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设计方法研究60年之进程

胡 飞 时吉星

设计方法（Design Methods）是用于指导设计实践的规范性的程序、技术和工具，旨在为设计师提供支持，帮助设计师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以达到特定目的。尽管使用方法并不能确保设计成功，但它能帮助设计师将步骤标准化、概念外显化。因此，设计方法一直是设计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英国是设计方法运动的发源地，也一直是世界设计方法研究的中心之一，在全球设计方法研究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十年为分期，系统梳理英国设计方法研究60年来的移易迁变，以揭示其发展脉络、学理特征和研究谱系。

1962年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召开的“设计方法会议”（Conference on Design Methods）通常被视为设计方法研究的起点。该会议的发起人包括机械工程背景的布鲁斯·阿彻（Bruce Archer）、工业设计背景的约翰·克里斯托弗·琼斯（John Christopher Jones）、建筑背景的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城市规划背景的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等。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试图利用战争期间开发的技术，使工业设计、建筑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中的设计变得更“科学”。《设计方法会议》论文集共收录17篇文章。

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科技进步持乐观主义的情绪催化，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设计，英国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发投入。1962年起，费尔德（G.B.R.Feilden）组织召开了工程设计委员会会议。该会议采纳了劳斯莱斯首席工程师格里尔斯（S.H.Grylls）、帝国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欧文·桑德斯（Owen Saunders）教授和马尔赫贝（M.C.de Malherbe）博士等人的建议，认为与其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相比，英国设计存在设计目标不明确、工程师专业地位较低等问题，使英国的设计水平低于竞争者。因此，他们主张将工程设计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提高设计的声望和设计人员在工程界的地位。该会议的讨论结果最终由费尔德亲自撰写为《工程设计委员会报告》，提交给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正是来自设计领域内外的双重影响，推动了“设计方法会议”的召开，并启动了“设计方法运动”。

1965年第二届设计方法会议在英国伯明翰高级技术学院召开，介绍了设计方法的最新技术，悉尼·格雷戈里（Sydney Gregory）称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与科学方法类似的设计方法。该会议发表的论文主题十分广泛，这也是1960年代设计方法研究的特征。彼时并未对“设计方法”和“设计方法论”（Design Methodology）进行区分。该会议提出要创立一个对设计和设计方法研究感兴趣的跨学科团体。这个提议促成了1966年世界首个设计研究组织“设计研究学会”（Design Research Society）的成立。

1967年“建筑学中的设计方法”会议在英国朴茨茅斯召开，由杰弗里·布罗德本特（Geoffrey Broadbent）和安东尼·沃德（Anthony Ward）组织，聚焦从哲学层面探寻建筑设计中的科学方法。后来布罗德本特补充了此次会议的背景：“当时普遍认识到正在发生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转换，这对社会和社会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对我们重新定义设计师在社会中的作用。”

英国的设计方法运动同时影响到德国和美国。在德国，以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ás Maldonado）领导下的乌尔姆设计学院为代表，阿彻和里特尔两位著名设计方法先驱也在此任教，乌尔姆对设计和科学进行了整合，并将控制论、系统论和符号学等新理论引入设计教育。1963年，亚历山大和里特尔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将英国的设计方法带入美国。他们成为美国设计方法研究的核心人物，并于1967年在伯克利创立了“设计方法小组”（Design Methods Group），出版《设计方法小组简报》，发表来自美国、英国设计方法的文章，涉及建筑、城市规划、工业设计等领域。

亚历山大和琼斯率先提出对设计方法的质疑。亚历山大在1973年版《形式综合论》（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的序言中写道：“我反对设计方法，我认为把设计研究和设计实践分开是荒谬的。”琼斯在之后的回忆中写道：“理性最初被视为设计师直觉以外的设计手段，但几乎一夜之间，（设计方法）成为一套僵化的工具，迫使设计师像机器一样行事。”这些对设计方法的批评无疑动摇了新手的信心，也影响了设计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回顾来看，亚历山大和琼斯等人反对设计方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设计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模糊，这种模糊性使得设计方法盲目复制科学方法，最终导致研究与实践的脱离。设计专业的学生在步入现实“沼泽”后，发现之前学到的处理“重大问题”的理性与科学方法失灵，以致不得不陷入职业危机。

