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18年大流感时期美国的社会问题与应对举措

章景然

1918年大流感持续近2年时间，保守估计2000万人丧生，更有人估计高达1亿，多数学者采用5000万的中间值，其中青壮年死亡比例高达半数，是仅次于黑死病的一次传染病大流行。西方史学界对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学界对大流感的研究相对较晚，国内外学者的视角主要集中流感起源与原因分析或固定区域的传播路径与影响等历史考证。1918年大流感最早被冠以污名化的“西班牙大流感”。①由于一战期间，西班牙作为中立国，其媒体报道较为自由，西班牙国王、首相和内阁成员染上流感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其他国家则不断转引，污名由此得来。但究其大流感真正起源，学者众多纷纭，涉及法国、英国、德国、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②最终世界卫生组织认定1918年流感来源地仍属未知，但“西班牙大流感”的惯用称呼仍被人沿用。目前学界对于大流感期间美国的社会问题及应对鲜有探及，本文将对大流感期间美国民众集体心理与社会现象进行历史探查，以期对近年来流行病爆发等现实问题解决途径提供借鉴意义，对美国疫情初期的失控状态亦能提供一定历史解读。

1918年春天第一波大流感突袭，几乎没有引起美国各界的关注。也许此时是一战的尾声，人们将目光注视在战场，忽略了流感的新闻；
也许是大量社会资源被占用，物资匮乏难以应对疫情；
也许当时的民众误以为这是季节流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③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即美国的“集体乐观主义情绪”。20世纪末美国“细菌理论”的突破，让美国民众沉浸在医学进步的氛围中，这成为大流感被众人忽视的主要社会心理。

“瘴气理论”（Miasma Theory）曾是中世纪到近代以来解释霍乱、黑死病等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思路，直到19世纪中叶—20世纪早期，细菌学突破了古代蒙昧时期的病源解读，人们开始逐渐抛弃“瘴气理论”，纷纷转向支持“细菌理论”（Germ theory of disease），这一医学科学的突破让美国民众形成“人类有能力消除瘟疫”的乐观心态。1890年，美国外科医生塞勒斯·爱德森（Cyrus Edson）在文章中表现出对医学进步的乐观态度。他指出，“细菌理论使科学家们对最常见、最致命的疾病都有了新的认识，曾经我们对传染性疾病的了解仅限于症状分析，现在我们通过细菌来了解疫病，我们能够探寻到，细菌在什么情况下成长。目前细菌理论可以用在疾病防控，不久的将来，它还会应用于临床治疗，他相信科学有能力抵抗这些疾病。”④1918年前夕，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引起痢疾、疟疾、猩红热、麻风病、伤寒、黄热病、坏疽、细菌性肺炎、百日咳和梅毒等疾病的微生物，这些成功证实了细菌理论的正确性。医学界和科学界的大力合作让美国民众对公共卫生与健康满怀信心。加之第一波流感主要集中在军营，且较为温和，死亡率未呈几何倍数增加，诸多战时消息报道也掩盖了这场看似不重要的流感。

随后第二波流感病毒悄无声息地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从1918年8月下旬开始，美国联邦码头有2名船员开始出现流感症状，仅几天时间，被感染人数已达106位。到9月24日，仅波士顿地区已有46人死亡。⑤当流感夺去越来越多的生命时，美国卫生部门才开始注意，但此时卫生部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对有流感病例的家庭进行隔离，他们认为感染的危险完全在于已感染者是否会向他人咳嗽或打喷嚏。⑥这一误判使美国病例数量大幅度增加，10月中旬，旧金山已有4000多人被感染，旧金山行政长官为防止民众恐慌，对疫病的报道简短而低调。⑦对流感的轻视与打败疾病的乐观心态让美国社会错失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时间，美国医院很快呈现出超饱和状态，医生开始使用治疗疟疾的奎宁以及治疗伤寒的疫苗对抗这次流感，但实际却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19世纪80—90年代建立起的科学自信很快被这场未知疾病击垮，人们开始寻找其他民间手段，社会充斥着各类谣言。

