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普兰飞天服：一种符号分析的视角

赵国栋

（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服装可以帮助我们履行社会和文化角色，能够表明社会地位，传达职业或性别差异。[1]广义上的服装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实用功能、认知功能和装饰功能。[2]（P50）因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少数民族服装多具有自身特色，形成了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民族服装。[3]（P244）这些服装在生成机制和功能发挥上也体现出一定的特殊之处。

普兰县位于西藏阿里南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是西藏自治区的边境县之一。在普兰的科迦村有一种珍贵的女性服饰“飞天服”，每一套都价值连城（当地人的形容）。村里每一户人家都有一套飞天服。本文将从服饰的符号性对飞天服的生成以及变迁进行讨论。文中所用数据与资料，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笔者2016、2019年两次在普兰县的调查。

服饰作为人类主要的物质文化之一具有强大的符号意义。Diana Crane 和 Laura Bovone（2006）以时尚服饰为例提出了一种研究物质文化的框架，该框架涉及五个方面：（1）作为一种表达符号和有助于对话及文化储备的物质文化的文本分析；
（2）对文化生产系统的分析，该系统指的是由于物质文化而产生的文化世界成员的集体活动的一种系统；
（3）对与物质文化相关的符号价值传播的分析，包括把符号意义传播给消费者的过程；
（4）分析物质文化符号价值的归属及消费者、生产者对这种归属的反应；
（5）对物质商品中的符号价值以及产生的系统的跨国分析，以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赋予物质文化的符号价值类型的差异。[4]他们采用的是符号价值创造与归属过程的分析。该研究框架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也将着重从符号表达、符号归属、生产系统、价值传播等框架内的角度进行解读。同时，对关于女性服饰的不同维度的细化研究亦有启发。

（一）外观管理策略与实际取向

Marika Tiggemann 和 Catherine Lacey 通 过 对162名18-55岁女性在身体形象、衣服功能、自尊与购衣乐趣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对所有年龄段的女性来说，服饰主要是为了安全与时尚。同时，身体质量指数（BMI）以及对身体的满意程度关系着以进行掩饰为主要目的的服饰选择。另外，自我评价显著性与购买衣服的享受感呈负相关关系，动机显著性与购买衣服的享受感呈正相关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年龄大小，服饰都是女性外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5]一套价值连城的服饰可能意味着女性突出的社会地位，并通过服饰的外观管理策略形成一种与之相关的仪式性。这一点可从Marika Tiggemann 和Rachel Andrew 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得以佐证。他们对112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自我客观化与选择时尚服装呈正相关，与选择舒适服装呈负相关；
所以，自我客观化程度高的女性选择服饰主要是为了时尚，而不是为了舒适。[6]这就意味着，女性越认可外界给予的评价标准，就越不在意服装对身体自身的实际需求，而更在意其社会工具性与符号性。

（二）健康管理与社会参与的策略

现代社会残疾人数量较大，他们能够有意义地参与日常生活活动和实现社会角色的方式至关重要。[7]服装可以为肢体残疾者提供一定的保护，也可以通过特定的设计为他们提供某种照顾策略。由于高寒缺氧的气候因素及其他因素影响，高海拔农牧区易发生大骨节病等影响肢体行动能力的疾病。[8]农牧区服饰是否能够兼顾这些人的要求，目前尚缺少深入研究。但少纽扣、宽松的服饰构型减少了行动不便者在穿脱服饰时的工作量。

Alida Esmail 等人对服饰在身体残疾者参与社会活动、完成社会角色中的作用进行了文献分析。他们共选择了57 篇文章和88 个网站。分析发现：服装会影响身体残疾者参与活动和自我护理。其中有49%的文章提供了必须考虑的服装设计特征。他们认为：服装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与所有的健康领域相互作用。[7]以此而言，本身作为一种环境的服饰同时也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引导与制约，譬如外部环境构建的对肢体残疾的社会标准、社会态度，等等。当外部社会环境对残疾者施加了较大压力时，服饰的环境作用也将被强化。

（三）消费体验的价值取向

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服饰消费关联着某些价值取向。Park E.H.和Ku Y.S.发现：服饰消费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价值、差异化个性、物质价值、功能价值、环境价值。服装态度由追求个性、时尚兴趣、追求实用、外表显著性和社会认同五个因素构成。消费价值对服装态度产生影响。[9]Kim In Suk 发现：服装消费价值受个性、外观吸引力、社交性、功能性、条件性和时尚性六因素影响，根据服装消费的价值，他把服装消费分为被动型、功能型、社会型和主动型四类。[10]Hector Gonzalez-Jimene 分析了个体的世界性取向、身体欣赏、自尊与追求服饰功能的关系，他发现世界主义①与身体欣赏和自尊呈正相关，世界主义者选择服装是为了时尚和表达自己的个性。[11]以上研究表明，服饰在消费体验上的价值性是明显的，而且并不仅限于个体行为与心理范畴，而是一种个体化的行动、心理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间相互生成与作用的综合结果。