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认为：里特尔的“代际”（Generation）理论拯救了设计方法。里特尔将1960年代称为“第一代设计方法”，1970年代是“第二代设计方法”，以后依次会有第三代、第四代。里特尔（1973年）认为第一代设计方法的缺陷在于将设计问题简单化；
这种简单在开始时是必要的，但设计面对的是“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科学和工程技术仅限于解决“驯服问题”（Tame Problem）。因此，不能用解决科学问题的方式解决设计问题。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1973年）使用了类似的术语，他将科学问题称为“定义明确的问题”（Well-Defined Problem），而设计问题通常为“定义不明的问题”（Ill-Defined Problem），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已存在的知识解决，也没有最佳解决方法，因此具有不确定性。

该时期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设计方法是否应该遵循科学范式？英国的斯蒂芬·格雷戈里（Stephen Gregory）、美国的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西蒙、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汉森（Friedrich Hansen）等人此时都对设计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未能形成广泛明晰可辨的设计与科学关系图式。克罗斯在前述学者的基础上，将设计与科学的关系概括为三种形式：科学化的设计（Scientific Design）、设计科学（Design Science）和设计的科学（a Science of Design）；
他认为在研究对象上，科学面向自然世界，人文面向人类经验，设计面向人工世界，指出了设计与科学的本质不同。设计师与科学家持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和目标，“科学方法是一种问题求解的行为模式，它致力于发现现存事物的性质；
而设计方法是一种创造的行为模型，它致力于发明尚未存在的有意义事物”；
科学家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而设计师使用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策略。因此，设计师不能简单、完全地复制科学方法。

这些对设计问题本质的讨论促使第二代设计方法转向寻求满意的或恰当的解决方案、“争论性”的参与设计过程、设计师作为问题所有者（用户、客户、社区）的合作伙伴等理念。设计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约束关系，也随着1980年在朴次茅斯举办的“设计：科学：方法”会议彻底切断。

此后，英国设计方法研究在工程设计、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等领域出现了显著分化。

一方面，英国设计方法研究在工程设计领域进一步发展，并受到德国系统设计（Systematic Design）的极大影响，将设计作为一个技术过程。剑桥大学成为英国工程设计方法研究的中心，涌现出迈克尔·弗伦奇（Michael J.French）、大卫·马普勒斯（David L.Marples）等设计方法学者；
其他院校的学者还包括英国开放大学克罗斯、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斯图尔特 · 普格（Stuart Pugh）等人。1978年肯·华莱士（Ken Wallace）加入剑桥大学工程设计系，并于1984年翻译完成了德国教授格哈德·帕尔（Gerhard Pahl）和沃尔夫冈·贝茨（Wolfgang Beitz）的著作《工程设计：系统性方法》，该书是工程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设计方法著作之一。

另一方面，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等领域研究人员的兴趣则转向设计的本体性研究。研究人员意识到之前以设计方法为导向的研究，使设计过程成为了绝对焦点，人们倾向于描述性和规范性的设计过程研究，以达到开发设计方法和工具的目的。这种倾向忽视了设计活动的其他方面，如设计对象、设计者、设计情境等。例如：克罗斯将之前的设计方法论研究归为五类，除了“设计问题的本质”之外，其余四类都是面向设计过程/活动，包括设计方法的开发、设计过程的管理、设计活动的本质及处理该问题的设计方法的哲学、对设计活动的哲学分析与反思。这些反思促使研究人员认识到设计具有独特的认知方式，即在情境中构建新的知识与理解，并将设计本身视为一个连贯的学科。设计方法以设计研究的名称开始扩展研究。正如阿彻在1979年首期 《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上发表的简短声明，“设计方法仍然存在，并活得很好，它以设计研究的名义存在。”1982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行的“设计政策”会议被视为英国设计方法研究的转折点，并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全面的会议。

布莱恩·劳森（Bryan Lawson）、克罗斯等人成为这种学科范式转换下的先行者。1980年劳森发表了，开始对设计思维与工作方式的开创性研究。克罗斯从1982年开始了设计认识论方面的研究，其成果最终汇编为一书。他将设计师的认知方式总结为五个方面：设计师解决的是“未明确定义的问题”；
设计师式解决问题的模式是“解决方案聚焦”；
设计师式的思维方式“创造性的”；
设计师使用“编码”来进行抽象需求和具象形式之间的转换；
设计师使用“编码”来进行读写，转换造物语言。

此外，在时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直接推动下，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等学术机构成立，为之后英国的设计方法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该时期，以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为代表的跨学科方法的导入，成为全球设计研究的共同趋向，在美国和欧洲尤为显著。