富有经验的医生们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未知疾病毫无头绪，对病原体的探究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有医生认为这是古老疾病，也有医生认为它与鼠疫相近。直到著名的细菌学家米尔顿·罗森奥（Milton J.Rosenau）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对这种疾病所知甚少。由于对该病的病因一无所知，医生和病人对治疗方法感到困惑，完全听凭疾病摆布。”⑧因其不确定性给谣言的兴起留有余地，民间开始谣传这次疫情来自德国，有人说病毒是由德国船带到了波士顿，也有人说是德国支持者在水里下了毒。⑨此外，也有传言说“阿司匹林片含有流感病菌”，一时间美国社会人心惶惶。

民间偏方也在各地盛行，虽然公共卫生部门官员强调目前没有特效方式对抗流感，但面对医生们的束手无策，普通民众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民间偏方。有人在鼻孔里撒盐、在额头涂鹅油；
大蒜被视为万能药被大量食用，有人把蒜泥包在脖子上，俄勒冈州有位母亲将患病的女儿泡在大蒜浆里洗澡；
也有人用硫磺熏房间、喷洒红糖水。⑩新奥尔良有些居民甚至求助于巫术，他们买了一些护身符，每天在脸上和手掌上擦醋，并同时重复咒语“醋、醋、醋，让我远离疾病”；
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一个小男孩的父母在旧袜子中塞上樟脑片，挂在他脖子上预防流感；
波士顿的一位护士也发现，病人们相信一些古老迷信的东西。在密歇根州，有人推荐在胸前撒上用橄榄油混合的半边莲粉。在内华达州，许多人喝山艾树茶预防流感。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卫理公会医院院长推荐人们将一床用青蒿制成的棉被夹在多层法兰绒中间，蘸上热醋，放在流感患者的胸口上。还有燃烧煤焦油、食用松脂、洋葱膏或引用大剂量威士忌等各种偏方。滥用偏方尚属美国民众个人的不理智行为，而公开对医生的质疑则推动了其他替代的治疗方法盛行，大大降低国家医疗的公信力。

广告商、社会评论家、民间疗法、宗教教派都在摧毁民众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广告商趁机贬低医疗体系的无用，并大肆宣传自身商品。圣路易斯有则广告直接表明“医生是不可信的”，公开谴责细菌理论，他把主流治疗方法描述成“医生处方毫无作用，药物治疗注定失败，注射抗生素效果更糟”。舍温·威廉姆斯（Sherwin-Williams）公司的广告中，声称以苯酚为主要成分的家用消毒剂能够防止流感传播，建议大家可以将其用作漱口剂、鼻吸剂或喷洒在手帕和口罩上。社会评论家出于自身“职责”公开指责医生的做法。当时美国主流医院主张“对抗治疗”，即通过合理手段积极抑制与治疗疾病，但流感期间，暂无效果的对抗治疗备受质疑，因而支持“顺势治疗”的社会评论家把疫苗描述成一种危险的恶魔般的细菌集合体，并强调“对抗疗法”的落后，认为这就是黑暗时代医生的做法，极力推荐身体自然免役。基督教科学派也趁机指责“对抗疗法”，他们认为疾病是一种幻觉，“对抗疗法”是不民主的，人类只需拒绝疾病或邪恶的幻觉，就可以重获健康。其他治疗方法也随即兴起，如“整骨疗法”“脊椎指压疗法”等。

这些民间治疗者们摒弃流行病的科学解释，在缺乏专业知识和防控措施的情况下，不但吸引了大量民众，也削弱了美国国家医疗的公信力，挑战卫生部门的权威。其后果便是民众对美国社会医疗体系丧失信心，公民在面对专业医生建议或发布政策时表现得不屑一顾，这不但对流感防控的实施有消极影响，医生们在现实面前也产生巨大的挫败感，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治疗的有序进展。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细菌理论”盛行，但“瘴气理论”并未完全消亡，作为一种存在数千年的病源解释，支持这一理论的人仍然占据一定比例。而随着大流感美国医疗公信力的瓦解，人们对“瘴气理论”的支持越来越多。而这一理论又将大流感期间的种族问题推向高潮。

“瘴气理论”认为疾病是由有毒的空气或者腐烂有机物散发出的有害气体引起的。到19世纪80年代，“瘴气理论”发展为两个方向：一种是将疾病与环境连接在一起，鼓励建立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与环境；
另一种则演变为“发酵理论”，它把病原体的自发产生与污秽、腐烂之物联系起来，逐渐衍生出环境、疾病与道德相关联的社会心态，认为身体的外部表现反应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此理念为特定群体的高死亡率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理由，并将这一思想与遗传学的初步理解混合在一起。因而，穷人、移民者、有色人种都与不道德联系起来。从死亡率上看，有色人种的确死亡率更高，但这本质上出于自身经济与社会的不利地位导致，1918年流感也被描述成“下层阶级的疾病”，种族偏见使本就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

