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武汉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研究
时间：2022-12-08 18:00:0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易小平
广西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广西南宁 530004
医院床位是疫情中隔离收治患者的基本空间单位，因此,医院床位供应能否及时满足需求，直接关系到重大疫情能否及时得到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十分严重，致使当地疫情防控进程延长。分析当地医院床位供需矛盾的原因及其对策，对于及时防控未来可能大疫十分重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在作为疫源地的武汉，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十分严重。根据湖北省卫健委每日疫情通报[1]，得到武汉每天确诊存量人数，即武汉每天定点医院床位需求数。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全市定点医院床位使用情况[2]，得到武汉定点医院床位供应数。每天床位需求数减去每天床位供应数，得到武汉每天定点医院床位缺口数。统计表明，从2020年2月5—14日，十天之内，武汉市定点医院床位缺口数从967张增加到18 304张，几乎增加了18倍。缺口数占需求数的比重，也从10.1%上升到53.4%(表1)。这就是说，在武汉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最严重的时候，超过一半的确诊患者不能被及时收治。如果加上大量的疑似患者，那么问题无疑更加严重。
由于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严重，大量患者和疑似患者继续在家庭、社区和医院传播疾病，从而延长了武汉疫情防控进程。直到2月19日，武汉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才从长期四位数的高位(其中2月12日为五位数)降至三位数，迎来疫情转折点。而湖北以外的其他省区，在达到890例的最高位后，从2月4日开始下降，迎来疫情转折点，比武汉提前了15天。
2.1 防控措施滞后，床位需求猛增
由于病毒具有潜伏周期，加之新型检测技术开发需要时间，人们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发传染病是否具有人传染人的特点，在一段时间之内认识并不清楚。同时法律规定，对于新发传染病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须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使得新冠肺炎这种新发传染病报批程序复杂，过程较长，不能及时公布预警。按照先定性、后预警的原则，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防控措施，致使新冠病毒在早期得以畅通无阻地传播。武汉疫情因此快速蔓延，患者对床位需求猛增，大大超过其他地区。
对全国报告病例发病日期进行的回顾性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到2019年12月31日，湖北和武汉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随后在2020年1月1—10日之间增加了653人，其中88.5%在湖北。在1月11—20日之间暴增5 417人，其中77.6%在湖北。在1月20日之后10天里彻底爆发，新出现了26 468人发病，其中74.7%在湖北[3]。由此可见，如果能够提前十天或二十天预警并采取果断有力的防控措施，其后的患者人数将会大幅度减少，湖北，特别是武汉患者对定点医院床位需求也将大幅度降低。
表1 武汉定点医院床位需求与供应情况表
2.2 传染病医院床位严重不足
传染病医院床位是抗击重大疫情的常备军和第一梯队，在战疫初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传染病医院床位只是医院传染科床位中的一部分，而武汉医院传染科床位本来就少。到2019年底全国医院传染科床位136 299张，占医院床位1.99%；
湖北4 638张[4]，占1.61%；
武汉1 873张[5]，占2.26%。就每万人传染科床位而言，全国0.97张，湖北0.78张；
武汉1.67张(表2)。这两项指标武汉虽然高于全国，但考虑到全国均值本来就低，而武汉又是特大城市，其疫情最重，因此，其每万人传染科床位数实际上也是不足的。作为医院传染科床位中的一部分，武汉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更少：只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这两家传染病医院，其床位1 106张[5]。武汉传染病医院床位如此之少，因此难以满足疫情第一波对定点医院床位的需求。
表2 湖北和武汉医院传染科床位资源比较分析表(2019)
2.3 对普通医院征用和改造问题突出，进度不够快
传染病医院之外的其他医院，在设计、建造、分区和流程等方面与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有很大差异，可以称之为普通医院。发生重大疫情时，传染病医院由于床位数量稀少，必然很快用尽。这时将床位数量最多的普通医院改造为定点医院，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由于平时缺乏准备，武汉对普通医院征用和改造问题突出，进度不够快。
