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主线是生存斗争还是阶级斗争——以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判为视角*

刘 顺

如何定义“历史的主线”，向来是思想家乃至自然科学家心中的执念。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把生存斗争视作历史演进的主线。恩格斯对此并不认同。在恩格斯看来，如果把历史的主线简单理解为周期性生存斗争，那么人与动物的根本界线就会消除，历史发展的认知必然降维。恩格斯认为：“把历史看做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内容丰富得多，而且深刻得多。”[1](p.549)生存斗争只是生理层面的历史现象，阶级斗争才是内在的历史本质。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判特别是对历史主线的科学阐释，为我们把握历史规律、提升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提供了具有穿透力前瞻力的认知范式和分析框架。

恩格斯对以生存斗争为核心范畴的达尔文进化论进行了深刻剖析，但正如他本人坦言，“为了进行论证，我们暂且接受‘生存斗争’这个说法”。[1](p.548)“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是恩格斯哲学批判的精深之处。

（一）作为生物学术语的生存斗争

包括与环境之间的斗争、种内斗争、种间斗争在内的生存斗争，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内容。在恩格斯看来，生存斗争只适用于动物界，“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一旦有了生产，生存斗争就不再仅围绕生存资料，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p.548)这一术语有其特定适用范围。

一是当作广义用的生存斗争。生存斗争是达尔文在论述自然选择原理时所使用的基础概念。在其看来，生存斗争就是为了竞争生活资源和生存机会，在斗争中呈现遗传和变异、生存和毁灭，“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每一世代或间隔的时期，进行生存斗争”。[2](pp.92-93)达尔文认为生存斗争还应包含某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博弈和妥协的暂时结果。可见，在达尔文生物学术语中，生存斗争是一个多重面相的复合概念，不仅指种内外的斗争和博弈，而且还指种内外的依存和遗传。这种对生存斗争的定义和诠释，更多聚焦生存资料或生理存活维度，凸显了生物的自然性，但遮蔽了更为本质的社会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恩格斯在1875 年致拉甫罗夫的信中那样说，尽管他接受进化论，但达尔文试图通过生存斗争所进行的证明“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3](p.410)并不能完整表征全部历史的丰富性。

二是具有普遍性的生存斗争。达尔文认为在资源给定的自然条件下，“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生存斗争”。[2](p.78)生存斗争尽管看起来残酷无情，但在生物学意义上却是一种正常的新陈代谢。在达尔文看来，具有普遍性的生存斗争，不必引起人类的恐慌。“自然界的战争不是无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康的和幸运的则可生存并繁殖下去。”[2](p.93)达尔文并没有把生存与死亡严格对立起来，而是在适者生存意义上给予生存斗争乐观性的前瞻和把握。达尔文揭示了“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白白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1](p.73)恩格斯肯定了达尔文对生存斗争这一自然现象的揭示，据此有力回击了那些试图蓄意赋予自然界演进以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者。

（二）批判视域下的生存斗争

恩格斯并非笼统地排斥生存斗争学说，而是站在更高位阶上进行哲学阐释和本质澄明。如果一位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3](p.411)恩格斯通过对生存斗争学说的批判而揭示了历史演进的端倪。

第一，生存斗争学说被资产阶级搬用，为其统治合法性辩护。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各生产者之间的斗争变得空前激烈。“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
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 世纪和18 世纪的商业战争。”[1](p.290)同时，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更加剧了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在资本家看来，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基石，“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1](p.290)在此语境下，生存斗争契合程序正义，仿佛资产阶级群体“富者愈富”和工人群体“贫者愈贫”都是大自然对个体生存能力筛选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这种说法显然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仅用生存斗争学说堂而皇之地把肇始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平等加以掩盖和辩解，那么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内在界限就模糊了，那时“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1](p.290)因此，生存斗争学说似乎形式自洽，但本质上只不过在为工人的悲惨境遇寻找“合理”说辞，只是在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做辩护。

