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生的家庭健康水平与负性心理研究

邵 娜，韦新源，梁丽霞，惠沼沼，党变玲，苏永龙，何依情，杨 慧*

(1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院，陕西 西安 710004；
2 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3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4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 西安 710004)

自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呈多点散发、偶尔局部暴发态势。2021年12月下旬，X市遭遇了较为严重的一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市从2021年12月23日至2022年1月23日，实行了封控和管控措施，居民非必要不出门/小区[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事件考验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及家庭的健康调整水平，尤其家庭健康调适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2]。中小学生作为未成年人，是突发事件中最容易产生心理应激反应的群体。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生的家庭健康水平如何？不同家庭健康水平与中小学生心理情绪(抑郁及学习倦怠)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旨在了解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生的家庭健康水平、抑郁症状及学习倦怠的现况，分析中小学生家庭健康水平与抑郁症状及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为疫情防控期间全国中小学生家庭功能的重建及心理健康措施的制定提供借鉴。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2022年1月15—30日，身处X市疫情防控区的城乡中小学生19 343名为研究对象。样本纳入标准：①调查期间，学生居住地在X市10区3县的中小学生；
②年龄在6～18周岁；
③能够独立使用手机，或在家长协助下使用手机回答问题；
④心智正常，无影响运动或言语功能的重大疾病。排除标准：①既往有精神疾病和意识障碍；
②参与其他临床试验者。中小学生的知情同意须征得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中小学生能做出知情同意参加研究决定时，须征得本人同意。与此同时，本研究在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后开展。

1.2 研究工具

1.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调查表

该调查表为作者参考有关文献自行编制，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现教育阶段、居住地、居住地疫情管控情况及教师授课方式等。

1.2.2 简易家庭健康评定量表

简易家庭健康评定量表(Short Form of the Family Health Scale，FHS-SF)由美国学者Crandall等[3]编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量表包括4个维度，即：家庭社会和情感健康过程、家庭健康生活方式、家庭健康资源及家庭外部社会支持，共10个条目组成。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1分、有些不同意=2分、既不同意也不反对=3分、有些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累计计分，总分<25%(12.5分)为家庭健康不良，总分在25%至75%(12.5分至37.5分)之间为家庭健康中等，得分>75%(37.5分)为家庭健康良好。2021年，王飞等[4]采用该量表对中国120个城市的8 912名居民进行调查，证明其信效度良好。

1.2.3 中文版中心抑郁量表

中文版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Radloff编制[5]，较广泛地用于流行病学调查，用以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对象，以便进一步检查确诊；
也有人用作临床检查，评定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其他抑郁自评量表相比，CES-D更着重于个体的情绪体验，较少涉及抑郁时的躯体症状。CES-D有20个条目，分别调查20项症状。临床使用有较好的信效度。其计分方法为：按过去一周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评定，不足1天者为“没有或基本没有”计0分，1～2天为“少有”计1分，3～4天为“常有”计2分，5～7天为“几乎一直有”计3分。将20项得分相加，小于10分为无抑郁症状，10～15分可能有抑郁症状，20分以上肯定有抑郁症状。

1.2.4 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

该量表由吴艳等于2007年编制[6]，以Maslach工作倦怠量表为基础，对青少年的学习倦怠情况进行评估。量表包括3个维度：即身心耗竭、学业疏离和低成就感，共1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符合=5分，有点符合=4分，不太确定=3分，不太符合=2分，很不符合=1分，部分条目反向计分，16个条目得分之和即为量表总分，得分越高学生的学习倦怠状况越严重。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网上调查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问卷填写前有明确的问卷填写说明，将知情同意列为选择题进行选择，选择不同意则不会进入问卷。要求学生自行或在家长的协助下填写问卷，整个问卷填写完成约需8～10分钟，系统设置自检功能，全部条目填写完成即可提交问卷。

