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与光明——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人物形象的具象化

徐翔

（广州工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恩格斯在 《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里说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这里告诉我们， 小说中的人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密切相关，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他就以大量的植物描写，来反映出小说世界的风俗、人物之美[2]。

而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以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基调创作的小说， 其中所描述的时代环境与作者郁达夫身处的现实环境是十分相似的，都是极其黑暗的时代。

这种“黑暗”既是大时代的黑暗，也是社会氛围的黑暗，这些令人窒息的黑暗致使小说主角“我”身心备受折磨，内心痛苦迷茫，仿佛生命的路程逐渐暗淡了下来，看不清未来之路。

但在小说中作者并未直白地指出黑暗的社会环境，而是根据主角“我”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而反映出时代的病态。

《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小说中的主角“我”，虽然不完全是郁达夫本人的真实写照， 但或多或少也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一面， 即面对所处黑暗社会的无奈和对人生前途的迷茫。

诚如作者在《达夫全集·自序》 最后说道：“我是弱者， 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

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度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中，而马上就去挺身作战， 杀尽那些比禽兽还相差很远的军队。

那我的感谢，比细细晚读我的作品，更要深诚了。

”[3]可见，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 “我”的身上，是绝对有郁达夫的一些影子的。

吴建华在他的著作《郁达夫研究》中指出：“郁达夫笔下人物的自我分裂是人性的美与丑、 善与恶的二元对立。”[4]51同时还提到：“郁达夫在小说中不但描写人物精神的混乱无序的状态， 还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混乱无序状态发展到极致之后所产生的绝望心理及其悲剧性的后果。”[4]52这里基本确定了郁达夫小说人物的大致形象和性格方向， 以及人物命运的最终走向。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作者所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的形象也是如此， 依然是二元对立，主角“我”是一个精神和身体处于极度不健康状态的知识分子， 而陈二妹却是一个身心健康但身世凄惨的劳动人民。

就像幽暗与光明这两种光色元素，也是二元对立的。

作者为了展现这样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 除了努力通过社会环境的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 还借助细腻、 幽淡的光色描写，来凸显人物特点和具象化人物形象。

如同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中指出，郁达夫小说吸收了印象派光色手腕的同时， 还结合了古代小品文真切、清细的特点，使景物描写新鲜而又明晰[5]。

关于光色渲染，其实在影视艺术作品中非常重视此手法，创作者在大量的实践中发现，客观世界的光色等元素， 能对人产生一种感染、 诱发想象，进而产生心理、情绪和感情的共鸣[6]。意大利摄影师维多利欧·斯特拉罗提出了“光线书写”的概念，他指出“用光线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表达我内心的想法。

透过光影和色彩，观众能够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感觉、了解到故事在说些什么”[7]。

所以，郁达夫在小说中以细腻、感性、写实的笔触，如同电影创作艺术一般，充分调动了光与色的交织、明与暗的交替，不但渲染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且还突出了两位主角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所以，在文字表现的自然光线的交织中， 小说人物形象不再单调抽象，反而跃然纸上，光泽耀眼、熠熠生辉。

小说以幽暗与光明来暗指“我”与“陈二妹”，把人与人的互动以光线的落差和反转来强调，让“情景相融”渐渐化为“人光相融”，让人融入光、让光展现人。

正如大西克礼在他美学著作 《日本美学2：幽玄——薄明之森》 中引用谷崎润一郎的话来解释光影美学：“美不在物， 而在于物体与物体间创造的阴翳的交织、明暗当中。

”[8]

（一）社会环境对“我”之形象塑造

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男主“我”这个人物继承了郁达夫小说人物一贯的男性形象——孱弱的躯体和病态的精神世界， 作者为了展现“我”的这个形象，除了只言片语的直接描写外，还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和透过环境描写来塑造， 而其中的环境描写是重点之一。

“我”这个人物身处黑暗的社会之中。

作者很巧妙地把人民群众身处黑暗之中这个事实，用“我”这样一个人物侧面地反映出来。

国家的动荡、社会的黑暗，建构了“我”幽暗的人物形象。

主角“我”在小说中是留学归国青年，会多国语言，而且还能进行文学创作，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但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 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竟然毫无用武之地。