首先，设计方法和认知科学产生结合，对设计方法的主体展开了研究：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对“设计师”的实证实验，揭示设计师解决问题时内部思维过程。1994年劳森编著了。克罗斯则联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多位教授，包括诺伯特·罗森堡（Norbert Roozenburg）、基斯·多斯特（Kees Dorst）、亨利·克里斯蒂安（Henri Christiaans）等人，从1991年开始组织了“设计思维研讨会”，并将其发展为该领域最著名的会议，克罗斯在最近的文章中详述了该系列研讨会的发展。此外，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诺丁汉大学心理学系和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也对此展开了研究。设计方法与认知科学的结合，发展出设计师访谈、观察和案例研究、实验研究、模拟仿真（Simulation）和反思构建（Reflection and Theorising）等研究方法；
最著名且被广泛应用的仍属口语分析（Protocol Analysis）技术。

英美对“设计师”的实证研究，也影响到德国的系统设计。例如：帕尔等人和心理学教授合作，对设计人员使用设计方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进行了为期12年的持续研究。设计方法与认知科学的结合，促使设计方法与认识论交织，如博士生在研究过程中生成一种设计方法，不仅是在实现某种目的，也是在生产方法的过程中传达特定知识。

其次，英国设计方法受社会学影响更大，将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引入设计，并使用了术语“设计民族志”（Design Ethnography）。与社会学民族志方法不同，设计民族志在出现伊始，就承载了关注产品生命周期和商业的压力。因此，它的运作时间更短，并扎根于设计过程本身，对传统民族志做了“重新配置”，主要用于商业环境。1999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人员比尔·盖弗（Bill Gaver）和托尼·邓恩（Tony Dunne）等人在欧盟的资助下，开发了“文化探测”（Culture Probe）方法，通过将地图包、明信片和其他材料包发送给设计对象的方式，以探测相关对象文化、思想和价值观，达到明确对象需求的目的。该方法解决了为陌生群体开发项目时遇到的共同难题，避免由于缺乏了解当地文化、导致最终设计背离用户的情形。与此类似，各国设计研究都积极导入民族志方法，产生了芬兰赫尔辛基艺术大学图利·马泰尔马基（Tuuli Mattelmaki）的“共情探测”（Empathic Probe，2002年）、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帕特里克·惠特尼（Patrick Whitney）的“行为聚焦”（Activity-Focused，2003年）等。设计民族志的发展，为英国后续其他领域设计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改编的蓝本。

尽管1982年的“设计政策”会议，已经预示设计方法可能介入丰富主题，但直到21世纪的最初十年，这种特征才更加明显。

其一，随着服务设计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衍生出CoDesign等新方法并工具化。21世纪初，随着世界首批服务设计咨询公司live | work、Engine、Think Public等在伦敦出现，设计能够解决社会复杂问题逐步成为一种共识，政府部门和机构主管竞相将设计方法引入政府与组织内部。服务设计除了对民族学方法进行改编，还带来了诸多可视化方法，包括服务蓝图、客户旅程图、故事板、体验原型等。也有一些专门的服务设计方法资源，如2009年肯特社会创新实验室（Social Innovation Lab Kent）发布的Method Deck方法卡等。

以服务设计方法处理社会问题，重视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合作协同，这也推动了2005年CoDesign期刊在英国的发行。和参与式设计、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等设计方法相比，协同设计体现了一种更强大的民主承诺，研究人员和非学术合作伙伴平等地参与项目，并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它允许选定的客户（Clients）或用户（Users）成为设计团队的“经验专家”，设计师作为设计过程的推动者，而非以往的最终决策者。协同设计鼓励协作探索和对话设计工具的应用，包括制作工具、设计探测、设计游戏和卡片等；
它也沿用了服务设计的可视化方法，如服务蓝图、客户旅程图等，以帮助参与者将获取到的信息转化为可操作和可测试的见解，在团队成员之间交流、共享。

其二，以人为中心的i-design研究计划推动了设计方法的工具化。2000年，在EPSRC的资助下，英国剑桥大学工程设计中心（EDC）和皇家艺术学院海伦·哈姆林设计中心从包容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的视角，联合发起了为期十年（2000～2010年）的i-design设计方法研究计划。作为项目的阶段性产出，前者开发了“包容性设计工具包”（Inclusive Design Toolkit）设计方法网站（图1），后者则开发了“与人民一起设计”（Designing with People）设计方法网站（图2）。

