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日本国际秩序观的纵向性构造特征

安善花,王紫晨,朱冠群

(大连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19世纪以降，西方列强在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过程中，给被压迫民族带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和深重的民族危机，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开始从东亚区域国际社会扩大为整体性日益加强的世界环境。严酷的现实加深了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日本朝野上下开始探讨日本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对前所未有的外来危机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以摆脱民族危机并把握日本未来发展走向等问题。从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后期到明治维新这一阶段，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过渡时期。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日本封建社会权力中枢的幕府最初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措施。1825年，幕府发布“异国船逐退令”，对靠近沿岸的外国船只一律炮击驱逐，如强行登陆则予以捕杀，试图以更严格的锁国政策应付局面。但此举并无实效，加上其后鸦片战争带给幕府的强烈震撼，使幕府感到有必要调整其锁国政策。1842年8月9日，幕府下令撤消“异国船逐退令”，改行“薪水给予令”，对前来日本的外国船只提供燃料、饮水、粮食后令其离开，并对遇难的外国船只给予救助。这表明日本在面临外力威胁时，已经开始根据自身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进行政策调整，反映出对外关系中某种灵活变通的因应型国际秩序主张。1858年幕府老中堀田正睦在和熊本藩世子谈话时指出“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1]1857年美国驻日本总领事哈里斯到任后前往江户呈递国书时，负责接待的人员就前去拜访，围绕向外派遣大使的目的以及国际法的权限等问题，虚心请教有关国际法的知识。1864年，中译本《万国公法》传入日本。翌年，幕府的开成所[2]将《万国公法》翻印，开始对国际法的引进和接受。

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变，日本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为日本重新定位的问题，而他们所面临的首要课题是解决自我认识、对欧洲的认识和对亚洲邻国的认识并给予定位的国际秩序观问题。

针对18世纪后半期起来自北方俄国的外来危机，儒医、经世家工藤平助(1734-1800)主张开拓虾夷地(北海道)和加强海防，并指出“治国之第一要务为增强我之国力”。认为值此俄国正在南下之际，“如对此置之不理，使堪察加人与虾夷地连成一气，则虾夷地亦将接受俄罗斯之命令，不再受我国统治。如此则必后悔莫及也”，因此，必须确保虾夷地，强调“要害(海防)第一”，还指出“增加我国力莫过于取虾夷地”。[3]兰学家林子平(1738-1793)认为日本国民都要了解近邻朝鲜、琉球和虾夷地三国，提出要“在被三个邻国及唐土、莫斯科等诸外国万一自海上来袭时，应详悉防御之术”。[4]他还认为西洋各国“因有妙法，治理国家，和睦亲善，决无内战，此乃日本和中国企望莫及之事也”[5]。表明他对日本的实力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受过儒家思想影响的兰学家本多利明(1743-1820)则提出日本应将向海外扩张制度化、长期化，即建立“开拓制度”(殖民制度)，认为为了守卫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扩张，由此形成“东洋有大日本岛，西洋有英吉利岛，两大富强之国傲视天下世界”[6]的局面。他深谙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土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认为日本应建立面向全世界的“开拓制度”，以实现大国之梦想。[7]幕末另一位主张海外开发扩张的思想家佐藤信渊(1769-1850)则认为：“日本乃神国，物产富饶，地灵人杰……以此神州雄威，征伐愚昧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并明确主张：“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全世界都是日本的郡县，万国君长尽我臣仆。”[8]而“合并世界各国的方略是先征服中国：‘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9]

总之，开国前幕末思想家们在攘夷思想中产生的“海外雄飞论”成为支撑日本开国的国际秩序观，即他们在对欧洲国家的分析中发现惟有开国才能实现成为大国的夙愿。此时日本思想家的开国主张是企图以侵略邻国的手段来摆脱国内的危机，构建与亚洲邻国间不平等的上下垂直型关系，从而赋予这种“海外雄飞”的国际秩序观以鲜明的纵向性特征。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日本从来就没有跳出过古代东亚社会秩序的范围。日本没有建立起对等的国际关系认识。在日本的国际关系认识中，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这种认知显然来源于古代封建的中华文明体系。问题是中国始终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实现这种体系，而日本则总是依靠使用武力来实现这种秩序的成立。[10]

