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

时间：2023-01-19 14:45:13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杨庆祥

自2021年以来，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成为当代文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日益程式化，同时又因为各种束缚而不断进行同义反复和理论空转的大环境中，“新南方写作”的提出和讨论构成了一次有一定当量的“冲击波”。假以时日，这一议题或许可以与“非虚构写作”“东北文艺复兴”一起，构成21世纪中国当代写作标志性的命名。在相关话题的讨论中，我的文章《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以下简称《新南方……》）被认为是“肇始（事）之作”，并得到了同行师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正在经历它自己的“理论旅行”和“主体生成”。在这一旅行和生成的过程中，我读到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基于不同的视角和趣味，当然也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诉求，在众说纷纭中丰富着“新南方写作”的话语装置。这也正是我写《新南方……》一文的初衷，我并没有预设一种完成式的理论——这永远也不可能——而是以一种“有限性”的方式打开话题的空间，并留下许多缝隙，以便于思考可以不断纵深，话语可以蔓延生长，经验也能得以敞开。这一次借《广州文艺》约稿的机会，我再简要谈谈近一段时间我关于此话题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地方性问题。我在《新南方……》一文中提到了新南方首先意味着一种地理的区位，并对这一地理区位进行了一种“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界定。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新南方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理的区位，但“地理的区位”并不能自动建构一种“地方性”。无论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在现代性的概念谱系中，“地方性”都不等于“地理区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地方/地方性”是一个相对于“中心/整体性”生成的一种政治文化指认。在延安文学的谱系中，“地方/地方性”不过是“中心/整体性”实现其扩散或者整合而使用的一种话语修辞，或者说，“中心/整体性”借助对“地方/地方性”的改造和征用，完成的是文化权力的一统。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地方性”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洞所指，它甚至都无法完成“景观化”，因为“景观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生成有别于“中心”的内容。同样如此，在现代性的概念谱系里，“地方性”相对于“普遍性”而产生意义，它面临的危险依然是“普遍性”对其的侵蚀和征用。不过因为缺乏主权国家的强力，现代性意义上的“地方/地方性”可以以一种“流动性”的方式逃逸被整合的命运，并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这正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新南方写作”地理区位中的“东南亚”甚至“海外华语写作”的重要性，因为相对来说，这些地区的“地方/地方性”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并非所有处于“新南方”地理区位的写作都可以称为“新南方写作”——目前的一些讨论正有一种泛化的倾向——只有那些真正将“地方/地方性”从统一的“整体性”里面解放出来，并意识到了“自主性之艰难”的写作，才是真正的“新南方写作”。

第二点，是语言的问题。我注意到很多文章都在谈论“新南方写作”中的语言，尤其是方言的问题。近年一些长篇小说的发表和出版，如黎紫书的《流俗地》、林棹的《潮汐图》、林白的《北流》、葛亮的《燕食记》等，也似乎满足了我在《新南方……》一文中对“粤语书写”的展望。但是，这里面依然有微妙而重要的缠绕需要予以进一步厘清。语言作为结构性的产物，从来就不仅仅是信息化的符号，文学语言尤其如此。在现代语境中，因为语言信息化属性的强化，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化变得越来越隐蔽。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文学语言就无法从“宰制系统”里面解放出来，当然也无法完成重建新意义谱系的可能。在我看来，当前一些作品中使用的方言依然是一种点缀化的存在，其模式是“方言→故事”，故事依然是目的，语言只是手段，缺乏一种语言的本体意识。为什么不可以有一部“故事→方言”的作品呢？这当然只是我的一个大胆的构想：以人物、故事为客体，以语言为主体，以此来凸显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并解构这种属性——我在目前的“粤语写作”中没有读到这样的作品，反而是在老作家王朔最近以所谓的“新北京话”完成的长篇小说《起初纪年》中看到了这样的努力。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语言，无论是通用语还是方言，都不是隔绝的存在，它必然受制于时代的风气和惯性；
方言和通用语一样，同样是“系统性腐坏”的重灾区。因此，方言的使用不应该是平滑的、流利的、自动的，方言与通用语应该形成一种比较甚至是对抗，在角力中呈现其各自的病灶并获得新价值的良方。

无论是“地方/地方性”还是“语言/方言”，其实都与历史相关。在正常的语境中，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与作为叙事学意义上的历史都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在社会学意义上，历史可以被视作一个推动社会变化——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的时间过程；
在叙事学意义上，历史意味着一种多元的解释、书写和想象。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权力一直都试图垄断历史：或者宣布一种固定不变、千秋不移的政治经济秩序，或者推广一种对历史的单一性解释和书写。它的巅峰当然是这两者的结合，历史在现实域和想象域都被封存、标签化，历史由此沦为题材和附庸，它造成了一种奇怪也是必然的后果——每年有大量的历史作品被生产出来，但其实都只是一部作品的重复，无非是换一个人物名字，换一个发生环境，其内在的历史认知，不过是某种教义规训后的余唾——是的，在此历史变成了无价值的余唾。这就是我们要正视的事实。我对“新南方写作”的期待，其实也是对一种历史认知更新的期待，在真正的“新南方写作”中，历史不是题材，更不是某一教义的附庸，而是一种抗辩、一种主动的逃逸、一种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建构。因此，“南洋人民共和国”是真正的历史，“失败者赢得了故事”是历史，“以想象驱动的潜水艇”也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并非指真正发生过的物质性的事实。在文学书写里，它更指向一种“可能性”的虚构、想象和编目，“正/伪”史因此被架空、拆解、扭曲，同时也被嘲笑、反讽和鞭挞。以是观之，“新南方写作”还任重而道远。

以上对“新南方写作”的反思，同样适用于当下的整个文学/文化生产。我脆弱的信心在于：一个时代的沉默固然无可奈何，但一二孤勇者也许可以让同代人的蒙羞减少一点点。此刻，又一个关键的节点来临了——在我们的历史里，这样的节点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如果可以选择，我们宁可不要——既然如此，那就以“持久战”的方式投入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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