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叙事语境下的非物质劳动批判
时间：2022-12-05 17:2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夏莹，潘沈阳
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在2021年10月28日宣布将其创办的“脸书”(Facebook)更名为“元”(Meta)，并明确主张将“元宇宙”(Metaverse)视作互联网平台与媒介的未来理想形态，“元宇宙”概念就此被彻底引爆，2021年也成为“元宇宙”元年。根据扎克伯格的说法，元宇宙是一个人们以“化身”(avatar)的形式在其中开展社会活动的极具临场感的数字空间。在客观架构层面，元宇宙包含作为基底的技术支持(如5G技术、区块链)、作为中介的物理设备(如虚拟主机、穿戴设备)以及作为表层的数字平台(如游戏平台、社交平台)[1]；
在价值取向层面，元宇宙被视作可以促进社会交往、加强社会联系的平台，例如“Meta”官网主页不乏“元宇宙是社会联系的下一个进化”(1)参见“Meta”官网主页(截至2022年2月17日18:51)：https://about.facebook.com/meta/.之类的宣传语。然而元宇宙作为一个概念黑洞在此刻的引爆，并非是一个有关未来的全新概念的创造(该词诞生于斯蒂芬森于199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雪崩》)，同时也并非源于技术演进已被推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恰恰相反，能够真正实现元宇宙构想的技术还远未成熟，因此，元宇宙概念的诞生仍是晚期资本主义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形态需要不断为自身探寻新的价值增殖所致。有鉴于此，我们在此将“metaverse”(元宇宙)中的verse并不指认为“宇宙”——仿佛它是一个可实现的现实世界，而是更贴近于verse作为韵文、叙事的意义——以凸显“metaverse”不过是一种为了吸纳融资的基于元宇宙概念的叙事逻辑。在这一叙事当中，不仅需要关涉其所构筑的所谓虚拟与真实这两重世界之间的对峙及其关联，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认识这种建基于网络化数字空间的完全“非物质”化社会交往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虚拟化平行宇宙，抑或是未来可期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
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下称“自治主义”)对于后福特主义视域下的非物质劳动的相关思考。自治主义代表人物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本世纪初所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帝国》(Empire，2000)《诸众》(Multitude,200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2009)《集会》(Assembly，2018)等——试图证明：一种以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为主导的劳动过程带来了普泛的社会性协作，诸众得以捕获更多共同性(the common)，进而突破资本逻辑，从而达到自我治理与管理的目的。而在刚刚勃兴的元宇宙叙事中所构筑的社会交往方式则彰显了一种最为彻底的“非物质性”，人的劳动方式在这一社会交往方式中虽有变化却从未消失，并在人类活动方式中仍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通往元宇宙的道路同时也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之路？有鉴于此，在元宇宙叙事中重新构想对自治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将有效揭开元宇宙叙事背后的劳动逻辑及其相关的资本本质。
后福特主义的技术基底是信息及通信技术。自1989年“万维网”诞生[2]以来，互联网对社会介入的场域从工作场域当中的劳动过程逐渐扩散到整个生活。正是因为互联网的普遍使用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3]。而从互联网对于人们现实生活的渗透与交融这一“元宇宙化”的现实来看，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乃至元宇宙化这三者的进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也呼应了最早使用“元宇宙”概念的小说《雪崩》发表于1992年这一事实。遵循这条路径，后福特主义的极限演进的尽头就是元宇宙叙事的完成，在其中非物质劳动形式也将最终成为占据绝对主导位置的人类活动形式。
“非物质劳动”是自治主义视域中的核心概念。此概念发展自莫利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在1996年与奈格里、安东内利·科尔萨诺(Antonella Corsani)共同发表的有关巴黎大都会区劳动形式的大量研究报告[4]，拉扎拉托在同年发表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一文中正式将非物质劳动指认为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同时，当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中谈到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时候，在注释中明确指出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定义与分析(2)详见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这篇文章以及收录该文章的《意大利激进思想》(Radical Thought in Italy)书末的“非物质劳动”词条。。法国自治主义代表学者雅恩·莫里耶-布当(Yann Moulier-Boutang)在《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的序言中也谈到了拉扎拉托对他写作该书的帮助[5]9，可见，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是自治主义学者阐释自己理论的基点之一。