1.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5.0软件包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一般资料采用统计描述，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确定家庭健康与负性情绪(抑郁和学习倦怠)之间的相关性。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1 中小学生一般资料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问卷20 332份，去除答案统一或呈规律性的问卷910份、数据不全的79份，最终进入数据分析的共19 34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1%，具体人数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中小学生一般资料情况调查表(n=19 343)

2.2 中小学生家庭健康评定量表得分情况

本研究中，家庭健康处于中等水平的中小学生为1 657人(8.6%)，家庭健康处于良好状态的为17 686人(91.4%)。X市疫情防控区的城乡中小学生家庭健康各维度及总分在不同教育阶段和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得分上均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教育阶段分组上，小学生在家庭社会和情感健康过程维度、家庭健康生活方式维度、家庭外部社会支持维度和家庭健康评定量表总分上的得分要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P<0.05)；
高中生在家庭健康资源维度上的得分要高于小学生和初中生(P<0.05)。在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分组上，防范地区学生在家庭社会和情感健康过程维度、家庭健康生活方式维度得分高于封控区和管控区学生得分(P<0.05)；
管控区学生在家庭健康资源维度、家庭外部社会支持维度和家庭健康评定量表总分上均高于封控区和防范区的学生(P<0.05)，详细得分情况见表2。

表2 中小学生家庭健康评定量表各维度及总分比较分]

2.3 中小学生抑郁量表得分情况

本研究中，无抑郁症状中小学生有8 649人(44.7%)，可能有抑郁症状中小学生有3 663人(18.9%)，肯定有抑郁症状中小学生有7 031人(36.4%)。在教育阶段分组上，高中生抑郁得分高于小学生和初中生(P<0.05)；
在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上封控区中小学生得分高于管控区和防范区(P<0.05)，详细得分情况见表3。

表3 中小学生抑郁量表得分情况比较分]

2.4 中小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得分情况

在教育阶段分组上，高中生在身心耗竭维度和学业疏离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小学生和初中生(P<0.05)；
初中生在低成就感维度和学习倦怠总分得分上高于小学生和高中生(P<0.05)。在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上，封控区中小学生在身心耗竭维度、学业疏离维度和学习倦怠总分得分上高于管控区和防范区中小学生得分(P<0.05)；
防范区中小学生在低成就感得分上高于封控区和管控区的中小学生得分(P<0.05)，其他具体得分见表4。

表4 中小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各维度及总分比较分]

2.5 中小学生家庭健康与抑郁、学习倦怠的相关性分析

X市疫情防控区的城乡中小学生家庭健康与抑郁呈负相关(r=-0.276，P<0.05)，家庭健康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r=-0.143，P<0.05)，中小学生抑郁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r=0.317，P<0.05)，详见表5。

表5 中小学生家庭健康、抑郁及学习倦怠各维度及总分相关性分析

3.1 中小学生家庭健康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

家庭健康是以家庭单位组成的资源，是由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交流和各种能力，以及家庭的社会、情感、经济和医疗资源等交汇发展而来，一个健康的家庭可以促进家庭成员的归属感，培养家庭成员相互照顾、承担生活责任的能力[7]。本研究中，中小学生家庭健康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且得分高于常模的(38.47±6.11)分(P<0.001)[4]，这可能与调查对象年龄及地域不同有关。本研究中年龄在6～18岁，此年龄段学生来自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心较多，压力较多的来自学习生活，遇到困难家庭成员会给予充足的帮助，较少的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而常模中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成年人，且大多数为无固定职业和在职人员，学生人群较少，这类人群承受着多种压力和社会责任，多为经济所制约，家庭收入越低，资源越稀少，相对应的其他压力也会增加，家庭健康水平较低。本研究中80.1%的调查对象来源于城市，农村的调查对象较少。相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中小学生来说，生活在城市中的中小学生在家庭的支持下能享受到更好的学校教育，一心求学，无需操劳农务，承担家庭责任较少，压力较低，家庭健康水平较高。