幕末日本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被统治阶级与幕藩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而在被迫开国后，又使日本深陷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面对残酷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客观现实，日本再次经历了自我认识和世界认识的巨大变革。

幕府采取的应对政策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早在培里来航的消息传到俄国后，沙俄即派海军中将璞查廷为特使，率4舰于1853年7月到长崎，要求划定国界并通商，幕府允以二、三年后解决。此前处理外交事物的实权一向掌握在幕府手中，从不征求天皇、大名的意见。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1819-1857)深知责任重大，不得不打破200多年来将军专断国政的惯例，向朝廷奏明“黑船”的到来，企图利用天皇这一政治资源来摆脱困境，同时又将美国国书的译本送与各藩大名和幕僚，征询今后的对外对策方针。幕府表示，“纵令触犯忌讳之处，也不必拘泥于此，希望各自不要保留在心底可充分提出意见”[11]。这样，天皇和大名对外交都有了发言权。正是在这样空前的民族危机下，在幕藩领主、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展开了各种讨论。

幕府征询意见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大名都倾向攘夷，在各藩藩士中，攘夷的主张也高涨起来。如村田清风所言：“外寇之事，应不分阶级上下总体承受之。”[12]海防和外交问题遂超出幕府和各藩的界限，而成为全国性的课题，从而增强了推动国家统一的民族意识。而幕府企图利用天皇的传统影响来应付时局，使攘夷能和尊王结合起来。

这样，由于日本面临切实的民族危机，加上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现实，又使日本的思想家们迅速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而如何认清世界形势，摆正日本的角色地位，是日本面临的首要课题。自培理来航以来，在幕府体制下展开新的自我认识和世界认识，最初可以概括为“尊王攘夷”这一口号反映的国际秩序观。

从大学生创业目的和意图的调研选项来看，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创业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
崇尚弹性工作时间。29.7%的学生认为是为了赚更多的钱，17.75%表示是为了就业。由此可以看出，当前高职学生选择创业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和解决就业问题，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当前90后的大学生有了自主的努力方向，崇尚自我发展，同时也反应了大学生相比70后、80后的学生追求固定朝九晚五、比较稳定的工作有所不同，而更倾向于自由灵活，更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工作环境。

日本锁国政策的精神支柱首先是“华夷”思想。幕末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首先认为西方列强具有侵犯日本的野心而敌视之，从而产生强烈的敌对意识，形成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思想虽然部分地反映了日本人民对外独立平等的要求，但其思想基础首先是传统的“华夷之辨”理念，因而势必从封闭的排外意识出发，将欧美国家定位于“夷狄”，视其为禽兽，一旦靠近必逐之。幕末儒学家大桥讷庵(1816-1862)曾著《辟邪小言》，驳斥西洋学；
著《邻疝肊议》，认为：“今之西洋，并吞蚕食各国，非仅为豺狼，乃久蓄异志，怀觊觎之念之贼也。怀觊觎之念之贼，即国家之大敌。即使未被吞噬，亦无可宽恕之理。况纯属戎狄，苟为大夫者，应常怀敌忾之心，言其名亦觉秽口”。[13]

其次是日本作为神国的例外论。“尊王攘夷”思想是后期水户学提出的，其初衷是企图以此巩固日益动摇的德川幕府。尊王攘夷思想与神道和国学的“神国”观念相融合，高唱日本至上主义，不承认西方各国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先进，完全无视日本落后于西方的现实，认为西方各国“倾人之国”的故伎，是“唱夷教，以煽惑民心”。[14]认为外患主要是道德危机，主张“明夏夷之邪正”。[15]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也主张：“明神皇之大道，拒夷狄之邪教为海防之要也”。[16]从而认为：“务在明国体”。即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企图通过对内鼓吹本国的制度和文明的纯洁性来克服外来危机，而不是通过发展国力，缩小敌我双方的力量差距以对抗外来侵略。他们将天皇所谓“万世一系”的神圣性作为日本民族独立与尊严的象征，为日本民族例外论寻找理论依据。