第二，生存斗争学说下产业后备军的涌现。资产阶级颇为赞同生存斗争学说，他们倾向于把工人生活际遇差异归咎为泛在的生存竞争，旨在打着自然竞争的幌子为“剥削”寻找正当依据。在生存斗争学说刺激下，资本家一般会选择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技术改进提高工人生产效率，二是通过竞争机制压低工人工资。工业革命后机器的规模化应用满足了这两种路径，但却造成工人劳动的普遍过剩。过剩直接体现为大量的手工劳动者被机器替代，形成“挤压效应”，此时越来越冗余、超过市场平均需求的后备军就会出现，“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1](p.291)产业后备军与工人阶级既有同病相怜的命运，但在工资和就业机会上又构成激烈的竞争甚至零和关系。工资成为资本家鼓励产业后备军与工人竞争的武器。在生存斗争学说下，工资差异与他人无关，只由生存斗争能力决定。被迫陷入各种“内卷”的产业后备军只会愈发壮大，成为资产阶级恣意用来规训和压榨工人的有效工具。

第三，生存斗争学说所隐含的社会主义革命因素。生存斗争学说尽管受到资产阶级热情拥趸，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意识形态阐释，但同时也蕴含着社会主义革命因素。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除生产生活必需品外也能生产享受资料，虽然最初只是为特权阶层而生产。此时，生存斗争就不再局限于生活资料，而是会变成为享受和发展而展开，即“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3](p.412)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资产阶级）与实际的生产者（工人阶级）之间是分离的。社会因为无政府惯性而又不得不扩大生产，周期性经济危机就势必发生。这时空谈生存斗争已无意义，因为在经济危机中不管如何展开斗争，利益受损最大的永远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生存斗争学说的背后，实质上是生产关系问题，这时“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3](p.412)生产斗争学说尽管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说辞，但也必将激发工人阶级的抗争意识，进而催生夺取生产资料领导权的社会主义革命。

生存斗争学说在科学发现意义上具有客观进步性，但在历史发展维度上却混淆了规律界限。“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1](p.548)恩格斯认为生存斗争学说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

（一）生存斗争学说与具有双重阶级属性的霍布斯战争论

强调优胜劣汰的生存斗争学说，尽管相比富含唯心色彩的“神创论”和“不变论”具有科学进步性，但在叙事逻辑上仍是霍布斯战争论的延伸和翻版。

生存斗争学说蕴含霍布斯的国家专制主义色彩。在达尔文看来，动物界、植物界的生存斗争既具有复杂性和跨界性，更具有普遍性和泛在性。“战争之中还有战争，必定连绵反复，成败无常；
然而从长远看，各种势力是如此协调地平衡，以致自然界可以长期保持一致的面貌。”[2](p.87)生存斗争所致的生物毁灭，是正常的进化过程，生物间绵延不断的斗争带来了一种基于规则的平衡。因而生存斗争学说与霍布斯的国家主义存在契合。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专门阐释了国家成因。他认为国家的缘起是人与人之间的敌对，而敌对又是基于生存利益的进攻和防御。生存斗争既有生理层面的利益博弈，又有社会维度的政治表达，必然带来此起彼伏的战争。为规避战争，需要国家来平衡利益，“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机、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4](p.128)霍布斯极力主张运用国家威权来调节生存斗争。达尔文作为一位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主张在生存斗争中寻求平衡，与17 世纪霍布斯的国家专制主义不谋而合，只是达尔文把基于生存斗争的专制主义从社会层面搬到生物领域。

生存斗争学说镶嵌着霍布斯“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理论。达尔文反对“一听到一种生物的绝灭，就要大惊小怪；
又因不知道它的原因，就祈求灾变来解释世界的毁灭”，[2](p.87)生物绝灭是生存斗争的自然结果，唯有在斗争中才能优胜劣汰、实现生命进阶。达尔文把分工和竞争理论平移到动植物界，“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3](p.184)人的自然本性首先表现为自在、自保和生存，而自私自利、恐惧、贪婪甚至残暴无情就是自然本性的衍生物，结果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①相关观点和论述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反过来讲，无论恐惧还是贪婪，都是为了使自身免遭攻击，这是生存斗争的基本要素。在达尔文的视域下，生存斗争属于生物间的常态现象，达成在竞争中保存自己、消灭异己，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物种进化。物种进化充斥着规则与反规则、自然法与反自然法的竞争，最终回到某种权威的相互“妥协”。这就是霍布斯所讲的，诸如正义和公道的自然法本身，“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遵从，便跟那些驱使我们走向偏私、自傲、复仇等等的自然激情互相冲突”。[4](p.128)因此，尽管生存斗争学说谈的是生物进化现象，但本质上却是认同和鼓励自然状态下的物种战争，在战争中确立规则和平衡。

