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浙江段”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标识建设研究

高 飞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1231）

长江孕育了长江文化，滋养了中华文明。“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1]，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一视野出发，可以明确长江文化是具有共性文化传统连续性和地域文化特征多样性的多层次、多维度文化复合体。

在长江流域众多的亚文化区块中，以浙江为代表的吴越文化有着独特的内涵特质和辨识度。基于长江文化一体多点的格局，对长江文化浙江段的文化特征进行研究，提炼其所包含的浙江人深层次精神基因和独特的文化标识，对于推动长江文化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建设新时代文化高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长江文化研究包括亚文化研究和整体研究两个大类，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如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文化史上所见之古代楚国》。自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武汉为中心，长江文化研究蔚为大观，对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研究持续深入，并逐渐与浙江地域文化研究产生了紧密的联系。2001 年《长江文化论丛》创刊，以专刊形式刊发了大量关于长江文化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论文。长江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四卷本《长江文化史》[2]，全书以断代为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长江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长江文化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和贡献，并在每一个历史断代章节都对长江文化在下游三角洲地区尤其是浙江段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专文论述。

具体到长江文化的吴越亚文化和浙江区域文化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长江文化亚文化区的划分，学界存在上中下游三分法、文化区块七分法和沿线省份十二分法等多种观点，但无论哪一种观点，吴越文化均作为独立的长江亚文化区得以凸显。二是聚焦吴越文化研究。包括追溯吴越文化的源头，厘清其早期的发展脉络，揭示长江三角洲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探讨特定地域文化形成、发展及变迁的因素。进而有学者提出，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再到“新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演进与新构的标志性阶段。三是长江文化的概念及其在浙江境内的内涵载体研究。《长江文化史》提出，长江文化在浙江存在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十二种表现形式。

综合前人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对长江文化的长三角区块即吴越文化研究着墨甚多，但鲜有从浙江与江南文化、吴越文化关系和地位的视角来审视长江文化。从研究领域看，对长江文化在不同亚文化区的非遗、建筑、戏曲、书院等文化载体均有所涉猎，但聚焦某一特定区域里长江文化的历史定位、特征标识和开发形式探讨还较为缺乏。从研究方法看，史学方法居多，基于文化学、旅游学的产业开发与文旅融合研究较少。为此，笔者在实践上首次对浙江在长江文化中的地位、特征、载体和产业开发路径进行综合性研究，力求明确浙江在长江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鲜明特色，从而提出浙江省建设长江文化标识的对策建议。

（一）长江文化浙江段的概念辨析

需要辨析的第一组概念，是长江流域文化与长江文化。对于浙江在长江文化中的地位，也曾经有过争议。一种观点是，长江干流不经过浙江，浙江不应该是长江文化的一部分。首先要明确，由于长江干流没有流经浙江，因此地理概念中的“长江流域”的确不包括浙江。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水利部“长江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囊括了全流域15 省（自治区、直辖市），但并不包括浙江。因此，站在地理角度提出“长江流域文化”，浙江就将被排除在外。然而今天我们讨论的长江文化浙江段，是一个地理与文化交织的概念。从地理看，苕溪—太湖—长江水道在历史上就是浙北平原的重要交通线路，大运河的开通更使浙江成为沟通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的枢纽地区。从文化角度看，文化区域的划分应该取决于它们所共享的、并不为相邻共同体所拥有的文化性质、文化特征。长江文化在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前秦两汉的楚国—吴越文化区，还是唐宋以后江南文化区，直到明清后逐渐成熟的长三角（环太湖）文化区，浙江都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域共有、共享特定的文化特征，是长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中的佐证，则是2022 年初启动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明确将浙江列入13 省区市建设范围中。

第二组概念是长江文化与吴越文化。笔者采用七分法来区分长江文化的亚文化区。长期以来，长江流域形成了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等七大文化片区。其中，吴越文化区以江苏、浙江、上海为核心地带，并辐射江西东北、安徽南部等地区。因此，从文化区域来看，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的亚文化区，而长江文化浙江段则是吴越亚文化区的主体部分。从文化内涵看，长江文化浙江段与浙江吴越文化共享共有绝大多数文化特征，但又不能完全画等号。长江文化浙江段以水而生、依河而兴、通江达海，文化特征由水域水道水运延展到相关领域。因此从文化内涵、文化特征视角看，长江文化浙江段的概念要窄于浙江吴越文化。

