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视阈下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优化策略研究

周林兴 张笑玮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美国人类社会学家朱力安 ·斯图尔德（1902—1972）1955年发表的《文化变迁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文，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他认为人、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变量，且不可分离[1]，主张以互动的、辩证的观点认识文化及其所处的环境，关注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只有把这些复杂变量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才能弄清楚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作用，亦才能说明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如何受制于环境。在其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末内廷、拉帕波特、贝内特分别出版了《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北方平原居民》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
70年代，霍利有关赞比亚的多加人（Toka）继承模式的变化研究以及哈里斯提出的“文化唯物论”等文化生态研究成果，极大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研究群体的扩张和成果体系的完善，文化生态学已基本发展成熟，其影响力逐渐扩大到其他学科领域。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文化生态学观点与创新成果，如司马云杰认为“它是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2]；
叶金宝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理论”[3]。文化生态学逐渐成为研究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其文化传播与价值实现程度高度依赖于服务生态环境的和谐，文化生态学理念的引入有利于为其优化服务生态提供统筹全局的新视角。

当前学界关于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①公共图书馆的信息生态研究。有学者研究了公共图书馆舆情信息服务生态链评估机制[4]，公共图书馆的数据服务生态圈架构思路与功能[5]，并借助信息生态链等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服务的影响因素等[6]。②公共图书馆的技术生态研究。技术应用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生态中占据重要位置，有学者针对“区块链+图书馆”的服务生态弱势提出了优化策略[7]，指出应当建立平台层、融合层与服务层的公共图书馆技术体系，优化现有的公共图书馆数据服务生态[8]。③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生态功能建设与完善研究。有学者提出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应当具有发展环境教育、信息服务和生态福利等特殊功能[9]，或从生态文明、生态文化、生态制度三方面来构建图书馆的服务生态[10]。笔者经分析发现，当前公共图书馆生态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或制度，未能将技术与制度、生态环境与人有效联结起来，缺乏全局性。

文化生态学视角的引入，对于系统、动态地审视公共图书馆在传播图书文化过程中的关键环境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把握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中各要素的有机联系，并通过不断优化要素来激活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

当前学界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优化的探索聚焦于技术组织与制度环境两大要素。其中，技术组织主要探析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VR/AR等阅读体验技术的应用与落地，但是公共图书馆的技术组织优化不应局限于“技术”这一客观实在，而是应将技术组织置于制度环境的范畴中开展研究，即将技术包含在环境中。因为图书文化是一个有机“生态”的存在，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其同样存在着“文化生态适应”和“文化核心（culture core）及其余留物（remainder）”。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背景与公共图书馆发展“十四五”规划新擘画下，公共图书馆在服务过程中必须适应国家顶层设计与政策制定的灵活性与可调节性，即“制度环境”这一要件。同时，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的核心能力既受制于“社会经济技术”——新媒体环境的变革，也受制于“生计活动”——公众与图书的阅读交互，即“馆众互动”这一要件。而且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格局不仅包括“社会结构”——供给主体格局，也包含“仪式行为”——供给客体格局，其直接作用于公共图书馆服务产出这一客观实在的“余留物”上，即“供给增维”这一要件。

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笔者统筹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文化生态适应”“文化核心及其余留物”，把握其“环境—组织—供给”三个关键要素，构建了“馆众互动与供给增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优化框架（见图1）。

图1 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馆众互动与供给增维”优化框架

2.1 制度环境：从单向政策传导到双向服务约束以落实生态保障

“文化生态适应”聚焦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制度环境”，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重要一环，公共图书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要确保服务生态治理效能得到提升。但由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不是新建一种现代公共文化生产与分配体系，而是一种基于1950年代以来确立的传统文化事业单位体制的‘改建’”[11]。这种文化事业服务体制以行政化的方式组织文化供给[12]，在面对精细化、差异化、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时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何立足时代背景与服务转型更新制度环境与优化政策能力，保障服务生态的运作落实成为优化服务生态面临的首要问题。

2.1.1 优化公共图书馆纵向服务逻辑性

公共图书馆应优化现有政策体系的纵向动力传导，以规范化、明细化的政策制定优化纵向服务的逻辑性，促进政策创新动力下压。然而，当前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政策制定导向性弱、实操性差，易使得服务流于浅层，难以普遍推广[13]，损耗了公共服务资源与活力。同时，政策导向性的缺失不利于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精细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还会造成盲目供给等问题[14]，出现为追求文化服务数据美观而不顾客观实际的“分配式”供给[15]现象，以上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政策实操性的欠缺本质上是由于缺乏规范化、明细化的政策制定流程造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视野，使其难以充分考察、把握时下社会文化热点与阅读取向，缺乏对公众图书资源获取能力、阅读能力的培养。

