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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

    时间:2022-11-18 15:55:0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戴 浩,魏君英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2021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该文件的提出不仅是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的延续,更是将乡村旅游置于乡村振兴战略时代大背景下,以乡村振兴带动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反哺乡村振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实验室发布的2016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称,2016年中国进入“大乡村旅游时代”。乡村旅游以其规模“大”、投资“大”、影响“大”的特点,在增加农民收益、拓宽农村经济来源渠道、提高村民生活品质、加快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的主动力和重要的实现路径。“湖广熟天下足”,湖北省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大省,同时省内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且独具特色,东部红色乡村旅游资源、中部荆楚文化乡村旅游资源、西部少数民族特色乡村旅游资源等共12个5A级国家风景旅游区。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湖北省设乡村振兴“三大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区、乡村振兴试验区及乡村振兴先行区,辐射范围涵盖全省,且辐射范围内乡村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湖北省作为中部大省,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且政府大力推行乡村振兴,但目前关于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研究较少,其中鲜有研究二者耦合协调度,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关于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早些年较少,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何成军等[1]对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之间进行耦合动力机制、耦合状态研究分析。王昌森等[2]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青岛市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关系。马瑛等[3]基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构建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旅游评级体系,对乡村振兴绩效进行评估。与马瑛等[3]研究视角类似,陆林等[4]对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框架进行研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予以展望。何璇[5]则探讨了旅游融合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衔接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学者以某些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关系[6-8]。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关系,也有研究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关系,但以湖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研究对象的较少,且现有研究时间跨度较短,大多为10年左右。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3—2020年的相关数据,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丰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相关研究体系,推动湖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有序稳步发展。

    1.1 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强省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参考有关学者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研究,遵循科学性、可获取性、代表性、可比性原则,使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构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指标评价体系。乡村振兴系统采用乡村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3个要素,用于测度乡村振兴发展程度。乡村旅游系统采用乡村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发展3个要素,用于测度乡村旅游发展程度。整个评价指标体系如下: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2个系统;
    乡村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发展等6个要素;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接待游客数、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21个指标,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评级指标

    1.2 数据来源

    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本文选取湖北省2003—2020年相关数据的21个指标作为测度对象,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03—2020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2020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3—2020年),以及湖北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2.1 确定指标权重

    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导致的数据误差,此次研究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熵值法,同时使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因量纲不同所带来的结果差异。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式中,Ai代表数据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i代表各项数据指标的原始数值,Xmax代表各项数据指标的最大值,Xmin代表各项数据指标的最小值。

    2)熵值法计算熵值。计算第i个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比重Pi:

    计算第i项指标的熵值Si:

    式中,n表示数据指标样本数。

    3)计算数据指标权重。计算第i向指标的差异系数Ci

    对于第i项指标,指标值Xi的差异越大,对指标体系的评价作用越大,熵值越小,Ci则越大,指标越重要。

    计算各项数据指标权重:

    使用上述公式,计算各项指标数据权重如表1所示。

    2.2 构建耦合度模型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为了进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数量化研究,参考廖重斌[9]提出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评判模型,同时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建立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度模型。

    式中,p(y)表示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t(x)表示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Wi、Ai分别为各自系统的权重和标准化的数据,其中k为调节系数,令k≥2;
    D表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度,且D∈[0,1]。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度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

    表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评价等级

    2.3 建立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

    耦合度只能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的联系强弱做出判断,但无法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水平做出评估。由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存在两者的耦合度高,但一方的综合评价函数较低的情况。一方面为了弥补耦合度模型评估的片面性;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探析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有必要建立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

    式中,H代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
    T代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协同指数,用于反映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协同效应,其中α、β为待定系数,一般α+β=1,在这里用来测量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时,α、β均取值为0.5。为了更直观地对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描述观察,本文采用“四分法”划分耦合协调等级,如表3所示。

    表3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

    3.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运用公式计算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之间的综合评价指数,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发展速度放缓。其中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略高于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数,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数于2017年实现首次反超,这与2016年湖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颁布的《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2017年在湖北省黄石市召开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会议”等政策会议活动密不可分。《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首次对湖北省乡村旅游进行系统规划与整合,为乡村旅游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为今后乡村旅游10年的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湖北省乡村旅游在2016年以后蓬勃发展,连续4年增幅近30%。

    图1 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3.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运用公式计算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其结果如图2、图3所示。

    3.2.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分析图2为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走势。由图2可知,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整体趋于协调,除少数年份出现波动,整体耦合度呈平缓增长态势。根据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曲线走向,大概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03—2014年为第一阶段,2015—2020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2003—2014年,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曲线与耦合度变化趋势线几乎重合,说明这段时期内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状态良好,耦合度不断上升。其耦合度由最初的0.297 1上升至2014年的0.585 1,耦合度增长1倍左右。第二阶段2015—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自2014年出现小幅回落后,耦合度进入平稳增长期,耦合度增长速度放缓,2015—2020年耦合度分别为0.566 6、0.581 1、0.594 3、0.570 6、0.570 6、0.575 2,波动幅度不超过0.028。

