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时间：2023-01-17 22:4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尚子娟，冯艾米
（1.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2.长安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近年来中国生育政策随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全面二孩政策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有了实质性变化，三孩政策的出台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1949 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发展工业和农业，实施鼓励生育政策；
1978 年，面对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的情况，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人口增长速度得以减缓且人口总量得以控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也随之产生；
为解决上述人口问题，2013 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 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2021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优化生育政策以此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调整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是2000 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①。从历史角度来看，人口消长反映着当地文明的强弱，可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和塑造经济增长模型［1-2］，但是已有研究弱化了人口消长对家庭发展的影响。如今，家庭既是个体至关重要的归属，又是和社会经济系统直接发生作用的地方［3］。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其所获取的资源满足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的能力，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对构建和谐家庭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将家庭发展能力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4］，“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家庭发展能力，而加强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再次被提及。
宏观层面的生育政策调整势必会影响微观层面的家庭发展，而新的家庭结构导致了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规模的差异，这一改变又会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产生何种影响？家庭发展能力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生育政策调整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家庭发展能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的人口结构现状，研究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现象愈加明显。生育政策调整使得宏观层面的人口特征（例如婚姻、生育、死亡）和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功能发生了变化，继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发展能力。
学界关于家庭发展能力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梳理如下：一是家庭发展能力概念及其指标划分。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主要围绕“资源”展开。一是家庭“资源”现状视角，包括家庭禀赋、家庭策略和家庭功能［5］；
或是家庭“资源”基础视角，农民家庭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强弱，可以分为生活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发展型家庭［6］。二是家庭获取“资源”的能力，分为经济能力、保障和支持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风险应对能力［4］。同时，家庭的人口生育能力和人口素质是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7］。二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路径研究。学者们主要强调政府在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方面的作用，一是思想上重视，相关部门要对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给予高度重视［8］，切实推动“生育文明、幸福家庭”蓝图的落实；
二是法律上保障，政府要为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制定法定奖励优惠政策［9］；
三是物质上支持，政府要在家庭教育、医疗、养老和税收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帮扶［10］。家庭成员竞争能力和经济水平的提升、风险能力的减弱皆有助于家庭的长远发展［11］。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出发，稳定的家庭生活供给能力为家庭发展能力提供了保障［12］。
有关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文献多是提出了生育政策和家庭发展能力的关系，但针对两者互相影响的具体机制尚不多见。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于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学界的共识是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使得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反之亦然。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自我调整能力降低［3］，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功能，同时会使家庭子女数量减少，降低了家庭的整体收入和实际资产［13］。另一方面，单独二孩政策弱化了家庭发展能力，具体表现为：女性因生育失业导致家庭经济能力下降、家庭应对风险时调节能力下降；
生育二孩导致家庭养老和抚幼质量下降，家庭保障与支持能力被削弱［14］。单独二孩政策导致家庭发展能力不足，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较高，为进一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生育政策发展的方向是全面放开二孩［15］。
学界对家庭发展能力的概念和提升路径做了一定研究，但以家庭为研究对象，关于生育政策与家庭发展能力相关关系的研究起步晚、时间短、著述还不多，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具体影响尚不清晰。因此，本文基于家庭视角，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明确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并且为家庭适应以上影响提供具体建议。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发展能力将直接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同时良好的家庭发展能力既可以促进家庭成员健康发展、又可以保证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处于形成到消亡的循环往复过程［16］；