由此，笔者所定义的“长江文化浙江段”是指长江文化吴越亚文化在浙江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基因。在地理范围上，应以苕溪—太湖—长江和大运河为脉，集中于杭嘉湖平原并沿浙东运河延伸至绍兴、宁波一线。在文化遗存和产业形态的归集中，应以水文化、水运商业文化、水利文化为核心领域并辐射展开。

（二）长江文化浙江段的历史定位

从孟德斯鸠到布罗代尔到马克思，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差异，即使我们反对年鉴学派尤其是其后期人物所信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无法否认地理环境特别是水域水道水运对历史走向和文化特征的关键影响作用。中国早期史学曾经一度将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来源，但随着河姆渡、上山、良渚文化的接续面世，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为主体的二元耦合综合体这一论断早已成为学界乃至全社会共识。对于长江文化浙江段的历史定位，有两个基本判断：

1.浙江是长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长江文化的发源，固然是各个不同文化区历史源头汇聚的结果。如屈家岭之于荆楚文化、三星堆之于巴蜀文化、澧县孙家岗之于湘赣文化。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浙江，是长江史前文明的高峰。

距今8 000—10 000 年的上山文化，已经被认为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 000—7 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则被认为是长江中下游氏族公社的典型代表。如果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与同时期长江其他文化区史前文明保持着齐头并进的平衡发展，那么良渚文化作为同时期长江文化中唯一的国家文明遗址，则具备了更鲜明的引领价值。5 000 年前的良渚文明保存着完整的古城都邑结构、完善的生产生活水利系统、仪式感鲜明的祭坛和墓地、大规模的水稻及相关仓储遗存、精彩夺目的玉礼器遗存及牙雕、石器、丝织、漆木等手工业遗存，还有遍布杭嘉湖平原的不同规模良渚文化聚落，都揭示了这正是中国同时代最早的高度发达的区域性国家文明形态。由此能够判断，浙江是长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史前文明的某些阶段，甚至较大幅度领先于长江其他文化区发育发展的总体水平。

2.浙江是长江吴越文化区的核心区域

浙江是吴越文化区的核心区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来，“吴文化”和“越文化”在不断的交流交融和激荡集成中形成了稳定、统一的文化形态。先是春秋战国时期勾践在会稽建都，至衣冠南渡后，中原士族文化向吴越文化注入了更多“士族精神、书生气质”，从而使吴越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化中崇学善思和高雅精致的代表。南宋建都临安，吴越文化愈发向精致的方向生长。两宋时期，浙江在经济上已经居于“两浙之富、国用所恃”[3]的地位。元明以后，以宁波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则孕育出近代工商业的萌芽，并随着宁波帮、温州帮的走南闯北聚敛财富，平添了吴越文化的富贵与奢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浙江的宋韵文化、和合文化、浙东学派、永嘉学派在吴越文化、长江文化中起着主导与引领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长江文化形成了一些带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本质特征。学界认为，多样性与统一性、开放性与凝聚性、对抗性与交汇性、延续性与不平衡性，是长江文化四种显著特征。[2]22-29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视角下，各个长江亚文化区在演化发展中也依托不同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保持了相对独立性，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长江文化在浙江的演化，至少体现了四个方面的特质。

（一）思想特征——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安史之乱之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日益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也成为了浙江经世致用“事功”思想孕育的温床。两宋时期，浙江成为思想文化高度活跃的中心地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共同构成了以义利并举、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浙学”，并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功到成处，便是有德；
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成为两宋浙江文化在长江文化体系中的鲜明标签。事功学说“道不离器”的唯物观，“修实政、行实德”的实践论，深刻启发了后世王阳明、宋濂、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从而成为主张知行合一的阳明学，崇实黜虚、实体达用的明清实学的主要渊源。当代浙江人继承了这一思想根脉，将“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与“求真务实”的浙江精神一脉贯通，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创造了众多“无中生有”“有中生奇”的发展奇迹。

（二）经济特征——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

在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陶瓷制作起源地、茶叶种植与茶文化起源地，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优越。隋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浙江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传统的“重农轻商”经济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杭人“善于图利”甚至成为全国共识。[4]在浓郁的商业氛围中，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继承和发展唐代中后期重商思潮的基础上，倡导以农商并重、保护富人和藏富于民为要旨，提出了极具事功色彩的经济哲学思想体系。明中叶以后，浙江重商思潮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生活的余姚、绍兴两地，正处于浙东沿海工商发达地区。由此，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对工商业作出全新的价值认定，其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5]的新观点，被余英时称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文献”。王阳明之后，另一位余姚人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成为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代表思想。由古至今，浙江在长江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的“农商并重”思想、相对自由宽松的经济政策，承启了今日浙商“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创业创新精神，并成为今日浙江“腾笼换鸟”“最多跑一次”和数字化改革的动力源泉。