（二）生存斗争学说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竞争论

在恩格斯看来，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不仅把霍布斯的战争论从市民社会搬到生物领域，而且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竞争论运用其中。

首先，生存斗争学说建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利益范畴之上。达尔文把生存斗争视作自然选择的基本方式。该方式仍是基于实在的利益而展开，而不是毫无规则的筛选和过滤。自然选择“能使各个体的构造适应整体的利益；
如果这种被选择出来的变异有利于整体。自然选择所不能做的是：改变一个物种的构造，而不给它一点利益，却是为了另一个物种的利益”。[2](p.101)斗争不是为了斗而斗，“斗”和“争”的背后皆为获利。此前，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贯主张自由竞争正是以利益博弈为基石，“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1](p.422)生存斗争与自由竞争在逻辑旨趣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现实利益而布展。因此，它不过是自由竞争理论在生物领域的映射和展开。

其次，生存斗争必然加剧资本主义垄断。在达尔文的视域下，每种生物都面临形式各异的生存斗争。斗争是激烈的，要么生存，要么毁灭。“每一种生物的构造，以最基本的然而常常是隐蔽的状态，和一切其他生物的构造相关联，这种生物和其他生物争夺食物或住所，或者它势必避开它们，或者把它们吃掉。”[2](p.91)个体倾向于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欲把自身利益建立在牺牲其他个体利益之上。这是一种利益本身的理性，更是出于一种竞争的需要，必然引起愈发严重的资源独占或机会垄断。生物领域如此，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每一个较小的竞争者群体都必定希望为自己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5](p.73)不管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还是其他个体，都希望占据有利于自身主导权的“头部”位置。特别在资本原则占据话语权的社会里，生存斗争学说就会生发追求“成王败寇”的舆论氛围，进而形成结构化的经济垄断、话语垄断和权力垄断。

再次，生存斗争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发生。在达尔文那里，生存斗争导致物种变异，斗争的过程也是旧物种出现危机、新物种不断生成的过程，质言之，是此消彼长的系统性竞争。竞争就是对已有平衡的打破和再平衡。此时如果一切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进行，社会就陷入无计划的盲目竞争。竞争既是拥趸资本秩序的经济学家的口头禅，也是他们鼓动资本家以竞争之名来压榨工人的一种伪善口号。工人彼此的竞争，是资产阶级对他们形成精神控制的最有效工具。工人劳动强度越大、生产得越多，就越会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资本家愈加富有，工人们愈发贫困，生产与消费是分离为两端的，在很多场景下甚至是脱节或对抗的，因而周期性危机也就是必然的。

（三）生存斗争学说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尔萨斯人口论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普遍贫困和失业无业定义为泛在性的人口规律，反过来佐证私有制是优化人口的最佳制度。在恩格斯看来，主张所有生物几何级数高度增值的生存斗争学说，“是马尔萨斯学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应用”。[2](p.18)

生存斗争学说照搬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消费主体增长无限性思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6](p.7)这是马尔萨斯对人口快速增加而表达担忧的经典论述。论述本身仿佛充斥着科学性，但背后却是在为私有制合理性作辩解。生存斗争学说就是把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规律简单援引到生物领域。就连受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也看出了生存斗争学说的意图。杜林说达尔文“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不科学的半诗，说整个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1](p.72)杜林把生存斗争看成与人性对立的兽性显现，毕竟人有明显理性，而动物却只有位阶更低的自然性。马尔萨斯人口论只看到了动物界普遍存在的生存斗争，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和集体力量。至此，生存斗争学说就可以在马尔萨斯人口论那里找到影子。