非物质劳动被拉扎拉托界定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6]139，前者具体指“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工人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在那里，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神经机械学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6]139，后者具体指“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更具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6]139。同时，工人的工作开始场域由固定的平面发展为“界面”(interface)，在这个“界面”中工人可以选择各种功能、各种工作队伍、各种等级，界面里的这些选择需要的是主体性的投入[6]140。在拉扎拉托看来，现在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干涉主体性自身的指令：分派任务的指定与界定。“首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独裁主义话语：一个人必须表现他自己，必须交谈、沟通、合作……其次，如果不再可能(像往昔一样，以对工作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去严格拟定和指明工作和责任，如果相反，现今的工作要求合作与集体协作，那么这种生产的主体便必须具有沟通的能力——他们必须是工作团队的积极参与者”[6]141。拉扎拉托这里谈到的“独裁主义话语”可被理解为一种有利于资本自我增殖的意识形态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非物质劳动不仅受制于这种资本的指令，并且不断地再生产这个场域。形成这种场域的手段被拉扎拉托称作“参与式管理”(participative management)，这是“一种权力技术，一种创造和控制‘主观过程’的技术”[6]141。
由哈特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编辑出版的《意大利激进思想》一书，以书末词条的形式浓缩了对非物质劳动的界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物质性越来越少，即更多地由文化的、信息的或知识的成分，或服务和关怀的质量来定义。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非物质劳动可以被认为是生产信息的、文化的或情感的商品要素的劳动。这个术语试图描述的新劳动形式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劳动越来越难以量化。换句话说，劳动时间更难衡量，与工作之外的时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小。因此，今天产生的大部分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即非工作领域。”[7]总的来说，在“自治主义”视域里非物质劳动被凸显的特性在于：劳动主体的自主、劳动主体间的协作、劳动时间的灵活、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的非物质。其定义的逻辑在于：从商品性质的改组这一经验事实出发，指认劳动过程发生的变化，并以这种劳动过程的特点——难以被量化——为基点，谈到一种全新的价值创造过程。
自治主义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确实精准把握了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特点，即便是对自治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让-玛丽·哈里比(Jean-Marie Harribey)也承认：“由于知识的积累而在生产力的构成和使用，尤其是在劳动力培养和利用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份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8]以作为后福特主义序曲的日本丰田主义为例，其结合通用公司“多品种少批量生产”与福特公司“彻底的合理化和成本降低”这两种观念[9]，强调生产团队的密切合作、对计算机提供的信息进行筛选以及对市场需求信息的灵活反应，这种对劳动者注意力与情感力的强调已全然不同于那种只要求劳动者在流水线旁重复单调无聊的高强度工作的传统福特主义。
时至今日，这一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越来越让劳动形式的非物质化与劳动产品的非物质化相辅相成。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今天，商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它更多的是一种服务、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文化，至少在需求层面，消费者已经发展到了不满足于单纯生理的、物质的享受。穆伊什·普舒同(Moishe Postone)认为“是生产创造出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了生产”[10]。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生产的产品创造了全新的需求，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诞生于其中的各种产品大大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就目前而言，信息技术的发展潜力又是“无限”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一系列产品的刺激之下还有更多可以现实地被满足的需求；