“我”归国以后，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失业半年了，变得一贫如洗。

就此可见，连“我”这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都被这黑暗的社会压得不能动弹， 那些千千万万的广大人民群众肯定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我”的房东，也并不是我们常识当中富态的“资本家”，而是一个脸色青黄、一脸黑油光，充满病态的小老头。

可见，“我”处在的社会是极度黑暗、压抑的，除了社会上的极少数人以外，绝大数人在生活的泥泞中挣扎。

“我”的出场，如同一个社会的线头，随着故事的展开，逐渐牵扯出了一个让人绝望、窒息、如黑洞一般的社会。

郁达夫完成 《春风沉醉的晚上》 时间是1923年， 这一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年年战乱，大多数人民食不果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潘国旗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公债愈发越多，而财政越来越困难，形成恶性循环[9]。

刘冬在《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荒政研究》指出：
北洋政府时期1913 年至1925 年财政平均亏损23%[10]9，期间有十一次内战，大量的自然灾害[10]8，生态严重恶化[10]10,还有大量毒品泛滥，仅1921 年鸦片种植产量就达到了15 000 吨[10]11，几乎就可以自产自足了。

而小说里的时间点，其实和现实时间相差无几，也大概在那个时代。

所以，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我” 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一样，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

但“我”却没有中国劳动人民身上的那种韧劲， 那种面对黑暗生活百折不挠的精神；

而是有着民国小资产阶级身上的那种软弱性。

这种软弱性让“我”逐渐失去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变得“痴不痴呆不呆”的状态[11]195，整日蜷缩在幽暗的出租屋里发呆，浪费着大好时光与生命。

而这种生活现实让“我”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受到极大的影响，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日夜颠倒。

所以，“我”大部分生活时间都是在夜晚；

这种极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了“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孱弱，也加剧了“我”的精神问题。

这让“我”陷入了一个不自知的恶性循环当中，失眠和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大问题， 而身体的疾病又导致了心理的问题， 严重的心理问题又会让身体健康进一步恶化，而“我”就在这恶性循环里越陷越深。

作者在这里展现“我”的黑暗色彩，其实是在指控那个不断在异化着人的旧社会，在那个大时代、大社会的背景下，很少人可以独善其身，人人都在黑暗的社会中苦苦挣扎。

诚如温儒敏在《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指出的那样“郁达夫写病态并非展览病态， 而是在揭示一种 ‘时代病’”[12]。

这种“时代病”或者“环境病”塑造了“我”，“我”的小病就是那个时代的大病；
要治好我的病，首先是要治好这种“时代病”。

（二）外部之物是 “我”内在心境的反馈

《春风沉醉的晚上》主要以“我”的视角去展现当时的社会，展现社会的幽暗。

虽说“我”精神内心总体来说是幽暗的， 或者说正在一步步地陷入幽暗当中，而造成“我”这种幽暗、萎靡的状态，正是社会大环境。

但要展现这些幽暗，作者把“我”的内心和“我”身边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的这个人物的形象，基本上是一种癫狂的病态，这种病态在“我”的每次出场时，都如影相随。

可以看出，主角“我”几乎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这种黑暗既指代社会大环境的黑暗， 也强调物理意义上的黑暗。

这也导致了“我”内心急躁、不安与彷徨，这种病态的心理如黑夜一般逐渐地吞噬着“我”内心的光明。

这种病态是极度的自卑、无奈、绝望等复杂的情感纠缠在一起， 不过同时还夹杂了知识分子对世界清醒的认知。

“我”在这种状态中一天天萎靡下去，对自身和未来充满了迷茫，不愿出去、不愿工作、只愿意一个人在幽暗的屋子里发呆。

“我”还常常彻夜难眠，整夜整夜地在外溜达，直到天空泛白，我才回去休息。

而“我”还记住了大量的别人对“我”的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严重地干扰着“我”的思想。

另外，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创作了一些小说，却在潜意识中把它们做成了爱伦·坡式的作品，而且还觉得不错。