生存斗争学说也承继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生活资料增量有限性思想。“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6](p.7)这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观点。达尔文之所以推崇生存斗争学说，正因为在其理论框架内，各种生产生活资源具有常态给定性，势必出现“强者生存”现象。这种观点逻辑与私有制下的人口论是一致的，都认为消费主体的跃增明显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生存斗争学说承继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内核，同样把一些物种的贫困和灭亡归结为生活资料的有限性，而真正的根源确却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尽管如此，恩格斯仍客观地看待生存斗争学说。“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1](p.73)生存斗争既是现象又是手段。生存斗争学说以资源有限性来强化斗争的必要性，正是沿袭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内核。

“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肤浅。”[3](p.413)在恩格斯看来，应把生存斗争限定在植物和低等动物某一阶段因过度繁殖所引起的斗争范围内，而不宜把其简单泛化。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本质是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移植到自然界的“变戏法”，之后又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1](p.548)包括生存斗争在内的全部历史的主线，应该是围绕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而非其他。

（一）生存斗争是历史演进的外化样态

生存斗争之于历史演进的作用，向来是一个颇具话题性的议题。德国哲学家朗格就认为，“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3](p.338)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也颇具迷惑性。

生存斗争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一种外部变量。在达尔文提出生存斗争学说之前，当时科学界主张有机界的生存合作，也就是诸如植物界如何给动物界供给养料及氧气，而后者又如何给前者供给肥料、氨气和碳酸。在此之后，科学界就大力宣扬生物界因竞争资源而产生的生存斗争。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而狭隘的，因为植物之间既有协作也有冲突，动物之间同样有合作也有竞争。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1](p.548)生存斗争却是促进历史演进的一种重要变量，因为它既是争夺资源和机会的过程，也是物种进阶、生存能力提升的螺旋式进步过程。生存斗争尽管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内核要素，却是推动历史向前演替的一种显性变量。如果说历史演进是一片汪洋大海，那么生存斗争则是一个又一个掀起海面波动的多彩浪花。

然而生存斗争却难以构成历史演进的基本动力。生存斗争属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个体竞争，个体竞争只有汇聚成集体力量才能推动历史演进。生存竞争是个体现象，阶级斗争才是群体行为。尽管生存斗争和阶级统治是国家形态下的两种博弈行为，但反对阶级统治、展开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1](p.297)尽管生存斗争是国家存在的一个理由，但实现更高层次的阶级统治才是国家存在的动因。恩格斯梳理大量历史线索后发现，过去的一切历史尽管充斥着诸种生存斗争现象，但本质上却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p.540)这里所讲的绝非简单的个体生存斗争，而是集体的物质生产，人们在努力重塑群体的经济地位中表达阶级利益。可见，不是生存斗争而是阶级斗争才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

（二）经济解放是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石

生存斗争只是历史演进的一种变量，经济解放才是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治斗争抛开繁杂形式之后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和自由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7](p.306)

第一，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石，支撑着人类历史画卷的有序铺展，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具体方式。“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p.591)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意识和认知的集成组合，而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行为和痕迹的总体镜像。物质生产决定历史进程，而物质生产本身又分为工具的生产和自身的繁衍。二者都构成历史不断演进的关键要素。

第二，政治制度从属于经济关系。“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7](p.306)政治制度是历史性产物，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内核，它只是经济关系在观念层面的系统性反映。经济关系的背后是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映射着历史进程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包括权力、观念、法律等在内的政治制度尽管是历史演进的显性线索，但仍然只是位居经济基础之上的依附物。要理解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历史，就要看最具决定作用的经济关系。这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尤为典型，特别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7](p.232)有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条红线。“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3](p.668)恩格斯1883 年和1888年两次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阐明，任何时代的经济生产都是该时代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可见，政治制度尽管是历史演进中的重要现象，却不具有决定作用，而是从属于生产资料的性质即经济关系的形式。

第三，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变革的前提。尽管过去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进程性展开，但“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p.29)社会变革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生变的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深刻交织的结果。无论是法律法规、政治制度还是宗教哲学、其他观念上层建筑，都是经济关系的反映；
这些东西构成社会变革的基础要件，它们的变与不变并非社会的随意性呈现，而是物化的经济关系在这些领域的深刻反映。“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
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8](p.404)无论社会变革还是革命，事实上都是对不同群体利益的重构和再分配，只有关涉深层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成功，否则就是观念的无效空转。