在教育阶段分组中，X市疫情防控区的初中生家庭健康得分最低(P<0.05)。在“赢在起跑线”和“赢在高考”的双重思想影响下，小学生和高中生常被划分为“重点关注对象”，在生活和学习中，父母对处于在小学阶段和高中阶段的孩子常给予较多关心和理解，较之初中生常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的关注较少。

在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分组中，处于封控区的中小学生家庭健康得分最低(P<0.05)。作为成年人，父母有责任提供、指导和培养下一代，处于同一家庭中的父母较疫情防控前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教育子女，封控期间父母更是充当了家庭教师的角色，中小学生面对来自父母的教育压力，很容易出现认知和情绪上的波动，加之有部分父母常采用严厉的教养方式，中学生显现出更多的叛逆性和攻击性[8]，使得父母与中小学生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多，获得较低的家庭健康。

3.2 一半以上中小学生可能/肯定处于抑郁症状

本研究中，X市疫情防控区中小学生可能/肯定有抑郁症状的人数为55.3%，平均分(18.01±8.33)分，高于Racine等[9]报告的25.2%的患病率，该研究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关防疫措施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会造成较大影响。也有研究[10]显示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学校的关闭可能增加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症状的风险，由于中小学生处于社会交往的敏感期，进入学校生活后，对中小学生有重要影响的人不再仅是父母，随着在学校学习和生活时间的增加，中小学生还可以通过与老师和同伴互动获得情感支持。但在本研究中所有的中小学生均处于严格的疫情管理中，中学生社交与互动的减少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生心理增加的原因之一[11]。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年龄较低，以学习为主要生活内容，经历的重大应激事件较少，加上该年龄段人群容易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缺乏解决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抑郁[12]。

在教育阶段分组中，X市疫情防控区的高中生抑郁得分最高(P<0.05)，这可能与高中生面临的学业压力有关。高中生处于升学的人生关键阶段，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及学校采取的相应延迟开学等防范措施，使高中生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其学习造成的影响。在线学习虽然保证了教学进度，但这种网络学习方式却使学生不能像线下学习那样及时向老师反馈问题，使得高中生遇到的问题逐渐增多，加剧了高中生的抑郁症状[10]。

在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分组中，处于封控区的中小学生抑郁得分最高(P<0.05)。封控区的中小学生处于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及共同暴露高风险人群相同的活动区域内，相对于管控区和防范区的中小学生，封控区的中小学生在封闭的环境中无法和同龄人一起玩耍，全员核酸检测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占据了很多与同伴交流的时间，抑郁情绪无法转移及释放，抑郁得分较高。

3.3 中小学生学习倦怠在不同学习阶段及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中，中小学生学习倦怠得分为(43.21±7.23)分，低于手机依赖青少年得分(47.03±8.51)分(P<0.001)，高于非手机依赖青少年得分(41.17±7.74)分(P<0.001)[13]，说明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生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性明显增长，虽然未对电子设备产生成瘾性，但也高出一般状况下电子设备的使用率。Castellacci等[14]的研究表明，较高的信息和通信设备使用率会使得学生在学习方面有较高的学习倦怠感，提示在疫情防控期间家长可适当限制中小学生在学习以外时间段对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减少网络中纷繁复杂信息对中小学生学习专注力的干扰，以更加充沛的精力面对学业压力，降低学习倦怠的水平。

