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歌研究中的动物性及构建苏轼动物诗学问题研究

杨景春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20010)

苏轼诗歌研究，历史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这四十多年来，苏轼诗歌研究得以快速发展，不管是时代地位、历史特点亦或远大影响，著述不断涌现，视野不断扩大，新见解层出不穷。从意象角度看，有舟船意象、月亮意象、花卉意象、竹意象、水意象等，这么说吧，景物描绘里的自然环境也好，社会环境也好，该涉及的差不多都涉及了，几乎囊括了苏轼诗歌的所有意象。而从动物角度，关注的少而又少，在我见到的苏轼诗歌研究专著里，找不到一章或者一节“动物”专题，所以，本文提出了关于苏轼诗歌研究中的动物性问题。

关于动物研究的，比较突出的，关于“鸿”意象，朱刚从苏轼的人生与诗的层面，认为“雪泥鸿爪”是其一生的象征[1]。关于“雁”意象，有人认为苏轼诗词频频出现，是诗人主体意识的物化，人生如寄、倦客天涯，以及回归意识与生命存在的深层感悟[2]。关于“鹤”意象，有人认为体现了苏轼萧散简远的个体自由精神以及主体品格[3]。关于苏轼诗歌“马”意象，有人觉得除了吸收前人思想外还有自己的创意，作者在忠君报国的光荣和羁绊鞭笞之夹缝中挣扎[4]。还有人认为，苏轼常常以马自喻，是自己的连环自画像，不管是驰骋千里的骏马还是傲骨铮铮的瘦马都是苏轼的英雄情结[5]。关于“鸡”意象尤其是“休将白发唱黄鸡”，有人从“原意”和“愿意”层面分析，认为黄鸡出于湖北黄冈溪水民谣而非白乐天的《醉歌》[6]。还有人将东坡咏雁词《卜算子》和陆游同词牌《咏梅》对照，觉得他们两个一是以大雁做说辞，委婉表明自己眼下处境之困顿，一是借梅花做载体，叙述自己报国无门的苦闷，物和人融为一体[7]。其他动物很少有专文论及，涉及面不够，量也很少。比如，苏轼是陶渊明的忠诚粉丝，写过240首和陶诗，陶渊明诗中飞鸟意象突出，苏轼诗词里当然也有不少飞鸟意象，但无人关注。苏轼诗歌中能有几种动物？为什么要上升到动物层面，上升到动物性的高度又能怎么样？

《古诗十九首》人生况味浓厚，作为文人五言诗，它最早又最成熟，其中出现的动物不少，有马、鸟、昆虫3类11种[8]。根据高明乾《诗经动物释诂》，《诗经》涉及动物一百二十多种[9]。苏轼诗歌中有多少种动物？仅以海南作品为例说说，海南苏轼有诗歌约130多首，词4首。早在1948年，冼玉清就在《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发表过《苏轼与海南动物》的论文，归纳苏轼作品中出现的动物总计竟高达35种，够多的吧。其中绝大多数来于诗歌，极少数来自散文。

分为鳞介质3种，包括龟、牡蛎、鲫。分别是“海南神龟三千岁”(《葛延之赠龟冠》)：“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食蚝》)，蚝即牡蛎。东坡自下狱后，常恐性命不保，诗有“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句，乃主张茹素放生。“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鱼21尾。”(《书城北放鱼》)

兽类8种，包括麏(獐子)、豨(野猪)、花猪、犬、狗、猫、鼠、马等。分别是“惊麏朝射，猛豨夜逐”(《和陶劝农六首》其三)；
“五日一食花猪肉”(《闻子由瘦》)；
“犬吠主人怒”(《郊行步月作》)；
“予来儋耳，得吠狗，曰乌觜，甚猛而驯”；
“亡猫鼠益丰”(《冬至与诸生饮》)；
“系马门前柳”(《和陶拟古九首》)，“倦马碾风沙”(《次韵和子由浴罢》)。

昆虫类12种,前6种包括蛙、黾、蝦蟆、白蚁、蛩、萤。第一种蛙，第二种黾，出于“幽居乱蛙黾”(《迁居夕闻邻舍儿读书》)，蛙黾即蛙。韩愈：“蛙黾鸣无谓”(《杂诗》)。元好问：“群动日蛙黾”(《出京》)。冼玉清解曰：“余按栖于陆者为蛙，栖于水者为黾，鸣声哇哇者为蛙，鸣声哈哈者为蛤，苏轼幽居，鲜宾客，谢交游，本至寂静，乱之者惟蛙黾之声耳。且蛙黾本同类。上文即证明黾即蛤，则两物皆美味可食一也。”第三种蝦蟆，出于“稍近蝦蟆源习俗”(《闻子由瘦》)。第四种白蚁，出于“有白蚁升，余帐已腐烂”(《书海南风土》)；
第五六种，蛩与萤，出于“暗蛩方夜绩，孤萤亦宵征”(《和陶赴假江陵夜行郊行步月作》)。

昆虫类12种，后6种包括蜥蜴、蛜蝛、络纬、蝙蝠、螟、蝗。蜥蜴和蛜蝛出于“月窗盘蜥蜴”，“风幔落蛜蝛”(《独坐有感》)，蛜蝛一名鼠妇，在墙根下潮湿土中生，状似地鳖虫；
络纬出于"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倦夜》)，络纬也叫莎鸡，俗称络丝娘、纺织娘；
蝙蝠出于“荐以熏鼠烧蝙蝠”(《闻子由瘦》)；
螟和蝗出于“森然不受螟与蝗”(《真一酒歌》)。

禽类12种，包括鸡、鹅、鹊、鸭、鹤、鸥、鹭、鵩、鸺鹠、鹘、燕、五色雀等。鸡出现四次，“打狗惊鸡似病疯”(《访黎子云》),“老鸡卧粪土”(《次韵子由浴罢》)，“十日一食黄鸡粥”(《闻子由瘦》)，“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
鹅出于“得谷鹅初饱”(《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
鹊出于“惊鹊再三起”(《郊行步月作》)；
鸦出于“旦随老鸦起”(《入寺》)，“清风欲发鸦翻树”(《夜坐达晓寄子由》)，“老鸦衔肉纸飞灰”(《海南人不作寒食》)，“枫叶见鸦翻”(《庚辰岁人日作》)；
鹤出现三次。“舞鹤双低昂”(《和陶拟古九首》)，“芦根看鹤立”(《戊寅人日作》)，“玄鹤舞长翮”(《和陶使都经钱溪》)；
鸥出于“泛泛随鸣鸥”(《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
鹭出于“白鹭横秋浦”(《澄迈驿通潮阁》)。鵩，人皆以为不祥之鸟，出于“鵩鸟来座隅”(《和陶拟古九首》)，“但恐鵩鸟来”(《和陶使都经钱溪》)；
鸺鹠外形像鸱鸺，俗称小猫头鹰。出于“孤城啸鸺鹠”(《夜卧濯足》)；
鹘出于“天低鹘没处”(《澄迈驿通潮阁》)；
燕为昵人之鸟，与鵩鸟鸺鹠正好相反，出于“新巢乳燕犹窥砚”(《庚辰岁人日作》)，写人日书斋之寂寥。

