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绎的自我疗救与思想超越——以《金楼子》为中心*

宋亚莉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南朝梁元帝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对于萧绎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集中在其文学、政治和军事上，对其文学与所患疾病的关系，较少有人关注。萧绎兼有身体和精神双重疾病，一生寻求自我治疗和控制方法，其所著《金楼子》可视为自我体验、自我疗愈的文学文本，书中涉及疾病自述和他述、自我疗愈与精神挣扎等诸多内容。从医疗文学的视角来看，萧绎的自我疗救努力及情感体验是《金楼子》的核心内容之一，超越疾患与追求不朽是《金楼子》的重要主题。以往主流的观点认为，齐梁文学多止于感性欲望的描写，萧绎也不例外。如从医疗文学的视角加以观照，“发愤著书”、希望有所超越的萧绎，也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萧绎著书颇丰，惜多数散佚，今仅存《金楼子》。《金楼子》之名源自萧绎自号，明叶森的《金楼子·序言》说：“以先生为号，名曰《金楼子》。盖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者焉。”[1](P1)这是一部极为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著作。书中包含着萧绎对身体疾病的诸多书写。书中言自己“体多羸病”“卧病终日”，[1](P1)可知其常年备受疾病困扰，而眼疾就是其中之一。《金楼子》载其自述：

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1](P113)

萧绎的眼疾从出生便有，史书赋予此眼疾以神奇的色彩：“初，武帝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生王宫。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户幔，有风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梦月堕怀中，遂孕。”[2](P234)这里讲的是，萧绎出生之前，梁武帝梦到一眼失明的僧人手执香炉，说将托生于王宫，之后武帝“意感幸之”，萧绎生母阮修容梦月坠入怀中而怀孕。史书中神化了萧绎的眼疾，但也暗示了此疾与生俱来。相对于史书中的神奇记载，《金楼子》中的自述更为平实，萧绎的眼疾此时已经困扰他十四年，且每况愈下，影响了他正常的阅读与学习，使他经常需要借助他人唱诵辅佐。

不仅如此，在《金楼子》中还记载萧绎少时患疮病的感受：“吾小时，夏日夕中，……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又经病疮，肘膝烂尽。”[1](P113)年少时患有疮病，胳膊和膝盖关节处溃烂。《颜氏家训》载萧绎十二岁之时，曾患疥病：“昔在会稽，(萧绎)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3](P133)十二岁患有疥病，手指无法握拳，膝盖不得屈伸。疮是一种皮肤肿烂溃疡的病。疥，通常称为疥疮，是一种因疥虫寄生引起的刺痒难忍的传染病。《颜氏家训》是南朝颜之推所著，颜之推出生于中大通三年(531年)，据《北齐书》载，大同八年(542年)萧绎在江州讲授老庄之时，十二岁的颜之推曾在侧旁听。萧纲为太子时，萧绎曾拜颜之推为右常侍，萧绎即位为帝，颜之推被任命为散骑侍郎，为萧绎校书。承圣三年(554年)，萧绎被俘遇害，颜之推也被俘，后入齐为官。可以说，颜之推参与了萧绎的诸多人生要事，《颜氏家训》对于萧绎的有关记载是可信的。结合时间和患病的感受，此处《金楼子》与《颜氏家训》所载的“病疮”和“疥”可能是同一事。从文本内容看，萧绎的皮肤病虽不致命，但让萧绎不堪其苦。萧绎还曾经大病一场，几乎丧命。《金楼子》载：“吾企及推延，岂能及病。偶属炎夏，流金煎石，气息绵微，心用惝怳，虑不支久，方从风烛。”[1]萧绎曾在酷热之时病重，气息微弱，自以为如风之吹烛，即将死去。据《梁书》《颜氏家训》载此为大同六年(540年)，萧绎三十三岁之事：“梁元帝在江州，常有不豫。”