根据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家庭可以通过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本，从生计环境、资本和策略方面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17］。在参考上述两个理论的观点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其所获取的资源满足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的能力，既要满足家庭成员当前的生活需求，又要重视家庭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包括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和家庭支持能力。
关于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学者认为家庭经济是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子系统［8］，在二孩政策推行过程中，经济状况是育龄夫妇决定是否生育二孩的关键［18］。从已有研究中发现，家庭收入对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有正向影响［6］，而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建设家庭资本提升家庭发展能力［19］。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有学者认为家庭在消费观念上倾向于当期消费和子女偏重，进而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和家庭经济能力降低［10］，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家庭主要依靠储蓄发展，中国家庭普遍倾向于高储蓄，储蓄对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意义不大［20］。
关于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在因外部冲击而使家庭发展能力被影响后，家庭风险应对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改变方面［10］。从已有研究中发现，家庭成员工作性质与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呈现正相关，在“风险社会”中，农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21］，有调查显示，通过存钱、预防避免和求神拜佛方式应对风险的农民家庭占比分别为34.7%、27.9% 和17.6%［22］。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多数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及较稳定的工作性质［23］，相比于农民，其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社会保障水平与家庭应对风险能力呈正相关，有学者发现家庭成员社会保障不足，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也会随之减弱，家庭一旦面临外部冲击，便会极易陷入贫困［24］。
关于家庭支持能力，有学者认为家庭支持中的累积财富和情感维系是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表现［25］，而家庭照料功能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显著特征［26］。从已有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指在既定收入水平下，通过决策和实施教育、培训等多种投资方式以期在未来获得投资收益的经济行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支持能力呈正相关，同时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乡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较弱，投资额度低于城市家庭，东部地区家庭投资额度高于中、西部地区［27］。但是很少有学者通过实证方法探究家庭居住面积、家庭成员健康水平和家庭支持能力之间的关系。
为更好地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基于上述梳理，同时充分考虑生育政策以鼓励生育为目标的特点，将微观家庭受生育政策的影响界定为孩子数量的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数据，探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和家庭支持能力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生育政策调整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见图1），并提出研究假设。
图1 生育政策调整影响家庭发展能力分析框架
（一）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经济发展能力
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为家庭发展奠定基础，主要用家庭收入支持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具有改善家庭成员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及维持家庭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功能。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在短时间提高了生育率［28］，2016 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 年二孩进一步上升至883 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 年提高了11 个百分点②。但是在微观家庭层面，一方面，育龄夫妇将二孩生育意愿落实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将直接使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家庭规模扩大，家庭消费额度和消费行为也会因此变化，具体表现为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导致子女抚育费用增加，家庭储蓄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增加［29］。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增加了职业晋升阻力和失业风险，在生育行为实施之后，家庭婴幼儿数量增加导致育龄女性进入职场的阻力增加，家庭收入一定程度上会随之减少。此外，雇主为避免生育成本，在岗位配置和培训等方面对育龄女性设限，进一步加剧了育龄女性在职场面临的求职难、待遇低、发展差等问题［30］。为了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影响效应，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在短时期内，生育政策调整会限制家庭经济发展能力。
（二）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风险应对能力
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为家庭发展保驾护航，指家庭受到外部环境（自然灾害、政策调整等）和内部变化时的反应能力、应对能力和调节能力［31］，能依据外部冲击大小采取不同的措施，整合内部资源，调整家庭发展方向，保证家庭发展的持续性。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家庭规模有所扩大，一定程度上对于家庭少子老龄化的结构有所改变，但现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和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加，会对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产生影响。家庭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核心劳动力工作性质的差异会使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不同，如上文所述，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多数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以及较稳定的工作性质，相比于农民应对风险能力更强。从已有生育政策的研究来看，生育意愿高的女性主要从事体制内的工作，拥有更稳定的收入、更全面的福利、更为固定的产假及哺乳保障等优势［32］，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生育政策调整能够增强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