这些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无不强调了服饰在社会构建中的独特性与价值性，体现出丰富的符号意义。另外，在众多研究中，基于生态符号的分析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缺少从相关角度开展的调查分析，而这正是本研究的关注的一个重点。

（一）飞天服的构成与价值

飞天服即“孔雀飞天服饰”[12]（P90），也称为“宣服”，或者“宣切”②。由三部分组成：头饰部分、衣服披袍部分、珠宝缀饰部分。也可分为服装、配饰两大部分，其中服装主要由藏袍、腰带、披风（多含皮质披肩）、内衣、靴子组成。披风里子多用羊羔皮制成，面子一般使用昂贵的绸缎，并用水獭皮或其他动物皮镶边，披风最下多有五彩丝绦。配饰主要包括：月牙状头饰（藏语称“嘎琼”）、耳坠（藏语称“纳切”）、珊瑚脖围（藏族称“秋”）、同为月牙状的肩饰（藏语称“嘎蕾”）以及胸前以蜜蜡、天珠、佛龛为主的胸饰。[13]一套飞天服的重量一般在10斤以上，有的可达20 多斤。穿戴时，先内衬长袍，再靴子，然后是胸前配饰、肩饰，随后是外边的藏袍，头饰一般放于最后，也有的先戴头饰，把藏袍放于最后。穿脱过程在有人帮忙的情况下也需要1个小时左右。

飞天服的部分配饰 摄影：周文强

飞天服作为家传之物一代代传下去。关于飞天服的价值，伍金加参认为，它是“普兰人民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是民族观念的物化，是形象化的愿望和意识，是审美感知和审美形式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用与审美、艺术与技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意识物化在美的形式中的升华”[14]。具体而言，其价值体现于：（1）几千年中流传于边陲小镇的历史价值；
（2）反映地域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民俗文化价值；
（3）造型独特、搭配别出心裁的审美观赏价值；
（4）体现于悠久的历史与名贵的材质上，作为一项旅游观光项目为当地群众带来可观收益的经济价值。[13]

（二）飞天服的社会文化特征

飞天服的特征表明：它不太可能是为了放牧和开展田间劳作而出现的，所以，该服饰的符号性可能是其出现与长期存在的主要动力。从该服饰的产生来看，在奴隶制、封建农奴制下，绝大多数奴隶、农奴（包括当地各类属民）和地位极低的手工业者是不可能拥有飞天服的，极少的自由民也难以成为飞天服文化符号的主角。那么，飞天服或其雏形可能是作为一种贵族服饰或宗教、祭祀用服饰（后文会有涉及）出现的，只是随着社会变迁与符号意义的演化，它才进一步进入了更多的人家。

“唯一性”是飞天服的一个重要特征③。家中唯一的那套飞天服来自于世代相传，从每一位科迦村群众的口中，都可以得到这个答案。这种唯一性可能意味着：它本身并不是某一个家庭成员的专属“衣服”，亦非通过市场购得的，所以它的产生与拥有是脱离于市场的，或者说并不是服装市场中流动着的“服装”。飞天服具有浓郁的家族色彩，发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
它不是通过穿显示个人的符号，而是通过“拥有”显示家族的符号。

飞天服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在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珍贵，其原因主要在于每一代人都会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这套服饰上。家族或家庭每有大事发生，抑或之前或之后，所涉及的家族或家庭就会向飞天服上添加新的珠宝。即使平日里，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人们也要想办法将现金或物品转换为蜜蜡、绿松石、天珠，或金饰、银饰、丝绸、玛瑙添加到飞天服上。这种财富的世代积累与向飞天服上的转化一定程度促成了它的“唯一性”，同时也扩展了它对家族、家庭以及其中的每个成员的社会意义。

穿戴飞天服的场合主要有两类：公益展示型场合和经济创收型场合。前者的最大特点是不直接从穿戴飞天服中获取经济收入，譬如在各类重要节日、各种仪式中穿戴飞天服进行的展示与表演。后者则不同，每穿戴就要产生直接的经济收入，譬如政府组织的专门飞天服表演展示，学术研究者、摄影爱好者、普通游客等的参观拍照，等等。