图1：“包容性设计工具包”方法网站

图2：“与人民一起设计”方法网站

i-design项目代表着英国对“以人为中心设计”方法的发展，与美国的“以用户为中心”相比，他们完成了从“用户”（User）到“人”（People）的转换，这与英国政府贸易与工业部（DTI）于2004年的报告建议一致：“用户”更强调设计的商业属性，“人”则更强调设计的社会属性。

其三，英国设计组织向院校和企业积极推广设计方法与工具。英国设计委员会（Design Council）为改善开发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于2005年提出了“双钻”（Double Diamond）模型（图3），并开发了Methodbank在线方法库以支持该模型（图4）。自2008年起，皇家艺术学院海伦·哈姆林设计中心组织了多场“方法实验室”（The Method Lab）工作坊，定期邀请校企人员利用在线设计方法资源合作完成主题设计，提高他们对设计方法的使用能力。2010年7月该中心开启了“设计我们的明天”（Design Our Tomorrow）项目，旨在向中学师生宣传推广他们开发的设计方法，累计时长18个月。

图3：英国设计委员会的“双钻”模型

图4：Methodbank方法网站

此外，美国的“设计思维运动”也对英国设计方法研究产生了影响，如伦敦艺术大学露西·金贝尔（Lucy Kimbell）对设计思维做了一系列密集的讨论，试图阐明设计思维的理论基础。

2010年后，各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出版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设计方法著作，包括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维杰·库马尔（Vijay Kumar，2012年）的《101设计法》、美国卡内基梅隆设计学院布鲁斯·哈宁顿（Bruce Hanington，2012年）等人的《通用设计方法》、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Annemiek van Boeijen等人（2014年）的《代尔夫特设计指南》。在英国，克罗斯在其《工程设计方法》第四次修订后，于2011年发表了:，形成了他对设计方法从工具层到认知层的立体研究；
劳森持续性思考设计方法的本体，于2018年出版了:。这些著作对设计方法和设计研究的经典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

与此同时，英国设计方法研究正呈现出新的动向。

其一，设计渗透到政府部门推动组织创新的政策设计当中。2010年，英国内阁办公室成立行为洞察小组（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该小组与英国卫生部（DH）合作完成了有关吸烟、饮酒等健康行为的研究，与能源和气候改变部（DECC）完成了有关能源效率的研究等，并于2014年发布了设计方法资源:。2014年，英国内阁办公室又成立了政策设计实验室，该实验室与司法部（MOJ）合作完成了家庭调解相关项目，与工作和退休部（DWH）、卫生部联合完成了为失业人员提供福利支持的项目等。2016年，内阁办公室进一步在政府网站上发布了设计方法资源，旨在帮助民众和团体有机会通过设计的手段参与政策制定。目前，源于政府部门的组织行为及政策研究已经向英国设计公司扩展，也生成了一些设计方法成果，如行为科学解决方案公司的、PDR国际设计研究中心开发的政策设计工具包PROMPT等。

其二，以设计深度介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社会化设计”（Social Design）。与意大利寻求更生态、更具社会弹性的“社会创新”有别，英国的社会化设计更重视集体和社会目的。自2012年起，布莱顿大学邀请西奥·基恩（Theo Keane）、埃佐 ·曼齐尼（Ezio Manzini）等人举办了多场社会化设计的讲座。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委托布莱顿大学完成了《关于社会化设计未来的报告》（Social Design Futures:HEI Research and the AHRC）。该时期涌现出多个从事社会化设计的公司，包括Nesta、Snook、Uscreates、Collaborative Change、Innovation Unit、Futuregov、NHS创新与改善研究所等，他们参与的项目大多与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发布的相关设计方法资源包括Nesta的和:等。