公共卫生和救援工作者的报告中经常指责少数族裔社区是问题群体，印第安聚集区的卫生糟糕、恶习颇多。理查森博士受印第安事务专员的委托，调查新墨西哥州几个村落，这里生活一些西班牙后裔与印第安原住民。通过报告可知，理查森第一次去普韦布洛岛时，就亲眼目睹了2天内相继有10位印第安人死亡。他在做死亡分析时描述道：普韦布洛南部发展十分落后，只有一堆低矮的屋顶、小小的门、几乎没有窗户，就好像一个鸽子洞通向另一个鸽子洞，住在这样的地方，结果是很明显的。印第安人要么躺着死去，要么奄奄一息，要么在流感中勉强存活。理查森认为，其生活环境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印第安人患病或者死亡多数是因为他们不听取医生的建议，坚持传统的治疗方法造成的。事实上，不良的社会评价与偏见眼光让印第安人更排斥政府指定的治疗方案。

非裔美国人也面临着不同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歧视者认为非裔美国人在生理、心理和文化上处于劣势，本身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就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度的不同，但许多人将其结果看作是非裔的先天弱点。大流感期间，他们经常对非裔社区发出危险警告，虽然在统计中，非裔美国人的感染率低于白人，但有些医院仍禁止非裔美国人及其病患家属使用病床，他们只能选择非裔美国人社区为他们提供护理。在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红十字会在约翰马歇尔高中建立了一个为全市市民服务的急救医院，但里士满的55名非裔美国人被转移到地下室，直到该市在贝克街小学为黑人设立了临时医院。在费城，市卫生局最终在流行病期间为白人居民提供了许多急救诊所，但对黑人却毫无帮助。具有专业能力的非裔护士和医生在资源短缺的状况下被排挤在外，无法正常正常行使自己的职责，其他感染者就医无门。非裔移民与社会人士迫切希望利用这次危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卫生部颁布的隔离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积极响应，据《纽约时报》8月16日的报道，美国对大流感的最早隔离始于1918年夏天，港口卫生官员要对停靠的船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有流感症状人员，要立即送往隔离医院，同时卫生部要对被隔离人员进行医学跟踪。事实证明，初期隔离具有明显效果。纽约州立女子培训学校以及北部楚顿疗养院都执行严格隔离制度，无一例感染。然而，这种隔离政策在各地并未得到一致贯彻，其原因在于执行人员不足、执行态度分歧。

在大流感爆发前，美国社区对黄热病、白喉、天花等传染病采取过隔离措施，需要在被感染者门上贴警示标语，或者在医院、疗养院进行专门隔离。隔离制度虽然在理论上是可取的，但如果没有充足的医生或卫生人员严格执行隔离令，隔离实际上是一种个人的自愿行为。医护人员因一战的爆发被大量征用，大流感的突发，导致病患数量激增，这给美国医疗机构增添了高负荷压力。费城爆发流感时，该市26%的医生在军队服役，缺席的护士比例甚至更高。全国城镇严重缺乏医疗资源，医院的床位供应明显不足。此外，尽管医生有义务执行隔离令，但护理人员和检查员无法在如此密集的病患中行使有效权力。在卫生部看来，医生只负责收集健康信息，患者是否居家隔离不受医生管控。医生只需报告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和地址、其家庭的卫生状况；
而检查员的职责是进行逐户检查，排查未记录的流感和肺炎病例，并报告家庭的需求。隔离令的日常执行其实就落到了病人及家属身上，这极大影响隔离制度的有效性。隔离政策是否意味着勒令所有场所关闭以阻止疫情蔓延，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社会争议。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PHA）最初要求禁止一切非必要集会，费城关闭了学校、教堂、酒吧等公共场所，几乎新英格地区的学校对这一建议严格执行，但纽约等地的卫生专员认为关闭所有场所不切实际。

