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传播：历史、现状与目标*

高炳亮

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华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是提高中华文化美誉度认同度、扩大中华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的战略资源。目前，全球华侨华人有六千多万，其中分布在东南亚的有四千多万(1)张秀明：《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与路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长期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亲缘血缘业缘联系，对中华文化母体有着深层次认同。他们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文化纽带与桥梁。在“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入落实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发挥华侨华人增进共识、化解偏见、传递友谊的作用，推动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全方位、融合性和高质量传播，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避免认知落差、增进战略互信、维护自由贸易、拓展合作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群体传播视角分析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资源优势、思想动机、基本路径、传播载体以及中华文化在不同国别的传播。二是从文化要素视角分析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特定因子的传播，如，中国沿海省份地域文化、妈祖文化、关公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武术文化等的传播。三是从历史逻辑视角分析华侨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或亚文化具体样态的传播，关于语言文字、文化经典、精神内核、当代元素等文化传播元问题层面的系统化研究成果比较少，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多边框架下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亦不多。本文从文化因子层面梳理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状况，在中国与东南亚多边框架层面研究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遇到的挑战及应对之策，旨在为如何在异质文化背景下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提供新的解读视角与实践指引。

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生根发芽、不断壮大的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当地传播开来。华侨华人不仅传播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中医中药、传统节日等物质层面的文化，而且传播书法、绘画、戏曲、舞蹈、武术、诗词、民乐、茶艺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彰显了中国人乐观进取、吃苦耐劳、聪慧稳重、注重亲情等文化品格。这种传播不是平面的、碎片化的，而是把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因子立体地、全方位地播撒到住在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围绕以下三个层面着力推进中华文化传播。

(一)中国语言文字传播

语言和文字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汉字作为世界上硕果仅存表意兼表象的文字，其本身就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原初镜像，与中华文化的诸多要素神合意随。华侨华人在使用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了“语言自我”，获得中华文化的内省及认同。这种通过语言来强化族群认同的内在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学者曾对印尼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的动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97%的人选择“是华人就应该学习汉语”(2)王爱平：《印尼华裔青少年语言与认同的个案分析——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12期。。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及通过中国语言文字不断巩固这种意识，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开枝散叶仍然保持民族习俗、热爱中华文化的重要原因。随着华人社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国语言文字的使用圈随之扩大，并随着族群繁衍生息而传承下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日益紧密，2019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6 415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0年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3)《中国东盟贸易额持续增长 东盟已成中国第2大贸易伙伴》，《人民日报》2019年8月1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活动将进一步繁荣，由此也将进一步提升汉语在东南亚的商用价值。在此大背景下，东南亚多个国家逐步解封了华文教育，为中国语言文字在当地的大范围传播奠定了基础，而一大批由华侨华人创办的高水平华校，又为当地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提供了平台。东南亚民众在与中国语言文字的长期接触中，深切体验到运用中文表达思想和诉求的简便和实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当地语言体系中加入了大量中国语言元素。在印尼语和马来语中，都有大量来自汉语的借词，而且这些借词集中在与中华文化相关的数字、交际角色、事物概念和各种行为上。这些借词生动反映了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状况、生活轨迹，表明汉语在东南亚仍有强大生命力。由此可见，华侨华人日益成为文化沟通使者，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搭建了天然的语言桥梁。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和神话故事传播

中国人素有“诗书传家”的传统，华侨华人移居东南亚时，携带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并通过创办书院、开设私塾等方式，把中华文化经典和故事播散开来、传承下去。这些文化经典和故事以深厚的人文关怀、鲜明的生活指向、优美的语言风格，在当地吸引了一大批中华文化爱好者，使其不断领略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和价值观。首先是传播修身治世经典。中华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对于维系华人族群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宋元时期开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移居东南亚的华商数量不断增加，以华人移民为载体的儒家文化广为传播，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辐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儒学文化圈。其次是传播文学经典。以诗词歌赋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受到华侨华人喜爱，并经由他们传播到东南亚。杜甫、李白等伟大诗人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广受欢迎，当地文人结合中国古典诗词进行本土化创作，出现了“越南汉诗”(4)于在照：《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之比较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第30页。等艺术形式。相对于古典诗词的“阳春白雪”，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表现世俗生活的文学作品在东南亚影响更为广泛。比如，《三国演义》在17世纪被华侨传入泰国后，很快被译成泰文，深受泰国百姓喜爱，一些泰国的作家和诗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许多新的作品，丰富了泰国文艺创作题材。蕴含在中华文学作品中的人伦理念、社会政治理想等，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民众。第三是口述神话故事。早期华侨华人移居东南亚主要通过海路，由于当时航海技术不发达，能否顺利到达往往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往往会携带神像，祈求神明保佑，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会进一步信神、敬神，并以分身、焚香等方式把中国宗教文化在当地传播开来。这种文化往往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开来的，华侨华人会特别祭拜与生存、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神灵，如海上保护神妈祖、财神关帝公、福德正神土地公等。此外，八仙、玄天上帝、太上老君等神祇，也拥有众多信徒，从而比较完整地重建了神祇体系，使相关的神话故事在东南亚广为传播。