最后1种动物是五色雀。苏轼以《五色雀》为题目写了一首长诗。

冼玉清《苏轼与海南动物》是一篇大论文，冼玉清主要是从自然科学角度阐述了这些动物的生活环境，各自的习性特点，《岭南学报》大16开刊载用了18个页面。《岭南学报》1929年问世，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岭南大学下马而休刊，这段时间发表了许多学界权威人物如陈寅恪、王力、吴宓的重要文章。冼玉清(1895-1965)，广东人，画家，博学家，享誉学林。冼玉清这篇论文文理兼通，史料丰富，统计苏轼海南诗词所写的动物有35种。她认为这些动物“大抵皆人所习见，但苏轼离乡远谪，其所感遂有不同，独白蚁惟浔湿之地有之，非中原所有，轼见之所以感慨不已也。五色雀罗浮每每出现，人称瑞鸟，不图亦见于儋耳也”。

那么，苏轼海南诗词是不是仅限于这35种动物呢?答案是，非也。最近，笔者根据范会俊《苏轼海南诗文选注》(1990年北师大出版)进行一番统计，这本书收诗歌约130多首，词未收，收各类书赋若干。统计结果让我惊喜，大大出乎意外。除了冼玉清统计的35类动物之外，还是海南动物，笔者又统计出36类，不愧为“韩潮苏海”对这些动物进行分类。

昆虫类动物4种，蟏蝛(xiāowēi)、蚕、蜩、蚁蜂。蟏蝛分属于两个词语，“蟏”，蟏蛸(shāo)，脚很长的肖蛸属动物，民间谓喜庆之兆，老百姓叫它“喜蛛”或“蟏子”，蟏蛸属于蜘蛛的一种，形体细而腿脚长，善结网；
“蝛”，蛜蝛，就是前面提到的生于墙根状似地鳖虫的“潮虫”。“蟏蝛”典出《诗经·东山》：“伊威在室，蠨蛸在户”。苏轼“石建方欣洗牏(yú)厕，姜庞不解叹蠨蝛”(《追和戊寅岁上元》)，牏厕，内衣。《史记万石君传》：石建在朝中任郎中令，隔五天一定回家一次为父亲洗内衣内裤。姜庞，指姜诗和妻子庞氏。姜诗，“二十四孝”里“涌泉跃鲤”主人公，家住四川广汉郡雒县泛乡(今德阳孝泉镇)。庞氏与姜诗成婚，尽心服侍公婆。东坡贬琼期间，苏过随行，全力照顾年迈之老父，将妻小置于惠州，到元符三年(1100年)上元，已两年余未见，东坡感而作诗，点赞苏过夫妇笃于贤道，从不叹独居之苦，用典贴切。蚕，出于“春蚕食叶人千万”(《题黎母山》)，黎母山为黎族人的“神山”。蚕比较多的是桑蚕，属于变态昆虫，又称家蚕，台湾及岭南称娘仔或蚕宝宝，我国是蚕桑大国，这个小动物功不可没。蜩，出于“子亦见夫蜩与鸡乎”(《众妙堂记》)，古书指蝉。《庄子·逍遥游》一开篇便是蜩与斑鸠两只小动物耻笑鲲鹏的场景。蚁蜂，出于“茂陵秋风客，望祖犹蚁蜂”(《安期生并引》)，意思是安葬于茂陵写过秋风词的汉武帝，和刘邦比不过是蚁虫罢了。蚁蜂与我们常见的蚂蚁相似，英文velvet ant直白翻译即为“天鹅绒蚂蚁”。蚁蜂雌性的外貌就如同长着许多绒毛的大蚂蚁，有红、黄、白、黑等，颜色漂亮；
另一半就糟了，其貌平平，缺少漂亮绒毛，与雌性比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我们知道的蚁蜂约三千多种，活动多在西半球，特别是干热地带。蚁蜂另解，蚂蚁与蜂，犹言乌合之众。