然萧绎的疾病远不止于此，除了身体的疾病，困扰他一生、令他饱受折磨的还有鲜为人知的精神疾病。《金楼子》载：“吾年十三，诵百家谱，虽略上口，遂感心气疾，当时奔走，及长渐善。”[1](P113)年少时的心气疾，可能是胸口积郁烦闷之症，所以能够“及长渐善”；
但中年丧子之后，再度复发此病，萧绎虽也称之为“心气疾”，其症状更像是精神疾病：

频丧五男，衔悲恍怳忽，心地荼苦，居则常若尸存，行则不知所适。有时觉神在形外，不复附身。及以大儿为南征不复，继奉国讳，随念灰灭，万虑尽矣。既感心气，累问通人：“心气之名，当为何起？”多无以对。[1](P113)

萧绎在此以文学的笔法叙述了自己的病征和病发时的感受，悲伤过度以致精神恍惚，居家则如行尸走肉般，行走不知到何处，有时感觉精神与躯体分离，万念俱灰，备受折磨。文字感染力很强，萧绎受疾病之苦痛情状让人感同身受。《资治通鉴》载，太清三年(549年)，萧绎四十二岁，长子方等兵败溺死；
承圣元年(552年)，萧绎四十五岁，世子方诸被侯景所杀，萧绎此年即位为帝，曾分封过方矩(更名元良)、方智、方略、方等的儿子方壮，说明此事在萧绎四十二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这段时间的萧绎深深陷入政治、军事的旋涡之中，侯景叛乱、帝都被围，父兄被杀，萧绎世子方等溺死，萧绎还逼死徐昭佩，最终登上皇位。此时他再度复发的心气疾，与政治、军事等诸多人生遭际密切相关。

虽然在《金楼子》和诸多史书中，从未明确记载萧绎患有精神疾病，但记载萧绎行迹违背常理之处甚多，这些可能是其精神疾病的体现。萧绎性格乖张，自信与自卑并存，又嫉妒猜忌。萧绎嫉妒长公主之子王铨兄弟的才名，王铨兄弟的父亲之名为王琳，萧绎便将自己宠姬王氏的兄弟王珩之名改为王琳，用以羞辱亲人。[2](P243)萧绎嫉妒刘之遴才华而秘密杀之，不想让世人知晓，杀了之后还亲自写墓志铭、厚葬。[4](P1252)张缵字简宪，是萧绎的好友，萧绎在《金楼子》中言张简宪“余之知己也”。[1](P1)等到张缵战死，萧绎抢掠其家产珍宝图书，只将粽蜜之类的吃食还给人家。[2](P128)忽然有一天又对张缵想念不已，认为张缵其人，“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4](P1388)以萧绎的身份和才学，嫉妒猜忌，小忿必报实在有点变态，嫉妒而杀人，杀人又想念，其思维、行事之反常乖戾，又近于疯癫，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格状态。从这点看，萧绎的言行非常符合精神病的临床表征——人格和自我意识的分裂。