其三，涌现出“推辨性设计”（Speculative Design）等新观念。与之相关的术语还包括“批判性设计”（Critical Design）和“设计虚构”（Design Fiction）等。有学者认为这些术语主要是区域和研究人员的差别，彼此处于平行结构，重点在观念上的局部调整；
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存在层级结构关系。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人员主要使用“推辨性设计”这一术语。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和菲奥娜·拉比（Fiona Raby）于2013年出版的《推辨一切：设计、虚构和社会梦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詹姆斯·奥格（James Auger）也将自己的工作称为推辨性设计，并指出其目的在于批判当前的做法和启发我们思考未来。这两个目的似乎分别对应着批判性设计和设计虚构。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主要使用“设计虚构”这一术语。他们认为：推辨性设计仍集中在思想和内涵的讨论上，通过物理对象即可与未来对话的设计虚构则是推辨性设计的一种实践。具体而言，他们既会使用头脑风暴、场景技术、快速原型等设计方法，也会从艺术、文学、电影、心理学、哲学、人类学和生态学中借用方法和技术来创造设计虚构，通过Proto-Policy等项目探索老年未来的生活方式并将其具体化。设计虚构的出现为设计方法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扩展实践时间维度的新颖方法，并获得可应用于未来的见解。发布的设计方法资源包括未来中心的、等。

此外，“双钻模型”在用户体验等多个领域都有衍生。在此基础上，2019年英国设计委员会对“双钻模型”进行了重绘，进一步强调了以人为中心、交流、协作和共创、迭代四项设计原则以及Methodbank设计方法库的支持作用。

就全球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新技术和新发明可能转移到民用领域，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吸引了许多设计师。同时，受大规模生产的影响，设计的关注点必须从产品的形式转移到考虑人的需要，仅仅依靠设计师的创意能力不再能够有效完成设计任务。这就需要重新认识设计方法。就英国发展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失误导致当时的英国设计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准，几乎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中期发起“工艺美术运动”时的先驱地位和作用。英国曾一度希望通过全国的努力，追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现代主义运动。“设计方法会议”和“设计方法运动”由此展开。

以里特尔的设计方法“代际”理论来纵观英国设计方法研究的发展：第一代设计方法运动试图参考科学方法模式建立一个科学化的设计方法，但这种尝试在后期逐步与实践背离。20世纪70年代学界对设计方法和科学方法的关系展开了辩论。例如，里特尔的“抗解问题”理论、克罗斯将设计与科学的关系界定为三种形式，这些对设计本质的讨论促使第二代设计方法转向满意的或恰当的解决方案、“争论性”的参与设计过程和设计师作为问题所有者的合作伙伴等理念，并影响至今。“设计研究”则代表了第三代设计方法研究，重点转向设计的本体性研究，从设计范畴、设计对象、设计过程展开系统性探讨。第四代设计方法研究则呈现出明显的社会科学转向，一方面引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方法，对设计方法的主体——设计师展开研究；
一方面应对“全球化”的商业问题，从社会学方法中拓展出“设计民族志”。第五代设计方法研究重在工具化和普及化。无论服务设计、协同设计、包容性设计，都以方法卡、工具包和网站等更易学易用的形式呈现，并由英国设计组织积极向院校和企业推广。正是基于设计方法的工具化和普及化，设计的疆域才得以进一步拓展，上至政府政策、下至社会民生。当前正在建构中的第六代设计方法既要处理更多面向未来的复杂社会技术问题，又要反思设计方法与实践再次出现的紧张关系，因而呈现出“集大成、启新章”的态势。

从英国设计方法研究的学科来源来看，“设计方法运动”的主要学科背景是机械工程、工业设计、建筑和城市规划，首次主动将设计从艺术引向科学。第二代设计方法通过对“抗解问题”“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等设计方法本体的重新认识，又将设计方法从“科学方法”的偏向中拉回来。系统论、控制论等前沿科学理论沉淀于工程设计领域形成系统的设计理论与方法，认知科学引发了对设计过程、设计师思维的研究，进而催生出体现设计学自身特点的新方法范式—设计研究。第四代设计方法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对设计方法的主体研究；
社会学、民族学方法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设计研究范式。第五代设计方法已经走出清晰的设计学科自己的路，不仅将跨学科方法“为我所用”，更主动探索新的设计对象，并开始将设计方法输出、普及。第六代设计方法则是在“集大成”的基础上多维度拓展应用，并在设计学科内部产生新方法。总体而言，21世纪之前设计方法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21世纪之后设计学科内部已经能够产生足够丰富且适应不同情境的新方法。