2.1.2 丰富公共图书馆横向服务约束性

在强化纵向服务逻辑性的主线下，公共图书馆需建立服务进程评估与产出效益监督的“双约束”机制，以增强公共图书馆横向服务保障的科学性。然则，目前公共图书馆服务制度环境欠缺后续成效追踪与保障机制[16]，不利于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持续开展和质量的持续优化[17]。因此，公共图书馆要想保证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就必须要建立可行的监督评价机制、奖惩机制、成效追踪机制，架构图书文化服务的软性保障，否则就会出现“人走茶凉”的服务危机。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缺乏成效追踪机制而导致的服务有头无尾，开拓的阅览室资源被挤占挪用，甚至被变卖抵债等情况发生[18]。

2.2 馆众互动：从单核服务传输到双核主体驱动以激活生态动能

“文化核心”聚焦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馆众互动”，服务生态本质上是公共图书馆与受众彼此不断调适优化的“互动”过程。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来看，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中的“互动”环节一般包含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官方提供者与以社会公众为主体的服务接受者。“馆众互动”要求其既要关注“社会经济技术”为图书文化传播推广带来的变化，也要重视“生计活动”中用户与图书文化交互的体验，两者要协同激活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动能。

2.2.1 优化“馆众交互”的绩效评价

“社会经济技术”是指公共图书馆服务对传媒技术的应用能力，它要求公共图书馆在建设文化传播与服务推广矩阵时要利用好媒体迭代升级带来的红利。目前公共图书馆虽已开通微博、微信等公众传媒平台，但存在服务推送频次较低、时间分布不规律、原创内容占比少等突出问题[19]，未能开展长期稳定的图书服务[20]，“馆众互动”难以稳定持续运行。同时，公共图书馆的不同账号间“各自为政”，没有准确、精细的服务定位与分工，因此常出现重叠推送、盲目推送[21]的现象，损耗了图书服务资源，降低了受众的服务“获得感”，不利于优化绩效评价。此外，公共图书馆在建设传播推广矩阵时较少与关联机构、地区合作[22]，服务活动的孤立和资源体系的单一限制了受众群体的开拓与馆际服务的创新，难以为“馆众互动”注入活力。

2.2.2 升级“阅读交互”的用户体验

“生计活动”是用户与图书文化的阅读交互，它是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生存性”活动，驱动这一环节的关键是推进技术红利的纵深落地。然而，当前公共图书馆在搭建技术生态的过程中存在一定迟滞，以5G、VR/AR、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较少被应用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场域中，新生技术的落地应用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实践之间依旧存在隔阂。究其原因在于当前大部分公共图书馆，尤其是中西部公共图书馆受经费等因素限制，部分系统和设备尚未实现信息化、数字化[23]，基本不具备5G等新技术应用的底层基础设施要求，难以形成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决策等应用的硬件基础，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活力。

2.3 供给增维：从多维资源建设到特殊服务供给以拓宽生态容量

“余留物”聚焦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供给增维”，是关系到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能否真正将制度环境与馆众互动的优化效果转变为“可触摸服务”的环节。它要求通过供给主体格局优化“社会结构”，通过供给客体格局优化“仪式行为”。在此基础上推动服务客体资源的多维化建设，并不断完善供给主体及其效益激励机制，为社会受众提供便捷易获取、多维易利用、通俗易接受的图书文化服务，拓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生态容量。

2.3.1 以馆员建设与队伍扩容实现供给主体的增维

“社会结构”是公共图书馆供给主体格局，包含内部馆员素质结构与外部服务队伍结构两部分。人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具创造力的因素，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服务队伍对激活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创造活力”具有关键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在供给主体增维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首先，公共图书馆内部馆员队伍素质结构的增维。多元化、专业化的图书文化需求对公共图书馆服务队伍的素质结构提出了新要求，馆员队伍要紧跟时代脉搏并加快自身素质结构的增维。在2021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上，与会专家们就公共图书馆服务队伍知识结构欠完善、对专业技术的运用不够熟练[24]、基层公共图书馆员面临人员老化、学科知识单一等问题[25]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到了需要大力倡导专业化发展的时代[26]。因此，用“专业主义”指导公共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建设，将成为优化公共图书馆供给主体“素质结构”的重要抓手。