（三）社会特征——开放包容的社会品格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就不断从齐鲁文化、楚文化、百越文化中汲取营养。随着大运河作用的不断发挥，隋唐时期的越、杭、湖、婺诸州已经是长江流域经济文化重地。如开元年间司马承祯开创道教天台山一脉，寒山拾得和合二仙传说的初步形成，都无不清楚地体现出吴越文化善于包容、吸收外来文化所焕发出来的强大活力和凝聚精神。两宋时期，长江、运河水运催生浙江城市文明兴起，以市镇为核心，以运河、苕溪—太湖—长江、钱塘江、海上丝绸之路四条水道为经脉，建立起通江达海的商业网络。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推动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加速融合与分化，“寒门”有了更多的阶层上升机会。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各种学术流派各臻其妙、群星璀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第二次“百家争鸣”。长江文化在浙江经济文化发展中彰显的“开放包容”的社会品格、“不学礼、无以立”的社会价值规范，至今仍影响着浙江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

（四）百姓生活特征——雅俗并存、闲适潇洒的生活气息

王羲之、谢灵运为浙江士大夫雅文化奠定了基调。两宋时期，精致典雅的士大夫文化在浙江得到全面发展。琴棋书画词酒花茶香石所谓“十雅”在浙江都有不同形式的传承和发展，宋画、南宋官窑、浙派古琴等文化形态通过读书、仕宦、交游等不同类型的士大夫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勾栏瓦舍茶肆酒楼等城市功能地不断拓展，也大大提升了普通百姓休闲娱乐的质量。至明代，除了都市市民生活极大丰富，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线的市镇经济也日益勃兴，杭嘉湖地区塘栖、乌青（乌镇）、双林、濮院、石门都成为店肆林立的繁华商圈。这些工商业气息浓郁的市镇，封建控制力也较政府县城薄弱，居民得以在茶馆酒楼书场中享受着新生的市民文化生活，并在此不断培育和发展了市民文化。

浙江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等美誉，杭州在南宋时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品质生活的典范。但长江文化浙江段不等同于浙江文化，如前文所说，其地理区域应围绕南太湖沿岸、苕溪、大运河、浙东运河一线展开。以这一地理区域为重点，长江文化浙江段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并为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产业经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稻作文明

长江文化浙江段是中国稻作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上山文化栽培稻标本的发现，被认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考古研究同时表明，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其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华文明中率先进入犁耕时代。此外，在通达长江的南太湖及运河流域，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址还有嵊州小黄山、萧山跨湖桥、桐乡罗家角、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姚河姆渡等数处。[6]其中，河姆渡出土的水稻籼、粳亚种、各类精美的农具都说明，早在7 000 年前，这一区域发达的稻作农耕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谱系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此后水稻的种植也始终是长江下游农业生产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部门，如良渚古城中心出土的近20 万公斤碳化稻谷，如此大的体量，可以窥见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发达程度，“饭稻羹鱼”成为当地人民的生活特性。

（二）丝瓷酒茶产业文化

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长江文化浙江段同样是世界上蚕丝业的最早发源地。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平纹织绸片、丝带、丝线证明在距今4 000 多年前，这一区域已经有了养蚕、缫丝、织绸等生产环节。到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下游已经成为中国纺织业的中心之一，尤其是太湖沿岸的丝织技术已然炉火纯青。越国纺织业规模庞大，吴王一次就“索葛布十万”。北宋时期，浙江丝绸业在全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已经与传统的丝绸产区中原、四川构成了鼎立之势。而到南宋时期，杭嘉湖地区丝绸业终于超越了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蚕乡丝府”。

余姚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7 000 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烧制陶器。到东汉后期，浙江的绍兴、上虞一带已经出现了青瓷器。此后，越窑青瓷更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唐宋时期，浙江越窑、龙泉窑等出产的瓷器远销海内外，推动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