（三）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支持能力
家庭支持能力为家庭发展鼎力相助，反映了家庭支撑家庭成员需求的程度，主要表现为家庭对现代社会“三座大山”即教育、住房、医疗的支持能力，尤其是在涉及外部冲击力、承担外部风险的情况下，支持能力会进一步被弱化。在育龄夫妇生育二孩之后，家庭就要对孩子的住房、教育和健康水平提供必要的支持。一是教育，经济基础是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关键，同时受“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思想的影响，父母会花费大量钱财让婴幼儿参加早教，有调查显示小孩在早教班一年费用为1.5 万元左右，孩子的抚育费用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二是住房，有研究表示育龄夫妇购房首付代际间的经济扶持是中国家庭的普遍现象，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经济支撑能力不足［33］，且考虑购买“学区房”，无疑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三是医疗，作为生育主体的90 后育儿成本在增加，原因在于其对自身的高质量生活要求和对幼儿的高质量抚育标准。此外，怀孕、生产到孩子的抚育，都需要各种医疗消费支出保障。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生育政策调整不仅仅会增加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还会增加住房和支持生命健康的支出，从而增加家庭消费支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和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负责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6 和2018年全国数据。CFPS 项目的样本包括25 个省/ 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本文探讨的是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剔除了夫妻双方年龄在人口学生育年龄范围之外（20-45 岁是大多数人口学研究中被定义的适龄生育年龄,本文采用这一年龄划分）［34］和婚姻状态为未婚状态或婚姻状态不明确且无子女状况的样本，同时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总量为419 个，具体包括2015 年10 月及以后有第二个孩子出生的家庭样本184 个，2015 年10 月以后已生育了一孩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样本235 个。根据家庭编码和个人ID 对2015 年10 月及以后有第二个孩子出生的184 个家庭进行追踪观测，即为2018 年的家庭数据。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研究选取家庭发展能力的量化指标为因变量。正如上文所述，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和家庭支持能力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是家庭当前生存和未来发展的物质基础，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分别对应流量和存量概念，前者可以体现家庭收入能力，后者可以体现家庭经济状况［35］，所以本研究利用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储蓄来衡量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风险应对能力是家庭在遭遇冲击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保险是弱化家庭风险和提高家庭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方式［36］，一般而言，体制内就业者失业风险更低，家庭成员工作性质和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可以反映家庭风险应对能力，所以本研究利用父母工作性质、社会保障水平和家庭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来衡量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家庭支持能力主要表现在家庭对成员教育、住房和医疗的支持能力，住房是家庭成员生活的基础，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成员健康是促进家庭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所以本研究利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家庭居住面积和家庭成员健康水平来衡量家庭支持能力。
2.自变量
生育政策调整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在已有研究中，任慧玲把生育政策划分为城镇家庭是否有2014 年及以后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和家庭人口规模［23］，张亚丽认为生育政策会作用于家庭规模［37］，宏观层面生育政策调整会对家庭层面的子女数量和家庭规模两个要素产生直接影响。本文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即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本质目标皆是鼓励生育，将微观家庭受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界定为孩子数量差异和家庭规模差异。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第一孩子的性别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二孩生育意愿略高［38］。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对育龄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具体影响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因此，本研究利用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家庭孩子数量和家庭人口规模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城乡、中东西部、受教育程度等会对家庭发展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但本文主要聚焦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研究，尽量消除变量遗漏所带来的估计偏差，因此将性别、年龄、城乡、中东西部、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以期发现性别、年龄、城乡、中东西部、受教育程度的净影响结果，同时探讨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和结果及其城乡差异。
表1 主要变量和具体指标
实证分析中各个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2。其中，家庭收入均值为10313.64，标准差为22 697.35，根据2018 年家庭收入等级划分③，样本数据中贫穷家庭与贫困家庭占61.24%。工作性质不稳定的样本量占比约为24.3%，工作性质稳定的样本量占比约为75.7%，可以用工作性质稳定作为工作性质这一个变量的概括性度量，即样本家庭的工作性质偏稳定。将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划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其标准差分别为0.341、0.339、0.308、0.315 和0.289。人力资本投资的均值为3083.035，标准差为6375.262，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5000 元以下占86.16%，超过5000元但不超过10000 元占7.16%，10000 元以上占6.44%，可见样本中不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较大。本文孩子性别、家庭城乡分布、地区分布（中东西）和家庭孩子数量都是分类数据。第一个孩子性别为男孩的家庭占49.16%，女孩占50.84%，说明样本中一孩是男孩和女孩的家庭比例较为平衡。城镇家庭占47.73%，乡村家庭占52.27%，按照经济带划分的东中西部分别占39.62%、28.40%、31.98%，样本城乡和区域分布相对均衡。样本中家庭孩子数量是一个和两个的家庭占比分别约为56.09%和43.91%，说明实际落实二孩生育行为的家庭数量略少。
