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路径与社会分化形态的关联分析——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的区域比较

□张 茸 班 涛

[内容提要]基于分化结构、阶层关系与分化性质等三个维度将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民营经济、苏南集体经济与珠三角“三来一补”外资经济的三种工业化路径下的村庄社会分化形态分为三种类型。之所以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会形塑出差异的农民分化形态，在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模式，即所有权主体、土地开发模式以及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对农民的收入结构产生了关键作用，进而影响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收入结构与市场竞争能力构成形塑社会分化形态的直接因素。

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区域之间因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以及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与路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浙江温州地区的民营经济模式、苏南地区的集体经济模式与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的外资经济模式。上述地区的农村因为嵌入在城市经济体系中而有着很高的工业化水平，这些地区村民在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与观念上都与传统农业型村庄有着很大区别。虽然三个区域的市场经济与工业化水平都很高，但村庄社会之间在分化程度、分化性质以及阶层关系上却有很大差异。同属工业发达而工业化路径不同的村庄之间的社会分化形态有何及为何不同，进而工业化路径与村庄社会分化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构成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不仅关系到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与社会关系协调，而且还有助于深化对区域工业化路径的认识，因此很值得研究者深入分析。

现有关于工业化与社会分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路可分为市场论与权力论。市场论认为工业社会中个体所处的阶层地位是由其市场机遇决定的，其从功能主义角度指出个体依据其拥有的资源禀赋与市场能力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社会功能需要从而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1-2]。倪志伟提出中国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呈现出与由市场主导的西方社会的趋同[3]。权力论则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塑造中市场因素并没有完成对权力的取代，相反权力因素继续起着重要作用[4-5]。刘欣进一步提出公共权力对分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再分配层面的权力转换与维续之外，还表现在市场能力层面的权力衍生上[6]。无论是市场论还是权力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很好的解释区域间社会分化形态的差异，尤其是工业发达地区内部为何不同。王汉生等注意到了我国组织工业化的方式不仅不同于西方，而且其内部也不同，中国各地乡村由于工业化水平及社区集体化程度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每一类型的社会分化形态各有特点[7]。王汉生等人的研究认为工业化水平高地区的社会分化的差异主要在于社区集体化程度，然而其并未进一步阐释形塑社区集体化程度背后的深层因素。由于即有研究在对工业化模式与区域间社会分化关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上存在不足，为推进对此问题的理解，本文引入了产权实践这一新研究进路。之所以产权实践进路能拓展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在于产权的不同安排会影响哪些人可以谋取经济剩余，用什么方式谋取，即产权实践塑造了社会分层[8]。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阐释动态的产权实践与社会分化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而主要探讨前者对后者的塑造过程。这里的产权实践指的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实践，其内涵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开发模式与土地收益分配方式三个层面，进而从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以及三个权属之间关系上对其进行解析。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工业化路径与村庄社会分化形态的关联建立在集体土地产权实践的运作基础上。产权实践并非直接对社会分化形态产生作用，其通过形塑一定的收入结构与相应的个体市场竞争能力这一中间机制发挥作用，收入结构与市场竞争能力构成影响社会分化形态的直接因素，此外产权实践还会进一步延伸到对不同区域农民的主观心态产生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受到自然条件、区位因素、地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方的工业化路径自然有差异，其中浙江、苏南与珠三角的工业模式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代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三种经典模式。浙江模式形成了以镇域范围为基本单元的产业分布格局，每一区域内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并产生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效应。苏南模式已进入到地方政府引进大型民营与外资经济并向标准化工业园区集中的更高发展阶段。珠三角模式主要是对外出口导向的三资经济，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高。

(一)内生民营经济模式——浙江农村工业化的路径

浙江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发展工业开办企业不再受到束缚，那些原有社队企业的供销员、技术师傅与管理人员等纷纷办厂，他们从家庭作坊起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民营经济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家庭作坊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家庭作坊被市场淘汰，少数得以继续生存，极少数则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直到上市。浙江地区工业发展经历着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自发分散格局到后期产业链趋于成熟，逐渐形成了一村一业、一镇一品的民营经济模式。本文选择浙江农村民营经济模式的案例是位于绍兴北部的湖村，湖村所属的乡镇被称之为全国五金之乡，该镇现有7家民营上市公司，其中最大的民营企业老总即是湖村人。该村现有2308户，人口6404人，原有耕地2048亩，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为42352元。