萧绎与其妃徐昭佩的交恶是萧绎精神疾病的又一例证。《梁书》载：“世祖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5](P163)徐妃被杀缘于“以嫉妒失宠”，而《南史》所载则大有深意：“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2](P341)因为知道其眼疾，徐昭佩每次与之相见，只半张脸化妆，萧绎见之，知其有意羞辱，大怒离开。徐妃此举直指萧绎的隐痛，无疑明目张胆与萧绎交恶，或许从此之后萧绎对徐昭佩便已怀恨在心。这种恨意还延伸到了与徐妃所生之子方等。方等兵败溺死，“世祖闻之，不以为戚”，[5](P619)转身逼死了徐昭佩：“太清三年五月，被谴死，葬江陵瓦官寺。”[5](P163)萧绎对徐昭佩恨之入骨，《南史》载“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4](P342)《金楼子》记载了萧绎与徐昭佩成婚前后、以及萧绎杀害徐昭佩后的三大怪事，其一为：“余丙申岁婚。初婚之日，风景韶和，末乃觉异，妻至门而疾风大起，折木发屋，无何而飞雪乱下，帷幔皆白，翻洒屋内，莫不缟素，乃至垂覆阑瓦，有时飞坠，此亦怪事也。”[1](P90-91)讲的是萧绎结婚之日，本来风和日丽，妻子徐昭佩入门便刮起大风，天降大雪，犹如缟素。其他二事不外乎井溷俱溢、大雨雷震、柱子粉碎、车轴折壤等异象，今天读来不免有夸张与怪诞之感。萧绎其人非常迷信，认为诸多异常天象皆与徐昭佩有关，“帝以为不祥，后果不终妇道。”但仅凭上述文本，我们实在难以看出徐昭佩的淫行，这些记载倒更像是徐昭佩死后，萧绎仍然恨意未消，给死去的徐昭佩附加了更多不堪，展现了萧绎性格扭曲的一面。萧绎上述反常诸事中的杀害刘之遴、张缵、徐昭佩以及方等溺死皆在太清三年，而萧绎心气疾再度复发源于“频丧五男”，可以佐证其疾病发作与人生经历关系密切。

历史上对萧绎的诸多评价，大多集中在其政治品德卑劣、性格暴躁忌刻上，较少将萧绎乖张反常的行迹与其精神性格扭曲放在一起思考，更很少将其视为备受精神疾病折磨的病人，但从《金楼子》和史书的诸多记载中细细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和身体皆有疾病的萧绎。

行文至此，如果我们只是纠结于萧绎的病征，未免过于片面，让我们把关注点转到萧绎对自身疾病的治疗和抗争上。前文谈及萧绎自幼体弱多病，出生即患眼疾，十二岁皮肤病频发，十三岁出现心气疾，十四岁眼疾加重。十四岁之前的这段时间，萧绎似乎一直疾病不断，其与疾病的抗争也在持续。

《南史》记载，萧绎因为出生患有眼疾，皇室曾采取诸多方法治疗，其中其父梁武帝“自下意疗之”。史书记载梁武帝萧衍经常自己制作药方，“常自为方，不服医药”，[6](P6)他给萧绎使用的“意疗”之法应该是这类方法，但此法的治疗并不见效，反而使萧绎“遂盲一目”，[2](P243)可见此方法不能医治这种先天眼疾。

此外，《金楼子》记载了萧绎七岁至十二三岁之间曾一直学习诵咒、禹步等：

吾龀年之时诵呪，受道于法朗道人。诵得淨观世音呪、药上王呪、孔雀王呪。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呪，痈疽、禹步之法，余就受之。至十岁时，敕旨赐向道：“士黄侯晔，建安侯正立，并是汝年时。汝不学义？”余尚幼，未能受。年十二三，侍读臧严又有此劝，余答曰：“只诵呪，自是佳伎俩，请守此一隅。”其年末乃颓然改途，不复说呪也。[1](P115)

萧绎从七八岁时便开始师从法朗道人学习诵咒，诵得净观世音咒等，后师从何登学外典呪、痈疽、禹步之法，十岁之时，不学义而坚持诵咒，一直到十二三岁时，还答复侍读臧严，自己只诵呪，就是很不错的技艺了，想要坚持下去。说明十三岁之前，诵咒、痈疽、禹步之法是萧绎一直坚持使用的自我疗养、健身的重要方法。诵咒可以清心，禹步可以健身，晋葛洪《抱朴子·登涉》中仍保存了道家健身的禹步之法。[7](P302-303)学者曹旭在《萧绎评传》中谈及“萧绎之诵咒不仅仅如他所说的‘只诵咒，自是佳伎俩’，还免不了有借诵咒求得健康之意”。[8](P50)只是萧绎“年末乃颓然改途”，放弃了此种治疗方法。