(三)中华文化的当代元素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中华文化中的当代元素在交往中被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人所熟知，加之中国人开始第四次大规模移民东南亚的热潮，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增至400万左右，这些新移民大多出生于社会主义中国，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推进了中华文化当代元素的传播。从总体上看，这种传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无可辩驳地证明，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基底。这是继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腾飞的新教伦理解读、东南亚学者对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儒学复兴解读之后，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又一文化解读范式。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吸引更多的关注与认同。第二，经过语境再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内生驱动力，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文化母体。但是，当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对儒学的简单复兴，而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传统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语境中的格式塔式重构。第三，经过扬弃的西方当代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精神上更加主动、认知上更加理性，对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能够进行批判和反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和“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陷阱。这对于东南亚人民进一步增强推动本民族文化现代化、更好地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信心也有较大借鉴价值。

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任何文化在新环境中的传播，都要考虑该环境中民众的传统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习惯，必须与当地文化深度磨合、融合，以获得本土化的适应性。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虽然同属一个地区，具有一定同质性，但其多样性与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时，要从当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期待框架”中、从其固有的文化接受模式中确定传播途径与方式。东南亚华侨华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中华文化的融合式传播。

(一)推进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日常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之融合，丰富生活内容、提升生活品质

中华文化以世俗生活为起点，又以世俗生活为归宿，是生发于“乡土中国”的一种文化样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以文化符号的形式把民族集体记忆在日常生活中再现出来，从而满足身份归属的深层次需要。同时，这种再现又融入了东南亚现实社会环境，适应了多元族群共生需求，为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元素，进一步提升了生活品质。一是把中华传统节日融入当地。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三个传统节日，华侨华人对此极为重视，以年糕、粽子、月饼等味觉符号和舞龙舞狮、赛龙舟、祭月拜月等行为符号不断传承中国传统节日的历史记忆，丰富生活内涵。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家，春节是隆重节日，也是国家法定休息时间。中国传统节日不仅成为联结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而且成为增进当地民众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桥梁。二是把中国流行文化融入当地。华侨华人在推进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时，除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还非常重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影视、时尚、网络文学、社交媒体等在当地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传播。近年来，中国制作的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风靡东南亚华人圈。在华侨华人影响带动下，不少当地人也开始“追剧”，《甄嬛传》《延禧攻略》《如懿传》《陈情令》等作品在东南亚国家有一定观众基础，对于当地民众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起到重要作用。三是把中国文化平台融入当地。近年来，中国的工具、视频(包括直播和短视频)、视频编辑以及图书类App在东南亚市场占有很大市场份额。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们在当地的率先使用和带动推广，并在文化平台的本土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华侨华人规模不大的世界其他地区，相关平台的影响力就没有如此突出。

(二)推进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之融合，净化社会风气，提升社会形象

近代以来，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普遍面临族群延续、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危机。西方殖民者把其法律体系、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强行移植到东南亚地区，企图从根本上销蚀与瓦解传统社会结构。但也应当看到，即便是在西方殖民统治最严厉的时期，中华文化对于东南亚国家社会治理仍然有着广泛影响，而在西方殖民统治结束后，这种影响就更加深入了。一是孝文化的影响。历代中国人都强调“百善孝为先”，把孝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中华孝文化在东南亚广为流传，《孝经》是较早传播至东亚各国的儒家经典之一。越南阮朝皇子阮绵寯于1871年撰写了《孝经立本》，成书之时，越南正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西方社会治理理念与制度对越南以血缘为纽带的农耕经济模式与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严峻挑战。阮绵寯试图通过提倡孝道伦理，规范国民行为，增强社会各阶层的凝聚力，以抵御殖民主义的冲击。东南亚各国独立后，绝大多数国家从形式上采取了民主政体，但中华孝文化在社会治理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民本思想的影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要求统治者必须爱民、重民、保民、利民，这种思想对东南亚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加坡的社会治理遵循“3E”(英文“管理”“教育”“执法”的首字母)原则，其法规制度、标准规范、政策举措等，都不是为了把人管住，而是为人的发展(5)承建文：《法治、人本视野下的新加坡城市管理》，《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三是集体主义的影响。重个人、轻集体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尽管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指出，个人主义是民主社会的“危险本能”、克服个人主义直接关系到自由与民主社会自身的存亡(6)王涛：《危险的本能——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中的个人主义问题》，《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但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愈演愈烈，并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扩散。东南亚华人从一开始就规制个人主义、弘扬集体主义，形成了以同乡同族关系为基础、以社群为主要载体的集体意识，这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本能使然，更是适应现实环境的迫切需要。集体主义使得华人群体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既有利于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也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提升当地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推进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日常公民教育之融合，丰富其教育内容、强化其教育面向世界的大趋势

