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中医带徒弟政策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以师徒标准为中心
时间：2022-12-07 16:35:0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蒋龙魁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组织部,江苏 南京 210023)
中医带徒弟传统称之为中医师承,是千百年来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方式,为我国医学体系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医疗卫生领域存在诸多困境,中医队伍更呈现出后继乏人的困局,国家由此倡导并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医师承——中医带徒弟工作,开启了政府主导中医师承工作的先河,为中医现代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面对新时期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历史使命,回顾新中国这段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特殊历史,考察其政策之兴起、变迁,思考其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知往鉴来,对于当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颇具指导价值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长期战乱的影响,我国面临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为了充分保障人民的健康权力,给5亿人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党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卫生政策,紧密团结和依靠在我国赓续了五千年的中医中药力量,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形成了新中国初期“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方针,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至此,发展中医、提高中医成为我党的一项重要政策。但是由于当时卫生行政部门在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上出现了偏差,中医药事业一度遭受挫折,中医在从业、培养、使用等一系列方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使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出现了停顿,在中医人才培养上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困局。面对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上的偏差,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扭转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不利局面,从此我国中医药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一度中医政策执行上的偏差,当时我国中医人才队伍建设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人民需求存在较为严重的偏离,合格中医从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党的中医政策落实遇到了瓶颈。为了使党的中医政策得到正确贯彻与执行,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现实问题,卫生部在陆续实施中医进修、西医学习中医等政策后,倡导并推动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医师承——中医带徒弟工作。
新中国中医带徒弟工作启动于1956年,至1966年收徒工作逐渐停止,延续11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的方式在社会上推行师徒授受式医学人才培养,彻底消除了传统中医师带徒的门户和身份限制,对我国发展中医、壮大中医队伍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缺乏成熟经验遵循，该项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中医带徒弟工作在实践中得到不断改进与完善。
2.1 国家层面的积极倡导与大力推动
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重要决定,为了壮大中医队伍,将在全国采取中医带徒弟的方式培养50万人。2月,《健康报》发表社论《鼓励中医带徒弟》[1],国家鼓励中医带徒弟的信号传遍全国各地。3月,卫生部进一步明确了鼓励中医带徒弟的工作方针,并向党中央正式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2]79。4月,《卫生部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传达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2]82,卫生部的指示从组织形式、师资及学徒要求、学习内容、学习时长、经费来源、培养规模等方面对全国中医带徒弟工作作出了较为全面且相对明确的规定,在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中医带徒弟工作迅速在全国全面展开。5月,《人民日报》刊发《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专题社论[2]86,再次强调中医带徒弟工作的重要性。由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推动,加上《人民日报》《健康报》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党媒的推广,中医带徒弟工作迅速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全国各地掀起了中医带徒弟工作的热潮。
2.2 中医带徒弟工作政策的变迁及其缘由
在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下,中医带徒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效推广,缓解了特定时期我国中医人才匮乏的困境,但随着我国卫生政策的不断调整,中医带徒弟工作也逐渐趋于停滞。1965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定,动员并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到农村服务,同时为农村培养医生;毛泽东在同年的6月26日作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明确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3]；
