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百年实践与价值图示
时间：2023-01-20 17:3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詹小美 骆红旭
精神文明表征了人类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态、先进社会文化的发展状态，以及达致这一状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笃定持守初心使命，始终发挥精神文明建设的感召和引领作用，通过思想建设解决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问题，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解决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问题，为救国、富国、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蕴含着丰厚而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成就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1]43由此出发，在深刻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基础上，科学把握我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践行特质和价值图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境遇被赋予一定的价值定位。作为不断发展和运动着的时空形式，我党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继承性和理论发展性，以内容发展的时间延续性和形式创新的传播拓展性，作用于目标、意涵、方式的统一，承载了精神文明建设实践链接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功能性。进一步论证了“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873聚焦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演绎，必须回归我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并以精神生产的发生场域、价值传承和主题转换的时代诠释，彰显精神文明建设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展开的历史脉络和时代图景。
（一）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这一时期，我党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3与此相适应，党的精神文明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中华民族的现实土壤，武装全党领导革命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21 年，党在上海创立“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共产主义者丛书等；
创办《新青年》《劳动周刊》等刊物发挥宣传指导作用。20 世纪30 年代中央苏区时期，为从思想上建党、建军、建政，我党对苏区的干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一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苏区干部群众头脑，教育机构主要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等。二是创办各级各类读报班、讲演班、俱乐部、列宁室，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构建群众学习网络。到1934 年3 月，中央苏区有列宁小学3199 所，学生约10 万人；
兴国夜校学生15740 人，男女比例3 ∶7；
补习学校4562 个，学生约8.8 万人[3]。三是引导苏区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禁止赌博、嫖娼、抽鸦片、裹脚等有害习俗。四是颁布《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法律层面保护妇女权益，鼓励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积极投身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而展开。在深刻把握中国革命实践要求的基础上，毛泽东将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发挥文化建设中精神文明的能动作用，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机器，帮助人们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4]。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化协会等组织以宣传新文化，创办了《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共产党人》等刊物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与此同时，为增强根据地群众政治素质和群众基础，我党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学习运动。1937 年，陕甘宁边区发布《关于冬学的通令》，至1939 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办冬学800 多处，学生1.5 万人，比1938 年的校数与人数增加了约25%[5]。1938 年冬，晋察冀边委会发出“开展冬学运动”的号召，至1939 年底，晋察冀边区冬学增至5379 个，入冬学人数由上年的18 万人上升到39 万余人[6]。
（二）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一时期，我党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与此相适应，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内容是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7]，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8]，党在全社会开展以“五爱”为核心的国民公德教育。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要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为彻底肃清封建遗毒和旧社会恶习，党在全社会开展禁绝烟毒、取缔娼妓制度、打击封建迷信、废除旧的婚姻制度的群众性社会改造运动。为扫除文盲，1952 年11 月我党专门成立了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约有1.5 亿人参加了扫盲班和各级各类业余学校的学习。到1964 年，15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1 亿多成年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此外，“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9]，亦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方法。1950 年9 月，第一届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召开，掀起了全国人民学习劳模精神的高潮。1953 年1 月，毛泽东强调要把“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10]，随后开展了“学雷锋”“学铁人”“学焦裕禄”等先进事迹的群众运动。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与基层群众生活相贴近，与国家工作重心相呼应，构成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三）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一时期，我党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15与此相适应，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扫清障碍，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11]。1979 年9 月，叶剑英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1980 年12 月，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3]367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题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1986 年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要方针，提出要引导全国人民加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全面展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1992 年10 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从理论建设、队伍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社会公德教育等方面，阐明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14]的观点，积极培养“四有”新人。1996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颁布，系统推进了文明城市、文明乡镇、文明机关等一系列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展开。2006 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正式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2011 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明确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战略目标之一。
（四）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党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1]23与此相适应，精神文明建设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精神力量。2013 年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确立了思想建设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使全国人民在价值观层面达成广泛共识。2014 年3 月，民政部颁布了《烈士公祭办法》，通过烈士公祭活动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2016 年5 月，国家旅游局颁布了《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通过旅客文明素养的提升，营造遵纪守法和文明礼让的社会氛围。2017 年4 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2018 年4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强调“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积极营造崇尚英雄、爱护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社会氛围。