其次，公共图书馆外部志愿队伍创新激励的增维。志愿者队伍是推进全民阅读事业的重要力量[27]，是联系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公众最紧密也是最活跃的环节。然而，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建设志愿者队伍时存在招收门槛低、激励机制少、岗位设置随意、缺乏相应的竞争机制及稳定实施的管理体制等问题[28]，也缺少志愿者权利保障、责任界定等政策规章，致使志愿服务长期处于“失序”状态，降低了志愿者服务队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此外，公共图书馆外部志愿队伍的招收模式也较为陈旧，难以为志愿服务队伍注入新鲜活力。

2.3.2 以深化创新与优化兼容实现供给客体的增维

“仪式行为”是公共图书馆供给客体格局，包括“仪式”——服务模式与“行为”——服务可及。

首先，公共图书馆服务产品与模式的增维。当前公共图书馆缺乏对服务创新能力的培养，对新型服务模式与文化热点的敏感度较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公共图书馆虽然创新了研学旅行、流动服务与共享借阅等服务模式，但由于缺少深化研究与后续跟进，其服务难以得到大范围有效推广。以研学旅行为例，2018年10月文旅部下发文件，首次将公共图书馆纳入中小学研学旅游线路，并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是研学旅行的产品供应方[29]，但目前存在的研学课程开发基础弱、缺乏服务标准、安全经费制度的保障机制欠缺等问题，限制了研学服务的深入推广[30]。此外，面对多元化、个性化的图书阅读需求，公共图书馆的精准服务仍然较为“乏力”，难以精准投放图书资源，难以有效提供针对性服务，亦难以推出具有广泛受众基础的图书文化资源产品。

其次，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与落地的增维。部分公共图书馆未能贯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平等服务”的理念[31]，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关怀、服务包容力不够。以残障人士的服务保障为例，《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公共图书馆要配置盲文读物和盲人有声读物，同时对图书室、阅览室的楼层和坐席面积提出了要求。虽然部分公共图书馆针对残障人群开展了一些数字阅读推广活动，设置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但其服务范围有限，很多残障人士没有享受到这些服务，特别是占残障群体总数75%的农村残障人群[32]。公共图书馆在开展服务时未能看到当前受众的多样性，难以保障边缘群体的阅读权利，限制了服务生态容量的进一步扩展。

3.1 有利于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后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将显著上升，文化消费开始占据主要地位[33]。我国人均GDP预计将在2022年末达到12 900美元[34]，这意味着我国公众文化需求将达到新高度。与人们哀叹“真相衰落”（Truth Decay），越发不信任新闻媒体的情况截然相反，公共图书馆的声誉在“后真相（Post Truth）时代”基本保持不变——公众基本认同其是事实和知识的守护者[35]。因此，公共图书馆要立足文化生态学，从“馆众互动与供给增维”框架出发，积极响应用户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增加服务种类及产品体量，紧密联系图书资源与空间资源，遴选优秀图书，创设优质环境，开展专业导读活动，组织经典学习沙龙。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其纵横联动的服务系统，以全域化、常态化、规范化的服务为图书文化价值的稳固与强化提供动力[36]，助力新时代下图书馆“声誉”的不断提升。

3.2 有利于转变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

公共图书馆立足“馆众互动与供给增维”框架优化其服务生态，将有利于其坚守核心价值、传承文化使命，同时还能拓展服务角色、优化服务格局。此框架有利于公共图书馆有机、动态、全局地把握服务生态中各能动要素间的关联机制，探索以多业态融合推广服务的新模式[37]，以多机构联动补齐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短板[38]，以开放姿态不断吸纳、充实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力量。同时，该框架也有利于推动公共图书馆从单核服务传输走向双核主体驱动，从化解旧有制度束缚、职能资源壁垒、技术应用瓶颈、服务模式单一的藩篱，到树立积极开放、交流共享即时的服务理念，打造阅读体验优良、社会反馈积极的公共图书馆“阅读场”，形成以公共图书馆服务为主导、社会多元力量共治共享的新型阅读服务格局。

3.3 有利于推动公共图书馆承担使命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略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文化治理”“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以新力量、新观念、新方式探索文化资源优化配置、文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新公共文化服务环境”[39]。在“馆众互动与供给增维”框架下，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将通过落实保障、激活动能与拓宽容量来实现持续优化，以更主动的姿态承担时代使命。一方面，可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公共图书馆可借助改革东风化解地区差异、理念落后、缺乏创新等问题，突破服务困境，政府也将逐步过渡为公共服务“掌舵者”，推动公共文化治理与服务格局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在优化服务生态各要素的基础上，图书文化价值将得到更丰富、更立体的开发，如地方文献资源[40]、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41]、红色记忆教育资源[42]等。还能借助新形式、新技术优化阅读交互体验，以优质服务吸引公众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阅读图书、传承文化[43]，助推树立文化自信，将使命传承融入图书馆阅读服务中。