华侨华人作为当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当地日常公民教育的对象之一，又是把中华文化融入当地日常公民教育的推动力量。从总体上看，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推进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日常公民教育的融合方面有三个侧重点：第一，使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当地公民品德教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具有跨时空、跨国度的永恒魅力，不仅被东南亚华侨华人所传承，而且融入了当地的公民品德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加坡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以拜金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颓废道德观大行其道，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为此，新加坡政府于1982年推出儒家伦理课程，着力把儒家伦理与当代社会发展相贯通，矫正学生的价值观，以此带动和提升整个社会的品德水平。第二，使中华文艺融入当地公民素质教育。华侨华人在移居东南亚时，把丰富多彩的中华文艺也带了过去。隋唐歌舞、明清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以及琵琶、古琴、二胡等中国乐器深受当地人喜爱。从越南民间曲艺“演歌”“演传”中的名篇(如《刘平演歌》《三国演歌》《西游记演传》等)艺术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说唐》《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华文小说的深刻影响。第三，使华文学校融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华侨华人在创办华文学校过程中，克服了政策制约、赤字窘境、师资缺口等困难，使中华文化在新一代华侨华人中不断传承。同时，华文学校又是开放的，在马来西亚等国家，华文学校已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丰富了当地的教育资源。

当前，中华文化的传播还存在受众范围较小、沟通相对困难、内容相对单薄、形式相对简单等问题。为此，应着力激发东南亚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壮大传播载体，遵循传播规律，提高文化沟通的时效性和实效性，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一)激励东南亚华侨华人优秀分子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34页。进一步发挥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就要不断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更加积极有为地传播中华文化。为此，需要着重把握三点：第一，彰显中华文化的海洋底色。文化在其本质上是处于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样态。中华文化生长于陆海兼备的自然环境中，本身就具有陆海复合型的文化基因，世世代代向海而生的中国人为中华文明打上了深深的海洋烙印。但由于受某些西方学者的误读与误导，“中国人向来不善于航海”“中华文化天生与海无缘”等片面观点严重影响着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完整性认知。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处可见。”(8)[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东南亚国家大多具有海洋背景，且不少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影响，讲清中华文化中的海洋底色，特别是讲清中国海洋文化中和平而非扩张的特质，可以更好地联结起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共同因子，彰显中华文化的和平性质。第二，坚持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对于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都要充分珍视、积极传承，既不能厚今薄古，也不能以古非今。第三，激发传播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一方面要靠其本身的“含金量”，另一方面则要靠其能够给传播者和接受者带来利益。近年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华文化热”不断升温。华侨华人具有双文化背景、双语言优势，在推进中华文化传播、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共赢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二)引导东南亚华侨华人优秀人才把握文化传播规律，改进中华文化传播方法