长江文化浙江段酿酒文化真正蓬勃发展的年代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举国上下形成浓厚的饮酒风气。《国语·越语上》记载，越国为加快复兴，把酒作为鼓励生育的奖赏，“生丈夫，二壶酒，一犬；
生女子，二壶酒，一豚”[7]。这种政策已经是将酿酒业作为国家经济的调控手段了。此后，酿酒业一直是杭嘉湖绍地区重要的经济产业。北宋朱肱在杭州所著的《北山酒经》，为中国古代酿酒历史上学术水平最高、最能完整体现我国黄酒酿造技术的专著。

南太湖地区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茶叶与茶文化的摇篮。跨湖桥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先后出土过茶树种籽和人工栽培茶树遗物。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湖州长兴的大唐贡茶院是中国第一座皇家茶厂。陆羽隐居苕溪湖州，撰《茶经》三卷。到了宋代，饮茶成为浙江人的开门7 件事之一，每日不可或缺。明代，龙井茶兴起。明高濂说：“西湖之泉，以虎跑为最；
两山之茶，以龙井为佳。”[8]133-134

（三）中医药美食文化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芡实等中药化石，证明了长江文化浙江段是中国医药的起源地之一。南北朝时，杭州迎来了“武林为医薮，大作推钱塘”的中医药蓬勃发展局面。宋室南渡后，大量中医药名流随迁来杭，如李立之、嵇清、罗知悌等，医馆药铺鳞次栉比，成为中医药文化荟萃之地。明清两代，杭嘉湖地区的中医药学进入全盛时期，张志聪等创立“钱塘医派”，著名医学家赵学敏编撰的《本草纲目拾遗》，对李时珍《本草纲目》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对错误处给予订正。

在美食方面，长江文化浙江段涌现了杭帮菜和以李渔、袁枚、朱彝尊为代表的长三角饮食理论。这里的文人对饮食文化的研究达到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其代表便是李渔的《闲情偶寄·饮馔部》、朱彝尊的《食宪鸿秘》和袁枚的《随园食单》。《闲情偶寄·饮馔部》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居民当时对饮食之美的追求。《食宪鸿秘》对长江下游的饮食文化和饮食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理论研究，对于中国烹饪史研究和烹饪技艺的继承开发都有重要价值。《随园食单》更是系统论述明清时期烹饪技术的重要著作。

（四）笔墨及印刷

杭州、湖州的制笔业在北宋时就有着广泛的声誉。到南宋，制笔业更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笔工，如屠希等。此外，杭州八字桥张文贵所制的画笔也闻名于当时。元以后，湖笔日益盛行。据《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乡习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明高濂《遵生八笺》曰：“杭笔不如湖笔得法，湖笔又以张天锡为最，惜乎近无传其妙者。然画笔向以杭之张文贵首称，而张亦不妄传人。”[8]602南宋临安的制墨业闻名于江南，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制墨工人，其中著名的有赵令衿、叶世英、叶邦宪、戴彦衡等。长江下游地区早在五代时就已经成为全国印刷业核心区。到了宋代，杭州已是全国印刷业最发达的城市，为全国四大印刷业中心之一，“北宋刊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9]。明代，杭州图书市场蓬勃发展，与南京、北京、苏州三地并称为全国四大图书集散中心。清代杭州仍是全国重要的出版中心和图书集散地，与金陵、苏州并称。

综上所述，至少在产业文化领域，长江文化浙江段是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之一、陶瓷制作起源地之一、茶叶种植与茶文化起源地之一，并且在酿酒及酒文化、药材及中医药文化、美食文化、笔墨纸及刻书文化等领域，在整个长江文化发展的较长历史时期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这些灿若繁星的文化遗产也构成了浙江建设长江文化标识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资源基础与核心竞争力。

浙江省提出“‘十四五’期间重点打造10 个以上代表国家形象、体现东方智慧的文化标识”[10]。这里的文化标识显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符号和某种形象表达，而是具备高度影响力、辨识度，汇聚众多文化元素并具备产业综合带动效应的文化品牌。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为与融入长江经济带相匹配，浙江有必要建设以长江为主题的文化标识体系。

（一）“五区四水”——构建长江文化的空间布局

浙江省的长江历史文化遗存，主要集聚在浙北杭嘉湖平原，即杭州、嘉兴、湖州三市，并扩展至绍兴、宁波一线，因此应当将杭嘉湖绍甬五地作为长江文化标识建设的核心区块。长江文化，与水共生。长江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开放性与凝聚性、对抗性与交汇性、延续性与不平衡性都与水道、水域、水网、水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文已提到，浙江没有长江干流流经，但杭嘉湖地区通过太湖和运河的中介，自古以来就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长江流域人、财、物得以通江达海的桥头堡。因此，浙江的长江文化传承脉络和长江文化标识的建设布局，必然以太湖、运河、钱塘江、苕溪四（条）片水域作为轴线，以“四水”串联“五区”，彰显长江文化的一体多元特点。