这一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和基本要求出发，深刻阐发了精神文明建设价值传承和时代发展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主要任务方面，习近平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落细落小落实。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方针原则上，习近平高度重视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在具体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习近平提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系统推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组织领导方面，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负主体责任，牢牢掌握精神文明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统筹抓好各项工作，以务实有效举措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14]。作为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社会性活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不仅内含人们对物质世界观念把握的进步，而且外延指导实践的精神理念外在化转换的丰富。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和建设的成果，不仅体现了人们主观目的的客观化和现实化，而且彰显了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活动的内在品格。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精髓要义，源自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以及长期文化工作的经验升华，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实践要求。审视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透视精神文明建设“原则”“动力”“演化”等践行要素的结合与组构形态，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的链接，构成了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展开的践行特质，并在价值性上表征了精神文明建设“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6]239
（一）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指导原则
作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进行抽象的结果，原则是指导言论和行动的理论规定，在经典作家那里，“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
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规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410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实践，内蕴“坚持党核心领导的政治底色”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并行不悖的践行规律，彰显了我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以党为基、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实现过程。《决议》第四部分中“文化建设”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4。以此为基点，审视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政治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灵魂，这一原则强调党的奋斗目标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目标的一致性。人民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属，这一原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鲜明品格，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精神文明建设在政治性与人民性上的统一，是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伟大目标的现实契合，从本质上阐明了“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17]23
实践中，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是“树立以谁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问题，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实践无不体现了对这一指导原则的传承与坚守。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8]698，文化只有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服务于亿万人民群众的真切需要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精神文明建设“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8]708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13]256，而文艺领域“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3]21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17]19，同时提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9]
（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双轮驱动
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追寻意义还是确认归属，“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作为效果和利益的总称，效益是人们实践活动产生的有益效果和达到程度。社会效益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整体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增益；
经济效益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取得的经济收益。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实践，始终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映照和现实转换，在关照精神文明经济效益产生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整体效用和收益。《决议》指出：“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1]46社会效益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效益追求的确立和推广，强调在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社会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同时，聚焦人们价值认知、价值批判、价值选择到价值共识的达成过程，形成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模式；
经济效益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之源，强调在利益多元情境下，着眼于精神文明建设外在化转换的具体实践，凸显“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63的价值实现过程。
实践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双轮驱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是二选一的对立命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促进，在于“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7]185的方向定位。回顾历史，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的意见，再到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2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兼顾“社会-经济”效益的价值选择，在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的对象性活动中，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社会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产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文化作品；
在历史情感与文化滋润的经验积累和实践反馈中，充分调动文化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物质”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最大限度激发精神文明建设蕴藏的社会与经济效能，彰显“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19]的利益调试过程。
（三）继承性与发展性相链接的演化赓续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16]165继承性与时代性相链接的演化赓续，系统关照精神文明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和对时代精神的创新，不仅承载中华文明历史交流的记忆，而且折射精神文明在回应时代命题的同时深刻介入当下社会实践的价值立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46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实践，始终围绕革命和建设的不同主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和时代阐释，其深刻内涵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华、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追求，是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是精神文明建设对历史遗产的价值再现，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连续和渐进，影响了精神文明发展的统一和相承；
时代性是精神文明建设对现实发展的价值创造，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和时代诉求的回应，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丰富与充实。
实践中，继承性与发展性相链接的演化赓续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那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2]精神文明建设对继承性和时代性的创造性聚焦，在于对时代精神的坚定把握、对时代使命的自觉关照，不仅内含对现实生活的创造，而且通过吸取传统的有用部分，使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文明在具体的时代场景中与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发生共鸣，将精神文明建设演化赓续置于传统与现实交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古今中西之间融通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未来，毛泽东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23]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要善于在文艺创作中挖掘历史文化因素，创作更多传统文化精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树立国家品牌。继承性与时代性相链接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刻印证了“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24]的传承定式和传播扬弃。其涵养历史底蕴、回应时代诉求、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过程，释放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结构性效用。