持关闭学校观点的人认为，学生若坚持上课，需要考虑到他们是否会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在拥挤的汽车里停留是否更容易出现感染；
而持开放学校观点的人认为，关闭学校不利于学生间的互动，影响其心理健康。1918年10月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也表达了对关闭学校的担忧，这也进一步促使关闭场所政策在纽约较难实施：“纽约的某些家庭对现代卫生疏忽大意。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受到卫生检查员的监护，这项工作是我们疾病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学校关闭，则至少有100万的学生将被送回家中，这就有100万种患病的可能。也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他们的状况。”最终，美国医学会会长维克多·沃恩（Victor Vaughan）决定，让纽约的学校继续开放。卫生部门给学校发了将近100万份通函，让每个学生带回家，学生在教师监督下进行日常医疗检查，并将有症状的孩子报告给学校医务室，进行详细检查。教师需要对无故缺席的学生进行家访，以确保他们是否健康，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体检或房间通风。

公共卫生领域先驱赫尔曼·迈克尔·比格斯（Hermann Michael Biggs）对于此次大流感，最先表现出诚恳积极的态度。他认为：“这次流感防控的失败，反映了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与医学科学的巨大问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美国卫生部门随之颁布法律法规、开展教育宣传、进行差别隔离等多项措施，以控制流感进一步蔓延。

（一）教育宣传与法律规范

纽约评估委员会（The Board of Estimate）批准向卫生部紧急拨款用于印刷健康教育手册与海报。在大流感期间，美国至少印刷过三种宣传海报：建议人们咳嗽或打喷嚏时要遮盖口鼻海报；
禁止吐痰海报；
以及预防流感和肺炎复发海报。到9月24日，纽约火车站、有轨电车、商店、旅馆等公共场所张贴了至少1万张教育宣传海报。大流感期间，美国共分发了600万份宣传册。

事实上，美国在大流感爆发的20多年前已经兴起反吐痰运动。在比格斯领导下的反吐痰运动是将教育、劝说和警察执法结合下同步开展的，带有“禁止吐痰”字样的小册子已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印第安语，在各个社区分发，因此取得了较好效果。在1918年流感期间，反吐痰运动在教育宣传与颁布法规双重措施下进一步加强，标语牌张贴在火车站、轮渡等公共场所，对“吐痰”等危害公共健康行为的处罚更加严格。10月4日，有134名男子因在地铁、站台或火车上随地吐痰罚款1美元或3美元不等。10月7日，有100多名随地吐痰的人被告上法庭，被处以1美元罚款的案件多达128件。10月17日，纽约正式颁布一项公约，要求人们在咳嗽或打喷嚏时遮住口鼻。10月19日，《纽约市卫生局周报》随即报道了比格斯提出的卫生公约，建议民众尽量不要聚集；
在咳嗽或打喷嚏时注意遮掩；
不要吐痰；
不要共用杯子。州卫生部门立即分发海报，海报上印着各类警示与呼吁：“保护好自己，你的家人、你的城市都将免受流行病的侵害”；
“不要正面咳嗽或打喷嚏，记得用手帕捂住口鼻”；
“在任何公共场所、公共交通或人行道上吐痰，都是违法的！违反此规定为轻罪，处以罚款或监禁！”；
“帮助执法，就是拯救自己，拯救他人！”但是这些干预措施在各地实施情况有所差异。旧金山执行力度比较强硬，规定在公共场所内的所有人员都必须戴口罩，不听劝阻者将被捕。这一卫生修正法为卫生员和警务人员的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纽约市在强制执行之余更希望市民自愿配合，两种手段结合遏制该疾病的传播。红十字会也呼吁民众在公共或私人场合里监督自己的行为，也可以要求别人保持同样的警惕。

随着流感的蔓延，公共卫生领袖呼吁政府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以控制疫情，他们要求美国人改变曾经的公共生活方式，认为只要减少拥挤就可以有效减少被感染者。卫生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错峰工作时间以避免人员聚集感染，该决议为大多数场所制定了营业时间表。零售干货商店计划在晚上营业，而其他零售商店计划在上午营业，美国政府办公室与银行工作时间不变。为了应对民间治疗方法与谣言，卫生部门积极宣传正确的流感防护措施。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卫生官员查尔斯·查平（Charles V.Chapin）说，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发现32种不同产品的广告，承诺可以控制或治愈流感。他观察到，随着流感的爆发，以前宣传的治疗消化不良、风湿病、便秘、头痛、一般滋补品等的化合物突然变成了流感的特效药。他斥责广告商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希望民众能理智科学看待流感。面对社会对阿司匹林含有病毒的谣言，卫生部立即从全市各地随机购买的阿司匹林进行实验室测试，最终调查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片剂成分中没有发现异常。为提高国家信任度，在纽约、旧金山、费城都在计划为民众注射疫苗，虽然并无任何证据表明疫苗能够抗击此次流感，但美国卫生部门认为疫苗有助于给予民众心理上的安全感，能够体现美国政府努力保护其公民所作的贡献。