表2 变量的统计描述
（三）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利用CFPS2016 年第三次调查所得的截面数据，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计量模型为：
其中，X1、X2、X3为核心自变量，分别代表家庭孩子数量、第一个孩子性别和家庭人口规模；
Z 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中父亲或母亲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城乡、中东部的情况；
Y 为被解释变量家庭发展能力，其一级指标是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和家庭支持能力。该方程反映了2016 年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样本家庭2016 年与2018 年家庭发展能力对比，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一）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的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STATA/SE15 软件，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表3 为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1.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影响
为了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影响，即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储蓄的影响。表3 中的模型1 和模型2 为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总体来看，在控制了父母亲年龄、城乡、地区、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后，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储蓄产生了重要影响，且都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一，家庭孩子数量对家庭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3 中的模型1 是以家庭收入水平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整体模型显著。家庭孩子数量对家庭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孩子数量每增加1%，家庭收入水平就会降低0.237 个单位。这说明孩子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家庭收入水平的减少，究其原因在于女性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表明女性生育行为发生之后，照顾孩子的时间明显增加，工作时间因此被挤压，就业歧视、晋升受阻、被迫辞职等现象愈演愈烈［39］，一定程度上导致女性收入减少、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家庭人口规模对家庭收入水平影响显著为正，家庭人口规模每增加1%，家庭收入水平就会增加0.461个单位。
在控制变量中，父母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且家庭收入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相关系数为0.287，且在1% 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示父母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地区与家庭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相比较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家庭收入水平更高，即经济越发达地区家庭收入水平更高。
第二，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与家庭储蓄呈显著负相关。表3 中的模型2 是以家庭储蓄为因变量，整体模型显著。第一个孩子性别是女生与家庭储蓄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61，这表示相比较第一个孩子是男生，第一个孩子是女生则家庭储蓄更低。原因在于在婚姻市场上，宏观层面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个体男性处于劣势，前者的家庭储蓄率也要更高［40］，父母为使男孩在未来婚姻市场更有竞争力，就会增加家庭储蓄。
表3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控制变量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储蓄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家庭储蓄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储蓄相关系数为0.729，且在1% 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储蓄越多。究其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家庭收入比较高且稳定，对于家庭未来发展考虑更加全面，预防性动机相对较强，储蓄率相对较高。地区与家庭储蓄相关系数呈正相关，相比于西部地区的家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家庭储蓄更高。
2.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
为了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表3 中的模型3、模型4 和模型5 是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从数据分析结果看，在控制了父母亲年龄、城乡等相关变量后，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家庭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和家庭成员享受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如下。
第一，家庭孩子数量与父母亲工作性质有显著负相关。表3 中的模型3 是以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为因变量，整体模型显著。家庭孩子数量与父母亲工作性质在1%统计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46，表明家庭孩子数量较少，父母亲的工作性质更加稳定，更加稳定的工作性质即为体制内的工作。可能的解释是体制的庇护作用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年轻父母刚进入体制内工作，收入稳定但相对较低，工作和生育、抚育孩子有较大的的冲突，即体制的庇护作用较弱。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女生）与父母亲的工作性质在5% 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0.091。在控制变量中，城乡与父母亲工作性质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91，在城市中的家庭，父母亲工作性质更加稳定。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成员工作性质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23，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性质更加稳定。