天上飞翔的动物12种。分别为鸷、鹗、鴃(jué)、鸱、鹰、乌、雁、鷇(kòu)、枭、鹄、鶢鶋(yuánjū)、布谷。鸷，出于“贪夫污吏，鹰鸷狼食”(《和陶劝农六首》其二)，指鹰、雕等，为食肉巨鸟，嗜吃尸体，头顶光秃。筑巢山谷，高大四尺，浑身毛羽发黄，尖爪利嘴。《山海经·女娲补天》：“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鹗，出于“秋鹗凌云士十三”(《题黎母山》)。鹗，中型猛禽，雌雄相似，深褐色背脊，腹与头颈呈白色。性情暴烈，以鱼为食，喜欢于水面活动，发现水中有饵，就直下水面，用脚掠之而去。主要以鱼为食，也捕小鸟、蜥蜴、青蛙等。常以鹗喻有凌云壮志的人。鴃，出于“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鴃，古书指“伯劳”，俗称“胡不拉”，嘴形大而强，略似鹰嘴。翅短圆，脚强劲，趾有利钩，嗜吃小形兽类、鸟类、蜥蜴等。伯劳老百姓把它叫“屠夫鸟”，和南有“小蛮腰”、北有“大裤衩”一样，这是民间修辞的典范。伯劳活动于我国，候鸟。鴃舌，比喻语言难懂。今人对难懂之语谐之曰“鸟语”，东坡却和许多黎民结为挚友，假如黎族话可以学会，我真愿意成为黎族一员。苏轼对宋实行欺压黎族的民族歧视政策十分不满，他主张汉黎平等，写出这样诗句难能可贵。鸱，出于《和陶赠羊长史》“我非皇甫谧，门人如挚虞。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鸱，古书上指鹞鹰。根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三危山上有一种鸟，结构古怪，一头三身，状如“乐鸟”(音洛)，“其名曰鸱”。这两句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年)11月，惠州友人郑嘉会知道东坡性喜读书，“以海泊载书千卷见借”。跨海借书，前后两次，皆由海运至儋耳，都是广州道士何顺德代劳。东坡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作诗以赠：我不是近代的皇普谧，有门生如做官的挚虞。不带回两壶美酒，就不肯借给他一车书。[10]鹰，出于“明灯一爪剪，快若鹰脱钩”(《谪居三适·夜卧濯足》)。鹰，肉食性动物。大型的如雕可捕小鹿、山羊，身材壮而性情凶，是为猛禽。苍鹰、雀鹰和松雀鹰在我国最常见。猛禽一律被列为二级以上保护动物。鹰为千里眼，有强壮的腿与锋利的爪。东坡谪居海南，虽穷困潦倒，颇能自我调适，三适为梳理、静坐、濯足，不失为简单而易行的养生之道。灯光下逐个剪脚指甲，快活得像鹰获得自由。或理解为状濯足时的情景，灯影下，腿足蜷曲，伸于瓦盎中，因水烫，又急缩回，恰似猎鹰扑食。安禅乐道，践行于坐卧间，日常生活经其诗笔化而为动人的情趣。乌，出于“我穷惟四壁，破屋无瞻乌”(《五色雀》)。有成语爱屋及乌，我家穷的连乌鸦都不肯光顾。乌鸦大嘴，杂食，雀形目鸦科，鸦属里黑色类别鸟的通俗叫法。多属于留鸟，也称老鸹，遍布全球，群居，最多达几万只。东坡祸起于“乌台诗案”。雁，苏轼七绝《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不须更说能鸣雁”。雁属于脊椎动物，大型游禽，善于远途飞行。雁是鸭科，雁亚科鸟类的一般叫法，属候鸟，形体大略和家鹅接近。《庄子·山木》：家里的两只雁，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来人待客杀哪只？杀不会叫的。后以“能鸣雁”指有才能的人，英雄末路，也指因会周旋得以免祸。鷇，出于“雀鷇含淳音，竹萌抱静节。诵我先君诗，肝肺为澄澈”(《和陶郭主簿二首》)。鷇属于等待母鸟喂食的幼鸟。尸佼“鸿鹄之鷇羽翼未全”(《尸子》)。这两句写“雀鷇”写“竹萌”是苏轼父苏洵(先君)诗，憾其只记两句，故读来甚为惋惜。枭，出于“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和陶杂诗十一首》)，悲哀呀处于乱世，好人遭殃坏人却得势。枭，同“鸮”，动物界枭形目的统称，即猫头鹰，本意是指一种恶鸟。王勃“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谓应近好人而远坏人。鹄，出于“相看两臞仙”，“还乡骑黄鹄”(《闻子由瘦》)。瘦了的弟弟和艰难的哥哥如何还乡？骑一只大鸟就可以了。感觉真是浪漫。“黄鹄”即“鸿鹄”。《说文解字》：“鹄，鸿鹄也。”中国文化史上“黄鹄”意象来源久远，黄鹄其色略黄，形状如鹤，经过文人画士的渲染越发神化，已经成为一种神通广大能力超群的吉祥之兽和浪漫神鸟。鶢鶋，出于“小大逍遥逐虾龙，鶢鶋安居不避风”(《峻灵王庙记》)，海鸟之一种，因叫声而得名，风大时躲入内陆。《文选·左思》：“鶢鶋避风”。欧阳修、李白等都有描述。布谷，出于“诗人如布谷，聒聒常自名”(《郊行步月作》)。东坡自比布谷，夜夜啼己之名。诗中描绘夜半出郊，无端惹起犬吠主怒之情状，颇生动，宛如一幅月归图。诗人独自往来，虽能赏景，然心灵深处，不免偶兴身世凄凉之感。聒聒，语声嘈杂(此为自谦语)。布谷鸟与鸽子差不多大小，飞行急速而无声，性情懦怯，常常隐伏于树间，每年春天芒种时节，夜晚白天南方北方都能听到它的鸣叫，悠长而凄凉。布谷亦为杜鹃之别称。郭沫若说，我们一提起杜鹃，心头眼底便好像有说不尽的诗意。秦少游创作了名句“杜鹃声里斜阳暮”，苏轼激赏。但杜鹃不会筑巢夺窝生子的习性也被人们诟病。

