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体制与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关系研究——基于ISSP九个国家地区的实证分析

陈 星 彭华民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不同国家或福利体制中政府参与社会福利的方式不同，但政府在福利各环节的角色无法被其他部门取代，积极承担福利责任有助于提升公民认同感和福利制度可持续性，在福利事业中应负起重要责任。政府福利责任是指政府在社会福利中担当的职责角色，是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它涵盖了政府的社会性、经济性福利责任。社会性福利责任主要指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项目的责任，通过提供福利来保障民生和发展成果共享。经济性福利责任主要指就业创造促进、行业扶持发展等责任，涉及经济资源的分配再分配问题，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有效的福利政策需要公众的积极表达和广泛参与，社会福利发展也是政府回应公众期待并做出改变的过程，这些期待包含了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在各国福利制度改革背景下，对福利责任态度的研究需要国际视角，福利体制理论作为社会福利研究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可为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分析提供思路。

本研究在福利体制理论视角下，对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展开跨国、跨地区比较，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是研究对象。从不同福利体制中选取部分国家和地区，分析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关注两个研究问题：第一，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特征是什么？第二，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在福利体制视角下探讨政府福利责任、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有助于完善福利体制、公众态度、政府责任的相关理论，为政府创造性地承担福利责任、促进社会福利发展提供参考，具有较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福利体制

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system)是政府、市场、家庭、社会等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组合来生产分配福利资源的模式Gosta Esping-Anderse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7-22.。福利体制系统研究起源于艾斯平-安德森，根据划分福利体制的三个原则(去商品化、社会分层、国家市场关系)，将西方福利体制分为三类：以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注重市场作用，国家在福利提供中承担有限责任，福利水平较低且具有选择性；
以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体制，注重合作主义传统，建立强制性社会保险，福利水平与工作绩效、职位状况有关；
以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尊重平等再分配原则，国家在福利提供中处于核心地位，强调福利水平和覆盖面Gosta Esping-Andersen,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7-54.。这种划分方式成为福利国家研究的主流理论之一，此后一些新福利体制被提出讨论。

学者将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制度概括为一种类型，即东亚福利体制。其特征有：福利支出水平低，再分配效应较弱；
福利政策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生产主义发展主义倾向；
受儒家文化影响，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
福利政策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呈阶层化、职业化特征；
政府在福利事业中有主导权和控制权；
强调家庭福利责任，淡化国家或政府的福利责任。从具体国家和地区看，日本更像是各种福利体制的混合体；
韩国和中国台湾由于具有前述特征，成为东亚福利体制的代表Yih-Jiunn Lee and Yeun-wen Ku,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 testing the hypothesis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 Vol.41, No.2 (2007), pp.197-212.。福利体制理论为社会福利国际比较提供了思路，从东亚和欧美福利体制各选取部分国家和地区，分析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福利体制理论构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

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有多种表述，常见的是福利态度(welfare attitudes)，是人们对社会福利政策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或倾向。有两个核心要素：表达支持或不支持的倾向；
关注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综合各种观点，可将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定义为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支持或不支持的倾向或看法，又称福利责任态度。实证研究关注福利责任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或解释方式，宏观层面福利体制因素和微观层面个人因素常被探讨。