第二，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有显著正相关。表3 中的模型4 是以家庭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为因变量，整体模型显著。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在1%统计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78。家庭孩子数量越多，家庭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越大。究其原因在于农民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生育二孩意愿强烈，前者主要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生育意愿较高且一孩政策对该群体约束力很小，后者由于工作性质在一孩政策时生育二孩不被允许，二孩政策实施后，后者的生育意愿较强烈［41］。在控制变量中，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19，且在1% 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三，家庭孩子数量与社会保障水平有显著负相关
表3 中的模型5 是以社会保障水平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整体模型显著。从数据分析结果看，家庭孩子数量与五大社会保险在5% 统计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家庭孩子数量增加，五大社会保险会减少。受传统“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家庭孩子数量增加，生育孩子的养老功能增强，人们不会投资更多的养老保险来养老；
同时由于家庭资源的有限性和孩子数量的增加，在“优生优育”观念的影响下，由个人缴纳的那部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会减少，转而增加对孩子抚育的投资。
在控制变量中，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在10% 统计水平上呈现正相关。父、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享受社会保障水平越完善。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性质越稳定，享有社会保障水平更加完善。东西部地区与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在10% 统计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相比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更加完善、保障水平更高。
3.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支持能力的影响
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支持能力的影响，表3 中的模型6、模型7 和模型8 为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支持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第一，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有显著正相关。表3 中的模型6 是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整体模型显著。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1%统计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2070.917，表明家庭孩子数量增加，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原因在于父母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决策者，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经济单位，“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优育、注重孩子质量”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大部分父母会对家庭内的所有孩子增加投入，培养孩子的素质和基本技能，未雨绸缪，以增强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在控制变量中，城乡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1% 统计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2098.732，表明城市比农村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高。原因在于因农民经济收入有限使得对孩子的投资较低，而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较多是为使其保住当前阶层或实现更高水平的阶层跨越。
第二，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居住面积有显著的负相关。表3 中的模型7 是以家庭居住面积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整体模型显著。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居住面积呈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22.919，在1% 统计水平上显著。家庭人口规模与家庭居住面积呈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3.409，在10% 统计水平上显著。原因在于一方面受传统“多子多福”思想影响，父辈会竭尽全力支持育龄夫妇生育抚养二孩，如转卖自己的住房以给年轻夫妇经济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孩子出生后父辈和年轻夫妇住在“同一屋檐”以方便看护幼儿，孩子数量的增加使家庭人口总数增加，一定程度上家庭居住面积会减少。
第三，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成员健康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表3 中的模型8 是以家庭成员健康水平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整体模型显著。家庭孩子数量与家庭成员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50，在10% 统计水平上显著。原因在于大部分家庭无力承担过高的看护费用，祖辈会协助抚养二孩，父辈既承受巨大经济压力，其休闲时间也被婴幼儿挤占，其老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一定意义上家庭成员健康水平会下降。控制变量中，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成员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57，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样本家庭2016 年和2018 年家庭发展能力对比分析
表4 是样本家庭2016 年与2018 年家庭发展能力的对比，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一是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对比分析。样本家庭2016 年与2018 年家庭收入水平变化在1%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家庭的家庭收入会显著提升，原因在于生养育孩子的成本会随孩子的数量增加而上升，因而会增加家庭收入的动力。家庭储蓄变化不显著，主要因为数据时间距离较短，2016 年出生的孩子至2018 年仅有2 岁，孩子对家庭储蓄影响不显著。二是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对比分析。样本家庭2016 年与2018 年父母的工作性质、父母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社会保障水平变化都在10% 统计水平上显著。父母的工作性质越稳定、父母从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越大，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会提高。家庭会增加对孩子的投资以增强孩子的素质，同时生育二孩会减少失独的风险，家庭未来风险应对能力会提高。三是家庭支持能力对比分析。样本家庭2016 年与2018 年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家庭居住面积和家庭成员健康水平变化都不显著，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对孩子成长的经济投资，2016 到2018 年数据时间距离较短，消费观念变化差异不大，家庭对孩子的经济投资年差异小。住房是家庭成员居住的稳定性场所，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家庭居住面积在2 年内更换的可能性很小。