（二）开展全社会动员

由于大流感期间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美国政府尽可能地动员全社会各阶层的行动。移民后裔努力扭转种族歧视与不良言论局面，他们积极参加社区救助服务。美国社区护理的创始人莉莲·瓦尔德本身是德国犹太人后裔，她创立了亨利街定居点，旨在号召每位居民无论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种族、性别或年龄，都有权享受平等、公正的医疗保健。1918年大流感期间，她协助卫生部创建了护士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召集了所有私人护理机构和市检查员，这有助于减少患者在医院花费的时间，同时也使居家护理更加高效。非裔美国医生此时也证明他们作为医疗从业者的能力。由于缺少白人医生，他们最终被允许参军，共有3千名非洲裔医学、法律从业者加入部队工作。普通非洲裔美国人也积极参与大流感救助工作，肯塔基州的梅斯维尔市，有46名黑人妇女志愿者领导救援活动，她们前往流感受害者的家中提供护理和清洁服务。在费城，黑人家庭教师自愿在食品中心、学校、医院和托儿所做饭。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48个地方分支机构也实施了相关计划。在芝加哥，玛丽·戈登女士组织志愿者在家中照顾流感患者。约翰·特纳（John P.Turner）在其文章中高度赞扬非洲裔从业者和志愿者们的贡献，他声称：“一种新的职业与民主诞生了。此时，没有人停下来调查那位医生的身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医疗援助。这个国家的黑人医生已经为这个种族创造了新的光辉历史。”

美国社区尽可能地配合卫生部门的工作。11月8日，纽约市共有7200个家庭的3.1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孤儿成为社区的责任。社区还需要对葬礼进行特殊安排，安抚离世患者的家属情绪。大流感期间，社区条件和公共政策均不允许人们参加传统葬礼的任何仪式。死者遗体都不得带进教堂、礼拜堂、公共大厅或公共建筑物内，也不得举行公共仪式。但家属们对葬礼的草率方式感到不满，他们无法放弃传统葬礼的神圣仪式。费城的社区管理者进一步向家属承诺，疫情受害者的遗体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但对葬礼程序的简化仍无法得到家属的认可。最终，工作人员以非公开方式进行葬礼仪式，为防止人员聚集，只允许健康的成年直系亲属参加。

一战中被激起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此时也与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紧密结合。美国政府呼吁具有高尚品格的爱国主义者都应该加入抗击流感的斗争之中。公共卫生领导人宣传公民的责任感，保护自己不受流感侵袭的最佳方法，就是履行国家提供的卫生指导方针行事。政府通过宣传招募大量医护人员，呼吁志愿者加入抵抗流感的队伍中。纽约召集了曾受过医院培训的女性、参加过紧急战争时期课程的毕业生以及未经医院训练但志愿加入的女性担任护士，旧金山面临医务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也召集了学生、教师、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充当志愿者。

甚至普通市民都在为抗击流感付出自己的智慧。卫生专员经常收到如何抗击流感的信件。有人建议所有电话都配备单独的吹嘴，纽约市长约翰·海兰（John Hylan）认可这一建议，建议每天更换电话接收器并消毒，并对地铁厕所进行定期清洁。据1918年警察年度工作报告记录，纽约共建立了150多个紧急医疗中心协调家庭护理。在流感期间，志愿者与女警察均有出色的表现。为了减轻贫困家庭的困难，他们寻找医生和护士到病人家中，并让邻居照顾因父母感染无人照料的孩子，帮助购买药品和杂货，由福利局进行统一支付。

面对隔离场所短缺、民众心态动荡问题，纽约建立了紧急医疗区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提供本地护理。卫生部建议，护士无需等到病人来医院进行救治，应积极前往居民区甚至贫民窟探望与排查患者，如果在公寓或私人住宅中检测到流感病例，需要立即在现场处理，并隔离病人。在马萨诸塞州，学校、市政厅等公共建筑以及教堂均被改造成医院，地区卫生官负责监督临时医院；
在华盛顿特区，陆军部临时搭建急症医院，但过度拥挤和资源枯竭削弱了医疗质量。