爱伦·坡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揭露人心中的幽暗， 让读者感到恐惧惊悚[13]；
而且爱伦·坡小说中的不少人物也长期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导致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这和“我”的形象不谋而合。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身上弥漫着爱伦·坡式的死亡幽暗气息，语气就像那种病榻之下的虚声呻吟，眼中有神但尽显疲态，佝偻枯瘦的身影在一身破棉衣里巍巍颤颤， 不知道是发冷颤抖还是病痛让躯体痉挛。

在此处，作者把小说中的外部之物和“我”的内心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例如：昏暗的房间、寒峭的夜晚、“我”创作的爱伦·坡式的小说、陌生人的消极情绪等等，这些外界外部之物，皆反馈了主角“我”内心的色彩——幽暗。

也就是说，在层层的外部事物的包裹中，小说在逐渐通过 “我”身周围的这些事物，去强调“我”这个人物的幽暗形象，如同王国维说的那样：“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

”[14]

（三）自然环境具象化了“我”之人物形象

在 《春风沉醉的晚上》 中， 社会环境塑造了“我”这个人物，而自然环境又具象化了“我”之形象。

小说对自然环境的表现除了外界之物外，更加强调的就是光线的幽暗。

小说通过创造幽暗氛围和描述幽暗的自然环境，突出“我”之形象——幽暗。

每次“我”这个人物的出场，作者就以一种破败、暗沉的文笔来描绘“我”要租的小楼。

这小出租屋的整体就是 “黑黝黝的”[11]194“一个二尺宽大的洞”[11]194“黑沉沉”[11]194，就是一个破旧、幽暗的处所，就如山洞一般幽冷、潮湿，同时伴随着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在这样的房间里，需要无时无刻都点上蜡烛，而微弱的烛光又让房间显得更加昏暗。

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是与“我”的身份严重不符的，因为“我”是一个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青年，本不应该沦落至此，但“我”却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作者以极具画面感的手法展现了与“我”相关的自然环境，但这些自然环境的描写，并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更多地是为了突出“我”这个人物的形象。

因为小说中只要“我”一出场，小说整体的环境氛围就会立即变得压抑、昏暗，场景也变成了昏暗腐浊的房间、料峭幽暗的寒夜等，在这里作者通过大量幽暗光线的环境描写，把“我”幽暗的人物形象和幽暗的自然环境对等了起来，就是只要“我”一出现，就会在幽暗中；
只要幽暗降临，“我”必在其中，仿佛“我”与幽暗为一体，即“我”等于幽暗。

这种创作手法在影视作品和西方文学中常常出现，例如：西方经典奇幻电影《指环王》中，每当代表黑暗势力的“戒灵”出现时，都伴随着阴暗、迷雾和寒气；
爱伦·坡经典恐怖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破败、荒凉且充满死亡气息的厄舍古屋就是那对精神病态兄妹形象的具象化， 他们的死亡就是厄舍古屋的倒塌[15]。

所以说，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不仅仅是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而存在， 而常常是与小说人物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的审美领域[16]。

当然，郁达夫并没有把“我”塑造成一个自始至终在幽暗中沉沦、一蹶不振的人物。

因为在小说的最后部分， 郁达夫写到 “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我的眼睛又开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以前几秒钟更光明了”。

由此可见，“我”并不是一直在幽暗中沉沦、徘徊和迷茫，而是在与女主角陈二妹多次的交流后，逐渐找回了自我，让沉浸在黑暗中的“我”慢慢地找回了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清明态度，会逐渐走出幽暗，重回光明之中。

女主角陈二妹的人物形象却与“我”的形象刚好相反——她是阳光、健康的，面对不如意的生活依然是积极向上的。

作者对陈二妹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坚韧、善良、单纯等优秀的特点， 这也导致陈二妹这个人物形象十分的完美，这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作者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与想象。

所以，孟悦林指出陈二妹：“她们朴素善良、纯洁美丽、温柔敦厚……作者全力以赴的赞美倾泻在她们身上。

”[17]“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便是他所神往的大自然的化身。”[16]这样的一类形象，基本上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式的人物，这类完美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很容易写得单薄、扁平和脸谱化， 仿佛宗教文学中那些拯救世界的救世主一般，只有神性而缺少人性。