地上奔跑的动物13种。分别是麝、犦(bào)、兔、羊、猴、虎、犀、熊、獒、羔、犊、驹、麋鹿。麝，出于“麝多忌而本羶，苏合若芗而实荤”(《沉香山子赋》)。麝，又名麝獐、香獐，像獐而比獐小，耳大，前腿短，后腿长且发达，蹄小，弹跳力强，黑色。麝无角，雄性犬齿发达，锐利。雄麝肚皮有腺囊，分泌物干燥之后会散发出香气，是谓麝香。麝香自古以来为名贵药材与上等香料。现不允许出境。麝食性杂，天敌多，如虎、豹、熊、狼，还有秃鹫、金雕等猛禽。由于人的贪婪，野生麝越来越少，如石中翡翠，玉里和田，已成濒危物种，我国将其从二级保护升为一级保护动物。《诗经》有《野有死麕》篇，麕，说的是獐子。苏轼《湖上夜归》“众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看到酒后的苏轼，杭州市人都拍手而笑，觉得好像看见一只森林中迷路的獐子。苏轼自己还鼓捣出一味中药“沉麝丸”。犦，出于“犦牲菌鸡卜，我当一访之”(《和陶拟古九首其五》)，晋代郭璞：犦“即犎牛也”。一种野牛，最大的特点是背部隆起两座小山，高达二尺多，状如骆驼，据说可以行走300余里不休息。犎牛产于合浦、海南。这首和陶诗写参观破败的儋耳巾帼英雄冼夫人祠的感受，要摆上山间笋，鸡牛做牺牲，要恢复冼夫人庙的祭祀，兴起礼乐之风，用礼乐去教化黎民，我要访问，要躬行。兔和羊，出于“兔死缚淮阴，狗功指平阳。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肠”(《和陶杂诗十一首》)，四句诗涉及三种动物。兔，也叫兔子，耳长尾短，后腿强健，跳跃性好。上唇分裂，俗称“三瓣嘴”。陆栖，适应性强，分布广，常常活动于草原、森林乃至荒漠。羊，有黄羊、绵羊与羚羊等，反刍类哺乳动物，一般头有犄角，性情温顺，“羊”在古汉语里与“祥”相通。祭祀与日常跟羊有密切关系，因而被古人目为吉祥之物。十二生肖兔加羊为良缘佳偶。苏轼此诗说刘邦登基后要论功行赏，有人说，曹参身被70余创，连下122县，反秦灭楚，略地攻城屡建战功宜第一。刘邦却说，这是猎狗追杀野兽的“狗功”，比不上萧何重要，谋士发踪指示兽处的是“人功”。诗故感叹，兔死淮阴侯果然被杀，论狗功萧何居上。苏轼善于用动物作比喻，画竹子必当胸有成竹，才能“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云当谷偃竹记》)，“莫学流麦士”，“莫比亡羊人”(《送公为之淮南》)。猴，出于“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夜卧濯足》)。谁愿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穿衣戴帽的沐猴呢？猴行动灵活，是灵长类中很多动物的俗称。沐猴亦称猕猴。《汉书·西域传》：罽宾出沐猴。郭义恭《广志》：“沐猴，即弥猴也。”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苏轼还有诗“楚人休笑沐猴冠”(《锦溪三绝》)。虎，哺乳纲大型猫科动物，兽中之王，引申为王者之风，龙行虎步。出于“远虎在侧，以宁先生”(《和陶停云四首》)。这位“亲射虎，看孙郎”的诗人，一生屡屡拿虎说事儿。海南期间，东坡不得家书，也看不到雷州贬所子由的诗作，于是写诗寄子由以表相思。苏辙第三子名叫苏逊，亦名远儿，乳名虎儿，故称“远虎”，时伴随苏辙在雷州贬所。苏轼有诗《虎儿》，记苏逊之出生。犀，出于“燃犀何处觅琼枝”(《答海上翁》)。犀牛，犀的俗称，形类水牛。古人认为犀牛角是灵物，皮厚粗糙，燃烧犀角可以照灵怪。古籍解释，《山海经》琹敼之山多白犀。《汉书·平帝纪》：“黄支国献犀牛”。《说岳全传》(老道姑)“骑着一匹避水犀牛”(79回)。犀牛这个荒园武士，已经列为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熊，出于“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和陶始经曲阿》)。这里仅十个字就出现四种动物。不想祭祀的牛和神龟，怎可得到熊掌和鱼。熊是食肉目熊科动物的通称，很多熊来者不拒，什么都吃，食性杂。平时性温，遇险易怒，打斗凶猛，熊视觉听觉不灵但嗅觉发达。熊科是大家族，北极熊称“冰山巨无霸”。研究认为大熊猫应该属于熊科，亚洲黑熊在我国常见，不过属珍稀品类，要加以保护。獒，出于“乌喙本海獒，幸我为之主。食余已瓠肥，终不忧鼎俎”(《予来儋耳得吠狗曰乌觜》)。乌嘴啊，跟我混就对了，吃饱后像个大瓠瓜，一辈子不担心被宰杀烹煮。獒归属为狗之一类，长毛垂耳，威猛高大，常人不敢靠近，鬃毛茂密好像亚洲雄狮，有藏獒和雪獒两类，藏獒原产青藏高原河曲地区，体型超大，又名中华神犬。这个“獒”字，一听声音或一看字形就觉得霸气无比，肯定不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鲁迅)的叭儿狗。苏轼墓志铭是苏辙写的，说哥哥少年时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轼肯定也想“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无奈现实太骨感，本应“仗剑走天涯”，却只能“领狗居儋耳”。羔，出于“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老饕赋》)。驹，出于“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司命宫杨道士息轩》)。犊，出于“汝如黄犊走却来”(《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羊、鹿之小者谓之羔，马、驴之小者为之驹，不怕虎初生小牛谓之犊。麋鹿，出于“蝍蛆未遽贤麋鹿”(《闻子由瘦》)。麋鹿，珍稀物种，食树叶，嫩草，爱群居，喜游泳。鹿科、麋鹿属，俗称“四不像”，有鹿之角，马之脸，牛之蹄，驴之尾，但又什么都不是。雄麋有角，体重可达250公斤，原产中国，曾广布于东亚。在中国绝迹八十年后，麋鹿失而复得，到现在已经有放归地和饲养地点80多个，已有24个省份引进，总数达8000头。苏轼“侣鱼虾而友麋鹿”。宋代丁谓贬荒凉的海南后有诗：“吏人不识中原礼，麋鹿时时入郡衙”(《到崖州》)。

海中动物1种，鲸。出于“愿因骑鲸李”(《和陶郭主簿》)。东坡此刻要学诗仙太白李，浪迹江湖，骑鲸捉月，进入御风仙人行列。要说明的，鲸不是鱼。鲸的祖先和前面提到的地上奔跑动物一样，有发达的四肢，是在陆地生存的，而后环境突变，最先活动于靠近陆地之浅海，后到深海，环境造就人，也造就鲸，鲸的前肢进化为鳍，奇怪的是后肢退化得干干净净，并生出提供动力还能决定方向的尾鳍。

爬行类动物共2种，蛇与蝍蛆。蛇，出于“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午窗坐睡》)。睡蛇喻烦恼困扰、心绪不宁。东坡无官一身轻，再没有什么牵挂与烦恼来妨碍休息。陆放翁“睡蛇去后喜安眠”(《晚起》)。脊索动物门、爬行纲，圆而细长，多鳞无四肢。栖息环境因种类而多种多样，地下，树上，水里，树洞，大蛇可吞噬大的兽类。历经一亿年进化，蛇分布于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的所有地方，中国有241种。蝍蛆，出于“蝍蛆未遽贤麋鹿”(《闻子由瘦》)，蝍蛆，一解蟋蟀，另一解蜈蚣。我取蜈蚣。《广雅释虫》：“蝍蛆，吴公也。”王念孙疏证：“吴公，一作蜈蚣。”道家典籍《关尹子三极》“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庄子·齐物论》：“蝍蛆甘带，鴟鸦耆鼠。”苏轼说不能确定某食品才算正味，蝍蛆吃带(小蛇)未必就比麋鹿吃草更贤明。蜈蚣可咬死蛇，对于大蛇，蜈蚣可以从嘴巴进入把蛇毒死。

最后一类4种。三个传说中的动物，鸾、凤、魑魅，外加一个蚝。先说蚝，出于“蚝浦既黏山，暑路亦飞霜”(《和陶杂诗十一首》)。蚝浦，出产牡蛎的近海。苏轼写黎母山海边牡蛎沾满山石，暑天夜里也会有飞霜。蚝既牡蛎，各地叫法很多，繁体字为蠔。苏轼在儋州食蚝，给小儿苏过苏叔党写信，牡蛎味道真好，千万不要让朝中大臣知道，就怕他们争抢着迁往海南，分享此美味。“使士大夫而乐南徙，则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陆树声《清暑笔谈》此乃逆境中的幽默。鸾，出于“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和陶拟古九首》)。儋耳大街偶遇“黎山幽子”，黎族好兄弟，语言不通但比比划划说了半天，似乎在说你是个高贵的人，虎落平原，你受苦了。鸾，传说凤凰一类鸟。罗浮山五色雀传说是凤凰的子孙，苏轼在儋州也写过“举杯得一笑，见此红鸾雏”(《五色雀》)。凤，出于“伐薪供养火，看作栖凤宅”(《和陶杂诗十一首》)。栖凤宅，吉祥的住所。两句意思：砍来木柴生起温暖炉火，看作是栖居凤凰的院落。凤凰，雄谓之凤，雌谓之凰，古代传说百鸟之王，司马相如有《凤求凰》。《大荒西经》：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魑魅，神话里的山神水怪，亦指林中作祟害人之物。出于“蝮蛇魑魅，出怒入娱”(《桄榔庵铭并叙》)，蝮蛇和魑魅，出出进进有愤怒也有欢愉。桄榔庵见证和陪伴了东坡贬逐儋州的三年岁月，写此铭文时作者已看破红尘，参透生死，只把生活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生命活动而已，这篇铭文如幻似真，虚虚实实，表达了自己不为外物所累的旷达情怀和对祸福相反相生的理解。《到昌化军谢表》也有：“魑魅逢迎于海外”。