从英国设计方法研究的发展脉络（图5）来看，清晰揭示出从设计方法的客观性研究→主体性研究→规范性研究的递进路径。运用方法达到目的，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基本特征。但设计方法并不应该是设计师主观的随意规定和任意选择；
解决某个事物矛盾的方法，必须反映出这个事物自身的逻辑或规律。因此，英国第一代设计方法旗帜鲜明地跳出艺术的经验，走向“科学方法”的道路。甚至可以说，提及设计方法，就必然隐含了一定的科学性。从对“科学方法”的反思到“设计研究”的确立，设计方法从绝对客观性回到有限客观性的本位。设计方法以设计活动的客观规律为原型，但并不是客观规律本身；
它是设计师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根据预期目标和限制条件而建立起来的活动规则和手段。因此，设计师如何认知、如何思考、如何工作等设计方法的主体性问题，成为设计方法研究的第二个焦点；
从，从到“设计思维研讨会”，持续深入。从“文化探测”工具包到“包容性设计”工具包，从设计方法卡到设计方法网站，明显地反映出设计方法的工具化特征，研究焦点则是设计方法的规范性问题。设计方法关注设计师“应该怎么做”，即遵循何种原则、依照何种程序，采取何种方式、选择何种路径、使用何种手段才能实现设计目标。因此，设计方法是引导设计师正确行动的规范。设计方法可重复使用，前次设计活动采用的方法行之有效，就可以作为模式，在下一次设计活动中重复使用或加以模仿、移植，从而取得大致相同的效果。设计方法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相互促进，同步增强。设计方法越有效，规范性越强，工具化特征就越显著。近十年来设计方法经典著作和工具网站的不断出现，暗示着设计方法规范性研究已进入尾声。

图5：英国设计方法研究脉络

本文梳理了英国设计方法研究的发展脉络、时代特征和演进路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设计方法研究大致经历了“设计方法运动”→“对设计方法的反思”→“设计研究的确立”→“设计方法的社会科学转向”→“设计方法的工具化”→“设计方法的新趋向”等六代设计方法的迭代。英国60年设计方法的研究历程，就是不断探索设计的“手的工具”和“心的工具”的过程：不仅把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引入设计，更将设计的价值推广至制造业、商业、政府组织甚至全社会；
不仅完成了从艺术经验→科学方法→设计研究的螺旋式发展，更实现了设计方法的客观性研究→主体性研究→规范性研究的学理闭环。

英国设计方法的研究历程呈现出以设计本体研究为主轴，不断拓展、反思进而螺旋式发展（图6）。尽管完全科学化的设计方法探索以失败告终，但正是从艺术经验→科学方法→反思科学方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才将研究重点转向设计的本体性，从设计范畴、设计对象、设计过程展开系统性探讨。正是对设计本体的充分再认识，设计研究范式才得以确立。设计方法的主体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不断深入，设计师认知、设计民族学、设计思维的相关研究，将心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与设计研究相结合，使设计研究又一次螺旋式发展。从服务设计到政策设计，反映出随着设计新对象的不断变化、设计新领域的不断拓展；
“社会化设计”“推辩性设计”的兴起，又引发对设计本体的再思考，更意味着第三个螺旋已现端倪。纵览英国设计方法研究历程，设计本体的多元性得以充分展现，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从设计实践到设计研究。当前，不仅设计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已清晰可见，设计学科正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加速拥抱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不断形成新的混合方法。

图6：英国设计方法研究路线图

以此观照我国设计学科的发展，三点启示尤为关键：其一，从设计本体的角度看，40多年来我国设计学科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从艺术门类到交叉学科，尽管设计学的外延不断拓展，但设计的本体研究却未随之深化；
尤其设计的“科学化”历程一直缺席，对设计“科学化”的反思更无从谈起。只有不断进行“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设计学科才能永葆生命力。其二，从设计研究的角度看，国内主要在字面意义上理解和运用设计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设计研究与设计实践相对立，作为设计学科范式的“设计研究”还未形成共识，更毋庸论及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文化自信的中国设计研究范式。其三，从设计方法的角度看，设计学的价值不在于它引入了多少其他学科的方法，而在于有多少其他学科认可和引入了设计学方法。推而言之，中国设计学科的价值不在于它引介了多少国际前沿观念、理论和方法，而在于它为世界设计学科贡献了多少独创性观念、理论和方法，又有多少中国原创的设计观念、理论和方法被世界各国认可并引用。中国设计方法研究，筚路蓝缕、任重道远。

注释：

① Pahl G and Beitz W,:,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2007, p.9.

② Langrish J Z., “The Design Methods Movement:From Optimism to Darwinism,”, Brighton, 2016, pp.27-30.

③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obituaries/g-b-r-feilden-550350.html.

④ Gregory S A,,London: Butterworths, 1966, “Preface”, p.1.