(二)集体经济模式——苏南农村工业化的路径

改革开放之后苏南地区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形成了以乡镇集体企业为典型的工业发展模式。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脱胎于集体化时代的社队企业，后者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与经验，并且苏南地区有着传统发达手工业的扎实基础以及靠近发达城市的区位优势，这些都为苏南集体企业发展提供动力。苏南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超常规发展离不开政府力量，政府通过行政力量为集体企业提供政策优惠、资源支持及信用担保等，还有社区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中国经济结构逐渐由供给不足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变，即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乡镇集体企业中因存在的权属不清、政企不分以及激励监督等问题而陷入发展困境。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苏南对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并且提出了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充分吸收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与外来资本，形成了以园区经济为载体与以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为引擎的“新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与传统苏南模式的区别在于政府与村集体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主要通过建造大规模与标准化厂房吸引外来资本过来办企业，政府主要为企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以及政策服务等，即地方政府角色从之前的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土地。有研究者将“新苏南模式”称之为新集体经济，即集体不再通过经营企业获取收益而主要通过建设用地出租获益，不少村庄土地出租收益能够达到一千万以上甚至更多[9]。本文选择的苏南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案例是苏州市西北部的项村，该村现有常住人口5458人，计1470户，农民人均收入29567元，2017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在1500多万元。

(三)“三来一补”外资经济模式——珠三角农村工业化的路径

珠三角工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靠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而吸引了大量外资经济向其转移，这种产业转移模式主要为由外资自带技术与资本，本地提供土地与劳动力，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三来一补”。早期的珠三角的“三来一补”企业以劳动力密集型的服装业与电子产品装配为主。随着外资产业转移体量的扩大，本地劳动力逐渐跟不上企业需求，由此中西部劳动力大量向这一地区积聚。与新苏南模式中政府与集体为外来资本提供标准化厂房以及鼓励企业进产业园区不同，珠三角工业发展多由集体提供原始土地，企业自己建厂房用于生产或出租等，此外苏南集体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吸引的多为规模较大的企业，珠三角吸引的外资经济多为中小规模企业，这些企业产值不大，他们占地规模也比较小，由此珠三角地区农村工业发展形成了中小企业密布的格局。本文选择的珠三角农村外资经济模式的案例为佛山市南部的宏村，该村现有人口1380人，235户，2017年农民人均收入在20197元。

由于三个区域都充分利用了自身所具有的区位与市场优势而快速发展，这些地方的农村工业化水平以及发展速度都领先于全国其他村庄，因此这些地方村庄村民的生计模式与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村庄性质上看这些地方可称之为工业型村庄。

不同区域的社会分化形态反映了不同村庄村民市场竞争能力的分殊，村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又受到一定收入结构的塑造，因此一定的收入结构与市场能力成为形塑村庄社会分化形态的直接因素。

(一)农民的收入结构

依据农民收入来源，可将村民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于上述工业发达的村庄而言，村民工资性收入来自于进厂务工，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于各种经营活动，如办企业、开门店或跑供销等，转移性收入来自于农民基于社区成员权获得股份分红，财产性收入则主要来自个体房屋对外出租。虽然笔者选取的三个区域的村庄都还有少量的耕地，但农业更多成为老年人的消遣，其对家庭收入的重要性基本可以忽略，因此本文未将农业收入纳入到考虑范围。

以笔者调查的浙江诸暨湖村为例，该村现有2308户，人口6404人，原有耕地2048亩。2007年该村年销售额500万以上的企业有30多家，个私经营户890家，主要从事铜加工、管材管件、汽车配件、制冷配件等产业，到2014年该村的个私经营户数量达到3000家以上，其中包括2家上市公司。丰富的经营机会使得湖村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比例达到30%-40%左右。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企业的整合，企业规模与数量逐渐达到一定均衡，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进厂务工，但由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的差异而在务工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从顶层的大企业经理到底层的流水线工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达到50%左右。剩余少数村民，一部分以非正式的零工为收入来源，其他的则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基本生存。虽然从比重上看，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村民比重现在已超过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村民，但后者所具有的经济能力、社会能量都远超于前者，尤其是后者中经营大企业的超富群体。至于转移性收入，在市场经济早期集体并无多少收入，因此谈不上分红，虽然当前该村通过出租厂房与物流园而获得了几百万的集体收入，但并未直接分给村民，而主要用于为村民缴纳新农合、购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以及社区公益事业等。财产性收入由于乡镇与行政村对农民宅基地有着规划与较严的管理，因而只有少数一部分村民通过出租老宅子获取租金且房屋租金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小。从湖村村民收入结构中得知，浙江民营经济模式下村民的收入结构以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为主导，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很小而处于边缘与附属地位。