（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过去所有的历史尽管形式各异、形态有别，但都可归到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上来。恩格斯主张理性地看待阶级斗争这一政治现象，它不仅是经济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反映，而且还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相比达尔文进化论泛化使用生存斗争，恩格斯的观点直抵历史深处，站位显然高得多。

第一，所有成文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全部成文史也是阶级范畴的发展史。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9](p.13)之所以产生阶级斗争，是因为不同利益群体所占经济地位不同，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就必然与他人发生博弈或对抗。在成文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阶级斗争都是常态。恩格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角度进行阐释。在私有制条件下，随着劳动效率提高及社会分工细化，以血亲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逐步瓦解消解，代之而起的是以群体利益为圭臬的新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7](p.16)恩格斯举例说，就连关于法国大革命究竟该选择哪种意识形态的辩论也充斥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并非各利益群体关系紧张而对抗时才存在，而是存在于过去的一切历史中，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程度不同罢了。

第二，阶级斗争的本质是夺取统治权。从阶级这一范畴的产生和存在，就可管窥阶级斗争的本质。“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8](p.458)阶级之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成员自发地根据所处地位来结社抱团、形成共同偏好的利益集团。只要有阶级，就会生成阶级斗争，斗争本身不是目的，它有着更高的政治追求。阶级斗争的程度和向度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那么阶级斗争的主动方又拿什么来保障既得利益呢？显然，经济关系本身尽管具有决定作用，但却是不够的，反而需要主要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来保障。以前的历史观都是从唯心的“思想”中去寻找根据，而“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8](p.458)

第三，阶级斗争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在表现形式上尽管是激烈或残酷的，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恩格斯以包括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在内的古代共和国与中世纪国家为例，阐述了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7](p.505)阶级斗争表面上以政治方式进行，实质上则是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的重塑更新，内核深处是新生力量对落后经济势力的取代。阶级斗争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且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更是推动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8](p.509)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尽管充斥着激烈博弈和对抗，但却在人类文明史上成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

生存斗争是周期性历史现象，阶级斗争才是历史演进的本质线索。基于作为阶级斗争而非生存斗争的历史，我们更能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历史主动。

（一）从阶级斗争图景中把握历史规律

生存斗争只是一种为了生理存活而采取的动物化行为，而阶级斗争是深入生存斗争背后历史趋势的抉择，“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10](p.13)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第一，更能从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历史规律。阶级斗争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深刻总结了法国1848 年革命和波拿巴政变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只有实行工农联盟、彻底打碎君主制时代所形成的旧国家机器，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斗争胜利。在这部著作中，“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规律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11](p.469)马克思之所以能深刻总结历史规律，正是因为廓清了该国的阶级斗争史。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
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11](p.468)马克思在廓清法国中世纪封建制度、文艺复兴时期等级君主制、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中找到历史规律、阐明了国家学说，发现了指向未来的历史规律。

第二，更能从阶级斗争的风险挑战中深化历史规律。阶级斗争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斥着风险变量和不确定性。阶级斗争在经济关系上是一个集团通过激烈方式来占有另一集团的生产资料或劳动成果的过程。利益分化成为阶级斗争的生发理据。“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8](p.459)阶级斗争是争夺统治权与被统治权、剥削与被剥削的生死对抗，蕴含其中的风险挑战可想而知。风险挑战正是因“生产的不足”即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平衡之外只有少量的剩余而产生，但阶级斗争终“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1](p.298)因此，我们更能从阶级斗争的风险挑战中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转化这一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三，更能从阶级斗争的理论探索中前瞻历史规律。阶级斗争既是一种政治实践，也是一种理论探索。秉持阶级斗争理论和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无产阶级政党的看家本领。列宁说：“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2](p.60)斗争现象纷繁庞杂、看似杂乱无章，但却贯穿着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共产主义理论有助于指导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看到世界市场形成规律、经济危机规律、资本的集聚规律一样，阶级斗争的理论探索有助于看清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有善于从阶级斗争的实践探索中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发现深邃的历史规律，在认识和把握规律中劈波前行。

（二）从阶级斗争实践中提升历史自觉

生存斗争是一种浮在表面的历史现象，与历史的本质尚有较大距离，而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发展的伴奏曲。我们不但能从阶级斗争图景中把握历史规律，而且能够在阶级斗争实践中提升历史自觉。