(2)生产的产品本身不是一种需求(或者说不是那种“非买不可”的需求)，但是资本家们以广告、营销的形式将其塑造成了一种需求，让消费者产生一种“我应该买”的错觉。例如，即便钻石在数量上并不稀缺，甚至今天人造钻石的技术也已经炉火纯青，人们依旧愿意在踏入婚姻殿堂时买上一颗戴比尔斯(De Beers)所谓的天然钻石。关于这种需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直呼其为“虚假需要”。也就是说，这两种创造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方式并非互联网时代的专利，而只是在互联网时代拥有了高速的媒介、信息互通的平台，甚至计算机已经成为人的一种“器官”而进入了人的生活之后，人的非物质性需求不断扩张，主要体现在文化与精神上，从而让被塑造的需求在其全部生活需要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与当代需求对象的非物质化同步演进的是劳动形式的非物质化，这种非物质化具体包括两点：(1)它调动的更多的是人的创造力而不是肉体能力，用布当的话说是“用知识生产知识，用生活生产生活”[5]55，它是一种对于潜力和发明能力的系统性建构；
(2)它不再要求固定的工作地点，同时我们也难以把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区分开来。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中，人们必须交谈、必须合作、必须创新，人们在这时似乎前所未有地拥有一种自主性与流动性。
如果说在后福特主义语境下，非物质的劳动还有赖于物质性空间或媒介，那么在元宇宙叙事中得以实现的劳动形式，其物质屏障也将借由发达的数字技术与虚拟空间被近乎彻底撤销。作为一个理想概念的元宇宙叙事被视作一个可以将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纳入其中的数字平行宇宙，资本巨头鼓吹人们在其中可以毫无障碍地开展自己的工作。在扎克伯格近80分钟的元宇宙宣传片中，其介绍在元宇宙中如何工作的部分被命名为“更好地工作以及做更多”(work better and do more)。其中“更好地工作”包含如下三点：人们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远程协同工作，极强的临场感可以满足与同事的情感交往需求，可以在元宇宙中拥有一个专注自己工作的数字空间。“做更多”也包含如下三点：时空壁垒被打破之后将吸纳更多的人就业，高效的工作环境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由于减少了在现实世界的通勤次数而对环保大有益处(3)参见“Meta”官网主页(截至2022年2月17日18:51)：https://about.facebook.com/meta/.。就此，在元宇宙里工作，用以界定非物质劳动的五个要素——劳动主体的自主、劳动主体间的协作、劳动时间的灵活、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的非物质——将获得一种极限化的推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如果劳动形式及其内容拥有了如此近乎彻底的“非物质性”，即可能如扎克伯格所说的那样，对许多劳动者来说只需要一套作为“延伸肢体”的物理设备，那么在元宇宙叙事所构筑的空间中生活的人们是否如同自治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仅仅依赖于某种非物质劳动方式就能够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甚至颠覆？
沿着自治主义的理论推演，诸如奈格里与哈特等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的普泛化会有两个方面的积极结果：(1)劳动者因为日益拓展的协作而逐渐组成庞大的普泛关系网络，创造出更多的共同性；
(2)劳动协作自主性的提高导致其日益脱离资本权力的直接控制。正是基于这两个结果，“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在可能性”[11]287，劳动主体可以自行出走(exodus)而不受资本钳制，通过普泛的协作网络在经济上自己掌握生产资料，在政治上开展自我管理。由此，对自治主义在这两个方面的论证展开具体叙述是理解其借由非物质劳动叙事颠覆资本主义的关键。
首先，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拓展了协作网络，创造了丰富的共同性。为了和劳动组织形式的转变相契合，奈格里与哈特也将历史主体、革命主体指认为“诸众”而非工人阶级。此概念是对全球经济两个转变的回应：一方面，即便工业工人的数量没有减少，但是已经不再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占有霸权地位；
另一方面，今天的生产不管是在经济角度或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都是社会性、非物质的生产[12]。于是历史主体需要由社会生产过程中各种人组成，而“诸众就是奇异性(singularity)的集合，这种奇异性由贫穷和爱在共同性的生产过程中所构成”[13]6，它不同于“人民”(the people)和“大众”(the mass)的绝对同一，而是在共同中保有多样性与差异性。正是在诸众的非物质劳动的协作中，丰富且有待共享的共同性被创造了出来。具体来说，共同性指的是物质世界的共同财富和产生于社会而又作为社会交往、再生产的前提，诸如知识、语言、符码、信息和感受，等等[13]2。日益开放的非物质劳动将这些共同性不断拓展，比如，包括思想、代码、形象和文化产品等非物质的财富已经对财产关系强加的排斥产生了抵抗并趋向于共同；
物质商品通过日益合作的社会劳动形式生产或者获得，对此，已经能够且应该开放供共同使用；
城市和农村的公共领域都是社会互动和协作的结果，对此也应当开放[14]98。