萧绎的放弃，从《颜氏家训》等记载来看，是因为兴趣转向了阅读史书。前引《颜氏家训》载，萧绎年始十二，便已好学，萧绎放弃诵咒的时间与对读书产生浓厚兴趣的时间正好吻合。此时萧绎备受疥病困扰，于是便“银瓯贮山阴甜酒，时複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3](P133)十二岁的萧绎好学尤爱史书，通过饮酒与读书缓解与治疗疾病。如果将读书作为萧绎对新治疗方法的探索，那么萧绎通过读书对抗疾病的自疗方法，从十二三岁便已经开始了。

十四岁之后的萧绎，仍然疾病缠身，但对读书的痴迷，更加强烈。《南史》载其因为患有眼疾，多不自己执卷，不分昼夜阅读，以致协助翻书的书童都要轮番上阵。[2](P243)萧绎读书成痴，在当时颇为出名，据《梁书》载，大概二十七岁左右，萧绎节度诸军出师南郑，“颇事声誉，勤心著述，卮酒未尝妄进”，其因痴迷读书被萧恭嘲笑道：“下官历观世人，多有不好欢乐，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5](P349)萧绎痴迷读书，对于他全面了解疾病、治疗疾病是非常有益的。

四十二岁至四十五岁左右，萧绎的心气疾再度复发。同是心气疾，这次复发的症状，明显转向精神疾病。为了治疗再度复发且症状堪忧的“心气疾”，萧绎“累问通人”。多次问询见多识广之人，皆“无以应”，读书多年的萧绎开始依靠自己从典籍中寻求解决之道。《金楼子》记载了萧绎的医疗思考：

余以为庄子云：“无疾而呼，其笑若惊”，此心气也。曼倩有言：“阴阳争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华谭曰：“肝气微则面青，心气动则面赤。”左氏云：“周王心疾终，子重心疾卒。”曹志亦有心疾。殷师者，仲堪之父也，有此病。近张思光居丧之后，感此病。凉国太史令赵匪攵，造乾度历三十年，以心疾卒。晋阮裕谓：“士狂者”，岂其余乎？[1](P113)

东方朔之语出自《汉书·东方朔传》，文载：“朔免冠顿首曰：‘臣闻乐太盛则阳溢，哀太盛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气及。’”[9](P2852)东方朔认为心气动乃欢乐、悲伤过度，身体阴阳失调，以致邪气从外进入所致，这里解读了心气疾的缘由。华谭之语今无从考据，讲的是肝气不足就会表现为面色发青，心气发作就会表现为面色赤红，解读了心气疾发病的表现。

左丘明之语见《左传·襄公三年》：“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10](P486)子重即婴齐，吴楚之战中遭遇大败，心病而死。曹志之事见《晋书·曹志列传》载：“(曹志)遭母忧，居丧过礼，因此笃病，喜怒失常。”[11](P1391)曹志因为母亲去世过度伤心，因而得了心病，症状是喜怒失常。张融之事见《南齐书·张融列传》，司马竺超民曾救张融父张畅于将死，“后(竺)超民孙微冬月遭母丧，居贫，融往吊之，悉脱衣以为赙，披牛被而反”。[12](P728)竺超民对张融有恩，张融凭吊其家人，脱掉衣服赠与丧家，作为凭吊的钱财，穿着乱麻编成的衣服回去。

此两则材料中的殷仲堪之父、阮德如皆为精神失常的病人，既不能正常生活，也难以与人交流，萧绎经由这些士人之行迹分析与探究自身疾病，似乎暗示他在担心自己所患的疾病与上述士人类似。萧绎在爬梳众多史书之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晋阮裕谓‘士狂者’，岂其余乎？”表面意思是说，所谓的“士狂者”，说的难道是我吗？实则是说，他日我若如此疯癫，应该也会有个“士狂”的美名吧，萧绎对自己疾病恶化的担心隐约可见。而从萧绎四十二岁到四十五岁间的诸多乖张行迹看，萧绎的这种担忧并非全无道理。