2.3.1 对普通医院情况不熟悉，征用批次不合理 第一批征用的普通医院一般3天之内可以完成改造，如汉口医院1月21日接到命令，1天完成所有在院病人的分流工作和门诊“三区二通道”改建，原来的感染性疾病科门诊楼也改为住院部。武昌医院1月21日接到任务后，2天完成改造病区，腾挪病房，将东、西院区按要求分区。但有些具有同样改造速度的医院却放在第二批，甚至第三批征用。如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1月24日收到通知，3天内完成病房改造以及医护人员培训工作，却在第二批征用名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1月26日接到征用通知，2天按要求改造完成，却在更晚的第三批征用名单[6]。
2.3.2 普通医院改造准备和能力不足 ①对医院改造事前没有技术标准，直到2月2日，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才编制出台《呼吸类临时传染病医院设计导则(试行)》；
直到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才编制出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救治设施设计导则(试行)》。②医院改造方面的企业、人力和物资储备不足，加之正值春节，设计师、建筑工人、建筑材料更加紧缺。为节省时间，各医院不少医护人员都参与到应急隔离隔断搭设等改造工作中[7]。③以上因素，加上平时缺乏演练，使得武汉第一阶段普通医院床位改造速度不够快。第二阶段武汉普通医院床位改造日均666张，而第一阶段为460张(表3)，只有第二阶段的69.1%。作为疫情期间定点医院床位的主要来源，武汉普通医院床位在第一个阶段改造速度不够快，成为当地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的重要原因。
表3 武汉定点医院床位来源结构分析表
2.4 临时新建医院慢速低效，影响普通医院改造进度
武汉临时新建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下称“两山”医院)，10余天就完成，确实体现了中国力量和中国速度。但由于是新建，其慢速低效也在所难免。时间方面，普通医院改造1～3天，而“两山”医院建设10～12天，无疑十分缓慢。日均床位供应方面，第一阶段武汉普通医院为466张，“两山”医院为4张，只有前者的0.9%；
第二阶段武汉普通医院为666张，“两山”医院为119张，只有前者的17.9%(表3)。个人效率方面，从1月24日到2月2日，中建三局7 500名建设者10天建成1 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8]，每人日均贡献床位0.013张；
从1月26日到2 月6日，中建三局10 000余名建设者12天建成1 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9]，每人日均贡献床位也是0.013张。
而普通医院床位改造的个人效率则很高，是“两山”医院建设者的10～100倍。从1月25—27日，经过3天日夜奋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1 000多医护人员改造出400张床位[10]，每人日均贡献床位0.133张，是“两山”医院建设者的10倍。从2月14—17日，经过4天奋战，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350人完成武汉市优抚医院900张病床改造[11]，每人日均贡献0.643张床位，是“两山”医院建设者的49倍。从1月27—28日，经过2天奋战，黄陂区路桥公司组织192名施工人员完成黄陂区中医院内科综合楼改造，可提供500张隔离床位[12]，每人日均贡献床位1.302张，是“两山”医院建设者的100倍。
如前所述，影响医院(主要是普通医院)改造进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紧缺，而工人紧缺又与“两山”医院征用了大量工人有一定关联。如1月25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进行改造，最难的问题是工人紧缺[13]。26—27日工价开到1 000多元一天，28日开到6 000元一天都招不到工人。医院只能向火神山医院工地“借人”，才按时完成改造[14]。2月6日，泰康同济(武汉)医院进行改造，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也用工荒。中建三局紧急从已完工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抽调工人，门诊楼改造才得以进行[15]。2月初武汉市肺科医院临时扩换病区，也面临没有工人的难题，因为大量建筑工人回家了，火神山又征用了大量工人[16]。
普通医院床位改造效率很高，却苦于工人紧缺；
“两山”医院效率很低，却征用了众多工人。因此可以说，新建“两山”医院影响了普通医院床位改造进度。2019年武汉医院床位82 836张[17]，除去传染病医院床位1 106张，普通医院床位81 730张。到战疫转折点2月19日，武汉市定点医院一共开放床位19 989张(表3)，只占武汉医院床位总数的24.1%。如果按照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改造者0.133张的效率，将“两山”医院17 500名建设者全部用于普通医院床位改造，那么只须9天，他们就可以完成19 989张床位改造。从雷神山医院开建的1月26日(火神山医院开建于1月24日)算起，到2月3日就可完成，比战疫转折点2月19日提前16天。相比于前述其他普通医院改造效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还是比较低的。如果按照其他普通医院较高的改造效率进行计算，那么提前的时间会更多。果真如此，那么作为制约武汉疫情防控最大的瓶颈——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无疑会提前得解决，武汉疫情防控局势也会提前得到扭转。