其次，非物质劳动的协作网络日益脱离资本的直接控制，从而使得劳动者具有借此逃逸出资本逻辑的可能性。这一方面表现在劳动资料成为劳动主体的一种自我创造，即作为非物质劳动的劳动工具甚至生产资料——例如认知与情感——都是内在于劳动者本身并且由非物质劳动再生产出来，而非由资本外在地提供，所以此时资本并不要求有一个监工在流水线旁边监督工人干活，而是让劳动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表现在劳动组织形式的开放性，即非物质劳动过程不像流水线工厂那样只需要接受单一的指令并开展封闭式的劳作，而是需要时刻对外界的信息做出反应和调整，从而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布当将非物质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形式称为“认知分工”(the cognitive division of labour)，这种协作方式借助数字网络使得知识的流通横向化，并最大限度地“去专门化”(de-specialise)，大脑的自主性就此被激发以去生产那种为创新提供动力的新知识[5]72。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资本并不决定协作的组织……认知和情感性劳动也会普遍摆脱资本家的统治”[13]112，所以资本在此时的剥削形式只是对于非物质劳动协作及其产生的非物质产品进行外在的占有。
如此一来，对于诸众而言，第一个结果使得他们具备了建构未来理想共同体的条件，第二个结果使他们具备了逃逸出当下资本逻辑的条件，于是非物质劳动的普泛化之路同时就是诸众的出走之路。这种出走被奈格里与哈特视作“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13]121，它很像巴西奴隶逃离奴隶主进而构建属于自己的抵抗团体，但又并不必然意味着前往他处，即可以兼具逃逸和停留，也就是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进行改造。
尽管支持元宇宙得以存在的技术基底还远未能达到，但目前基于普泛化的网络技术所构筑的非物质劳动方式及其产品让元宇宙叙事的实现成为其本身的极限化演进。这意味着还未到来的元宇宙中有关劳动的叙事在本质上与当下的非物质劳动方式只有“量性”的差异，并无“质性”差异。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展开对既有的非物质化进程中劳动组织形式本身的考察，却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一在元宇宙叙事中仍然有效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其极限化演进的过程中却与自治主义对资本覆灭之路的设想相去甚远，甚至呈现出悖反的态势。
其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由非物质劳动生成的共同性并非是中立的，其反而是被资本逻辑所“模铸”。奈格里与哈特总认为，“没有共同性，资本就不可能存在，但是有了共同性，冲突、抵抗和再分配的可能性就无限地增加了。这个时代终于摆脱了现代性的束缚，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悖论”[14]29，也就是说共同性被视作是一种中性的抽象存在，关键只在于所有权的转换。但只要更进一步考察这种共同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就能发现其与具体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以发布于2018年3月的区块链交易战斗游戏Axie Infinity为例，其中包含典型元宇宙叙事进程中的劳动形式：“玩-赚”(Play-to-Earn，或P2E)。该游戏凭借数字代币将网络与现实勾连起来，玩家只需要像在《宝可梦》(Pokémon)系列游戏里一样收集、繁殖、训练自己的宠物并让其对战就可以赚取代币，这一轻松又不需要外出的赚钱方式深受疫情期间的菲律宾人民欢迎，而后普及到全球，截至2021年10月，Axie Infinity每日活跃用户约200万[15]。在电子游戏世界赚取代币的玩——劳动——显然属于非物质劳动，但它并没有如自治主义设想的那样带来随时可被诸众占有的共同性，它产生的所谓表现为知识、信息、感受等的共同性只是：玩家为了筛选出战斗力最强的宠物队伍而耗费的精力，以及为吸引更多新玩家加入而不断再生产的“只需要玩游戏就可以赚钱/玩游戏也能赚钱”的感受。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的报道，Axie Infinity自身经济的可持续性有赖于新玩家的增长[15]，而每个玩家在一开始都要自己花钱购买3个精灵以开启战斗。可见共同性本身就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互相嵌套的，和价值自我增殖的资本逻辑是一致的，所以它并不是被诸众占有就万事大吉，反而让原本差异性的诸众再度沦为“为价值增殖”而劳动的同质性的劳动主体。
其二，非物质劳动的协作形式反倒是愈加受到资本的组织和规制，只是资本的作用从台前退居到了幕后。这种资本对协作的控制的深化表现为：(1)资本的“独裁主义话语”使得劳动者从“不得不工作”这一肉体上的强制发展为“不得不工作得更多、更好”这一精神上的强制。森冈孝二指出，基于当前工作时间个人化的倾向，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由于竞争的频繁刺激，导致身体和精神都过量地投入在工作中，他们的身体、精神都大大受损[16]。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也指出，后福特主义通过其在所有领域(物质和非物质)产生的不稳定性、易变性、灵活性、短暂性和非实体性，产生了主导劳动者所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条件。事实上，资本对劳动者的征服始终存在，因为资本同时要求劳动者成为自主的主体，在他们的劳动中具有创造性。在有些职业中，劳动者必须既独立自主，又完全参与他们的任务，并接受这项任务的性质、目标和意义是强加给他们的这件事情[17]。(2)劳动自主、协作的普泛化同时伴随着的是更大范围的规范、标准化，这种规范在被互联网介入的劳动中成就了“算法”(algorithm)意义。