9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4],至此我国中医后备人才队伍培养的重点转到了为农村培养“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随着医疗卫生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医带徒弟工作便渐趋停止。
经查考相关文献,中医带徒弟的收徒工作大约于1966年下半年结束。如广东省卫生厅在1966年9月颁布了指导中医学徒出师考试的具体办法,办法明确指出“今后培养中医以半工(农)半读中医班为主”[5]。卫生部在1985年10月为了解决60年代以前的中医药学徒出师人员的职称评定问题,出台的文件中同样指出：“五六十年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招收了一批中医药学徒,这批人员陆续在1970年底前出师”[6]。既然是最迟“1970年底前出师”,那么以当时全国各地中医带徒弟普遍采取的最长五年制学制计算,中医带徒弟的收徒工作事实上应于1966年下半年前结束。
由于我国的中医带徒弟工作是依托社会和群众力量而不是正规医学教育体系所开展,其培养规范性的建立和培养质量的监管至关重要,尤其是师与徒的选拔、教与学双方主体的确立这一“人”的因素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所以该项工作自启动伊始就一直围绕着谁来教、谁来学这两条脉络不断探索与完善。由于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在政策推广之初,国家层面强调要发挥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观能动性。《人民日报》在1956年5月27日发布《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专题社论,强调“必须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来解决谁学、谁带、如何学、如何带以及各种不同学科的学习等问题,硬性地作出一个统一的规定是不能适合各地具体情况的,因而也是不妥当的”[2]87。之后卫生部颁布的有关中医带徒弟的具体实施办法也只是在宏观层面提出了要求,或是限定了最低标准,如何具体贯彻落实还有待于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卫生部文件精神自行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予以解决。在随后的实施过程中,群众运动式的师徒授受和师徒标准的过于宽泛带来一些弊端,造成了一定的不良社会影响,各级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
3.1 师资标准逐步完善
3.1.1 初始阶段要求宽泛
在卫生部颁布中医带徒弟政策之前,各地中医只要有意愿都可从事此项工作,但实际上主要以当地一些颇有名望的名老中医为主。中医带徒弟工作开始之初对师资标准基本是不加限制的,这导致中医带徒弟几乎成为当时中医界的一种普遍现象。1956年3月,卫生部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强调:“对于中医带徒弟及群众自己学习中医者都该给予鼓励,而不应给以任何限制。”[2]794月,卫生部在有关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凡通晓中医本科业务,具有中医基本知识,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各科中医师,或对某种疾病有独特的医疗经验的一技之长的中医人员均可收带徒弟。”[2]835月,《人民日报》在《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社论中同样强调:“卫生所、联合诊所的中医以及其他中医,只要他们愿意带徒弟,都应当受到欢迎。”[2]86在此之后,虽然全国各地在中医带徒弟工作中因为师资门槛过低产生过很多问题,但卫生部在宏观层面对于中医带徒弟师资的准入态度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1963年9月,卫生部在系统总结中医带徒弟工作时仅仅提到师资应“在群众中有较好的信誉”[2]212。
初始阶段为了鼓励中医带徒弟,卫生部对中医师资拟定的条件相对宽松,这在事实上确实鼓励了广大中医投身带徒弟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对迅速扩大中医带徒弟工作的实际规模具有促进作用。但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导致了漏洞的存在,导致各地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产生不少问题。
3.1.2 实施过程中显现困境
由于《人民日报》社论、卫生部规定中对中医带徒弟师资准入的表述都比较宽泛,各地在此后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教学质量没有保证。有中医不顾自身实际情况,一味地多带学生;有中医不懂教学规律,随意搜集杂志上的素材和民间的验方,随心所欲地教授学生。二是借带徒牟利。有的中医把学费定得过高,导致学徒无法负担,更无法长期坚持学习;有的中医把学徒当勤杂工使用,致使他们缺乏必要的学习时间。三是行骗敛财。有少数名不副实的中医,把带徒弟当成买卖来做,甚至将不能速成的中医技术也以“短期速成”为号召,招引徒弟。四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约束政策,也出现了有名望的老中医不愿意带徒弟的情况。这些问题引起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医带徒弟工作是党和政府由上至下倡导开展的,卫生行政部门为了正确贯彻党的中医政策,需要迅速在工作中解决这些问题,这也促使了我国中医带徒弟政策的不断成熟与完善。
3.1.3 各地持续规范完善
面对出现的问题,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着手加以整顿,如北京市对无照行医的人群进行了审查工作,上海市和江西省制定了中医执业管理暂行办法,甘肃省规定了中医审核办法等[7],对有问题的培训班和中医师资及时进行整顿处理,对假借带徒弟为名进行投机取巧的人群立即着手加以取缔[8]。对老中医不愿意带徒弟的情况,卫生部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地要定期检查老中医带徒弟的工作,防止流于形式;对于有些有学术经验的老中医,至今还没有组织青壮年、西医或其他适当人员拜师学习的,必须立即着手解决[2]161。
为了严格今后中医带徒弟工作的师资标准,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结合存在的问题与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中医带徒弟师资的准入标准,如江苏省于1957年规定:一般技术水平的中医,目前主要是努力学习,加强自身锻炼,提高自己,不宜过早忙于带徒弟[9]；
并于1963年再次强调水平不够的就不应该带徒,以免影响教学质量[10]。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切实担负起了责任,各地有关中医带徒弟的师资标准和卫生部的总体规定形成了良好的衔接,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我国中医带徒弟工作中谁来教的问题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3.2 学徒标准破中有立
3.2.1 初期准入门槛低，学徒资质欠佳
在最初政策里对中医学徒资质的要求并不高，文化程度上只要求学徒有中小学毕业的语文水平，这实际上降低了准入门槛,客观上虽然壮大了中医的后备队伍,但也在质量上带来了隐患。