文化传播的效果既取决于文化本身的特质、功能和价值，又取决于文化母国的综合国力、受众国家的文化政策，还取决于传播主体是否真诚、善良、和平、平等、友好等。进一步发挥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就要积极引导东南亚华侨华人优秀人才把握文化传播规律，不断改进传播方法。首先，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同点。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区域的文化都具有共通性，都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由于受到中国封建王朝衰落、西方国家侵略、两次世界大战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不少国家或主动或被动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整体性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衰减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一区域的影响，但东南亚国家民众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品格等方面还保留着某些共同或相似的东西，如天人合一、注重人伦、群体主义等，呈现出同质多元的结构性特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共同点，可以使华侨华人在住在国从事文化活动时，加速文化的碰撞融合进程，在“输出—反向输入”的文化交流中相互取长补短，促进中华文化更好地落地生根。其次，用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文化。文化传播是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的活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受众具有不同的认知框架，决定了文化的跨域传播必须采取多样化的、当地政府和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着力防止出现影响传播的机制、市场等方面障碍和壁垒。许多国家对于外来文化传播的内容、数量、方式等都有明确规定，这也是保护本土文化的必要措施。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时，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充分尊重当地政府意愿，从文化交流人数的确定到交流内容的选择等，都充分听取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意见。要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审美习惯。此外，由于东南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在传播中华文化时，应当区分层次。对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应着力展示中华文明的深邃与优美；
对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应着力展示中华文明的亲和力，从而最大限度引发共鸣。第三，华侨华人要全方位融入当地社会。华侨华人如果不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不与当地人多沟通，只会关起门来做生意，只在自己圈子里交往，就会加深彼此的隔阂与误解，更谈不上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了。

(三)支持华侨华人所在地的文化传播设施建设，优化其传播硬件和手段

华文传媒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主要平台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介等，主要内容包括华侨华人生活状况和诉求、中国情况等。华文传媒为华侨华人之间、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的桥梁，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从总体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生存不易，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强势崛起，其处境进一步艰难，一些华文媒体在以下三个方面“突围”，取得较好成效。第一，向新媒体拓展。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异军突起，传统媒体遭受重创。只有积极顺应媒体融合、立体传播的信息传播革命，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这种转变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仅仅依靠众多华文媒体各自为战，很难取得积极效果。因此，必须从国家与企业两个层面加强新媒体资源整合。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中国新闻社依托海外五大数据中心和“全球编辑室”采编系统建设的“华舆”客户端，联手全球上百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打造新媒体平台。这一平台集资讯、服务和社交功能于一体，借助大数据驱动、信息定制和交互式用户体验不断提升华文传媒影响力，为东南亚华文传媒整合脱困提供了新的机遇。从企业层面看，各华文媒体要努力整合图文、音频、视频、H5移动幻灯片等多媒体信息形态，积极开发个人创作者或者小微生产团队的信息传播潜力，不断加强新闻的个性化推荐和广告的精准化投放力度，提升自身造血能力。第二，与国内媒体合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媒体为了迅速融通世界，广泛采取了“借船出海”策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国声音，实现了双赢。东南亚华文传媒要突破发展瓶颈，可以主动与国内实力较强的主流媒体合作，不断吸纳其最新传播方式与手段，借助其媒体融合平台全面整合内容生产、制作、传播等资源，培养和储备数据分析人员及信息管理人才。第三，借力“一带一路”倡议。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首选区域，东南亚国家普遍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欢迎态度，这就为东南亚华文媒体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发展壮大自己、更好传播中华文化创造了难得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落实，中国企业需要了解东南亚各国的发展情况、风土人情，国外相关企业也需要了解中国的全面信息，华文媒体所面对的海内外受众群体规模都将持续快速增长，可以更好地发挥其融通中外的语言和文化优势，进一步促进信息分享、政策沟通、文化交融、民心相通，从而不断扩大其影响，获得更多认同与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10)习近平汕头讲话引发侨界热烈反响: 说到了侨胞心里[EB /OL]．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gn /2020 /10-19 /9316845.shtml．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异乡顽强生存、艰苦创业、开枝散叶，为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增进东南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既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演进过程，也是一个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联系普遍加强、文化交流作用日益凸显形势相适应的双向选择过程。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向“东升西降”演变，中国的国际贡献力、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增强，这为东南亚华侨华人背靠祖国更好实现自身发展和加强沟通合作、帮助住在国搭乘中国发展的机遇快车提供了坚实基础，为推进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要看到，某些大国面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失衡心态加剧，防范意识加强，紧锣密鼓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企图形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合围，而东南亚一直是其经营的重点。在此背景下，要更加重视东南亚华侨华人通过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通过文化传播改善中国形象的积极作用，引导和支持东南亚华侨华人深度运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海量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积极传递中国的和平发展、睦邻友好理念，大力破除“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等错误论调，全方位构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构筑良好外部环境。要深刻把握东南亚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阶段性、差异性和立体性的特点，服从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高度重视经济交往对文化传播的基础作用，充分考虑华侨华人及其住在国政府和民众的利益需求，深入把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华侨华人推进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和变化趋势，坚持“一国一策”“一区一策”“一时一策”，最大限度调动其传播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完善文化传播格局，提升文化传播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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