算法在计算机科学中指有限且定义明确的指令序列，其有明确的问题即目的导向，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算法则作为以数据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力，其目的本身就被预设为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在此可以参考“电子绩效管理”(electronic performance monitoring，简称EPM)技术，它在呼叫中心的工作中有长久的应用，包含电子邮件监控、电话窃听、跟踪电脑内容和使用时间、视频监控和GPS跟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采用这类技术的办公应用程序也越来越多，诸如Toggl、RescueTime、My Minutes等。通过EPM采集到的劳动者的工作数据，劳动者活动的类型和花在活动上的时间长短可以内在地联系到对其工作表现的定性判断，这些信息经由以价值增殖为导向的算法的处理，可以以量化的形式用于评估、招聘或解雇。因为这种技术所产生的数据被视为生产率的可靠指标，所以它正迅速取代其他形式的管理方法[18]。因此马特·维达尔(Matt Vidal)的判断是精准的，他指出，虽然群体的集体劳动涉及扩大的认知能力和额外的功能性技能，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标准化，而不是增加自主性或普遍提高技能[19]。
综上所述，非物质劳动作为未来元宇宙叙事内一种即将普遍化的人类劳动形式，即便基于当下的技术基底所展开的劳动方式也已以一种悖反的态势呈现出同自治主义设想相背离的本质规定，即其所谓共同性依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同构性，以及资本实际上以更深刻(从肉体到精神)、更整全(算法管理技术)的形态来组织非物质劳动的协作，而资本巨头给出的未来元宇宙叙事中的非物质劳动形态只能是以最激进的形式对上述情境拓展或完成。
元宇宙叙事的构筑虽然是源于金融资本寻求新的价值增长点的内在需求，但由于这一叙事所勾勒的世界，一方面，基于目前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然成为人类无法回避的未来趋向；
另一方面，又因其对人类未来存在样态的勾勒彰显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使得目前有关于这一叙事的讨论总带有马克思式的激进阐释路径。尽管这些构想在目前只是大多广泛存在于小说、电影的叙事当中，但却彰显了对这一可能性世界的批判性思考。无论是《雪崩》中与人类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三维世界，抑或是《头号玩家》当中的“绿洲”以及《失控玩家》中可以为爱而做出自主决定的NPC，都从不同角度彰显了被技术裹挟进入元宇宙世界中的“未来人”与操控着元宇宙技术基底的资本“权力”之间的对峙与斗争。换言之，在目前所有关于元宇宙的叙事当中，如扎克伯格一般的资本家的叙事趋向于乐观和保守，而科幻作品作者的叙事则更彰显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超越。就这一点而言，试图借助非物质劳动概念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哈特与奈格里等人，却彰显出与资本家的叙事的同构性，这一理论上的悖论的诞生需要我们将非物质劳动概念以及非物质劳动构筑的协作重新代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探寻自治主义理论主张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连续与断裂，从而一方面彰显自治主义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悖论之根源所在，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地，基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以及作为其必然产物的机器体系的批判，揭示以非物质劳动方式为主导的元宇宙叙事与未来人的自由和解放之间真正的关联。
首先，非物质劳动概念起源于哈特与奈格等人基于当下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这一拓展一方面延续了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矛盾而走向颠覆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之路，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所建立的内在关联，换言之，以某种“劳动”为核心来描述当下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然是对资本逻辑的一种肯定(4)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有具体批判，相关论述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7-358.，从而没有将内在批判之路贯彻到底。自治主义的这种不彻底性在于对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放弃以及把价值视为劳动的直接产物。
哈特与奈格里放弃了马克思基于对商品的分析而形成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分，不把抽象劳动理解为作为劳动属性而存在的一般的、无差别的劳动，只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在表现形式上抽象程度极高的具体劳动，所以在哈特、奈格里那里劳动竟然可以凭借生产的计算化“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11]285。非物质劳动的抽象性又体现为不可度量性，而这种不可度量性被自治主义视作超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契机。不可度量性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劳动产品的不可度量，即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往往不具备固定形态，例如一串代码，它的复制性与流动性使得量化这种产品变得不可能；
