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以易别”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辨析
时间：2023-01-20 15:10:0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仙鹤 李 萍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地诸侯群起导致社会动乱不停、战争不断，这使底层贫苦大众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解人民之忧，诸子百家相继诞生。儒家和墨家作为诸子百家的代表，分别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思想主张。儒家和墨家的思想体系都属于道德哲学思想体系，两家在分别构建其思想体系的时候，都把爱作为其理论逻辑的开端。儒家的爱的核心是“仁爱”，墨家的爱的核心是“兼爱”，在其爱的平等性上是有所不同的，一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是从人世间所有人生而平等的角度出发的。儒家批评墨家的“兼以易别”，墨家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直到现在仍然是学界所讨论的重点问题。
(一)出发点相同——“爱”
墨家“兼以易别”与儒家“爱有差等”之间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他们都是以“爱”为前提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和构建其思想体系。“兼以易别”和“爱有差等”的提出对应着墨家和儒家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人都想要追求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可以保持和谐稳定的局面。因此，两家都以“爱”为思想前提构建其思想体系，并且希望这种思想能够成为君王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成为百姓与百姓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与思想准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爱”思想虽然是有差等的爱，但是却提倡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66“仁者爱人”[1]131以及“泛爱众，而亲仁。”[1]4-5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195(《孟子·梁惠王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万物”[2]340(《孟子·尽心上》)这种“亲亲之爱”无疑都体现了在其思想中包含了“爱”的思想，并致力于将这种“亲亲之爱”推及至爱天地万物。墨子的“兼爱”是爱无差等的，是天下人都能够所拥有的无私的爱、平等的爱。墨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祸乱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们过于追求自己的私欲，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他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3]125(《墨子·兼爱中》)并在《大取》中提出要做到“爱人之亲，若爱其亲。”[3]384墨子主张将天下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看待，是一种无私的大爱。这些都可以体现出墨子的兼爱和儒家一样都是以“爱”为其思想前提的，都把爱作为人际交往的道德约束和行为准则。
(二)价值观相同——提倡公利，反对私利
在墨家与儒家的思想体系中都对义利观有着深刻的阐释，而且两家对于义利观的阐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认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都提倡公利，反对私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39“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1]71在孔子看来“义”是君子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当面对个人自身的富贵之利应该考虑是否符合道义的要求；
孟子则认为世间战争迭起，纷乱不断是因为人们过分追逐私欲所导致，因此，便主张人们应该放弃追逐私利，舍生取义；
他提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2]311(《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义”与“利”都是人们所追求的，但“义”应该高于“利”，甚至重于生命，应该坚定不移地选择“义”。这种义利观不断发展，宋明理学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在墨家的义利观中，墨子将“利”等同于“义”，从而将两者相互统一起来，在墨家经典著作《墨经》中也提到：“义，利也”，体现了墨家将利与义相提并论。利中包含着义，义中包含着利，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兼相爱，交相利”[3]143中，即通过“兼相爱，交相利”从而实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仁义”的道德准则。因此，虽然儒、墨两家的义利观表面上针锋相对，但是在其思想内涵上却殊途同归，都是提倡公利，反对私利。
(三)理想境界相同——道德理想主义
儒家“仁爱”中的“爱有差等”与墨家的“兼以易别”从某种角度实质上来说，它们的思想中所包含的最终理想境界是相同的，没有区别的，即孔子和墨子两人都无限地夸大了道德约束的作用，都属于道德理想主义者。就儒家孔子的思想主张而言，他的主张主要是想把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动乱不安的社会改造成一种以“仁”为理论基础，以“礼”为道德约束，以“中庸”为行为准则，人人都为之所约束的理想社会。《论语·阳货》中提到：“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1]183由此可见，孔子在当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定，并且希望这种道德规定能够在普天之下运行下去。然而在当时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的世界仅仅依靠这种道德和行为准则根本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样对于墨子而言，墨子认为世间战乱不断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之间的“交相恶”，所以墨子才提倡“兼爱”，即要所有人对天下之人不分远近、不分亲疏、不顾阶级地兼相爱。这种对天下人无条件的“兼相爱”的要求或倡议在当时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孔子与墨子在政治上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大致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对人们道德的约束从而达到一种子女对父母孝顺、兄弟之间相互尊重、社会和谐稳定、政治清明的理想境界，因此，两人都属于道德理想主义者。
墨家的“兼以易别”和儒家的“爱有差等”思想虽然都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两者思想内容却有所不同，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两者所产生的阶级有所不同、对于“爱”的内容和范围的阐释有所不同以及二者在政治理论运用上有所不同。
(一)阶级差异——奴隶主贵族阶级与下层庶民阶级的对立
儒家和墨家虽然都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两者之间所产生的阶级基础有所不同。春秋末年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使当时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大幅度的改变，使得阶级的内部划分更加严重，这也造成了很多流民的出现。这种流民的出现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奴隶的反抗和大规模的流放导致一些奴隶主贵族无法维持现有的生活，因此，慢慢没落为上等的流民成为儒士；