在教育阶段分组中，X市疫情防控区的初中生学习倦怠得分最高(P<0.05)，这可能与中学生对学习内容感兴趣程度较低有关。研究表明[15]，对自己的学习领域不感兴趣的学生将遭受更多的学业倦怠。对学习领域感兴趣是学生制订良好学习计划的最佳动力，以此可以提高学生完成功课的效率，在学习中获得较多成就感。各学习阶段不同学生学习内容各异，小学生学业压力较轻，除学习外家长更注重小学生课外学习能力和兴趣的培养，即使是在隔离期间小学生也有较多时间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
高中学生则可以在文科或理科中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进行学习，学习主动性较好；
相比之下，初中生学习内容相对固定，选择性较差，面对有难度的问题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在居家学习期间缺少与同学、老师及时交流问题的途径，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久而久之产生厌学情绪。启示家长和学校应当积极指导学生在学习中找到兴趣点，激发学习动力，并且使学生学会利用各类学习资源解决其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必要方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听不懂、学不会”的状况逐渐转变为“能学懂、学得会”，提高心理韧性，克服学习压力，降低中学生的学习倦怠。

在居住地疫情管理方式分组中，处于封控区中小学生学习倦怠得分最高(P<0.05)。相对于成年期，儿童期和青春期的人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所表现出的复原力要低很多，复原力越强越能够克服压力带给中小学生的影响[16]。启示家长可以鼓励中小学生建立克服障碍的决心，更好地使中小学生应对封控期间线上学习环境等对其产生的压力，更好地避免倦怠的产生。

3.4 中小学生家庭健康与抑郁呈负相关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染病，会引起中小学生的恐慌和焦虑，同时也是一种创伤，停工停产状态使得中小学生不得不待在家里，家庭健康状况与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关系，缺少家庭关怀的中小学生更容易有抑郁的情绪，家庭健康水平越低，抑郁程度越高，这与Crouch等[17]研究结果一致。长期的抑郁情绪会影响中小学生的学习成绩，长此以往这类学生在未来可能会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或收入较低，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表现为食物不足、住房条件差、家庭医疗保险不足等，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家庭健康。因此，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应该给予中小学生更多地关注，特别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安全感和体会到父母对其养育的重要性，当孩子遭到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困扰时可以积极地寻求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

3.5 中小学生家庭健康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

本研究结果符合家庭压力模型[18]，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受教育程度高、社会支持多的父母精神和经济压力较小，家庭关系更和谐，更有能力积极抚养孩子，给予他们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从而带给孩子更多积极情绪。对于防控区的中小学生来说，家庭健康水平高低可反映其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网络学习的态度，家庭成员之间有足够的良性互动，中小学生在面对学习时更多地会表现为热爱学习、主动学习，敢于去面对学业上的探索，更快地适应线上教学模式，开小差、厌学等叛逆行为较少发生。因此，家庭健康水平良好的中小学生在学习上更愿意投入，也更容易从学习中获得成就感从而减轻倦怠。提示我们应当注重家庭健康对中小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家长的个体认知因素、情绪等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学习，多对孩子进行鼓励和支持，为孩子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使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自己被支持、被关注，积极面对学习中的困难，进而降低中小学生的学习倦怠。

3.6 中小学生抑郁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

在本研究中，中小学生抑郁程度越高，学习倦怠情况越严重，这与以往对抑郁与倦怠的关系研究结果相一致[19]。首先，在居家学习的情况下，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环境、学习资源等疫情防控前都有很大改变，学习方式大多为线上学习，师生互动减少，缺乏同伴间的沟通交流、社交减少，抑郁和厌学情绪增加，增加了中小学生学习倦怠的产生，导致更多负性学习体验，增加了抑郁症状出现的概率。其次，抑郁与倦怠具有一定相似性，部分中小学生难以区分倦怠与抑郁的差别[20]，这使存在学习倦怠的学生对抑郁具有较高的易感性，促使其抑郁症状的增加。在疫情防控期间长时间的网上学习，对很多适应能力较差或者更喜欢与老师、同学交流的中小学生来说体验感较差，导致中小学生学习倦怠和抑郁的发生率高。提示我们应当建立健全学校资源管理体制，在线上学习中也应全方面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情绪变化，与家庭建立双向互动模式，通过增加家庭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力来补足网络课堂学习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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