文化生态学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优化策略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44]。第一，确定制度环境开发所需的政策行为模式与图书文化的其他层面相互影响至何种程度，即“环境”维度。第二，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经济技术”“生计方式”是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其维持了人们基本的图书资源与文化利用活动，即“组织”维度。第三，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个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社会结构”“仪式行为”与图书文化受众的行为模式紧密相连，即“供给”维度。笔者立足“环境—组织—供给”维度，搭建了文化生态学视阈下“馆众互动与供给增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优化策略框架（见图2）。

图2 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馆众互动与供给增维”优化策略框架

4.1 面向“时代使命”，强化动力传导与效果约束

面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与“十四五”时期我国图书馆的发展擘画，公共图书馆应首先关注制度环境，以规范化的动力传导与双向化的效果约束强化“文化生态适应性”，以落实保障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

4.1.1 规范政策引导，强化动力传导

公共图书馆既要建设规范化、清晰化的政策规章体系，同时也要切实提高服务政策的针对性，关注不同问题、不同方向、不同情境的图书文化服务准则和市场准入条例，减少顶层创新动力在纵向传导中的损耗。如滁州市图书馆为保证图书文化服务外包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范并据此制定了指导性文件《滁州市图书馆运营服务外包质量管理规范》，以此保证政策性与专业性的统一。同时，公共图书馆在制定服务政策时要兼顾专业性、推广性，针对服务生态中的各个能动要素如个人、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在图书文化服务中的不同特点，落实相应的权利分配、义务规范与责任划定规章，建立覆盖公共图书馆服务全过程、全场域、全视角的政策指引体系。另外，在引用业内公认标准时，公共图书馆要立足自身服务实际[45]，推出因地制宜、操作性强的详细规划，保障政策在服务过程中“不缺位”。

4.1.2 拓宽社会监评渠道，完善效果约束

公共图书馆要建设以内部服务评估为主体、社会多元受众为辅助的效果约束机制，助力公共图书馆角色由“提供者”转向“引领者”和“参与者”。通过建立公共图书馆服务成果后期追踪和反馈机制，保证服务过程中资源投入和配置的透明性，如英国政府在《图书馆2020发展规划》中曾要求官方网站向所有社会组织开放申请项目资助，并按照标准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审核，以官方认证为项目背书[46]公开图书文化服务的各项数据，保证服务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同时，公共图书馆还应通过搭建数据库、云平台的方式，绘制文化服务地图，录入不同地区的图书文化服务现状，考察服务区域内图书受众的群体特征与阅读需求，根据其对当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反馈与效果评估制定合适的资源服务方案。同时拓宽社会监督与评价渠道，通过数据公开、社会反馈、项目听证、定期汇报等形式，实现服务约束的外部推动。

4.2 面向“馆众互动”，优化矩阵绩效与交互体验

“馆众互动”是聚焦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中联结服务与受众的环节，既包含传输服务与接收反馈的宣传矩阵，又包含服务输出与公众接收的阅读交互，两者协同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注入动能。

4.2.1 以精确分工优化宣传矩阵绩效

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矩阵的多样化与差异化对其开拓不同阅读群体、提升服务覆盖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经济技术”在优化传播矩阵中的关键作用，将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线上矩阵纳入日常工作考评范围，丰富在线服务平台的功能分区，根据不同平台特点针对性地赋予其服务职能[47]，科学优化不同平台的职能分工，如微信公众号连接性、互动性强，可将之设置为公共图书馆传媒矩阵的核心；
微博用户数量大且活跃度高，可赋予其客服反馈与用户评价职能；
B站则可创建图书阅读线上社区以了解年轻一代的兴趣喜好[48]。此外，公共图书馆不同账号平台之间也应加强互动，摒弃各自为政的服务方式，如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上图旅行社”活动，利用微博发布活动公告，引导用户在微信公众号中获取活动规则，自行链接21位知名旅行者的官方推文，并在微博和微信的末端标注抖音账号的二维码，引导用户观看抖音平台中的活动进展和成果[49]，具备较好的服务连续性与资源延伸性。