但郁达夫在这里的处理就恰到好处，“陈二妹” 光明属性不是来自于学识教养，而是来自于劳动人民天然的朴实和淳朴性。

（一）社会环境对陈二妹形象的塑造

陈二妹的形象是光明， 有着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质朴光泽。

作者对女主角陈二妹人物的设定，完全符合那个时期大多数女性的人生轨迹。

陈二妹没有读过多少书，对国家情况、民族命运、社会发展都不甚了解, 但却因为身世惨淡和出身底层，因此极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见多了人情的薄凉和社会的阴暗， 所以对世间的曲直黑白有着自己的坚持和态度。

陈二妹父亲在她十七岁就去世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孑然一身的女性， 干着并不喜欢的工作， 受到工厂管理者的戏弄， 她的经历要比“我”惨百倍。

但陈二妹并没有因为生活的不幸而被打倒，反而是身陷黑暗，却心向光明。

对于不幸的身世，她虽然伤心但并不绝望，也没有向生活低头和屈服，而是竭尽可能地好好生活。

小说在交代陈二妹个人处境时， 不是直接交代的，而是通过与“我”的交流过程中娓娓道出。

在这里，作者直接展现了一个内心极为纯真的少女，一个十分纯洁的人物形象，纯洁到如同圣灵一般，没有沾染一丝那个时期的人间恶习， 还因为对“我”的误会，对我进行“教育和劝说”；
而当“我”解释“我”怪异的行为后，她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了“我”的话，还向我致歉。

这样的光明的人物形象，在那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中，和“我”幽暗的形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陈二妹这样一类人物，并不是单一人物， 而是结合了各种优秀品质的劳动人民的形象， 这里作者开始逐渐突出劳动人民的纯洁性和积极性， 突出在黑暗社会中反光闪亮的劳动人民，面对社会的无情压迫，但并没有屈服，而是积极向上地活出自我和真我， 这样一类人的形象与病态知识分子的“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无形当中突出了中国劳动妇女不屈不挠的形象。

这类女性形象的出现，其实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密不可分，虽然当时女性地位不如今日，但也在逐渐地改变；

当时社会其实也在逐渐关注女性劳动平等和社会地位等等相关话题。

贾佳在《＜良友＞和＜生活周刊＞：民国都市“新女性”》中指出：从《良友》这本女性杂志的热销，它的合乎市民趣味的表达方式为左倾思想赢得了广大的受众[18]。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代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潮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前提下， 陈二妹这个人物形象是有足够的外部环境来培育的；

这样的形象的出现并不突兀， 她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集合体，这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基层的传播密不可分。

（二）自然环境具象化了陈二妹之人物形象

在小说中，陈二妹这个人物就是光明的代表。所以，陈二妹每次出场，作者都渲染陈二妹身周的自然环境——光明。

当然， 这里对自然环境的渲染，不是直接描写，而是间接表现，作者通过“我”的双眼和“我”的感受把光明属性凸显出来，这样的处理不但能和“我”之形象做对比，更能把陈二妹对“我”的影响与感染清晰展现。

陈二妹人物形象虽是光明，有着光之属性，但并不是骄阳烈焰、而是温暖如霞。

“我”与陈二妹首次见面时，“我”都在暗处凝视，而陈二妹却在一片亮中投下身影， 缓缓地从光明中走了出来。

在这里，作者以极具视觉效果的描写和渲染，突出陈二妹光明的形象。

当陈二妹请“我”去她房间吃面包时，我应该是感动的，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不过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我感激的内心活动， 而是又一次渲染屋内的阳光：“我进了她的房里， 才知道天还未暗，”[11]197“太阳反射的光线从这窗里投射进来，照见了小小的一间房。

”[11]198这里可以了解到，我们虽然住在一起， 但两个房间却是截然不同的状态，一个在幽暗之中，一个却在阳光之下；
仿佛就是“我”和陈二妹两人形象的真实写照，一个是幽暗，一个是光明。

而在小说最后处，陈二妹单纯的态度，让“我”感动和自省，甚至我“把眼睛开了开来， 我觉得我的周围， 忽而比前前几秒钟更光明”[11]207，此处作者再次渲染了屋内的光明和“我”眼中的光亮， 强调了陈二妹光明的人物属性和形象,感染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这时的“我”是以平视的视角去观察女性而不是带有优越感的俯视，让女性角色更加能展现人的一面，而不是男性附属品的一面。