    图2 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变化

    3.2.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分析图3

    为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走势。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曲线走势和耦合度曲线走势近似,整体趋于协调,除少数年份出现波动,整体耦合协调速度呈平缓增长态势。根据耦合协调等级表(表3),结合耦合协调度,将湖北省2003—2020年的耦合协调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03—2007年为第一阶段、2008—2013年为第二阶段、2014—2020年为第三阶段。如图3所示。

    图3 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变化

    1)低度协调耦合阶段(2003—2007年)。21世纪初期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乡村生活状态比较落后。由于湖北省西部大部分都是山地丘陵,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交通不便,对外交流缺乏,国家级贫困乡镇连片分布。该阶段乡村旅游处于初期萌发时期,省内各地的乡村旅游较少,旅游景点零星分布。“村村通”工程实施不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完善。2003年“非典”事件,导致2003年以后的几年外出旅游游玩人群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村旅游发展程度。湖北省乡村旅游本就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遭受“非典”影响后,使得这一时期的耦合协调度很低。

    2)中度协调耦合阶段(2008—2013年)。这一阶段,耦合协调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协调度从0.424 0增长至0.590 7,增长了39.3%。同时期,农村公路被列入《十一五时期规划》,各地的乡村道路硬化率较高,自驾游、组团等形式的乡村旅游进入黄金增长期。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颁发,首次提出“旅游扶贫”概念,将乡村旅游纳入到扶贫范畴。国家政策帮扶再次提升了乡村旅游的热度。这一时期,湖北省的5A级旅游景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短短五年内共确立6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表4),加上之前的5A级旅游景区,截至2013年湖北省5A级旅游景区共有8个。旅游景区景点级别提升,其服务与体验感也随之提高,耦合协调等级趋于良好。

    表4 2008—2013年国家确立的湖北省5A级旅游景区

    3)高度协调耦合阶段(2014—2020年)。2014年以后进入高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趋于平稳态势,出现小幅波动。2014—2015年耦合协调度出现波动下降,可能的原因简要分为两点。首先湖北省2015年上半年发生洪涝灾害,导致城乡经济损失40多亿元,农作物减产,农民收入降低,其消费能力相应减少。其次可能受旅游交通事故影响,2015年5月陕西旅游大巴坠崖、湖南旅游大巴侧翻、6月湖北监利“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接连发生的旅游事故,给乡村旅游的游客心理造成一定困扰,许多游客因此取消旅游计划。以上两点可能的原因造成了湖北省2014—2015年耦合协调度出现波动。2016—2019年,各种政策、文件接连发布,2016年发布《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提及乡村旅游、2019年湖北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超过23.5万km,居全国第4位等利好的消息,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耦合协调度稳定上升。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球,但耦合协调度并未有显著影响,和前期相比呈持平状态。

    本文以湖北省2003—2020年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参考借鉴现有理论,根据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模型,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根据研究结果,现得出以下结论。

    1)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的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中间时段均出现过波动。但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较猛,前期综合评价指数一直低于乡村振兴,2017年实现反超后,一直领先发展。

    2)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存在着极高的耦合度,两者的目标都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教育文化传播等。一方面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发展动力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展要素。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帮扶、相互作用,最终达到高度耦合阶段。

    3)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趋于协调,阶段性特征明显。前期(2003—2007年)耦合协调度较低;
    中期(2008—2013年)耦合协调发展步伐加快,逐渐趋于协调;
    后期(2014—2020年)已达到高度协调耦合阶段,耦合协调程度放缓,但仍然呈增长态势。

    旅游业以其超广的辐射范围,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关联带动效应。应充分发挥好乡村旅游的关联带动效应,发展乡村旅游,以助力乡村振兴。在发展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用乡村旅游反哺乡村振兴,实现旅游脱贫。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实现协同发展趋势,达成优质耦合,现提出如下建议。

    1)深度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湖北省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充满神奇色彩的神农架、如诗如画的恩施、田园生活式景色秀丽的宜昌等,同时也是湖北省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在尊重地区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结合民族特色开发具有当地民族特点的旅游产品,建立玩、娱、购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乡村特色游,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当地带来经济收入,同时由于当地人参与旅游业的各个环节,乡村旅游还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农村就业问题,加快了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2)加大乡村旅游宣传力度,提高乡村旅游知名度。“中国农谷”荆门、“楚国故都”荆州、“中国三国文化之乡”襄阳等,湖北省拥有数不胜数的乡村旅游景点,但这些旅游美称只有少数人知晓,宣传力度的缺乏导致乡村旅游的对外知名度不高。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发展定位模糊,同质化现象突出,襄阳和荆州皆以“古城”为宣传点,其结果便是“两败俱伤”。目前湖北省加大乡村旅游的宣传力度,找准乡村旅游市场定位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加快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

    3)加大乡村振兴实施力度,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湖北省东部丘陵,中部平原,西部山地,多样化的地形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也加大了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造难度。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得乡村经济发展较慢,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有待开发,各种外部资源也难以进入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地区。因此需要大力贯彻实施乡村振兴,为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注入资金和动力,基础设施的健全会增大对游客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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