苏南项村现有1470户，5458人，耕地5645亩。现在项村近两百家民营企业中本地企业只占到10%左右。本地企业不仅数量少，而且相对于外来企业，本地企业规模小、产值低，项村本村村民办的最大企业年产值在2000万元，年利润在100-200万之间，因此经营性收入在苏南地区村民收入结构中没有浙江地区那么大。另一方面，正是得益于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对建设用地的统筹使得其引来的外资企业规模与产值都比较高，从而为本地村民提供了丰富且多样的工作岗位，包括管理岗与一般工作岗位，工资性收入成为苏南大部分村民的主导收入来源。至于转移性收入，虽然村集体通过厂房与土地出租有着很高的集体经济收入，但苏南地区的村民分红收入一直不高，项村虽有一千多万的集体收入但每个村民一年的分红收入在三百元，转移性收入在村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由于乡镇对农民建房一直管理得很严格，苏南地区在宅基地违建上管理得很规范，因而农民宅基地主要用于自住，并无多少出租收益，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小。分析农民的收入结构可看出，浙江地区与苏南地区相似之处在于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所占收入比重都很小。

珠三角南海宏村，现有人口1380人，耕地2143亩，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20197元。宏村现有80多家企业以及30多家餐馆超市等，95%以上都由外地人开办，因此经营性收入在村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小。由于以自然村为主的引进外资企业在规模上都比较小，产值较低，因此小企业在提供管理岗位上较为有限。本地企业数量众多且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因此本地村民有着丰富的就业机会，但在机会层次上比较低，工资性收入在村民收入中占较为重要地位。由于珠三角的工业发展由自然村所主导，自然村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相应的开发权，集体所获得的大部分收益都转化成分红收入分配到个人。宏村12个生产队，2017年各生产队人均四千元至八千元不等，以最少的沥南生产队为例，1988年最开始分红每人每年三四百元，1997年达到人均一千六百元，2017年则达到人均四千多元，转移性收入已占到村民收入的25%以上。在财产性收入上，由于在土地管理法出台前，珠三角地方政府对宅基地管理缺位，村集体也没有过多介入，使得农民宅基地违建比较普遍。村民宅基地违建目的在于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村民在财产性收入上少则一两万元，多则达到几十万以上，因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据一定分量。与浙江及苏南地区相比，珠三角农民收入结构中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占据主导，相反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林永新关于浙江温州、江苏昆山与广东番禺三地的农民收入构成研究的结论与本文基本一致[10]。

(二)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

村庄社会分化形态除了受到农民的收入结构影响之外，还与村民的市场竞争能力紧密相关。三个区域都属于工业发达地区，因而都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但村庄之间在利用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程度与动力上呈现出差异性。浙江与苏南虽然在工业化发展路径上有别，但两个地方本地村民都充分利用了市场机会，并且有着很强的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浙江地区村民有着很强的向外闯荡精神，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他们主要思考如何创新、研发新技术与拓展新产业等，浙江地区民营经济一直保持着引领地位。苏南地区村民则普遍通过教育投入以及对自身劳动力充分运用以捕获更多的收入机会，浙江与苏南村民都显示了作为经济理性人在现代市场发展中应有的态度，他们都主动融入与亲近市场并对自身行为与观念予以调适以符合市场发展的需求。珠三角村民在利用市场机会程度与动力上都要弱于浙江与苏南村民，他们仍保持很强的传统观念的惯性，融入市场程度不足。市场竞争能力强弱的衡量标准主要为个体对自身资源禀赋的运用程度以及提升的动力。与静态的市场机会内涵不同，市场竞争能力更强调个体主动捕获市场机会的能力与动力，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又与市场能力不同，市场能力侧重于个体所占有的资源禀赋与市场要求的匹配程度[11]，而市场竞争能力更偏重个体主动运用自身资源禀赋的积极性与动力。个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对其收入来源及多少有着很大的影响，从而对村民间分化程度产生影响。此外，个体的市场竞争能力还能反映出分化性质，浙江与苏南地区村民有着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发展性的分化相匹配，珠三角村民较弱的市场竞争能力则与维持型分化相适应。同时市场竞争能力强弱也会塑造出一定的阶层关系，市场竞争能力强的浙江与苏南地区也意味着阶层间存在较强的社会竞争，相反珠三角均质化结构下阶层间呈弱竞争态势。

不同于经济学产权理论将产权当做一种权利，周雪光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关系产权”概念，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12]。产权结构之所以能塑造社会分化形态在于其关涉到利益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本文将集体土地产权实践内涵操作为实际所有权主体、土地开发模式与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三个层面，涉及到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其中核心为所有权，其决定了一定形式的使用权与收益权。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层次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来看，浙江、苏南与珠三角村庄依次为行政村、乡镇与自然村(生产队)三个层次。浙江地区行政村不仅支配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而且在宅基地上由行政村分配，行政村对宅基地面积与布局有着规定，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行政村在宅基地分配与规划中的主导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在场，由此宅基地违建在浙江地区并不突出。