（二）基因解码——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利用发展好长江文化，前提条件是要在浙江的发展视域下，研究长江文化的起源特质和发展脉络，发掘和弘扬长江文化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解码浙江长江文化基因。首先要明确长江文化在浙江的表现形式。一般认为，长江文化包含区域文化、民族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科技文化、生活文化、艺术文化、民俗文化、体育文化、教育文化、社群文化等十二类表现形式。[11]但这十二种形式在浙江的存续是有轻重之分的。如区域文化即前文提到的吴文化、越文化等，它们在长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并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中形成了具有本地鲜明特征的个性化文化传统。如民族文化，长江流域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浙江在历史上的“百越”和当代的畲族都居住于这个地区。又如，长江流域科技文化高度繁荣，浙江区内水利科技独树一帜，湖州市頔塘水利文化遗址等，都是长江文化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上述重点领域，应在省域范围内开展全面的长江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并依据普查结果，按物质要素、精神要素、语言和象征符号要素、规范要素对长江文化进行基因解码，从而找到长江文化在浙江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要素与核心推力。

（三）作品引领——探索长江文化的多元表达

文化在传承弘扬过程中，必须以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节庆活动、艺术作品等不同形式具象化，从而在群体中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的众多具体展现形式中，文学艺术作品是传播力度最广、最为深远的信息载体。如白居易的《忆江南》，画作《四景山水图》《富春山居图》，都跨越千年成为长江文化、吴越文化隽永的艺术象征。浙江是艺术大省，拥有深厚的书画、绘画、篆刻文化传统和越剧、婺剧等本土舞台艺术积淀。浙江建设长江文化标识，需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从长江流域到钱江、运河的千年文脉中寻求灵感，从当代浙江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一批反映长江文化的优秀作品，在舞台艺术、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短视频、网络文艺、动漫游戏等多种形式上全面覆盖。要加大艺术创作扶持力度，策划推出浙江省层面的长江题材文艺创作项目，唱响长江之歌，讲好浙江故事。举办以长江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展演和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等，推动作品线上演播展览与线下演出展陈相结合，扩大长江文化在浙江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四）文旅融合——发展长江文化的核心推力

文化和旅游产业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是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支撑。建设长江文化标识，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将浙江丰富的长江文化和旅游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是传承发展长江文化的必由之路。首先是丰富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优化“五区四水”区域文化产业布局，充分考虑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水利科技文化、江南水乡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和特点，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长江文化产业集群。集中力量支持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加速推进长三角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批重大项目。其次是丰富旅游产品和线路。依托“五区四水”古镇名城和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建设一批长江文化特色街区、古镇，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江文化旅游精品。以重要文化遗产、旅游景区景点为节点，培育以富春山居风景线、大运河、徽州—天目山—苕溪文化廊道、浙东唐诗之路等一批长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再次是推进文化和旅游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加快富春江旅游演艺、长江文化遗产旅游、长江文化主题酒店民宿、研学旅行等融合业态发展。推动长江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体育等领域融合发展。重点支持发展富有长江文化元素的浙江特色丝瓷酒茶工业、农业旅游发展。

（五）讲好长江故事——打造长江文化的闪亮标识

由于前述的流域地理原因，在某些文化语境下，浙江作为长江文化关键区段地位有被边缘甚至否定的现象。因此，向国内外讲好具有浙江辨识度的长江故事，就成为打造长江文化标识的必要条件。首先要搭建长江文化交流平台，唱好主场戏。在亚运会、杭州动漫节、杭州国际休闲博览会以及有关国际性会议、展会活动中，增加长江文化浙江段元素，突出培育品牌交流项目。其次是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发挥地缘、人缘优势，利用“东亚文化之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平台，开展国际、国内城市间文化和旅游交流活动。再次是加强国际艺术、文物交流合作。培育稻作、丝瓷酒茶等长江文物外展精品。与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合作，推出一批长江文化浙江段历史古迹保护修复、联合考古、展览合作示范项目。最后是深化“一带一路”交流合作。以“通江达海”为主题，突出宁波、舟山作为长江商贸文化出海口地位，推动长江文化浙江段相关城市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项目，高质量开展项目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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