这些社会特征与一定的群体动机和飞天服现象的持续机制存在关联。复杂的符号意义削弱了飞天服的市场交易可能，并使每一个家庭基于飞天服的享受感得以持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着强化。这种机制可从Marika Tiggemann 和Catherine Lacey（2009）的研究得以佐证：动机显著性与购买衣服的享受感呈正相关关系，[5]只不过需要把“购衣的享受感”换成“拥有飞天服的享受感”。

（一）身份生态性：与孔雀的密切关系

1、歌舞中的孔雀符号

普兰有一种“孔雀舞”，主要出现于重要节日、喜庆活动、宗教仪轨中，当地称为“玛恰霞布卓”，是以模仿孔雀的动作而成的一种舞蹈。跳此舞时，表演的女性舞者可以穿戴飞天服，手扶“嘎琼”款款步入表演场地。[12]（P91）丹增次仁认为，孔雀舞虽然只有少数民间艺人掌握，但深受广大藏族群众喜爱，他还列出了阿里孔雀舞中以孔雀为主题的唱词，长达 40 句。[15]（P217-218）关于孔雀的唱词和歌谣并非这一首，另一首流传于普兰的唱词名称即为《孔雀》，歌词唱道：“说要向右旋转，印度东方怎样?说要向右旋转，印度东方孔雀；
说要向右旋转，孔雀身有翎羽；
说要向右旋转，门隅南方怎样?说要向右旋转，有报春布谷鸟；
说要向右旋转，布谷鸟有动听歌声”[16]（P803）。普兰唱词、歌谣中的孔雀元素表明孔雀文化在当地有着较大的影响。

2、传说中的孔雀飞升

洛桑王子与云卓拉姆的爱情故事是普兰有名的民间故事。一位当地退休干部向笔者讲述了这个故事（版本一）：有一个叫涅帮贡布的人在湖边吃鱼，向湖的四周钉下四根木桩，神湖从地上浮起。此时龙王从湖中出现，劝说涅帮贡布放弃这种做法，但涅帮贡布向龙王索要“功德套”（一种有法力的宝贝），龙王要其答应三个条件：一不套天上仙女，二不套地下龙女，三不套人间美女，但涅帮贡布并不答应，又架起木桩威胁，龙王无奈只得把“功德套”给他。每月的15日，仙女下凡来圣湖沐浴。一次，涅帮贡布用“功德套”抓到了仙女云卓拉姆，并把她送给了洛桑王子，随后作为王子的妃子住于古宫寺内。后来，洛桑外出征战，其他妃子因嫉妒要加害云卓拉姆。云卓拉姆发现后，留下戒指从古宫寺中飞天而去。④

该故事亦有其他版本。在《普兰县志》中名为《洛桑王子》的内容为（版本二）：一渔夫（一说猎人）救了湖中龙王，得到了捆仙索，并以此索缚住了仙女云卓拉姆。渔夫把她献给洛桑王子。被封为妃。洛桑王子免去了渔夫的全部赋税。二人恩爱有加。后来其他500位王妃与巫师勾结陷害仙女，云卓拉姆只得飞升天庭。王子回来后，历经千难万险去寻找，终寻回云卓拉姆。洛桑王子继承王位，云卓拉姆也成为王后。[17](P445)

虽然两个故事细节颇多相异，但故事的构成与要素基本相同，最主要的是，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着统一的称谓：洛桑王子被称为“孔雀王子”，云卓拉姆被称为“孔雀公主”。[18]（P71）云卓拉姆从古宫寺飞升天庭与孔雀升空相互托衬。

3、飞天服与孔雀符号的生成逻辑

《普兰年鉴2017》中记载：飞天服是根据对鸟类动物的再认识创造的。其中一类鸟是琼鸟，即大鹏鸟，该鸟并不存在，是人们根据孔雀进行的创造。飞天服就是在两类鸟的复合体上形成的。在琼鸟观念出现后，普兰部落视其为本族群的象征，并出现于服饰上，琼鸟服饰初步形成，而后又融入孔雀及其他动物的元素最终形成宣切。称为孔雀飞天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服饰上具有琼鸟与孔雀的元素，二是与孔雀王子、孔雀公主的爱情故事有关。[12](P90-91)

伍金加参质疑了这种说法。作为普兰当地人，他采访了多位当地群众。其中，罗桑老人强调：据传说，这种服饰源自古老的象雄文化，在跳“宣”时才会穿戴，并且跳舞者均为新婚嫁来的女子，未听说过“孔雀服”之类的说法。他采访的另一位老人雍仲多吉介绍：据祖辈相传，普兰妇女盛装是象雄时期的文化遗产，有“罗刹女服饰”的含义。[14]伍金加参认为，飞天服与孔雀关系不大，这种文化应来自与苯教有关的祭祀文化。他指出，飞天服的“嘎琼”上的十字是雍仲符号的简化处理，而雍仲符号是苯教的吉祥标志。在生产极为落后的状态下，逐渐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和相应仪轨，而且在祭祀场合要穿戴特定的祭祀服饰来取悦神灵。[14]所以，飞天服饰更可能来自于苯教的祭祀仪式。