⑤ Broadbent, G.; A.Ward (ed.),, London: Lund Humphries,1969.

⑥ Krampen M and G.Hörman,, New Jersey: Ernst & Sohn, 2003, p.85.

⑦ Margolin V., “Design Research: Towards a History,”, Montreal,2010, pp.978-984.

⑧ Bayazit N., “Investigating Design: A Review of Forty Years of Design Research,”, 2004, vol.20, no.1, pp.16-29.

⑨ Jones J.C.,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Thoughts about the Context of Designing, ”,1980, vol.1, no.3, pp.172-176.

⑩ Waks L J., “Donald Schon"s Philosophy of Design and Design Education,”,2001, vol.11, no.1, pp.37-51.

⑪ Rittel H W J, Webber M M.,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1973, vol.4, no.2, pp.155-169.

⑫ Simon H A., “The Structure of Ill Structured Problems,”, 1973, vol.4,no.3-4, pp.181-201.

⑬ Cross N, Naughton J, and Walker D., “Design Method and Scientific Method,”,1981, vol.2, no.4, pp.195-201.

⑭ Lawson B,, London:Routledge, 2005, p.43.

⑮ Cross N., “Science and Design Methodology: A review,”, 1993,vol.5, no.2, pp.63-69.

⑯ Cross N., “Forty Years of Design Research,”, 2007, vol.1, no.28, pp.1-4.

⑰ Wallace K M and Blessing L T M.,“Observations on Some German Contributions to Engineering Desig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Wolfgang Beitz,”, 2000, vol.12, no.1, pp.2-7.

⑱ Dorst K., “Design Research: A Revolution-Waiting-to-Happen,”, 2008, vol.29, no.1, pp.4-11.

⑲ Cooper R., “Design Research—Its 50-Year Transformation,”, 2019, 65, pp.6-17.

⑳ Cross 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esign Thinking Research Symposium Series,”, 2018, 57, pp.160-164.

㉑ Cross N,:, New York: Berg,2011, pp.19-23.

㉒ Pahl G, Badke-Schaub P, and Frankenberger E., “Resume of 12 Years Interdisciplinary Empirical Studies of Engineering Design in Germany,”, 1999, vol.20, no.5,pp.481-494.

㉓ Crabtree A, Rouncefield M, and Tolmie P,,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pp.77-78.

㉔ 胡飞：《聚焦用户：UCD观念与实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7 页。

㉕ Lloyd P., “From Design Methods to Future-Focused Thinking: 50 Years of Design Research,”, 2017, 48, pp.A1-A8.

㉖ https://socialinnovation.typepad.com/silk/silkmethod-deck.html.

㉗ Sleeswijk Visser F, Van der Lugt R, and Stappers P., “Participatory Design Need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ading, 2005, pp.173-195.

㉘ Trischler J, Pervan S J, and Kelly S J, et al., “The Value of Codesign: The Effect of Customer Involvement in Service Design Teams,”, 2018, vol.21, no.1, pp.75-100.

㉙ Team B I,—, London: Cabinet Office, 2011,pp.1-30.

㉚ Kimbell L., “Design in the Time of Policy Problems,”, Brighton,2016, p.8.

㉛ https://socialdesigntalks.wordpress.com/

㉜ 张黎：《以物为媒：从技术哲学的“物转向”看思辨与批判性设计的伦理潜能》，《艺术设计研究》，2020 年第1期，第59-65页。

㉝ Lindley, Joseph., “A Pragmatics Framework for Design Fiction,”,Paris, 2015.

㉞ Auger J., “Speculative Design: Crafting the Speculation,”, 2013, vol.24,no.1, pp.11-35.

㉟ Lindley J, Sharma D, and Potts R., “Anticipatory Ethnography: Design Fiction as an Input to Design Ethnography,, New York,2014, pp.237-253.

㊱ Tsekleves E, Darby A, and Whicher A,et al., “Using Design Fictions as a Tool for Engaging Citizens in Debating Future Pervasive Health Systems and Services,”, 2017, vol.3, no.10, e4.

㊲ http://www.research.lancs.ac.uk/portal/en/upmprojects/protopolicy(c78f540a-f365-4548-bba2-c76d4f24ccbd).html.

㊳ https://uxdesign.cc/how-to-solve-problemsapplying-a-uxdesign-designthinking-hcdor-any-design-process-from-scratch-v2-aa16e2dd5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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