表4 样本家庭2016 与2018 年家庭发展能力对比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本文关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源于强调家庭建设和家庭发展，是一种理解生育政策调整引起的家庭问题并给予相关解决方案的分析框架。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是基础，提供家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家庭风险应对能力是保障，在家庭面对风险时保驾护航；
家庭支持能力关注孩子质的提升，给予孩子人财物支持，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实证数据显示，一是生育政策调整会使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减少，即短期内限制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假设1 成立。二是生育政策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孩子的主要群体，其稳定的工作环境会增强家庭现在应对风险能力，假设2 成立。三是生育政策的调整，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会增加对每个孩子的经济投资，从而增加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假设3 成立。
从家庭发展能力视角出发，生育政策调整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育行为，而且影响了家庭的经济发展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和家庭支持能力。生育政策调整有助于改善国家人口结构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是从当期来看，生育政策调整导致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减少，短期内降低了家庭经济发展能力，限制了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实证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是女生与家庭储蓄呈显著负相关，即相比较第一个孩子是女生，第一个孩子是男生则家庭储蓄更高。在控制变量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和储蓄也会随之增加，家庭经济发展能力越强；
经济越发达地区的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会水涨船高，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更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变动性较强，家庭面临的风险性随之增强。在生育政策调整导致家庭子女数量增加的状况下，为了更好地应对家庭所面临的外部冲击，家庭成员会理性思考是否选择生育二孩，稳定的工作环境会增强家庭当下应对风险能力，所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生育二孩的主要群体。从长远来看，二孩的出生弱化了家庭失独风险，提升了家庭未来应对风险能力。从当期来看，二孩的出生会再次加剧家庭资源的非均衡性分配，减弱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在控制变量中，发现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地区呈较强的正相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工作性质更加稳定，拥有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对于家庭发展考虑更加全面，家庭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强。二孩或三孩的出生，需要强有力的家庭支持能力作支撑，孩子数量的增加会使得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额增加，但是由于资源被稀释，孩子数量增加致使家庭中每个孩子得到的照料时间、经济支持减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人均水平下降；
祖辈协助抚养二孩的同时也承受巨大经济压力，健康水平会下降；
父辈会竭尽全力支持育龄夫妇生育抚养二孩或三孩，给年轻夫妇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孩子出生后父辈和年轻夫妇住在“同一屋檐”以方便看护幼儿，一定程度上家庭居住面积会减少。
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发展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给予家庭策略选择的空间。个人和家庭是否生育二孩和三孩的行为是检验生育政策落实的关键，也决定了国家宏观层面上人口的结构和发展。生育政策调整仅仅是起点，更重要的是后期配套的政策为家庭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更优质的公共资源和服务，给家庭提供生育二孩和三孩行为的现实基础，真正提高家庭的经济发展能力、应对风险能力和家庭支持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保障收入支持抚育，提高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在法律上保障女性因生育而减少的收入，在经济上支持家庭抚育孩子，提高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一是保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益，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且严格落实，防止女性因生育被迫辞职现象的产生；
二是法定带薪孕产假，给予直接的经济保障，保障获得因生育和照顾子女暂离工作岗位的薪资；
三是建立特色“育儿津贴制度”，给家庭养育儿女提供经济帮助，缓解生育和抚育孩子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二，缩小体制内外差异，提高家庭风险应对能力。缩小体制内外的劳动力在社会保障水平、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注重体制内外的公平性，提高体制外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营造有利的个人就业环境对体制外家庭做出二孩生育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提高体制外劳动力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建立配套的发展政策；
二是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鼓励体制外企业单位为女性生育提供更多的帮助，降低女性生育的担忧和顾虑。第三，发展幼儿公共服务，补充家庭支持能力。一是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起0-3 岁托育服务的职责，大力发展婴幼儿的公共托幼服务，加大对托育事业的公共投入［42］，借助外部支持补充家庭照料功能和家庭支持能力；
二是发展0-3岁的公立或民办幼儿园，承担早教任务，缓解婴幼儿父母双方就业压力，缓解公共教育资源的供需紧张的局面；
三是利用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为本单位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员工建立托育设施［43］。
［注释］
①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1/t20180 120 _ 1575796.html.
②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1/t20180 120_1575796.html.
③ 贫穷家庭：年收入不超过3万；
贫困家庭：年收入超过3万但不超过8 万；
低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8 万但不超过15 万；
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15 万，但不超过80 万；
高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80 万但不超过200 万；
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200 万但不超过500 万；
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500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