以上36种动物都是专有名词。其实，不说专有名词，单纯从动物角度看，还有好多。第一，笼统提到“兽”“鸟”“鱼”之类，如“日暮鸟兽散”(《和陶拟古九首》)，“人鱼两忘返”(《和陶田舍始春怀古》)。陶诗有飞鸟意象，苏轼和陶诗也有飞鸟意象。还有“昆虫”，“昆虫正相啮，乃比蔺相如”(《和陶杂诗十一首》)，这些词语虽然笼统一些，比较抽象，概括性强，但说是写动物，恐怕没问题吧？还有车骑，“相如卖车骑”(《和陶使都经钱溪》)，不可能只卖车不卖马。还有“渔”“羽”“翅”“爪”“蹄”“鬣”“鹜”“蠕动”“介鳞”“剥啄”等，虽然不属于动物名称，但和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二，传说中的动物除了鸾、凤、魑魅外，还有一些如“罔象”“赤螭”“狼狈”等。

苏轼关于动物的诗歌能有多少？这么说吧，我们统计的是海南作品，仅仅一百二三十首诗歌，外加三四篇赋体散文，一般认为，苏轼共有诗歌2700多首，词300多首，各类文章5000多篇，除了我们前面统计的之外，不重复的新动物，肯定还有好多。重复出现的，不计其数。

以上我们主要说的是苏轼诗句里出现的动物种类，动物意象。除了这些，苏轼还有一些动物诗。何谓动物诗？界定一下，就是把动物作为主要描绘对象，而且诗的题目里有动物的名字，像前面提到的不走桥而游泳的“萌犬乌嘴”，还有海南《五色雀》两首。像这样的动物诗，苏轼有45首[11]。北京国家图书馆搞了个检索，名叫“《全宋诗》分析系统”，在这里检索结果，苏东坡动物诗占比重1.558%，苏轼诗歌总数2824首。除了这些，苏轼还写了一些描绘动物的文赋，例如《一蟹不如一蟹》《二虫》《黠鼠赋》《螺蚌相语》等。《艾子杂说》一书有四十篇寓言，艾子为虚拟之主角，人生劝诫，社会讽刺出现好多动物。

最近二十多年，宋诗研究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苏东坡、梅尧臣、杨万里、黄鲁直、陆游等都获得广泛的关注，力度有所增加，成果有所拓展。其中苏轼诗歌可以看作是宋诗作家研究重镇、热点，成果丰硕。苏轼诗歌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视点，其一，诗歌总体创作成绩研究。其二，多样题材研究。其三，关于苏轼诗宗教与哲学研究。其四，关于诗歌副文本研究。仅就题材研究来说，林阳华分析了二十年宋诗研究，认为“苏诗题材得到了全面挖掘，举凡题画诗、唱和诗、民生诗、理趣诗、山水诗、戏作诗、悼亡诗、饮食诗、爱情诗、咏史诗、和陶诗、沐浴诗、悯农诗、集句诗、怀古诗、涉药诗、咏物诗、论诗诗、贬谪诗、亲情诗、酒诗、梅花诗等等，在研究者笔下都有所涉及”[12]。我觉得，苏轼诗歌研究还应该有所拓展，还没有也得到“全面挖掘”，要上升到动物性层面，还要加上“动物诗”。理由如下。