为了满足民众心理需要，减少社会恐慌，卫生部门同意剧院、电影院与教堂继续开放。纽约健康卫生署署长罗雅尔·科普兰（Royal S.Copeland）认为电影院能够向公众提供教育科学防控流感的机会；
同时，也可以防止恐慌情绪的蔓延，保护民众的心理健康。10月11日，卫生委员会规定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观看电影或演出、禁止观影人员过于密集、观影结束应及时通风等。这一倡议在芝加哥等地得到响应。在无特效治疗方式情况下，减少社会恐慌也是美国卫生部着重考虑的。卫生专员曾建议格罗顿钢铁厂的主管，在与员工谈及与处理流感问题时要格外谨慎。他希望主管能够照看好自己的员工，将有症状的人立即送到医院，提醒工人们保持警惕。同时，他也特别告诫主管，为了不给工人们带来不必要的焦虑，要安静地进行排查工作，不要惊动其他工人。

（三）追溯大流感源头与重塑集体记忆

自1918年10月第二波流感爆发后，美国各大实验室为追溯病源一直付出努力，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等知名大学科学家组成应急小组加快研究步伐。1919年1月，新闻媒体敦促国会应尽快找到流感的治疗方法，应该拨款支持流感研究。一个月后，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提出同样诉求。美国医学协会（AMA）呼吁国会向美国公共卫生服务（USPHS）拨款150万美元，用于研究流感、肺炎和相关疾病的起因、传播方式、预防和治疗。随着1920年大流感的戛然而止，医学界对流感的兴趣开始明显减弱，以《美国医学会杂志》为例，大流感主题索引只列出了15篇关于流感的文章。美国史学界在大流感过去的数十年中，都将研究着眼点放在一战上，大流感仅从医学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大流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几乎鲜着笔墨。直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型流感不断出现，学者们对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热情逐渐提高，从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角度均有探及，但从集体民众普遍意识看，美国社会对大流感的普遍重视程度仍然不高。20世纪末，人们对1918年流感的源头才有了确切认识，认为其病毒为H1N1亚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病毒发病机制和进化科负责人杰弗利·托本伯格通过1990年代的基因分析表明，大流感最初是一种禽流感，从禽类发展到人类身上，成为全新的病毒株，其致死率是现在季节性流感病毒的100倍。但也有说法认为很大可能是在由当时流行在人或猪的人流感病毒株与其他哺乳动物流感病毒株重配而来。

这段夺去了数以千万生命的可怕经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称这是一场被美国遗忘的大流感。美国社会群体对1918年大流感回避或遗忘，是几乎消失在美国历史课本中的“灾难”。为了能够唤起并重塑大流感历史记忆，很多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类。第一，享乐主义思想淹没了痛苦叙述。美国人倾向于一种乐观方式叙述国家当下的灾难，美国在应对灾难的集体反应中找到希望，想象着一个国家通过共同的奋斗和恢复的过程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这种叙事逐渐分散了人们对灾难痛苦的聚焦。作为一种文化，美国表现出了一种倾向于回避、歪曲、甚至神话过去那些苦难的部分。第二，媒体叙事的侧重点严重倾斜。卡洛琳·普恩（Caroline Playne）分析了战前的心态，她认为媒体在操纵民意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以至于战争淹没了其他与之“无关”的其他新闻话题，这使民众个人几乎无法自己思考，或者抵抗多数意见。克罗斯比认为，从未有一次疾病、战争、饥荒在短时间内杀死这么多人。然而，无论是在1918年，还是此后的日子里，它从未引起过敬畏。他控诉媒体行业的“不作为”，如《纽约时报》在1918年11月十分“冷漠”地报道，连续两周的流感和肺炎让这个城市失去了5000人和4000人，编辑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慌的痕迹。而《读者文学期刊指南》，在1919—1921年分别有13英寸的专栏介绍关于棒球的文章，20英寸用来转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47英寸用来引用禁酒令的文章，只留下了8英寸的版面介绍流感。第三，宗教观念影响民众心态。基督教在引导战后与流感的创伤心理起到了一定作用，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他们赋予了死亡更高的涵义，大流感也许是上帝更高旨意中的一部分，新生命源于死亡。这成为众多信仰民众看待流感的安慰剂，既然是“上天注定”，自然不必过于执着它的发生与结果。