作为组织、描述和解释经验的概念和命题网络，价值图示以直观锚定的符号样式和规则描绘，展示具体事物关系链接和作用范式的价值图景，指向了客体对人的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意义、作用的判断和确定。观照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百年实践的价值图示，意味着将精神文明建设置于时代要求的场景中、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践行的场域里，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框定在“意义与效用”“作用与评价”“需要与利益”等效用关系的表现范式中加以展开和归纳。由此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图示，必然涵括对精神文明建设历史与现实活动的当代省思，对当下精神文明建设与未来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共律检视，因而内在性地包涵了赋意人类实践、协调社会进步、引领全面发展的价值过程和价值图景。
（一）赋意人类实践的创造价值
作为人类特有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质形式。精神文明建设的创造性内涵指涉指导实践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这同时是一种体现人们价值性要求的社会活动，其过程不仅以物质建设的价值诠释引领人化自然和改造自然，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的主观能动，系统聚焦了包含“新质”的创造并将其传承下去的对象性关系，渗透在赋意人类社会实践创造性意旨作用的各个环节中。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实践，对增强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强调，不仅极大地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得到进一步彰显，推进整个社会面貌的深刻变革，借此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基础性要件。就此而言，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引领，充分演绎了实践活动的创造性意旨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表达，既构成了社会成员生存和生活的现实环境，又构成了人们进行价值创造、改变主客观世界的前提。
基于对象性活动延展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以追求更加幸福的人生和建设更加公正的社会为目的，根据不同的发展主题深刻回应时代要求、系统介入社会现实、积极改造主客观世界，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赋意创造性价值。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以“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态”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人与其价值生活的同一性发展，增强人们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的主体能动性，丰富人化自然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通过对群体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进步性阐释，统摄社会成员的历史传承、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思想感情的升华，凝聚社会共识，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社会实践提升自主性。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连接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思想道德建设以及促进精神文明深化的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彰显实践是人们社会关系生成和演进的基础，它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结构关系的诠释，抽象出具体发展阶段最优秀的价值精髓，达到两个文明在不断深化基础上的新的平衡。同时通过对社会实践主体——人的关照，聚焦既是历史的产物又给予历史以深刻影响的人的素质问题，为人类发展提供积极有利的思维标记，在对象性交往中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增强创造性。
（二）协调社会进步的现实价值
协调是自然的存在秩序、人类生存的实践智慧，蕴含在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中。社会进步的协调共进强调了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和谐发展，形塑社会健康发展的新格局。透视协调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建设，其价值过程表现为社会整体文明协调的均衡发展、和谐进步因素的进一步完善、社会演化动力的不断增强，并在现实性上彰显精神文明建设整合社会健康运行的内在趋势和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社会进步的现实价值，以社会协同的价值追问、社会创造的文化引领、两个文明同频共振的相互促进，贯通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协调共进的建设理念、破解发展失衡的应对之策，支撑社会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简言之，精神文明建设以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价值诠释，深度关照精神文明促进社会协调共进的方向和程度，“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25]。
实践中，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进步的整体协调，涵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协同一致。精神文明政治建设内含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中的联结关系，以精神文明建设维护政治稳定的意涵、精神文明的制度表意、社会治理效能的转换和政策实施的价值阐发，作用于政治稳定的基质和条件，指向了社会团结与和谐共进的政治基础。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以精神物化功能的价值诠释，投射保障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的思想导向、激发劳动热情和创新创造的精神动力，以及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储备的智力支持，聚焦资源分配最优化、物质产品丰富化、物质水平上升化的精神能动，指向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精神作用。精神文明文化建设以文化内容、文化方式、文化目标的统一作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各个环节，用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陶冶人们情操、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依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结构性作用，塑造人民对本民族文化价值内涵的高度认可。精神文明生态建设在承继中华民族“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律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阐发以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引领全面发展的人生价值
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人各种潜能素质的充分发展，人个性的丰富和完善，人本质力量的充分显现。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发展要求人的意识、人的情感和人的道德等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物质关系相协调。就此而言，精神文明建设引领全面发展的人生价值，指涉多层次、多角度增强人们以实践为特征的社会性发展、进行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关系全面丰富的价值性发展。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范畴中，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内在性地链接由目标向度、内容向度和实践向度共同演绎的价值意蕴，这一发展表征了自由的能动和选择的自觉。精神文明建设彰显了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创造了社会，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在现实性上，集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于一体的精神文明建设，着力于解决人们发展中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以及发展中的科学文化素质问题，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奋斗目标诠释和行为方式导引，对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思想关系加以协调、整合、规范和约束，维护社会公平、调节发展关系、提供精神激励和思想保证。
精神文明建设助益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向度，表现为两者前提的一致和基础的契合，即强调了以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前提的目标牵引。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推进。无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维度还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均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和建设路径，在价值导向上均围绕着“人”这一核心命题加以展开，并赋予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具体内容。精神文明建设引领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向度，表现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内涵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结构互嵌相融，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活动“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6]，它以社会主体精神和价值导向的历史凝聚和现实阐发，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施加影响，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成长的思维结构、心理模式和行为方式。精神文明建设引领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向度，表现为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以客观对于主观的必然及主观对于客观的必然，聚焦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世界的社会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