萧绎著书甚多，在《金楼子·著书篇》中，萧绎将自己所著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共37种677卷，分类严谨，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15](P157)其中医药类在丙部，萧绎不仅曾从孔昂处抄得《肘后方》，还自著《药方》一秩十卷等内容。萧绎所著的这本《药方》，仅见载于《金楼子》，具体内容已无从得知。《隋书·经籍志》载有《梁武帝所服杂药方》一卷，梁武帝在《敬业赋》中谈及自己的养生自疗之法，就有使用自己的秘方来治疗：“刘澄之处酒，姚菩提处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复服，因尔有疾，常自为方，不服医药，亦四十余年矣。”[6](P123)据此分析，萧绎此书内容和用意与其父相差无几。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萧绎的此举一直持续到兵败身亡前夕。承圣三年(554年)，萧绎所聚所著书籍已达十四万卷。

时间让繁密的过往成为简单的历史，诸多细节隐匿和消失于历史之中，萧绎的自我救治与医疗思考应远不止于此。从典籍的记载来看，包括萧绎在内的梁代皇室多通医理，自我疗养各有其法。梁武帝曾自著药书，简文帝有《劝医文》，劝有才华之士人从事医学，其中自己总结的药方：“秋辛夏苦，几微难识”“靡麻(一作胡麻)鹿藿，止救头痛之病。藭麦曲芎，反救河鱼之疾。”[6](P123)萧绎有《药名诗》《针穴名诗》《宜男草诗》诸诗，以药名入诗，内容虽非直指药理，但足以透漏出萧绎对医药的熟悉。《针穴名诗》：“金推五百里，日晚唱归来。车转承光殿，步上通天台。钗临曲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罢逐步廊回。下关那早闭，入迎已复开。”[16](P2043)此诗以针穴名为诗，涉及人体重要穴位如头部的承光穴、通天穴，腹部的中庭穴，面部的下关穴，咽喉处的人迎穴等。诗歌妙趣横生，既写针灸之道，又似写游览盛景，足以说明萧绎熟谙针灸之道。《宜男草诗》载：“可爱宜男草，垂采映倡家。何时如此叶，结实复含花。”[16](P2057)将药草写入情爱，从医疗文学的视角看，这情爱之诗少了肉欲感，多了健康气息，是萧绎对疾病思考的文学化展现，也说明萧绎的自我救治和医疗思考已然渗透到生活与创作的诸多方面了。

《金楼子》是萧绎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萧绎四十七岁兵败被杀，文中有“吾今年四十六岁”语，可知萧绎生前一直在撰写此书。超越疾患与追求不朽是《金楼子》的重要主题，此书不仅记载了萧绎对救治自身疾病的诸多思考，还是萧绎自身情感与高远理想的寄托。萧绎书写此书，力求实现思想和精神的超越，进而克治疾病，故而《金楼子》亦是萧绎自我治愈的良方。

文学是摆脱精神与现实困厄的有效手段，《金楼子》是萧绎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理想中的“立言”理想的重要载体。“三不朽”是中国传统文士追求的终极理想，更是作为文士的萧绎一生孜孜所求，他在《金楼子》中谈及了“立言”的初心：

余于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 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述，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由年在志学， 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1](P1)

“余于天下为不贱焉”句，载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告诫伯禽，即使地位尊贵，也要以礼待士。[17](P1836)“臧文仲既殁，其立言于世”句，则是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叔孙豹激赏之，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0](P790)曹子桓即三国曹丕，杜元凯即魏晋杜预，萧绎引用二人之语，说明著述体现了三不朽的“立德”“立言”。萧绎还谈及，自己是看不上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通过门客之手编纂，自己的《金楼子》绝不假手于人，是自己亲自搜集资料编纂之，此处深深表达了萧绎欲藉此书立德立言的人生理想。