二者观点相异，但并未改变孔雀与飞天服的关系已经被构建出来的事实。恰是从这一点出发，把两个观点相结合似乎更有启发性：该服饰从出现雏形到真正产生（指服饰构建、要件、搭配形式等相对固定下来），宗教（或巫术）的元素与自然的元素都不能被忽略或简单化处理，可能二者的相互作用或在某种力量的推进下才使这一阶段得以出现；
这期间也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及之后的较长时间内，飞天服与孔雀的密切关系可能伴随着人们生活、生产、宗教等各类实践活动而被构建出来，并在实践中经历着多种路径的演进。普兰县歌舞中的孔雀文化以及传说中的孔雀元素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启发。

（二）生计活动与生产方式背后的符号性

科迦村是一个农牧业共存的村庄。2018年全村共 150 户，692 人，当年共出栏牲畜479 头（匹、只），年末存栏481 头（匹、只）。对人口而言，村中牲畜数量较少，对放牧人员需求极小，甚至无需专门放牧。家中的劳动力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或开展其他活动。当地农业主要以青稞、豌豆、马铃薯的种植为主，经济作物有油菜。这些作物存在明显的耕作季、收获季，当地群众因此也拥有较多的农闲时间。

另有三点需要关注：（1）村中不仅养殖牲畜数量少，而且种类较为单一。2018年末存栏中，黄牛391头，占总数的近81.3%；
犏牛40头，占8.3%。这种较为单一的牲畜结构有助于合作放牧，即把所有的牲畜混在一起，由各个家庭中轮流出劳动力进行放牧。（2）农忙时，村中群众要先举行集体的祈福仪式。当地一位老者说：小的时候，都是每个人从科迦寺中请一尊小佛像背在身后，大家一起围着田地转圈；
“文化大革命”之后，许多佛像都被毁坏了，现在人们只从寺中请出一尊佛像，由专人抬着，全村人跟随，围着田地转圈。⑤祈福完后，大家就开始了集体性的劳作。（3）农闲时，村两委以及村中有名望者经常组织一些宣舞、科迦藏戏、南木东神舞、婚俗礼仪歌舞等的演练、表演活动，几乎人人都参与，人人都能表演。

以上情况表明：科迦村的村民相互之间从情感到行动上的联系较多，频繁而密切的互动强化了以村为单位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这种情况并非只是现在才出现的。当地群众向笔者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科迦村原始的村貎：很早之前的科迦村是一个所有村民都住在一起的大城堡，整个城堡位于科迦寺前方，城堡两边各一个门，所有人家都必须通过两个门进出，在城堡里面，人们很少有关门闭户的意识。⑤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促进了村中主要文化的深化与发展，而飞天服无疑是科迦村最受关注的文化之一。

与纯牧业相比，农牧相间的生计对服装的可选择性要更大一些，至少可以根据不同的作物种类、耕作过程选择适合的衣服，这是一种服饰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服饰的敏感性。这种对服饰的敏感性可能会促进飞天服饰的演变。

为什么在普兰县的纯牧区没有飞天服呢？相对而言，绝大多数时间与草场、牲畜打交道的牧业生活更为单一，牧民们更倾向于保暖、轻便、有利于视野并能随身携带干粮的服饰。即使在牧业点上，人们也要随时处理牲畜中的各种问题，需要穿、脱衣服时方便快速，不能耗用过多时间。而且，牧区地广人稀，加之交通不便，同村人之间的交流较少，集体活动亦大大少于农牧区。这种总体特征很难为具有飞天服特征的服饰出现提供平台。

牧区妇女服饰中亦有耳环、头饰、项链等饰品，但似乎最重要的是腰间挂的以铜制、银制为主的各种小铃铛。因每个人佩戴铃铛的数量和种类相异，所以走路时发出的铃声也存在差别。佩戴这些铃铛并非只是为了悦耳的铃声以减弱放牧时的枯燥感⑥，更重要的是铃声可以对各种小动物起到预警作用，减少自己和牛羊在行走过程中对小动物的伤害。[17](P543-544)同时，也可以警示、震慑那些有偷袭羊群企图的野生动物。维持放牧过程并且保护好牧场以及家中的牲畜，是牧民们最为看重的事。