苏南地区在八九十年代乡镇集体企业中异军突起，使得本地村民能够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就近就业，随着集体企业的改制，新苏南模式主要以吸引外来资本并且兴建标准化的工业园为发展路径。乡镇对集体土地的统筹还体现在集体收入分红并非由村集体自主抉择，集体经济收入大部分用于公益事业而非直接分给村民，而且乡镇会考虑在经济实力有差异的村庄之间保持一定均衡。在保障性的宅基地上，乡镇同时一直保持着在场状态，对宅基地面积与布局有着明确的规范，而且规范执行得很严格，因此苏南地区宅基地违建少，在三个地区中最为有序。

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上级政府允许各地进行创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主要掌握在村民小组一级手中，企业用地主要与村民小组进行谈判。村民小组与行政村及乡镇在性质上有着很大不同，村民小组由集体时代的生产队演化而来，其属于比行政村规模小的熟人社会单元，而且珠三角属于华南宗族地区，村民小组内部有着宗族认同，因而村民小组性质上为一大私单位[13]。由于村民小组具有较强的向内保护特征，在宅基地管理上村社内部管理宽松，这使得珠三角的宅基地违建突出。

(二)集体土地开发的不同模式

土地开发模式体现了集体土地产权实践中的使用权，从集体土地开发模式上看，浙江、苏南与珠三角依次为内生分散型、外生集约型与外生分散型。浙江村庄的内生分散型的土地开发模式内涵为本地村民自发起步于宅基地上的家庭作坊，呈现出户户冒烟、村村点火的特征。浙江村民对自身宅基地的利用无需向集体缴纳租金，这对于村民降低生产成本很有帮助，从而为本地产品在全国市场中占据优势提供条件，民营经济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企业通过在市场中的自发竞争而发生分化，那些日益壮大的企业要求更多的土地以扩大生产，他们获取土地的方式主要为向村集体租赁或向政府购买。苏南村庄外生集约型的土地开发模式的内涵为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苏南主要以吸引规模的外资企业进入，为此乡镇统一规划工业园，使得企业不断向园区集中，行政村也会建立标准化的厂房向外出租，因此苏南对集体建设用地的开发以集约化方式进行。珠三角村庄外生分散型的土地开发模式的内涵为外来的三来一补的外资企业作为土地需求方与作为土地提供方的村民小组谈判，村民小组多半以直接提供土地方式获取外来企业支付相应的租金，由于这些外资企业从事的产业特征使得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因而在土地利用上呈小而散的格局。

(三)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原则

从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原则上看，浙江与苏南村庄体现了生产性与公有的特征，珠三角村庄的福利性与再分配意涵凸显。浙江与苏南地区的土地收益分配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下的地利共享与涨价归公，公有制下集体为一实体，集体代表所有村民的利益将土地收益用于公共事务，其中主要是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公共品，进一步促进工业发展与本地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14]。珠三角村庄在土地收益分配上则体现了共有制下的再分配特征，由于珠三角地区普遍对成员权身份进行了界定并确立了个体所拥有的股份，因而这一共有制属于按份共有[15]。集体依靠区位优势获取大量地租，对于地租的分配依照个体占有股份为原则，因而珠三角村民的分红收入可观，并且由于集体对宅基地管理宽松使得违建突出，村民还可通过房屋出租获取不少收入，这两种收入都建立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基础上，珠三角的土地收益分配模式具有很强的再分配特征。

从上述三种工业化路径的集体土地产权实践的配置效率比较来看，浙江与苏南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此过程中各阶层的市场参与动力被调动，社会充满活力，村民与市场呈融合亲近关系，因而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分化呈发展本位。珠三角集体土地产权实践实质上为按份共有，这与公有制有着很大不同，本地村民获取了很大的土地增值收益份额，但反而弱化了村民参与市场的动力与能力，社会呈传统保守特征，村民并未融入市场，相应的社会分化呈生活本位。产权实践的社会效应对治理层面影响则体现在不同区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模式，尤其是基层政府、精英与一般村民的互动，相应的不同区域的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权力有很大差异，因而产权实践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与政治效应之间相互影响与塑造[16]。基于对上述中国颇有代表性的三种工业化路径下集体土地产权实践与社会分化形态关联的检视，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产权制度的本土评价。珠三角集体土地产权实践赋予了村民很大的权利，这些权利演变成巨大的现实收益，但并未带来社会发展的正向效果，反而村民在此过程中食利化倾向凸显。浙江与苏南地区的集体土地产权实践则坚持了以村镇为主导的集体统筹，村民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与动力受到充分培育，由此推动村庄朝向现代化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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