在《金楼子》中，萧绎对古之圣贤仰慕不已，其理想人士有周公旦、孔子、诸葛亮、桓温等，更将自己与古代圣贤同比。《南史》载：“(萧绎)常自比诸葛亮、桓温。”[2](P243)在《金楼子》中，他又多次自比周公、孔子。言自己欲树立名节，效仿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食再吐哺”，[1](P60)萧绎还将《金楼子》与孔子的《春秋》比较，视为自己的绝笔之作。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鲁哀公狩猎，麒麟被杀，孔子以为不祥，辍笔不再书写《春秋》。《金楼子》载：“余将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也。”[1](P64)《金楼子》中的萧绎，仰慕周公、孔子，尊崇孝道，忠君爱国，通达率性，宽和容下，以著书立说为己任，认为自己文武之才兼具，乃周公、孔子、司马迁之后的继承者。我们看到萧绎在《金楼子》中的形象，与其个人实际行径和才能实在不符，《四库全书总目·金楼子提要》：“至于自称‘五百年运，余何敢让’俨然上比孔子，尤为不经。”[17](P1569)说的就是萧绎在此书中过于自负，有些荒诞不经。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金楼子》中的萧绎，展示了他对自我的美好期待，更可能是他精神世界中的理想自我，是他对抗疾病的精神力量。

在《金楼子》中，萧绎对宋齐两代的昏庸君主诸如宋废帝刘子业、刘昱，齐武帝萧颐、齐鬱林王萧昭业、东昏侯萧宝卷等尤多记载。写宋废帝刘子业不孝，将粪泼洒于孝武帝陵，派人挖掘殷贵妃墓，太后将死欲见，言“病人间多鬼”而拒绝。宋废帝刘昱，残暴御下，“钤凿锥锯之徒不离左右”，最后被杀。写齐武帝在石头烽火楼听《子夜》之歌，以玉如意打床，打碎玉如意数枚。齐鬱林王萧昭业赏赐随意且无度，致使“武帝库储垂尽”。齐东昏侯之潘妃“琥珀钏一支七千万”，为潘妃御车，与潘妃“著裲襠袴”。[1](P21)不少记载未见于史书，萧绎将其写在私记《金楼子》中，或是实现人生理想的自我激励与告诫。

《金楼子》一书是萧绎传承思想，超越病痛乃至超越死亡，实现精神之不朽的载体。萧绎多病，生命与死亡的思考更胜他人，他著《金楼子》以思想超越病痛，代表着梁代文士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与探索。《金楼子》中专有《终制篇》，此篇缺失甚多，但体现了萧绎对生命的豁达。萧绎一生疾病缠身，更曾重病将死，故而对身后之事多有思考。他认为“夫有生必有死，达人恒分”，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薄葬，以《曲礼》《孝经》《孝子传》并一把陶华阳剑陪葬即可，珠玉、铜钱皆弃之。与田豫、杜预、杜臧、梁鸿希望葬于仰慕之人侧旁的遗愿不同，萧绎只是绘制了自己死后的陵墓选址，希望“庶魂兮有奉、归骨有地”。[1](P27-28)萧绎对死亡的思考和超越，既与齐梁时代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个体生命朝不保夕有关，又与萧绎疾病不断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书写《金楼子》，萧绎与自身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的抗争是很有成效的。《金楼子》是当时文学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代表，书中蕴含了诸多文学思想。其中谈及文士别集的价值、古今审美之异、古今学者之异。萧绎认为，文人别集很多，各有价值，如何删繁存优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六朝之时，文为有韵之文，笔为无韵之文，萧绎举例讨论了儒、文、学、笔之别，认为通圣人之经为儒，能辞赋为文，只识其事为学，善为章奏为笔，各有短长。又论古今文笔其源不同：