虽然体现于服饰文化以及生产生活中的实践存在着差异，但农牧区与纯牧区的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均有着大量的本土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文化选择与实践取向。充分发挥其中目前仍有益的成分具有可行性与价值性。总体而言，科迦村农牧业结合的生计状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有利于飞天服的形成。

飞天服文化产生与演变中似乎体现着一种无意识的与大自然的对话，而在最初之时，生态符号与文化符号在社会结构的强力下时隐时现，甚至作为阶级统治的某种工具施加着影响，强化着阶级差异、压迫和支配。在历史的变迁中，飞天服的符号性也在变化着。

每一户科迦人仍延续着传统，不同程度地把积累的财富转移到飞天服上。在普兰县的边贸市场内，有很多商家销售用于飞天服装饰的各类珊瑚、天珠、绿松石、玛瑙，也有的销售半成品的“嘎琼”和披风。除了当地的裁缝外，一些来自尼泊尔的服装制作者也汇集在那里，他们从尼泊尔带来各种绸缎原料和珍珠饰品。笔者调查时走访了几位来自尼泊尔的裁缝，他们正在制作一件科迦村村民订制的飞天服披风，包括原料在内的价格为6 万元。⑦由此可见，飞天服的唯一性正在变得模糊。在加央卓玛家时，她的父亲特意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第二个“嘎琼”。

普兰县是一个具有优质旅游资源的边境县，除了境内的“神山圣湖”外，还有多个边境山口。与尼泊尔贸易往来最主要的通道“斜尔瓦”口岸以及边境国门就位于科迦村境内。另外还有历史悠久的“普兰边贸市场”以及著名宗教场所科迦寺、贤柏林寺、古宫寺等。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各类歌舞、礼俗等也颇具吸引力。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参观欣赏飞天服成为了一种旅游项目，而且相对“奢侈”：每参观一套至少要付300 元的费用。这也成了科迦人增加收入的一种渠道。在科迦村的收入中，商饮业、副业以及其他收入占较大比重，以2018 年为例，分别为：126.34 万元、86.63 万元和 203.12 万元。除了传统的农牧业之外，似乎人们找到了新的致富途径。飞天服等文化的符号意义带来了切实的经济利益。

在飞天服文化中市场意识在增加，而且相关的市场行为也在增加。进入2020年，一些酒店、餐吧出现了请当地群众以仿制的简化的“飞天服”表演当地“宣舞”的现象，这也成为当地以飞天服创收的一种新形式。而且随着飞天服加工、制作业日益红火，当地的丝绸贸易、各类装饰用的珠宝玉石贸易也繁荣起来。飞天服的文化符号与市场贸易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这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启发，即以文化符号为核心形成和拓展市场，推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服饰具有复杂而重要的功能，对有着独特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需要加大对服装功能与意义的研究，更需要突出对民族服饰符号的研究。本文展现了普兰飞天服的社会维度符号，并从服饰文化的生态维度视角做了探讨。这一研究视角为进一步拓展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服饰的生态符号研究提供了一些尝试。同时，在市场化因素增强的大背景下，应重视民族服饰文化的变动性，既要传承有积极意义的地方知识，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探索把民族特色服饰文化符号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注 释]

①一般认为，在世界主义倾向方面得分高的人思想开放，对文化多样性有亲和力，倾向于为了体验而消费。

②“宣”是当地的一种古老舞蹈，“宣切”是藏语音译，特指当地民间跳宣舞时穿戴传统服饰的意思。

③在对科迦村的调查中，只有一户人家有两套以上的飞天服，但该户从很久之前便在当地是以行医为生，一代代传下来，并在这个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当地物品，其中包括飞天服。现在，该户人家在家里建立起了“民俗博物馆”。但是，当地群众似乎在尝试着拥有更多飞天服的构成部分（后文会加以讨论）。

④采访时间：2019 年9 月3 日，地点：普兰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古宫寺也称悬空寺、飞天寺，藏语称为“贡普尔”，该寺院最大的特点是“悬空”：在崖壁上开凿洞穴，内置木梯，洞穴殿堂外部是悬于空中的木制走廊，形成“背依陡壁，上载危岩，下临深谷，楼阁悬空”之势。全寺全长24.3米，每个洞窟殿堂高约2米左右。

⑤采访时间：2019年8月18日，地点：普兰县拉萨吉祥藏餐（茶馆）。

⑥在当地的传统放牧习俗中，妇女是放牧的主力，男人们更倾向于减少放牧外出。这一传统仍一定程度有所保留。

⑦采访时间：2019年9月1日，地点：普兰县边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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