另外一种是由贫苦农民或下层的失业者所构成的流民。孔子便出生于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因此，他的思想主张必定为较上层的贵族阶级所服务。所以，孔子的仁爱思想也就是建立在宗法关系以及血亲关系之上的“爱有差等”并且服务于古代的各种礼仪制度，为古代政治社会体制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相对来说，墨家就出生于底层的农工失业流民或者贫苦奴役，他们一直以来就受到封建官僚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上层阶级所难以想象到的。所以，墨子一心一意地想为平民百姓谋福利，处处为民众生活所考虑，也因此提出了“兼相爱”的思想，希望用自己的思想来提倡所有人都平等地爱护他人，不会因为血缘的亲疏或阶级的差异来区别对待他人。因此，墨家和儒家虽然都提倡爱人，两者其理论背景和阶级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二)亲疏差异——“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的对立
儒家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实质上是“爱有差等”，是一种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程度或者社会地位上的高低贵贱程度来决定所付出的感情或者给予爱的多少，实际上是由宗法关系所维系，是一种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之爱。孔子提到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30以及“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1]4等等这些说法都表明了儒家的“爱有差等”。儒家所提倡的“孝”是对其父母双亲及其长辈的爱护与尊敬；
提倡的“悌”“信”“泛爱”则分别是对兄长、朋友以及众人的承诺与爱；
在这些不同的“仁爱”之中，孔子的仁爱是以“孝”“悌”为根本的，在不同的具体感情中是有差别的,有次序的。正如程瑶田在《论学小记》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事事生分别也，人人生分别也，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4]
墨子反对这种有差等的爱，他所提倡的“兼爱”不同于儒家的局部的、有差别的爱，而是提倡人与人之间要做到“兼相爱”，所谓“兼爱”是指普遍平等的爱，就是不分老少、贵贱的兼爱，不分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的无差别的爱，是一种不同于自爱的博爱。墨子对于人们之间的自爱与自利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于儒家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的批判，因此，墨子提倡用“兼爱”代替“仁爱”。他提出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3]311(《墨子·非儒下》)墨子所提倡的爱是“爱无差等”的，他主张根据对待别人就要像对待自己一样的原则，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3]126(《墨子·兼爱中》)从而达到“使天下兼相爱”[3]122(《墨子·兼爱上》)的理想境界和政治追求。这种“爱无差等”的“兼以易别”思想与儒家孔子所提倡的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的“爱有差等”的“仁爱”思想是相异的，因此，墨家的思想也遭到了儒家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的猛烈攻击，孟子在其著作中就提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2]253(《孟子·滕文公下》)
(三)政治差异——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对立
儒家“爱有差等”和墨家“兼以易别”由于对于“爱”的思想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两者思想在其政治上的差异即君主治国路径上的不同。儒家在其治国主张上是一种对君主从自身上有所限制的观念。孔子认为人们的“爱”是从内心由内向外所散发出来的，因此，孔子更加强调君主想要治国平天下就先要修身齐家，所谓的修身齐家就是要求君主要注重内心的和自身品德的修养，以此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儒家作为其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其思想体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治国准则，这就要求君主能够有较完善的道德品质，有能够成为人民表率的品质，才能够正确地领导民众，感化民众，对民众“举善而教不能，则劝”[1]20使国家成为稳定和谐的国家。
墨家与儒家则不同，墨家所倡导的比儒家所提倡的限制自身更为强烈的一种方式。墨子认为，世间所存在的道德败坏现象是由于人们过于追求私欲，追求富裕的生活所导致的。因此，他反对一切过于奢侈的生活享受，提倡君主和民众都应该克制自己的私欲，提倡节俭。墨子提倡节制自我的生活是出于想要天下人都要平等，不分亲疏，不分血缘平等相待，即“兼爱”。墨子也希望这种“兼爱”的思想能够被君主所采纳，在政治中能够得以运用，“兼爱”在政治中的运用就是希望人们可以不分阶级平等地享受所拥有的政治权利。于是墨子便提出来“尚贤”“尚同”，即希望让有才能的下等人能够进入国家的政治机构，让其才能能够充分显示出来，以取代过去所一直维持的宗法氏族体系之下的政治制度。因此，墨子便想要以这种“尚贤”“尚同”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众幸福的政治局面。墨家和儒家都是站在自己所处的阶级立场设身处地地为自己的阶级所考虑，因此，两人从“爱有差等”和“兼以易别”不同的角度出发所产生的政治思想大相径庭也就不为奇怪了。
墨家“兼以易别”思想与儒家的“爱有差等”思想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与运用，已经渐渐地相互交流融合，从我们当今社会的角度来看，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兼以易别”的思想已经具有互补性，两者相辅相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精华，都对现在的文化、政治、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墨家这种“兼以易别”的思想在当代正好和现代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相符，是用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目的就是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平等共处，而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关键就是“以人为本”。墨子的“兼以易别”思想恰恰反映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在当今社会发扬和借鉴墨子的思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儒家的思想体系对当代社会的道德价值、政治价值或是教育价值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古至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尤其是以“孝”为核心的儒家孝道文化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每个人内心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原则，甚至成为现代人的择偶标准之一，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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