首先，可以避免粗疏，避免大而不当，能够使苏诗研究渐趋多元化、细致化。诗歌是什么，无非是情和景，景一般指景物。何谓“景物描写”？一般文学书都解释说，景物描写就是针对自然环境外加社会环境的风景、物体的描绘。对象为风景、风俗与风物。物，包含景物、器物、建筑物等，这些统称之为景物。我认为，文学书还要强调一下，包括动物。大千世界天上的飞禽地下的野兽，连同一虾一蟹亦或蜗牛蚯蚓都是一种景物，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有景物，无处不在。景物包括动物弄不明白，怎么能够准确理解诗篇的情感呢？如苏轼海南时期的五律《倦夜》后四句：“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这是一首名诗，古今好多版本都选。什么是“络纬”？就是一种昆虫，这没问题。但是什么昆虫，问题就大了。有的赏析文章大讲特讲络纬的“织”，似乎络纬像蜘蛛一样会“织”，实际络纬不会“织”，只会叫。“织”也是“虚织”。有的解释说：“络纬，即促织，蟋蟀”[13]。还有人把这首诗后两句翻译为：“眼前荒园中阡陌纵横，蟋蟀声声叫个不停，它不断虚声好似纺绩，空鸣叫哪能有何功成？”[14]岂不知，络纬不是蟋蟀。蟋蟀古代也叫促织，争强好胜，有武士风采，被誉为“天下第一虫”，中国三大类鸣虫之首，古今都作为玩斗对象。络纬与蟋蟀区别太大了，至少在颜色上，蟋蟀黑褐色，络纬是鲜艳的绿色。络纬是莎鸡，还叫纺织娘、络丝娘，在夏秋之夜晚，振动翼翅能够发出高亢又嘹亮的声音。因为所发之声和古代纺车工作时的吱吱声调略近，又因纺织者大都为女性，因此称纺织娘。明万历年间江南才女徐媛著有《络纬吟》十二卷。宋代苏舜钦《秋夜》：“新秋积雨后，夜闻蚯蚓声。似争络纬緐，不让蟋蟀清。”另外，人们不大觉得“络纬”是昆虫名字，可能和这个字型有关。络，像网那样的东西，经络，脉络。纬，本义为编织物横线，和“经”并列，经纬，纬线。无论纺织娘还是络纬，都极其贴切。纺织娘，意为服装多彩，名称亲切而接地气。称呼络纬也不错，表现出一种丝线缠绕的纺织情调，一个美丽的女子，用经线和纬线编织自己斑斓的青春梦想，造物主在创造苍茫浩瀚宇宙的同时，更没有忘记在细节上下一番功夫。“络纬秋啼金井阑”(李白)，络纬是一只古诗词里飞出来的昆虫，在广阔草原上起舞，瓜藤枝叶间觅食，两条后腿又长又粗，是个跳远能手，一点也不“娘”。如果遇险，络纬会在一瞬间弹跳于草尖，一眨眼便踪影难寻。假设单单靠跳不足以避敌，紧要关头还会飞。再不行还会放毒。《诗经·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莎鸡即络纬。自然界莎鸡的生命耐不过深秋，在诗词里它却能活跃到永远。25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很细心的告诫：“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其次，可以由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由大环境到小环境，避免流于表面。苏轼诗和“杜诗”“陶诗”“韩诗”相提并列也当之无愧，还有人常用“苏海”描述苏轼。苏轼创造了波澜壮阔的文化艺术世界，尤其是诗歌更是气势浩瀚，博大精深。王水照说现在应该反思苏轼诗歌研究，他倡导要重视“小环境”(如人际关系、交游酬和、家居生活、行迹细节等)和具体事件的实证研究[15]。纵观苏诗研究，和苏轼诗歌创造的丰富的文化世界仍显得不大匹配。“小环境”自然不能光注意景物，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动物不能抛开，可是，考查苏诗研究历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意象的，90%以上是自然景观，以“动物”俩字为题目的，少到几乎没有。其实，苏轼诗词自然意象研究，不但要有花木，有柳絮茱萸，还要有飞禽走兽，不但要有风霜冰雨，还要有花鸟虫鱼。研究思路要向动物种群的细微处延伸。游览石钟山，不但写了“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噌吰如钟鼓不绝”的钟声，还写了“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的栖鹘，还写了“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的鹳鹤(《石钟山记》)，岂止是层层剥笋丝丝入扣实事求是的理境，更有记叙、描写、议论、抒情浑然一体静穆优美的意境，由于对动物的观察精微，注重这些小环境，才写出了大环境的质感美。七古《闻子由瘦》一共16句话，却涉及10种动物。缪钺《论词》说：“词之所言，既为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美者，故其表现之方法，如命篇、造境、选声、配色，亦必求精美细致。始能与其内容相亲。”[16]“不怕飞蚊如立豹”(《次韵孙秘丞见赠》)。这是海南诗词里没有的飞蚊，苏轼诗词用过十四五次。研究苏轼不但要关注大环境中的马、鹤、雁等大的动物，还要关注小环境里的蛩、黾、蝗等小的动物，这样的研究才更为具体，更为全面。

再次，在动物意象角度切入，不亚于进入苏轼诗歌王国的一条便捷小道。我们可以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动物意象。动物分类也可以多元，依据级别可分高端动物，低端动物；
按环境可分水里的，陆地的和两栖的；
依据形状动物可分有脊椎的和无脊椎的；
还可以依据哺乳方式分，依据食性分等等。不管怎样分，这些动物意象每一类都存在大量的象征意义，都蕴含着大量的集体无意识，可以给心理分析提供借鉴。“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原型，而原型通过原型意象来表现，且集体无意识的主要表达方式是象征”[17]，比如鸿雁，在心理分析里意义丰厚，可以象征诚实守信，信息沟通，远大抱负，哀鸿遍野，游子怀乡。比如仙鹤意象，形态有特点，生活习惯有特点，生活环境有特点，常常比拟为高贵与长寿。比如隼，“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自《易经》起，隼经常意味着小人，象征凶残与灵异，为集体阴影阴暗之原型。比如龟，可象征静以养年，自我调适，性与长寿，无意识沟通等。“竿上鲸鲵掩”，“草中狐兔惊”(《和梅户曹会猎铁沟》)，苏轼有23首诗写到“狐”。语言文字作为交流工具，其功能与产生的环境密不可分，其意义与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理解动物词汇，亦应该依托于对所属文化理解之基础上。东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狐主要指聪明，如《伊索寓言》里乌鸦和狐狸的故事。中国文化里，狐狸形象不咋地，有狡猾，高贵，多疑，谄媚，风骚等。古代神话中狐狸就是妖姬，常被冠以“狐狸精”的称号。虽说远古狐亦曾为图腾，不过正式祭祀时候不会有。以“狐”为词根可组成狐步、狐媚、狐疑、狐臊、还有红狐、火狐、草狐、银狐，多不胜数。在小说亦或游戏里已经形成了以狐妖狐仙为主的妖精文化。因此说，这些动物形象一有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意义，二有中国文化悠久历史下独有的象征内涵。根据荣格圆形理论，原型可以是人，英雄、儿童亦或美女，也可为物，像森林大地原型、太阳月亮原型，当然也有动物原型。其实人也是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结论，可以径直地表达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规范的动物’。”[18]苏轼诗歌动物作品里有集体无意识的种种原型，由此涉入，即可窥见千奇百怪的人格侧面，进一步解析其象征内蕴，对我们进一步解读苏轼作品有非凡的意义。

第四，可以变化研究形态，转换研究视角。改革开放以后，动物叙事异军突起。贾平凹忧患意识强烈，创作了《怀念狼》。狼消失了，猎人也就没啥事儿干，无奈，就把自己幻想成狼。没狼的日子比有狼的日子更不好过，人类创造了文明但也堵死了自己的后路。姜戎另有想法，创作了《狼图腾》，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蒙古草原艰苦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状态，为尊严而战，狼群的自由精神、超人智慧、团队意识，其生存比人更难的处境。李克威创作了《中国虎》，笔触刻画入微，华南虎独特的王者之风，使一贯称王称霸的人类不得不臣服，在华南虎灭绝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格的堕落。这些小说之所以受推崇，就在于对于动物的本真叙事，没有概念化，动物生命气息扑面而来。为什么动物叙事能够成为评定作家或作品标准尺度，甚至能够使当代叙事艺术开一个新生面？“正是因为其能给予我们另一种视角和思维去观察世间百态。”[19]诗歌也是这样，动物叙事题材诗歌与之前诗歌并列看，审美形式有了不小的改变，主要是扩展了题材，摒弃了将动物概念化、象征化、脸谱化的固定模式，语言更加偏向日常用语。21世纪的动物诗歌可以说是对20世纪诗歌的一次革命，具有推倒重来的意味。新世纪的动物诗歌由内容到形式都是对20世纪诗歌的颠覆和重建。诗歌形态变了，必然带来研究形态的变化，带来研究视点的转换。前面已经详细叙述，苏轼诗歌动物元素甚多，加大研究力度，把动物研究提升到理论层面，唤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必将会带来研究形态与视角的一系列变化，通过作品中的原型，应该能够发掘这些动物诗篇本身蕴含的生态意蕴、叙事方法、形象构建、文化元素，甚至可以重新定义苏轼文学研究的思路，至少也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