由于标准较低,各地在培养学徒的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徒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导致培养质量堪忧。1957年,《健康报》在《把中医带徒工作领导好》的社论中指出:“全国面上推动中医带徒弟工作一年后,就发现有些学徒文化水平太低,学习时感到困难很大。”[8]1957年,江苏在中医带徒弟政策推行一年后总结到:“总的来看徒弟质量是很差的,全省近5 000名徒弟,初中文化程度仅占1/3,高小生占多数,初小生也不少,甚至还有文盲。从师年龄,小的仅11—12岁。”[9]1959年,黑龙江阿城县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徒弟的分布情况看,城市52名,农村92名。文化程度,高中2名,初中14名,高小128名。”[11]可见,各地最初招收的中医学徒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下的现象,因此卫生部于1963年在第一轮培养中医学徒工作到期后,也在工作总结中承认对多数徒弟的学习成绩不够满意[12]。二是学徒动机不纯。一些中医学徒参加学习的目的和动机并不纯正,有的怕劳动,权且依此以寄生,甚至有一些中医青年学徒毫无临床经验也在行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学徒学而未成却各处流窜欺骗群众的事。一部分学徒把学中医看成轻而易举的事,以为不过是读几本书,能开开方子就行了[9]。这些现象在当时绝不是个例,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于1958年甚至在正式报告中直接点名批评了徐州市部分中医学徒动机不纯的行为[7]。
中医学徒的资质堪忧，引起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其原因既有准入门槛较低的因素,也与新中国初期我国青壮年实际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的现实密切相关。在全国上下全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对较高素质的青壮年有较强烈的需求,如何保证中医带徒弟工作的学徒资质成为卫生行政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
3.2.2 政策实施中不断规范与清理
面对最初较为宽泛的学徒标准以及各地自身碰到的实际问题,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中医带徒弟政策总体框架内着手加以解决,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从实际出发，提高中医学徒的文化标准。1957年,江苏规定中医学徒至少具备初中以上文化,年龄在16～30周岁,已经带了但不符合此条件的应主动说服其退学或延长学习年限[9]。1962年10月,卫生部强调学徒的年龄通常不宜过于年轻,并应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2]193。1963年,卫生部进一步将学徒的文化程度要求明确提升到初中毕业水平[2]212。二是对不合格者及时清理整顿。江苏曾对不合格学员进行过清理,1954年学徒人数仅有250人,1956年底则发展到5 000余人。1958年对无学术经验借带徒牟利者进行初步整顿,有的学徒自动退学,剩下学徒为4 080人[13];1959年,江苏通过进一步整顿,只剩学徒2 950人[14],较1958年又有大幅下降。1963年,卫生部在总结七年来中医带徒弟工作时明确要求:“对过去所带的徒弟,要进行一次整顿,根据求精不求多的原则,把中医带徒弟工作纳入卫生队伍培养规划之中,落实到可靠的基础之上。”[2]212
通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不断努力,我国中医带徒弟工作学徒准入标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学徒的资质不断提升,为最终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学徒提供了一定保障。
1956-1966年的11年间,中医带徒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这既是卫生行政部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具体举措,更是党和政府为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需求的现实需要。由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医师承是在正规医学教育体系之外相对独立开展且缺乏成熟的经验可循,因此这项工作经历了不断探索、日臻完善的过程,尤其是围绕师傅和徒弟这两个核心要素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冲破了历史上长期禁锢中医师承的诸多藩篱,摸索出了现代社会利用传统师承方式培养中医人才的有效途径,奠定了我国现代中医师承模式的重要基础。虽然从当代视角审视,这项工作有着诸多罅隙与缺憾,但是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考量,这是我国立足自身实际,探索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我国中医事业传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一是重新诠释了我国中医师承的传统师徒关系。由于中医带徒弟工作是通过政府命令的形式在全国统一推进的,且在培养数量上要服从国家意志,执行上存在一定的强制性,而且国家对学徒只在学历、年龄和健康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其他方面未曾设限,这就一举破除了过去中医师承在师徒关系上普遍存在的“传子不传婿”“传媳不传女”“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保守认识,解除了广大青年学习中医的束缚,为之后大规模培养中医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是促进了传统中医师承培养质量的提升。由于之前我国中医师承多是自发性质,在谁来教、谁来学、怎么教、如何出师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无法保证学徒的培养质量,而新中国的中医带徒弟工作是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开展,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师徒准入标准,同时对教学过程以及徒弟出师标准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社会对中医量与质的需求。
三是为我国现代中医师承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带徒弟工作源于传统的中医师承又有别于传统师承,继承了传统师承中的精华部分,弥补了传统师承中存在的不足,强调政府主导,完善师资准入、入学条件、培养过程等各要素。可以说正是由于60多年前国家倡导的中医带徒弟工作的大胆探索,才使得我国现代中医师承模式的诸多要素逐步完善，从而促使现代中医师承教育融入我国中医教育的有机整体,不仅为助力健康中国增添了传统元素,更为壮大中医人才队伍提供了持续、坚实的保障。
当然,中医带徒弟工作初期出现群众运动式的粗放模式所导致的一些问题也非常值得反思。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贯彻党的中医药政策,构建符合中医药传承规律的教育体系,培养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的合格人才,努力践行维护人民健康的宗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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