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至如彖系风雅，名墨农刑，虎炳豹郁，彬彬君子。

卜谈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详，今亦置而弗辨。[1](P75)

萧绎认为能够融会诸子百家学术之长，文采名著鲜艳才是彬彬君子。引文中的“卜谈四始”，卜商字子夏，言子夏讨论《诗经》的《风》《大雅》《小雅》《颂》；
“李言七略”，或指刘歆《七略》，《七略》为群书目录，是西汉之前学术的总结之作。“源流已详，今亦置而弗辨”则肯定这些作品为“古之文笔”的源流。继而拓展开来，着力点评魏晋文士之佼佼者，认为潘岳“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曹植、陆机“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谢眺“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任昉“才长笔翰，善辑流略”。[1](P75)萧绎评论了潘岳、曹植、陆机、谢眺、任昉等文士得失之后，直指“今之文笔”，认为当下世俗，学者多浮华，不能兼具百家之长，不通经史之大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

萧绎在《金楼子》中的文笔之论颇为经典，是南朝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内容，当时不少人与之讨论。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绎曾多次与萧纲书信往来，此年十一月前后，萧纲有《答湘东王书》，其中对古今学者之优劣、古今文笔之长短多有讨论，与此处相呼应。信中也对潘岳、曹植、陆机、谢眺、任昉等人进行了品评，萧纲赞同萧绎的观点，认为文士各有特色，不能是今非古，或是古非今，评价了谢眺、沈约、任昉、陆张士简、周升逸等人的才能，并对萧绎的才华非常推崇，认为在众多文士之中，萧绎是当仁不让的才华卓绝的领袖人物。梁代文坛人才济济，萧绎凭借自己高超的文学造诣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不仅使得他精神有所寄托，更给了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和掩盖了他的精神疾病。

《金楼子》寄托着萧绎超越疾患、追求不朽的人生理想，这超越现实的理想和追求，或许正是其发愤著书的直接理由和超越疾病之不完满的最大动力。从这个层面上看，萧绎的发愤著书，和历代贤德之士并无二致。不同的是，萧绎兼有文士与帝王的双重身份，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之中，再高远的理想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境。萧绎多疑少断、懦弱而缺少计谋，政治、军事才能平平，承圣三年(554年)十月，萧绎夜观天象，有兵败之兆，十一月，兵败果成定局。《资治通鉴》载，萧绎此时进入收藏典籍的东阁竹殿，命令舍人高善宝焚烧了十四卷图书，自己准备赴火自杀。萧绎为宫人所救，但所聚之书一夜间付之一炬。有人问他为何要将平生苦心所聚之书焚烧之，萧绎的回答满怀恨意与决绝：“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4](P696)

历史上兵败将死的帝王屡见不鲜，但生死之际将战败归于读书并决意焚书的似乎只有萧绎一人。前人对萧绎兵败焚书诸多批评，但都没有从疾病的角度将萧绎此举视为精神病征的发作。从萧绎一生的行迹来看，他痴迷于典籍，政治军事才能却平平，他有着“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却在现实中心狠手辣，杀兄逼妻，伺机夺位。也许聚书、读书和著书能够抚慰和治疗作为文士的萧绎，却终究无法治愈身为帝王的萧绎。萧绎一生自卑与自信复杂交织，有着政治家和文学家的理想与追求，然现实中的努力挣扎、得失纠结、痛苦煎熬纠结于一身，导致其精神疾病难以治愈。这兵败将死的焚书，是他一生努力尽废后的绝望而引发的精神病征的爆发。

虽然萧绎一生与疾病的艰难抗争以失败告终，但其通过诸种方式尤其读书、著书等方式进行的自我治疗却有着积极的意义。《金楼子》书写了萧绎的疾病感受、治疗方法，是其自我体验、自我疗愈的文本，是梁代文士自我探索、寻求生命庇护的思考，而经由此视角思考齐梁乃至中古文学，也许不少问题有了新的解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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