幕末儒学家会泽正志斋(1782-1863)著有《新论》《正名论》等，其言对尊王攘夷论影响很大。“赫赫日本，自皇祖建国，……圣子神孙，世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自古迄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如天地之不可易也”。[17]他在1825年著的《新论》中，将儒学的秩序说、名分论和忠孝观与神道和国学者们所信奉的神国观念综合在一起，力图使贯通《新论》全书的中心论点即尊王和锁国攘夷论更具有权威感，以期达到“远夷狄，使神国之人恶夷狄，夷人怨神国”，[18]即主张尊敬天皇和锁国攘夷。正是“日本是神国这一国学的学说，进一步加深了排外思想”。[19]

幕末“尊王攘夷”论的另一个根据是对外危机意识。对外危机意识在江户中期以后随着北方问题(指日本与俄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纠纷)的出现而产生，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也使日本更加认识到同西方国家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培理舰队强制日本开国则使这种意识进一步增强。当时的日本以既已形成的国内统一市场为基础，能迅速形成民族意识，因而对外危机感同时伴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大约从9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下半叶，日本人的民族统一和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意识沉睡了1000年左右。”[20]这期间，虽有公武之争，中央集权与分权之争，但封建割据始终占优势。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处于“锁国”状态。在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200多年里，天皇不过问政治，日本虽保持相对统一，但幕府直辖领地只占日本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强，其余国土被分割成二百几十个封建领主地—“藩国”。藩的统治者称为大名，他们是世袭的封建领主，控制着藩内的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并拥有行政、司法、军事、税收等方面的广泛权力。“很多人一提到一国就常指一藩，局限于狭隘、独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没能培养国际性视野。”[21]然而，“19世纪中叶，先进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加强了日本人的团结，几乎触动了一切政治方面和知识方面的领导者，也是国家的独立正在受到威胁的所谓危机感”[22]。于是，天皇成了凝聚民族意识的载体，以“海防论”为契机，“一君万民论”和“公议舆论”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尊王攘夷”成为当时日本的国家诉求。

“立足于神国思想，宣扬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和独特性的‘尊王攘夷’的国际秩序观，又在思想上支持了攘夷论者蔑视外国人为未开化野蛮人的夷狄观。”[23]幕末日本一般称西方各国为“夷狄”“戎狄”，视之为信仰邪教不知人伦的存在而加以蔑视，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刺杀在日西方人，焚烧使馆，击损船只。但由此引发的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使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表明此时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实力悬殊。“认识到英国的实力，从而认识到攘夷是行不通的”，“就连一般的国民都意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24]而极力维持其统治根基的幕府缺乏迎击外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被迫开国，加入西欧条约体系后，又无法应对开国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这正是日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从国家民族意识与对外观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尊王攘夷”国际秩序观勃兴的背景，而日本向何处去的历史方向问题最终落在幕藩体制的去留上。

幕府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开国，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加入西方条约体系，试图借助西方技术，作为保护自己领土和制度的工具，而不是把它当作变革社会的手段，这就注定幕府将难以承担近代国家的使命。[25]德川幕府也曾认识到日本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并为此进行倡导摄取西方现代因素的藩政改革。“幕藩体制只能在国际条件允许的锁国的条件下保持下去。那么，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时，幕府的继续存在就取决与幕府能否变革体制了。”[26]德川幕府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幕藩体制，从本质而言，显然难以胜任建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的重任。“幕府只有在它们掌握有效的力量而且现存的事态使日本的民族情绪感到正常和恰当的时候，才能使古老的皇朝处于从属地位。1858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再存在了。”[27]因此，这种“尊王攘夷”的认识与选择同幕末日本内外交困的严峻现实发生联系，促成为挽救民族危机而需要打倒幕府、积极开国进取的一个政治过程。