2014年，国家财政部颁布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4〕27号)，其中明确指出，管理会计是会计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其主要职能就是为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提供服务，通过对各类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有机整合组织单位实践中的财务活动以及业务活动，进而发挥出规划、决策、控制等多方面的价值。与此同时，也要求行政事业单位要尽快构建起完善的管理会计体系，将其作为强化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决算分析与评价的重要途径，从而进一步深化国家的会计改革，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水平，进而使得会计制度与会计实务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研究指出福利责任态度与福利体制因素有关，不同体制导致了态度的差别。JakobsenTor Georg Jakobsen, “Welfare attitudes and social expenditure: Do regimes shape public opinion?”, in , Vol.101, No.3 (2011), pp.323-340.、Knesebeck等Olaf von dem Knesebeck, Nico Vonneilich and Tae Jun Kim, “Are health care inequalities unfair? A study on public attitudes in 23 countries”, in , Vol.15, No.1 (2016), pp.1-8.通过ESS、ISSP数据，发现不同国家福利责任态度存在差异，福利体制因素能够解释这些差异。JægerMads Meier Jæger, United but divided: “Welfare regimes and the level and variance in public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on”, in , Vol.25, No.6 (2009), pp.723-737.具体考察了不同体制的影响，福利责任态度从高到低为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态度群体差异从大到小为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研究表明个人因素也是重要影响因子，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观念等Elias Naumann, Christopher Buss and Johannes Bähr, “How unemployment experience affects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a real panel approach”, in , Vol.32 No.1 (2016), pp.81-92.。有学者探讨了教育程度、收入、阶层等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影响，低收入者、失业者、蓝领工人更易成为弱势一方，有更积极的福利责任态度。有学者探讨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学特征与福利责任态度的关系，BlekesauneMorten Blekesaun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welfare policies”, in , Vol.23, No.3 (2007), pp.393-403.认为女性、老年人、未婚者更可能成为福利接受者，更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有学者探讨了价值观念的影响，Calzada等Inés Calzada et al, “It is not only about equality. A study on the (other) values that ground attitudes to the welfare state”, in , Vol.26, No.2 (2014), pp.178-201.发现政治立场、政治热情、宗教信仰与福利责任态度有关。

综观对福利体制、福利责任态度的研究，发现一些不足之处。现有研究将福利责任态度作为一个笼统概念阐释，未能分解分类并深入分析；
另一些研究将影响因素简单归类，未能在福利体制国际比较视角下深入探讨宏微观因素。现有研究不足之处也是本研究进展的方向。本研究在福利体制视角下将福利责任态度分为两个层面以及社会性、经济性两个类别，探讨福利体制因素、个人因素影响福利责任态度的方式和机制，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具有创新性。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福利责任态度，它是指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支持或不支持的倾向、看法或态度，它关注的内容是政府在宏微观各层面、经济社会各领域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它呈现的形式是人们对某项政府责任表示支持、不支持或中立的回答或回应。福利责任态度涵盖了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经济性福利责任的态度。前者是指公众对政府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社会福利责任的支持与否的态度；
后者是指公众对政府在就业创造与促进、行业扶持与发展等方面社会福利责任的支持与否的态度。

本研究在福利体制视角下探讨福利责任态度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福利责任态度为因变量，先分解为若干具体层面，再生成整体层面经济性、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以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分为福利体制因素、个人因素。前者包括欧美三种福利体制和东亚福利体制，后者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观念因素。以此形成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研究框架(见图1)。

图1 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研究框架

根据研究框架和研究问题，提出假设。

假设1：福利体制因素影响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

1a：福利体制因素影响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高于其他三种福利体制。1b：福利体制因素影响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东亚福利体制高于其他三种福利体制。

假设2：不同福利体制下的福利责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个人因素影响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

3a：社会人口学特征影响福利责任态度，女性、年轻人、乡村居民、非婚人士高于其他人士。3b：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福利责任态度，教育程度较低者、非就业者、公共部门或非营利部门就业者、社会阶层较低者高于其他人士。3c：价值观念影响福利责任态度，政治兴趣较高者、政治参与度较高者、有宗教信仰者高于其他人士。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ISSP)2016年政府责任(Role of government)数据库中9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包括自由主义体制的美国、英国，保守主义体制的法国、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挪威、瑞典，东亚福利体制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样本数共13171个。问卷中问题5侧重考察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包括6项：削减政府开支、创造就业、减少企业监管、支持新产品新技术、扶持落后产业、缩短工作周以增加就业；
问题7侧重考察社会性和部分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包括11项：就业保障、稳定物价、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促进产业发展、失业救助、缩小贫富差距、教育保障、住房保障、保护环境、促进性别平等。采用定量方法，从中提取因变量数据，统计分析技术包括方差分析、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变量