然而，这种集体遗忘与个体记忆却在美国社会存在着巨大张力。史学家南希·布里斯托（Nancy K.Bristow）的祖父是大流感时代留下的遗孤，作为家族痛苦记忆的亲历者，她指出美国社会的集体遗忘和个人记忆之间的反差与矛盾。她走访了这些备受痛苦的家庭，他们对大流感的信息是通过家族内传递，这意味着感同身受的个体或家庭并未遗忘这次灾难，只是他们的声音与感受被社会集体所忽视。布里斯托认为这种社会矛盾需要被重视，因为“乐观主义和公民及宗教的救赎对受伤的灵魂来说是一剂良药，但这样的回应对一些在悲剧中遭受最深重痛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甚至更糟”。然而，这样的集体情绪从未给那些还在伤痛中的人留有缓冲余地。她认为美国人这种乐观的叙述完全忽视了他们所处环境的现实情况，似乎他们的痛苦是不正常，甚至是病态的。对于大流感幸存者而言，乐观主义叙事的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为伤痕叙事留下空间。

对于集体回避与遗忘，公开正面的回应是具有意义的。这一类似的纪念活动在1985年已经开展，社会活动家克利夫·琼斯（Cleve Jones）让人们在标牌上写下因艾滋病而丧生的亲人名字，然后将标语贴在旧的旧金山联邦大楼上，并在数千个广场展览，这被称为“NAMES艾滋病纪念项目”（The NAMES Project AIDS Memorial Quilt），同主题纪录片也获得奥斯卡纪录片奖，这些做法利于民众了解疾病的苦痛、消除歧视耻辱，同时与患者及其家属产生了极大共鸣，这一项目持续至今。而相较于艾滋病纪念活动的开展，目前尚未有任何一个官方的纪念日为1918年大流感而设，也没有国家层面相关纪念活动或者象征性仪式以悼念大流感中的死难者。可以说，是社会和文化层面表征的集体缺位使大流感成为了“被遗忘的记忆”。抚今思昔使民众了解疾病苦痛，消除歧视，这有助于调节集体情绪，保持社会和稳定。面对集体沉默，社区和国家需要为应对集体遗忘采取积极行动。

19世纪80—90年代美国爆发的季节性流感与“细菌理论”的突破，让美国社会沉浸在进步时代的乐观氛围中，他们相信医学专家能够解决疾病问题，并未正视1918年大流感危机，延误了早期开展防控疫情的有利时机。军事信息与战时情绪在公众媒体中弥漫，大流感的新闻报道被报刊小字体放置为次要内容的做法又一度加重了人民对疫情的忽视。无法控制的疫情使美国民众焦躁不安，人们自行寻找民间“替代”疗法。美国应对疫情的保守态度让公众逐渐丧失对政府医疗的公信力，民众接受正规干预的意愿也随之减弱，这对美国政府与医疗权威提出了挑战。为应对大流感期间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国会、卫生部门、社区等各阶层从业者积极参与，采取了制定法规、教育宣传、及时辟谣、安抚民众情绪、差别隔离、增加临时医院等综合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并未真正阻隔大流感的侵袭，流感也并非因其防控手段而悄然离去，流行病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与心理创伤仍伴随着逝世者的后裔，社会的集体遗忘与盲目乐观将严重影响下一次未知流行病的实施效果，进而影响政府的防控建议与民众的配合。但美国1918年大流感社会问题的凸显与应对手段，仍为我们留下深刻思考与借鉴意义。

注释：

①施诚、倪娜：《西方学术界重大传染病起源地研究的歧见和偏见——以黑死病、美洲天花、梅毒和1918年大流感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李秉忠：《关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③曾金花、张彦敏：《1918—1919年大流感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④Cyrus Edson,Defenses Against Epidemic Diseases,Forum 9,New York:Forum Publishing Company,1889,p.475.

⑤Col.Gorgas Called to Africa to Fight Grippe Plague,New York Times,October 26,1913.

⑥Alfred W.Crosby,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The Influenza of 19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9-40.

⑦Vaccine for Influenza,New York Evening Post,October 12,1918.

⑨Milton J.Rosena,Experiments to Determine Mode of Spread of Influenza,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19,73(5),p.313.

⑩刘文明：《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及全球性传播》，《全球史评论》2011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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