“由于开国所引起的日本社会的变动，使幕藩封建统治成为过时的东西。日本要在19世纪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立下去，就必须出现一个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国家政权。于是，围绕着外交的政治斗争，就发展成了要求变革政治体制的运动。经不起内外重压的幕府，未能使自身转化为近代民族国家政权，终于被打着天皇旗号的倒幕派所推翻。”[28]总之，面对近代西方文明势不可挡的冲击浪潮，日本必须形成一个能够顺应这一形势并有效因应这一冲击的政治主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民族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体。“尊王攘夷”思想，在倒幕维新运动中成为动员民众、统一民众思想，促进至高无上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有力武器。虽然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偏见，但在西方冲击日益加剧，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形势下，作为意识形态，对于推进富国强兵政策和保持国家独立、促进近代化，曾发挥过有效的作用，但终究不是近代意义的国际秩序思想。

“在东方各国民族危机感增加的同时，亚洲内部原有的秩序面临新的整合。在思考如何为自己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重新定位时，日本所面临的首要课题是解决欧洲认识和亚洲认识的国际秩序观问题。”[29]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迫使古老的东方各国打开紧锁的国门，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东方民族空前的危机。东方各民族在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需要对变化中的世界有一个新的认识。日本正是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考虑如何才能免遭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一方面还要考虑未来日本向何处去这一国际秩序观的重要问题。

社会精英阶层的意识与行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的发展。[30]日本的精英阶层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日本未来战略走向，进行国际政治战略思考，迅速实现思想飞跃，探讨日本面对西方列强应予采取的措施，对日本后来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以佐久间象山、桥本佐内、横井小楠和吉田松阴最富有代表性。他们作为生活在日本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列强叩关首先作出反应的思想家，深切地感受到封建末世的内忧外患，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强势要求开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经历了日本从东亚区域性国际社会的外部环境向全球性国际社会转变的过程。自身经历了从攘夷到开国的思想剧变，进而认真思索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日本适应世界形势确立立国路线，提出过各自设计的蓝图。

佐久间象山(1811-1864)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当今世界仅以和汉学识，业已无能为力，如不总括五大洲，宏大经济，则难以应付。”[31]表明他能够正视多元文明并存的现实、所处世界范围的扩大以及欧美诸国近代文明的发达，摒弃对夷狄的传统偏见。为此，他在思考和认识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家间的关系时，注意到国际交往中力与德的辩证关系：“同力度德，同德量力。”即在“力”相同的情况下，“德”才是决定两者优劣的重要因素，于是又演绎成要在力量均衡的条件下才能论及道德，而在德相同的情况下，靠义来衡量。在其认识体系中，他把“力”的高下，是探究“道”“德”“义”的价值前提。即所谓：“人们赞美文王，不过是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罢了。无其力而保其国，未有之也”，[32]因此，他极力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于1862年上书幕府，主张取消“戎狄”“夷狄”称号。

由于佐久间象山沉湎于“力”的理论，注重目的合理性的追求，加上他培养的一批学生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所以他的思想主张构成日本国际战略形成时期最为重要的源头，导致日本近代以后发展道路的偏离。他所设计的道路实际就是积蓄力量，扩充军备，通过军事实力的威慑与压迫参与国际关系中的角逐。从以后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其思想对日本发展道路的影响很大。

“如果说佐久间象山是在‘力的面前相互平等’这样的形式下，从里面为近代国际意识做了准备，那么，横井小楠则是从正面开始展开国家平等观念的。”[33]

横井小楠(1808-1869)是熊本藩士、开明思想家，他首先打破华夷秩序的桎梏。他强调“道乃天地之道，非云我国与外国。道之所在，虽为外夷亦堪为中国(中华)；
如为无道，虽我国、支那，亦可指为夷国。初无所谓中国、外夷之说，国学家者流之见识，已大不合时宜。支那与我国终至成为窳陋之国，远远不如西洋”。[34]在这里，横井小楠虽然仍以儒家的伦理概念为基准构筑自己的欧洲认识，但毕竟“使日本、中国和西方各国在衡量社会合理性的规范面前成了平等的国家，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华夷观念”，[35]为近代国际观念的形成做了准备。