一个是劳动时间的不可度量，非物质劳动的特点包括不稳定性与机动性，它不受制于工厂这类空间障碍。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关注的是用计量和量化方法去理解剩余价值和剥削”[13]108，但是“度量的概念已经枯萎与死亡了”[20]，就此资本只能以政治形式(货币、金融、官僚、行政)行使它的权力，因为非物质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时间已经超越了量化计量，这使得产品更容易被共享，劳动者的创造性力量更容易从资本雇佣关系里逃逸。所以非物质劳动需要超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框架来理解，自治主义者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称其为“可度量性危机”(crisis of measurability)[21]，卡洛·维塞隆(Carlo Vercellone)也认为价值理论就此变得多余[22]。
这种推演基于一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即认为价值是劳动的直接产物，于是劳动产品与劳动时间的难以度量决定了价值难以被度量，进而资本家们也必将放弃度量的尝试。对此的回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价值需要被量化，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无法被量化的，在劳动过程阶段进行任何数学计算都和价值表现没有直接关系，价值的表现即价格是在交换过程中被决定的。“……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现在，一切商品，在与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仅表现为在质上的等同，表现为价值一般，而且同时也表现为在量上可以比较的价值量”[23]83。所以从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全面性来看，非物质劳动并不能因其形式上的不可度量性而构成某种独特的价值来源，只是最后在交换过程中总会有一个固定的作为价值表现的价格；
二是，资本家的度量行为并不会因为劳动形式的变更而消失，虽然资本家不可能计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正因为他需要去超越这个不可计算之物，他反倒需要进行更多计算以尽可能使得自己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换言之，在资本逻辑的运行当中，非物质劳动只要仍作为一种以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劳动形态，那么它就仍然是可在资本之内被确认的一种人的行为方式。貌似“不可量化”的非物质劳动将在当下诸多“算法”技术的拓展当中成为“可被量化”的劳动，并有可能在保持其多样化的劳动形式的基础上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点在最为显著地彰显了元宇宙叙事的游戏世界当中有最为彻底的表达，以发布于2012年的游戏《沙盒》(TheSandbox)为例，其声称“玩家可以在这里游玩(play)、建造(build)与占有(own)以及凭借他们的虚拟体验来赚钱”(5)参见《沙盒》官网主页(截至2022年2月17日22:53)：https://register.sandbox.game/g?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15347712232&utm_content=131768704044&utm_keyword=play-to-earn&gclid=Cj0KCQiA3rKQBhCNARIsACUEW_YtWAg4YMye-d8Xvd_PqPH1SwTJDRqgO8g2m6OhijWYnodqUWXrVlkaAmfZEALw_wcB.，并且它提供了开展创造的平台与释放创造力的方法，可见在《沙盒》的世界里，再丰富多样以及高度非物质化的创意(如游戏设计、艺术品创作等)也终将在交换过程中被量化为游戏里的代币SAND。
因此，自治主义基于非物质劳动的不可量化以及其劳动形态的多样化就否认其可被纳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而可被资本化的推演路径，是无法成立的。其理论失察的根本在于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与劳动的同构性，其运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所表达的不过是后福特主义之后在新资本形态之下所存在的人的劳动方式的变化，而并不是一种逃离资本的生活方式。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已经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协作形式以及相应管理机制的演进。马克思指出，协作本身就能够创造出生产力，同时还给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提升这种协作生产力的七种方式，他认为：“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力，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23]382基于这种协作生产力，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就是对这种生产力的无偿占有，“协作这种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24]，资本家为每一个工人支付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为所有工人的协作支付相应的工资。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当我们说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的时候，不仅凸显的是工人劳动的时间超过了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这一维度，同时也凸显了劳动能力在某种社会协作下取得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这一维度。而有关未来的元宇宙叙事的构想当中，生产条件正满足了上述的条件：(1)数字网络使得工作摆脱了时间、空间上的限制；