第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开展跨越式、穿越式研究。如今中国文学界动物研究已经小有成果，不少研究者主张以西方文艺理论阐述动物意象，诠释作品内容，这样才能打造全新视角，挖掘作品深层次的内涵。“其中运用最多的当属生态批评。”[20]岂不知，近1000年前的苏轼本身就是个“环保控”“生态狂”。苏轼热爱动物，讲究环保的思想差不多与生俱来。其母具有菩萨心肠，程夫人不杀生，倡导对动物要注意爱护保护，着重培养孩子们以善为主之品质。在散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东坡有比较细致的描写。院子里栖息着四五百只五颜六色的桐花凤鸟，羡煞人也。树枝上的鸟窝做得很低，人们一伸手就可以拿到鸟蛋，但没有人去拿，这才叫和谐。苏轼夫人王弗、王闰之等有放生事例，这肯定都是苏母与苏轼影响的结果，放生是苏家优秀传统与美德。“放生鱼鳖来”“荷花到处开”(《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会做东坡肉，苏轼却不杀生。钱塘人日屠百鹅，徐州城外有专门杀狗的，让苏轼忧虑有加。遇见露天之尸骸，东坡总是哀痛难忍，赶紧命人掩埋之，“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东坡于徐州于惠州都写过祭枯骨文以哀悼这些抛尸荒野者，如无仁者之心恐怕做不到这些。李国文说过：“苏东坡是公元9世纪的中国一位杰出的诗人，如果要在中国诗人中，找一位环境诗人，苏东坡恐怕是首选的当然人物。”[21]梳理苏轼作品里关于动物的描述，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以及对大自然亲和力。从动物角度切入，运用生态批评，可以防止思想僵化，抓住前沿话题，可以使苏轼研究与时俱进，丰富内容，不尴尬，不落伍。

第六，上升到动物性，高屋建瓴，我们才知道，苏轼诗歌中的动物家族多么庞大，其鲜明的动物性和丰富的叙事性让我们眼界大开。不同的文体当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诗歌与叙事文体比较，表述的隐喻性更突出，抒情性更强。韩愈倡导“以文为诗”，到宋代被苏轼发扬光大，其诗又具有层次多样和肌理深入的特性。只有全面把握和研究苏轼诗歌的动物叙事情况，才能走近苏轼创造的动物世界，才能了解苏轼诗歌动物叙事的规模与特点，可以让我们向动物种群的差异处挺近，向意象群体的差异处挺进。比如说一种动物，不可能只出现一次，有时候可能屡屡出现，不一定每次都一样吧，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层次。比如马，“诸王爱名马”(《申王画马图》)、“不办寻春马”(《和董传留别》)、“芒鞋轻胜马”(《定风波》)、“纵归他日马”(《出狱次前韵二首》)，这四个句子里的马不可能是一匹马吧？另外还有“马入尘埃”(《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轻沙走马”(《浣溪沙》)、“当年戏马”(《西江月·重九》)、“沙衬马蹄”(《送别》)，这些马比徐悲鸿的《八骏图》还要壮观，或徜徉浅草，飘逸灵秀，或一骑天涯，气象万千。甚至在《韩干马十四匹》一诗里，苏轼以极高的艺术驾驭力，巧妙排布，把十四马活灵活现地再现于读者面前。从“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江城子》)得知，苏轼是善于骑马射猎的。苏轼诗词里有多少马？据不完全统计，苏轼题目里50次出现“马”，咏马题画诗就有好几次，诗词正文中至少80句出现“马”。还有“憔悴一羸马”(《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以至于“倦马”“疲马”“老马”“惊马”“惊奔”“惊骖”，等等。一些现当代作家在描绘民情民风的同时，又塑造出一个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关于动物的世界，意图让动物来展示人生与社会，曲折的表现人类的生存境况，他们刻画动物形象，烘托环境的同时，又带动了情节，寄托了生活理想，像作家莫言，以小说语言搭建艺术世界，又虚又实，虚实互转，东方奇观，人兽同体。通过动物角度反思，反思人类和生态、反思人性和动物性，反思历史和现实诸多层面的问题，哲理性强，把动物叙事和人的思索紧密融合，通过动物使小说艺术抵达一个全新的境界。我认为苏轼也是。苏轼有不少诗篇属于生态诗，可以看出来，在对动物的观察中不断进行反省，尤其是“苏轼在动物诗中的反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更触及到自我，这在其所处的时代显得难能可贵”[22]。

何谓动物诗学，在苏轼研究中，可以解释为以动物为基础题材，通过动物艺术地感知大千世界，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理想与追求的理论形态，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诗学品格。“苏轼动物诗学”不完全作纯理论探讨，还要力争通过具体作品分析来说明问题，所引作品，既包括苏轼诗歌中的动物意象，也包括苏轼动物诗歌，将苏轼动物诗的精华呈现在读者眼前是苏轼动物诗学重要任务。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一大问题，是过分的依赖西方，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代同步，缺乏对中国诗歌史的准确把握，诗学建设缺少根基。苏轼动物诗学的构建不存在这样的担心，有四点基本事实让我们底气十足。

第一，苏轼诗词里有大量的数不清的动物意象，再加上一些动物诗，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狂野斑斓的动物天堂。苏轼动物诗学作品资源丰厚，砖瓦木料已经齐备，盖房子还犯愁吗？第二，作为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苏轼有许多独到的创作理论。希尔曼说：“人类对生命的尊敬不仅仅包括那些有着卓越名声的动物，如长脚的牡鹿、黄色的狮子和棕色的大熊，或者甚至是古老而忠诚的斑头鸽等，还要包括那些令我们厌恶的臭虫们。”[23]苏东坡一生具有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环境观念和宇宙情怀，可算是具有真道德之人。一生恩施于草木、德惠于动物。“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断花枝，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24]。仅就“物”的理论来说，苏轼便有“随物赋形”“因物赋形”“顺物自然”“观物要审”“留意于物”“以我观物”“求物之妙”“万物皆可乐”“观万物之变”等，遑论其他。这里的物，自然包括动物。第三，“诗言志”为古文论家对诗本质的认知，是中国诗学开山纲领。有中国古典诗学这棵大树庇护，苏轼动物诗学这株小草一定会根深叶茂。无论是诗歌本质论，还是创作过程论，无论是意象分类论，还是灵感思维论；
不管是目录学编辑，史料学编纂，还是理论性总结，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一套能够有效描述苏轼动物诗学的基本辞汇、逻辑话语以及基本体系，应该能发现新的阐释空间。第四，环顾左右，我们并不是孤军深入。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思想文化界有一股伦理转向思潮，由人与人的关系研究转为人与动物关系研究，“动物研究”即肇始于于此。此研究跨学科，跨专业，多学科，多专业，风头正好。西方人文批评领域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当下，文学动物研究和批评正蓬勃发展并显示出广阔前景，将文学动物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25]。除了动物研究，作为生态诗歌创作的重要视域，动物叙事也进行得轰轰烈烈，写作原则、体裁、语言都各呈丰姿，是一种崭新的审美实践。“而对这种审美实践进行诗学意义上的梳理和归纳，无论是对生态诗歌的创作还是生态批评的深入，都并非是可有可无的。”[26]

