此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采用何种方式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而在欧洲工人阶级政党的内部，出现了主张依靠少部分有觉悟的人冒险行动实现革命胜利的“青年派”和迷恋参加竞选、走议会道路的“议会派”。恩格斯通过分析和批判“青年派”和“议会派”的斗争策略，阐明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根据具体斗争形势的需要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反对盲目冒进和消极无为，纠正党内在革命道路、斗争策略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正如他在谈到什么是工人阶级政党斗争策略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上，社会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469

（一）“青年派”的冒险主张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要坚决反对无策略的盲目冒进。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自称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派”，反对党内的渐进主义的政治策略，反对工人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把革命的议会活动和团结政策诬蔑为机会主义，并要求党的领导人立即采取“坚决”行动，号召以总罢工来庆祝五一。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的盲目冒进时指出：“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3]396“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6]510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事业的实践上不能忽视策略、一味蛮干，要在保存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开展斗争。巴黎公社革命后三十年，欧洲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处在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在资产阶级不断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化国家暴力机器的条件下，指望通过一次简单的街垒突袭就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变得不现实，积极争取普选权、学会议会斗争的艺术，就成为“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9]481。但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11]197他从未真正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制，也从未给予普选权和议会斗争过分的重视，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着眼长期的渐进的革命策略的环节。因此，党要克服急躁速胜的心态，做好长远打算，调整斗争策略。“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3]541工人阶级政党要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完成一个个阶段性的任务，最终实现革命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斗争实践中要始终坚持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目标，辩证分析革命运动中的动态形势，选择最优斗争策略，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虽然整个世界都处在不断地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塑造的状态，但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需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本国具体社会矛盾，洞悉社会矛盾的焦点，根据对社会矛盾的正确判断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掌握革命斗争的主动权。

（二）“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因取得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就裹足不前，放弃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最终理想。恩格斯认为党在进行革命斗争实践时，不能用短暂的阶段性成绩取代最终性的革命目标。“议会派”用作为斗争手段的民主取代劳动解放这一社会主义革命最终目标是犯了致命错误。恩格斯就此严厉批判“议会派”的道路观点：“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在今天，如果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6]514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要小心陷入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陷阱而使党变得庸俗，放弃实现劳动解放的最终目的而将其降低为争取抽象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上来，将争取议会党团的席位的多少视为工人阶级实现革命成败的标准，以放弃革命原则的让步向统治阶级主动投降。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不是以实现抽象的民主形式作为最终结果，而是要真正实现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因此在革命斗争中，应将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看作开展斗争的武器有原则地加以运用，竭尽所能地为工人阶级争取基本权益并为劳动解放的实现做好准备。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决不能放弃暴力革命。恩格斯告诫工人阶级政党不要对统治阶级心存幻想，要时刻警惕统治阶级的突然性暴力镇压，勇敢领导工人阶级用暴力的革命去对抗暴力的反革命，实现用“武器的批判”，最终夺取国家政权。“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
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6]554工人阶级在日常斗争中不断取得渐进式的胜利，革命的力量也随之在日积月累的胜利中不断增强，胜利的天平必然逐渐倒向工人阶级这边，这时统治阶级将会露出狰狞面目，采取暴力镇压等方式去打压和遏制革命的进步力量，甚至不惜变成自己法律的破坏者和颠覆者。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审时度势地肩负起领导广大劳动群众用武装的革命去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重责。“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3]551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革命的支持和拥护。

（三）“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抓住特定条件下的有利时机，有原则地利用合法斗争做好向劳动群众的革命宣传工作。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政治社会变革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斗争，资本主义是不能指望自觉的少数人依靠一次突然的街垒起义就能够推翻的。“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流血牺牲……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3]550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大多数人自觉参与其中的伟大社会变革，这就需要作为解放事业领导者的工人阶级政党将工作重心放到实现少数人的革命向多数人的革命的转变工作中来。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持之以恒地用“批判的武器”来唤醒蕴藏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力量，使广大劳动群众能够自觉投身到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中来。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充分利用合法斗争的有利条件，在日常生活中用朴素的言语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矛盾，教育和启发受压迫的人民认识阶级压迫的根源，向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宣传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总之，就是“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3]531工人阶级政党为工人阶级争取到普选权和在议会讲坛进行斗争的权利是有意义的，是从内部来撼动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基础。这种运用合法斗争的策略，可以向人民群众揭露资产阶级的统治阴谋，教育广大人民认清资本社会的剥削真相；
可以领导劳动人民进行经济斗争、捍卫生存权益；
可以通过锻炼提升工农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晚年恩格斯在帮助工人阶级政党解决革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坚持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并同形形色色的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污染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现象做斗争。他凝练提出的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规律和普遍原则，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辩证思维，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理论建设树立了光辉典范。恩格斯晚年的建党思想的理论遗产涉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党如何领导工人阶级开展斗争”等时代课题的思考，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共产党人应当特别珍视这份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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