(2)每个人的工作内容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3)资本的“独裁主义话语”无时无刻不在振奋着我们。其中所充斥的非物质劳动隐藏着使协作生产力得以爆发的机会。
这样一种协作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实质上被无偿占有，劳动者不会由此获到一分酬劳，而资本对于这一生产力无偿占有的目的则在于生产出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劳动者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23]387。当然，除了无偿占有这种只有在协作过程中才会产生的生产力之外，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还会要求这种无偿的劳动力发挥到最大的限度，不断采取一种“肯定性”的路径激励每一个人，营造家庭式的氛围使雇佣劳动者更愿意合作。这是一种从内部激励人的模式，它不但能从要素的角度提高劳动者本身的生产力，也能够提高由劳动者们共同创造的协作生产力，诚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说：“它试图创造一种企业更加开放的假象，使劳动者受到前所未有的监督，不仅剥夺了他/她的外部空间，也剥夺了他/她的内部空间，这就是‘文化工程’的意义所在。”[25]
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决定某种劳动协作形式的首要原则在于它是否可以带来更多整体意义上的生产力，它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否是最大的。劳动协作本身就是以物为核心的机器体系与以人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的结合，但劳动者的组织与管理只是为了配合机器体系而不是相反。“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形态变化，它的最后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26]在资本主义管理发展历程中更可凸显这种与机器体系紧密配合的管理形式的转换：在福特制阶段，泰罗制管理的特点就是工人本身同生产过程控制的分离性，其严格要求工人按照“标准”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丰田生产方式获得成功，计算机系统开始被大工业普遍使用，这时的管理特点在于逐渐以技术为中心，并且人也有必要配合计算机“自动”地工作起来；
20世纪90年代是互联网开始高度发展与普及的年代，此时劳动的“非物质”性逐渐凸显，不仅员工之间的协作形式从原来的“各干各的”逐渐发展为“合作”“携手共赢”的形态，而且员工在协作过程中更多地投入自己的脑力劳动、情感以及注意力，由此管理的目标也转变为鼓励员工积极协作，由外而内地对员工进行引导。
元宇宙叙事下的社会生活愿景所对应的社会现实背景是高度发达的数字互联网技术、流动性极强的市场以及种类丰富的商品需求，相应地，非物质劳动协作形式越来越灵活，管理的目标也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脑力与情感付出，而是这类非物质投入的极致，即以价值增殖为导向的创新，配合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能力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计算机体系，例如《福布斯》(Forbes)在2019年就发表文章《鼓励员工创新的12种聪明方法》[27]，指出要让身处前线的低级别员工参与战略决策，因为他们对生产、市场信息的变化最敏感。
总之，元宇宙叙事作为金融融资的概念黑洞，其凭借数字技术贯通人类交往方式，注定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本质规定。所以与奈格里与哈特等人的美好设想相反，对于劳动者来说，将当下带有资本主义烙印的协作化为己用并不能改变其为价值增殖的诉求，相反，它只是借助渗透性更强的技术系统让人的生活更为彻底且全面地依赖于互联网的架构模式，而这一架构模式在本质上不过是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所发现的“机器体系”的极限化演化。可见，作为后福特主义极限化演进的元宇宙叙事可以完全容纳非物质劳动，但并没有带领人类走出资本逻辑所统治的领域，它绝非未来人的“绿洲”而是其根本的“囚笼”。
当下距元宇宙概念的落地还十分遥远，由此对元宇宙中劳动具体形态做出的任何规定都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我们又确实处于元宇宙化这一现实的进程当中，对这一现实进程中劳动的典型形态——非物质劳动——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表面上劳动的“自主”(autonomous)不过是更复杂、精准的“自动”(automatic)，而元宇宙作为这种劳动形式极限化演进的场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则不过是把劳动者彻底化作自动机。可见，当一些外在的因素——如劳动条件——带来某种“自由”的幻象时，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如下判断：“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
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28]就此而言，元宇宙概念的诞生，除了在于金融资本贩卖概念的需求之外，也在于资本亦需要讲一个“劳动乌托邦”的故事，以掩饰互联网计算机体系在元宇宙化进程中对人的现实生活方式的更深层次的异化与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