3.1 防控措施要及时果断，甚至超前
如果对新发传染病不及时果断地采取防控措施，那么再多的定点医院床位供应都将相形见绌。因此,防控措施应该及时果断，甚至超前。应按先预警、后定性的原则，对于不明原因引发的疾病，特别是呼吸道方面的疾病，在没有确定其是否具有人传人的特点之前，应料敌从宽，御敌从严，按人传人的可能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修订有关法律，降低新发传染病预警的层级限制，使地级以上疾控部门有权进行疫情预警，并可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预警信息。
3.2 加强传染病医院床位建设
尽管传染病医院地位重要，但大多按照普通医院管理模式经营，高度依赖业务收入，很不景气，有的生存都成问题，亟待改革。建议参照军队医院管理模式，重新定位传染病医院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战略地位，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减少其对业务收入的过度依赖。增加传染病医院床位储备数量，使之面临重大疫情时至少可以保证第一波床位供应1～3天，以便为疫情预警、政府决策布署和普通医院改造提供最起码的时间。传染病医院床位年均增长率应适当高于全国医院床位年均增长率，以确保其在全国医院床位中占比稳定提高，确保其床位使用率适当低于医院床位使用率。平战结合，建设多功能的公共卫生储备医院或医疗储备中心，在其中设立传染病院区，而其他院区在平时用作普通医院或医疗储备中心，在战时具备快速高效转化能力。
3.3 建立普通医院公共卫生储备计划
普通医院是重大疫情中定点医院床位供应的第二梯队，也是最大的床位后备资源。坚持平战结合，确保普通医院平时正常利用，不闲置浪费，战时床位转化和供应快速高效[18]，无缝衔接第一梯队的传染病医院。为此,建议建立普通医院公共卫生储备计划。①建立普通医院公共卫生储备目录，进行分级管理。通过全面调查，将所有具备转化为传染病医院条件或潜力的既有普通医院纳入公共卫生储备目录，进行分级管理。例如，可以在1天之内改造转化为定点医院的，为Ⅰ级；
可以在2天之内完成改造转化的，为Ⅱ级；
可以在3天之内完成改造转化的，为Ⅲ级；
可以在5天之内完成改造转化的，为Ⅳ级；
可以在10天之内完成改造转化的，为Ⅴ级。同时出台有关政策，要求新建、改建或扩建普通医院必须为三区两通道、负压病房、供氧等改造预留空间[19]，以符合公共卫生储备医院Ⅰ级、Ⅱ级或Ⅲ级标准。这样一旦出现重大疫情，就可以按目录分批次启动相应等级医院的征用和改造转化，确保这些医院以最快速度投入尽可能多的床位，从而避免临时找资源、等米下锅的被动局面。②加强普通医院公共卫生改造能力储备。根据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呼吸类临时传染病医院设计导则(试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救治设施设计导则(试行)》等技术规范，结合各地普通医院实际情况，制定普通医院改造技术规范。与企业签订医院改造协议，确保疫情发生时企业能够按照指令以最快速度完成改造任务。对改造所必需的人力、材料和构件，要求企业建立基本储备和库存。制定普通医院改造的工作机制和程序方案，并及时更新。定期组织培训，进行实战演练，形成快速高效的医院床位改造能力。
3.4 避免临时新建医院
重大疫情发生后，各种医疗资源供应时限要求十分紧迫。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各种资源供应一般都会出现暂时性的紧缺,甚至中断。这时如何快速高效地调配使用相对有限的资源，成为一项关系重大的决策。就定点医院床位供应而言，这时最快速高效的做法是利用既有医院，特别是普通医院进行改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起炉灶的临时新建则事倍功半，会严重影响定点医院床位供应的速度、效率和数量，进而影响疫情防控进程。因此，决策部门应尽量选择利用既有医院改造，不宜选择投入大量资源临时新建这种慢速低效的床位供应方式。
3.5 及时启动方舱医院建设
由大型场馆改建而来的方舱医院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2020年3月10日，武汉16家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1.2万余人，全部休舱。这些方舱医院，加上部分治疗性隔离点，逐渐填补了以收治重症和危重症病例为主要任务的定点医院在收治轻症患者方面存在的病床数缺口，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20]。因此，即使在武汉定点医院床位缺口达到最大值18 304张的2月14日，还有空床位880张。2月16日以后，定点医院空床位一直保持在1 000张以上，到2月25日甚至达到5 024张(表1)。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方舱医院承担了绝大部分轻症患者的收治任务，极大地减轻了武汉定点医院收治确诊患者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但方舱医院2月3日才启动，2月5日才开始投入使用。如果能够更早启动方舱医院建设，武汉定点医院床位供需矛盾无疑可以提前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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