作者的这些处理，一下子就把一个纯洁天真的人具象化了。

她是在光明中走来，或者说她的本体就是光明，而“我”那时却在黑暗中凝视，在幽暗中消沉。

作者用光明与幽暗的冲突、交织，来充分展现两个不同人物之间的具体形象、推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碰撞。

这里可以认为陈二妹的光亮属性是健康、活力的象征，因为在人的主观感受中，光明会让人感到舒适、温暖，而幽暗让人联想到恐惧和疾病。

作者也在小说中做出了对比，“黑暗的小房里的腐浊的空气，同蒸笼里的蒸汽一样，蒸得人头昏欲晕”[11]200“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11]208。

这里关于幽暗的描写总是显得萧瑟、荒芜和病态；
但在同一片地方，当光亮时,却又是另一幅画面了，从“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一时觉得是身在大罗上天的样子……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样的欢歌欣舞起来……”[11]203可以看出，在明亮阳光的笼罩下“我”似乎变得不一样了，在刹那间，我在生理和心理上仿佛得到了治愈。

其实浪漫主义作家，极为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作家们一定是在生活实践中感受到了光明与幽暗的对个人情绪、心理乃至生理的影响，才能把这样的感受付诸于文字作品。

不过，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主观感受其实是个人的错觉， 但有时候个人感觉并不虚妄， 因为人心理的感受在很多时候实际是生理的表现，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光在医学上对人或动物心理疾病有一定的治愈性， 对人的认知和情绪也是有调节作用的[19-20]。

所以，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认为，陈二妹的光明形象除了有纯洁性以外，还有治愈性， 她通过朴素简单的思想和行为渐渐治愈在幽暗中迷茫的“我”；
我们也可以认为，劳动人民也正在逐渐治愈着千疮百孔的中国旧社会，揭示者劳动人民很快就要登上历史舞台。

《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篇短篇小说，主要是围绕“我”和陈二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展开的。

因为命运和性格使然，让两个本不会有交集的人物，在一间破旧的出租屋里有了交集。

作者很巧妙地运用了环境描写， 记述了一对陌生男女在一间破出租屋里的纯真交集， 展现了二人迥异的形象。

在这样的一个典型环境中，突出了“我”和陈二妹这两个典型形象。

这两个典型人物形象，都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 因为民国时期是中国新旧社会交替、东西方文化急剧碰撞的时期，各种思潮和矛盾都在这一时期爆发。

那个时期的思潮既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复古主义等众多社会思潮,这些思潮彼此对立，又互相影响，形成了民国时期特有的社会

现象[21-22]。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中， 必然会有不同想法、不同层次的人，在同一时空下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作者抓住了时代特征，通过对环境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

他把“我”的幽暗形象和陈二妹的光明形象，不断地加以渲染、强化；
每当人物出场时，都会不断强调环境中光与幽暗的交替、碰撞，这仿佛就是 “我” 与陈二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碰撞。

本小说的景物描写，与郁达夫的其他小说作品中直接借用景物来表达主观感受、 流露感情、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浪漫主义方式不同，更倾向于从侧面的描写中流露感情[23]。

所以，文中“我” 与陈二妹这两个人物形象在不断地交流、碰撞中，陈二妹的阳光、积极向上，逐渐影响着“我”；
让“我”那颗沉寂在黑暗中的心，逐渐有了光亮，使“我”原本被忘却、模糊的知识分子身份逐渐明朗、清晰。

同时，作者郁达夫也在小说中通过侧面地去渲染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去强化“我”与陈二妹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还通过幽暗与光明交织的视觉冲击， 来塑造两个人物形象的差异性， 给人在直观视觉上和心灵感觉上造成强烈的对比，以达到凸显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目的。

作者把 “人物”和“环境”充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环境细腻的描写来展现人物形象。

不仅交代了自然和社会环境，展现人物性格、审美情趣和社会地位等， 更用光与色交汇把人物形象具象化， 把两位主角的内心世界的光明与幽暗具象化， 让他们两者的形象化为自然环境中光明与幽暗，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与隐喻性[24]。

也就是说，人物一旦出现，必然会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典型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其中典型的人物， 而透过这些典型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能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感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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