他还认识到了世界的一体化，认为日本是世界格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强调要从国家之间的联系着眼观察世界格局而不是孤立地认识日本。他在仔细研究了西方各国贸易通商情况后指出：“观察今日洋人所为，不仅轮船、火车、电报、水力纺织机械等，且便于民生日用诸般均究其极致，近来又挖掘红海海峡为其海路，贸易诚具莫大之利。更交通万国，广开交易之利，彼等得以国富兵强”，[36]从根本上说，横井小楠对世界局势的观察，最重要的还是着眼于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即以贸易立国的理念构筑自己的欧洲认识。为此，他力主开国，并认为“今日之势，宇内万国共同交通，今日本一国主张锁国割据旧习，则以万国为敌，眼前必招灭亡之祸”，[37]主张日本应摒弃固陋习俗，与时俱进，融入国际社会。横井小楠的思想主张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影响也很大，他的学生由利公正就在后来为明治政府起草《五条誓文》。

桥本左内(1834-1859)作为幕末的志士之一，积极主张开国。他认为“方今形势不可锁国，有识者一目了然”，并主张“普通日用品”“如先与外国交易，则可长期获得莫大利益”。[38]但他所设想的开国，是通过幕藩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在这一国内体制下进行。在对日本的国家定位上，他认为“无论如何，日本想维持独立是很难的。如果要独立，就必须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无论如何也要把亚洲看成是东藩，把西洋当成我们的所属，而视俄罗斯为兄弟唇齿之邦，进而经略邻国，这是非常紧迫的”[39]。

吉田松阴(1830-1859)是长州藩武士，在荻举办松下村塾，高杉晋作、久坂玄端、吉田荣太郎、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为明治维新立下功绩的杰出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主张“开国攘夷”，“尊王攘夷”，并认为，日本不仅是“神国”，而且又是由天皇统帅的天皇制国体。概括说吉田松阴的政治观，就是“忠君爱国”。[40]吉田松阴还“抛弃了认为贸易是以国内有用之物交换外国无用之物的旧观念”，主张“航海通商”。[41]在他开国攘夷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中，挥之不去的就是对中国和朝鲜等邻近国家的领土野心。他在《幽囚录》中提出要把握时机，迅速对外扩张的主张。他说：“今当急修武备，整顿船舰，齐备大炮，即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琉球，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42]他在致其兄的一封信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取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43]总之，到吉田松阴的时候，日本知识分子的海外开发论，在“忠君爱国”的精神指导下，已成为征服世界论了。

概括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国际秩序观，幕末思想家面临国际社会扩大至全球的新形势，各自提出观察和分析国际局势的理念，分别就日本的未来走向和立国路线设计出前景。而开国前的学者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会泽正志斋等的开国主张是企图以侵略邻国的手段来摆脱国内危机，其认识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危机感。开国后的知识精英如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佐内、吉田松阴等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出现升华，超越了东亚地区的世界观念。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并称为引进西洋文明的先驱者”，其中，横井小楠已“向全面接受西洋文明迈出了第一步”。[44]但他们实际上是发展了开国前思想家林子平、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渊的主张，其思想表现了“折衷和过渡”[45]的性质，而且“他们立足于儒学基准，并以重新解释儒学概念和思想的形式，试图调和儒学和西方文化，这是历史的限制所使然”[46]。在国际秩序观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上，即如何看待东亚、如何处理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其中也有人主张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强索特权的要求转变为对邻国的强索特权的要求，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主要是改革幕府政治。因而丸山真男将他们视为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47]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新一代思想家在担承起近代启蒙重任的同时，也继承了前期思想家的转嫁危机意识，在给日本指出了一条明确方向的同时，也为明治维新后构建纵横分明的双层构造的近代国际秩序观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幕末日本国际秩序观，无论是意欲实现强大国家梦想的“海外雄飞”论，还是基于国内国际现实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尊王攘夷”思想，都暴露出明显的扩张性及对邻国的侵略性特征。日本前近代国际秩序观中这一鲜明的纵向性结构特征至明治维新后则更加突出，与日本采取的同欧美列强协调的横向性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的双层构造直接规约了其后日本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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