第一，从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正确中提升历史自觉。如果说生存斗争是一种动物间的生理行为，那么阶级斗争则是人类社会的集群行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只能在历史发展中存亡。我们既不能无端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人为地抬高和扩大阶级斗争，应该在既不夸大也不遮蔽阶级斗争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大势。这种态度既是一种历史正确，更是一种遵循规律的历史自觉。“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3](p.106)阶级的存在具有历史性，阶级斗争实践也与生产力水平同频共振。只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尚未实现之前，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要义，更善于从历史正确中兼顾阶级斗争的时、度、效，提升对历史规律的驾驭和把握。

第二，从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自信中提升历史自觉。相较于生理意义上的生存斗争，阶级斗争更强调背后的生产方式。对于阶级斗争中的一些曲折和迂回，我们应从无产阶级专政和人类解放的总体趋势来加以把握，而不宜仅看到短暂的困难，更不能限于一时一域的动态现象。对于阶级斗争这一复杂历史现象，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该妄自菲薄，不妨从阶级斗争实践背后的经济基础来观大势、谋远方。“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3](p.669)考察阶级斗争同样如此，阶级斗争的进程一定要与所处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前，阶级不会消亡，阶级斗争也会在不同地域不同程度地在场。我们可以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中把握历史走向、确证历史自信，从生产力总体进程角度来提升历史自觉。

第三，从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清醒中提升历史自觉。相较于生存斗争，阶级斗争更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一定要秉持历史清醒。《共产党宣言》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对阶级斗争的犬儒认识和绥靖心态，“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11](p.64)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在一些方面具有进步性，但总体上却倾向于淡化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甚至幻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创办形而上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一些受迷惑的工人甚至把金融贵族和资产阶级视为慈善家，幻想“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11](p.90)他们被所谓的博爱冲昏了头脑，弥散了为拱卫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意志决心。恩格斯批判了欧洲流行的模糊阶级斗争的做法，“对历史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寨学弄得够模糊了”。[7](p.289)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必然存在的政治形态，我们决不应被眼前的阶级调和现象所蒙蔽，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真相和动力。唯有在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清醒中，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敬畏历史、致敬规律，在不断提升历史自觉中推动历史前进和文明进阶。

（三）从阶级斗争演进中增强历史主动

阶级斗争的演进历程不但蕴藏人类文明“从哪里来”的锁钥，而且绘就了未来社会“走向何方”的航标。恩格斯说：“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p.28)阶级斗争本身就是历史性存在，阶级斗争的演进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要善于从阶级斗争的演进中锚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规律，在认知和运用规律中增强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

恩格斯讲得很明确，除了原始公社社会，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一部阶级斗争史既是人民群众创造文明的奋斗史，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博弈史。阶级斗争并不仅是政治家的事情，更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1](p.29)要激发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必须把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源自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历史创造“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3](p.592)阶级斗争的演进，本质上是诸种势力的利益平衡过程。阶级斗争不是个体动机，而是围绕共同经济旨趣的集体行为，“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7](p.304)因此，历史发展尽管是基于生产力水平的阶梯性自然过程，阶级斗争也是多重因素耦合的结果，但同时蕴含着人民群众的关键变量作用。唯有充分发掘和释放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演进中的主体性和本源性作用，才能在充分尊重和运用历史规律的过程中赢得历史先机和历史主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做过不同维度的分析阐释，正如马克思虔诚地所讲那样，“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3](p.106)经典作家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深邃的观点。阶级斗争在具体形态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而且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只是阶级消亡进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的消亡，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是需要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进行艰苦斗争和卓绝努力。“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9](p.13)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一条红线，无论是剥夺剥削者还是废除私有制，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对滞后性，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引导人民群众去感知和洞悉社会跃迁背后的政治形态变化。“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11](p.581)在原始社会以后，阶级斗争就镶嵌于全部历史之中，特别是自资本以降，社会裂变为分别以资本为中心和以劳动为中心的两大对立阶级。我们应依循唯物史观的总体进路，善于从阶级斗争演进中不断锻造和提升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性、领导力，映射和洞察历史本质，在增强历史主动、把握历史耐力中坚实迈向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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