4.2.2 以技术落地优化阅读交互体验

公共图书馆始终要以优化阅读交互这一“生计活动”为导向，及时抓住技术东风，发挥技术优势，建立相应的伦理体系，引导科技向善[50]。一方面，应以馆藏资源数字化和服务设施智能化为基础，推进新技术、新理念在图书文化服务方面的应用。如利用5G技术开拓物流、远程教育、慕课教育、馆藏图书资源的图谱化分析与可视化操作等服务[51]；
利用VR+AR技术化解数字化阅读过程中延迟高、更新慢的缺陷，优化用户的阅读体验。同时，立足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开拓图书资源的社会共享交流模式。如上海图书馆于2014年首创免押金借书服务，开创全国公共图书馆界诚信免押金办证的先河[52]，其将图书资源共享融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公众阅读活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增强了公民的守信意识[53]。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博物馆、档案馆等关联文化机构的力量，创设“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资源共享云平台，建设三馆资源VR体验馆等，以服务引流促进用户引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同盟”。通过技术合作、借鉴集聚图书关联资源，挖掘馆际合作诉求，建立共同服务话题[54]，加强与热门文化机构、IP、平台的联系，在技术共享、资源共建的基础上不断开辟馆际服务的价值增长点，为阅读者构建更立体、更丰富的图书文化资源展示体系。

4.3 面向“供给增维”，衍化主体格局与客体可及

“供给增维”聚焦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中供给格局的优化，包括“社会结构”——供给主体与“仪式行为”——供给客体两部分，两者协同不断优化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余留物”，拓宽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生态容量。

4.3.1 衍化以馆员为主体、志愿者为重要补充的供给主体格局

供给主体格局的衍化需要把握馆员队伍与志愿队伍两个部分。前者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应用新技术、适应新平台、接受新理念的素养，从而实现素质结构的增维。因此，公共图书馆应构建专业知识培训体系，联合高校、民间学会，以馆际交流、经验座谈等形式培养不同岗位、方向的专业服务队伍。如佛山市图书馆采取“项目立馆”“导师制”等一系列人才培养措施，与高校合作开设“专业人才培训班”，让一批图书馆员对图书情报专业知识、职业理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图书馆员的业务能力、团队意识和科研能力都得到了提升[55]。同时，设立相应的激励与晋升制度，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称，调动馆员主动提升自身素养与服务能力的积极性[56]。而优质的志愿者队伍，能极大提升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利用与服务效能[57]，因此，有关机构应不断完善志愿者队伍的准入标准，充分评估志愿者的个人服务能力[58]；
构建志愿服务能力培训课程体系，提升志愿队伍服务能力；
建立竞争淘汰机制，树立“能者居之”的服务理念，加强志愿服务队伍的流动性；
依靠高等院校或行业学会等组织建立志愿者供需数据库，将志愿服务纳入大学生培养计划，定期更新数据，及时对接志愿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59]。此外，还可以创新志愿队伍的扩容方式，如开展“领读者”等活动[60]。201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曾举办“信息达人”分享计划，在校园范围内广发“英雄帖”[61]；
再如《经典咏流传》节目以“和诗以歌”的方式[62]通过知名歌手的歌声提升用户的阅读体验，该节目一经播出便广受好评，这两者都是开展志愿活动的全新形式。公共图书馆可通过建立领读者等相关制度，构建领读人物选取机制，以“世界读书日”“科普日”“儿童节”“国庆节”等为契机，与知名学者、实力演员、著名主持人等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定期化、特色化的“领读”活动。同时，图书馆还要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保障领读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吸引更多的阅读爱好者与专业人士参与到公共图书馆的相关活动中来，实现志愿队伍的供给增维。

4.3.2 深化以落地为导向、可及性为重要支撑的供给客体格局

公共图书馆要进行服务创新，不仅要有实践的魄力，还要有持续研究的毅力，不断改进新服务模式的配套措施，通过总结服务经验，深化服务创新，提升创新模式的可落地性，并充分考察运营预期投入产出、参与主体权责清单、推广应用调适能力等服务数据。如针对研学旅行，图书馆应加快构建分层次的研学旅行服务体系，调查学生感兴趣的主题，采用学生评价、学校反馈等方式做好事前研究规划和事后统计分析，促进研学旅行课程模式的不断完善[63]。将理论研究融入服务实践，推陈出新，形成服务精品，实现对供给客体格局的增维。

此外，公共图书馆还需注重提升服务可及性，以服务的有效对接实现供给客体增维。通过建立受众分类标签与馆藏资源、服务方式的对接机制，为面向社会残障人士、老年人、农民工、青少年、高校学生、教师等群体开展的图书差异化服务夯实基础。此外，图书馆还要不断完善实体与线上阅读功能，通过建设专用阅读空间、引进特殊辅助设备、设立专业引导岗位等措施，提升服务的包容度。另外，图书馆还可通过受众标签分级分类，在图书文化服务过程中加入定制的能力培养与技巧提升培训内容[64]，切实提高不同群体的信息素养，培育公众的图书获取与阅读能力，不断扩展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覆盖面及生态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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