苏轼不但写诗、读诗，还评说诗。我们所说的苏轼动物诗学，除了作品重点还包括作为诗人的苏轼关于动物诗这一独特体裁的写作过程、创作体会、欣赏感悟、评点论说、题图题画、主张和看法所构成的理论层面的话语体系。苏轼崇尚庄子《齐物论》，齐物论哲学思想体系就是齐同万物，主张万物平等，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应该是齐一的。于动物诗学理论，苏轼虽无专著，但他对创作却异常关注，围绕动物诗学发表了不少有独具见解的主张，散落于信札、文论、谈话、题跋、批注里，探讨了动物诗创作中的艺术特征，还有许多论动物的习性的诗歌。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描画江南春景，根据僧人惠崇的画作展开想象，有思路，与原画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第一首有鸭戏图、桃花图、野菜图，还有河豚图，涉及了鸭之善游和鱼类洄游的特点，鸭知春江水暖，桃树刚刚开花。芦苇蒌蒿遍地，河豚逆水到家。

从别人没有关注的动物角度归纳、分析和探讨苏轼的“动物诗学”，能够更好地对苏轼的诗歌创作给以新鲜的解读，从而更细致地把握苏轼的文学世界，更深入了解其思想的先进性、人生的丰富性和情感的精彩。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动物是苏轼诗歌大厦的重要构件，离开这些构件，诗歌之大厦将轰然坍塌。因为动物是苏轼诗歌形成的元素之一，是其复杂人生各种思想的载体，亦为文化素养渊源之物化。苏轼有一首《鳊鱼》，在这首诗里，苏轼分析了鳊鱼的命运，这就是每每“遭烹”。为什么“遭烹”呢？源自于“贪饵”，“吾今又悲子，辍箸涕纵横”。这首写于早期的诗很有自警意味。苏轼有200多首诗里写了鱼，鱼之命运是凄惨的，往往被吃了还嫌弃有刺。“汤中不畏焦”(《祥符寺九曲观灯》)，这是说鱼的赴死而无畏。“性犹纵壑鱼”(《游卢山次韵章传道》)，这是写鱼的生存个性，喜欢自然，不受任何约束。“游鱼信往还”“此身水云间”(《秋兴三首》补编)，这两句诗写于杭州，时值55岁，年华催人，双鬓自斑，生发归家之念。“鱼虾并雨落”“鸡犬上墙眠”(《连雨江涨二首》)，这是写惠州时期涨大水，人民生活之惨状。“怯腥不买鱼”“心腹一时虚”(《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这是写儋州时期自己生存之艰辛。苏轼还有《鱼蛮子》，这是一首和诗，张芸叟贬谪湖南时期做了《渔父》，与苏轼相会后，苏轼和作一首。鱼蛮子船是家鱼是粮，似乎生活过得去，但其后遗症也明显，子孙侏儒，没有文化。现在收税的又盯上了他们，诗的尾句“蛮子叩头泣”，揭露朝廷实施新法后百姓严酷的现实处境。还有诗《二鱼》，以寓言的形式描绘河里鱼与海里鱼，“妄怒而招悔”的“河之鱼”暗喻自身，于朝堂之上嘲讽权贵从而招致嫉妒。“海之鱼”巡游于山水之间本想自我隐蔽但还是被人指责。苏轼这些鱼意象思想丰富，讥讽暴政，反对渔夺，反对战乱，倡导仁政爱民，仁民爱物，与鱼为友，不胡乱捕鱼，要让老百姓摆脱困网之鱼的命运，不能让兵士成为俎上之鱼，要施恩及鱼，等等。

“境”和 “象”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概念。概观苏轼诗里这些动物意象，动物学知识丰富，不少都包含了象征、隐喻与伦理，此为苏轼诗歌动物诗学的修辞基础。从动物角度进行诗歌创作是苏轼的一种艺术自觉，或曰诗学追求，不能不关注。研究和归纳这些诗歌的诗学规律特色，才能全面理解苏轼思想，加深理解诗歌文本。看苏轼元祐八年(1093年)作于定州的诗《鹤叹》，借鹤来指自身之高洁，鹤被驱到朝廷之上并喂之食但鹤不屑一顾长鸣一声走下堂去，作者感叹自己是比不上啊。纪昀评“纯是自托，末以一语点睛，笔墨特为奇恣”。[27]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里说：“我想到玛丽安娜·穆尔，她笔下的穿山甲，鹦鹉螺以及其他动物，把动物学知识与象征、寓意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她的每一首诗都成为一篇道理寓言。”[28]文字是狱，选象而避。从诗学角度看，这些意象既有隐喻机制，还有象征意义；
既可以烘托气氛渲染场景，还可以为线索连缀全篇；
既可以仁者见仁，其趣鲜明，还能够使主题朦胧，意蕴无穷。不想殉葬，最好的途径便是寓意于象。

显然，“苏轼动物诗学”作为一种学说，很明显具有与其他学科融合的特点，亦即所谓跨学科或交叉学科。除关联文学、艺术、心理、哲学、社会学之外，应该还和动物学、医学具有极大的关联性，我们盼望再有冼玉清那样的学者参与，以新颖的笔法从自然科学角度解读苏轼诗，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多元视角研究作品中的动物。冼玉清有《苏轼与海南动物》，我们可以写《苏轼与四川动物》。苏轼自33岁出川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情之深，意之切，写过一百多首思乡诗，乡土诗。这些乡土诗里的动物情结值得一说。把动物研究提升到理论层面，寻求新的批评方法于动物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常读常新，以诗中动物为批评话题，可以把原本被人们忽略的动物形象与动物文学文本的内涵极大地激发出来。之所以提出构建苏轼动物诗学体系，除了梳理归纳和总结苏轼动物诗词外，还要梳理与此有关的理论遗产，可以对苏轼动物诗词创作和与之有关的理论作历史通观，开辟新的研究试点，也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解说，发现其美学精神和哲学底蕴，这些，对苏轼研究和丰富中国古典诗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许也能发现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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