自变量是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福利体制因素和个人因素。前者包括四种福利体制，参照组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后者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观念。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等；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就业部门、社会阶层等；
价值观念包括政治热情、政治参与度、宗教信仰等。因变量是福利责任态度，由具体层面态度生成，包括经济性、社会性两类。具体层面态度是公众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具体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删去无关项目后纳入分析13项，将作答重新编码赋值，数值越大态度越高。具体层面态度用于生成整体层面福利责任态度，即公众对政府在经济社会宏观领域福利责任的态度。因子分析基于特征值提取两个成分：第一旋转成分在住房保障、失业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教育救助、就业保障、稳定物价8项具有较大负荷，界定为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
第二旋转成分在支持新产品新技术、创造就业、扶持落后产业、促进产业发展、缩短工作周以增加就业5项具有较大负荷，界定为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

得到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F1)、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F2)算式。F1=0.705*Q1+0.693*Q2+0.684*Q3+0.645*Q4+0.643*Q5+0.592*Q6+0.584*Q7+0.404*Q8+(-0.025)*Q9+0.173*Q10+0.179*Q11+0.317*Q12+0.203*Q13；
F2=0.041*Q1+0.043*Q2+0.004*Q3+(-0.015)*Q4+0.100*Q5+0.111*Q6+0.220*Q7+0.353*Q8+0.715*Q9+0.663*Q10+0.630*Q11+0.529*Q12+0.261*Q13。

(一)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责任态度

利用方差分析考察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责任态度差异，结果显示：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体制下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
东亚福利体制下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相对较低。支持假设2和假设1b。

(二)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及影响因素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1以社会人口学特征为自变量，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为因变量。性别、婚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支持假设3a。模型2增加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教育程度、就业部门、工作周、社会阶层产生显著影响，支持假设3b。模型3继续增加价值观念自变量，政治热情、宗教信仰因素产生显著影响，支持假设3c。因此个人因素对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女性、非已婚者、教育程度低者、非营利组织或公共部门就业者、工作周较短者、社会阶层低者、政治热情高者、有宗教信仰者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模型1—3验证了假设3。模型4继续增加福利体制因素自变量，考察福利体制对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不同福利体制下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自由主义、东亚福利体制低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验证了假设1a，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高于其他福利体制，福利体制因素对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见表1)。

(三)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及影响因素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5以社会人口学特征为自变量，以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为因变量。性别、婚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支持假设3a。模型6增加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居住地因素产生影响，教育程度、就业部门、工作周、社会阶层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支持假设3b。模型7继续增加价值观念自变量，政治参与度、宗教信仰因素产生显著影响，支持假设3c。因此个人因素对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女性、非已婚者、大城市居民、教育程度低者、非营利组织就业者、工作周较短者、社会阶层低者、政治参与度低者、有宗教信仰者的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模型5—7验证了假设3。模型8继续增加福利体制因素自变量，考察福利体制对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不同福利体制下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保守主义、东亚福利、自由主义体制高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东亚福利体制高出的程度最大。验证了假设1b，东亚福利体制的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高于其他福利体制，福利体制因素对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见表1)。

表1 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续表)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福利体制理论，运用ISSP2016政府责任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探讨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特征、影响因素等，获得以下发现。

第一，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责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性、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有所不同。

第二，福利体制因素对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较高，自由主义、东亚福利体制较低；
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表现为东亚福利体制较高，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较低。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的分析结果，回应了福利体制理论关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福利水平高、去商品化程度高的阐述，验证了福利体制因素对公众态度的形塑作用。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的分析结果，反映了东亚地区生产主义、发展主义特征。

第三，个人因素对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尤为明显。女性、非已婚者、教育程度低者、社会阶层低者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更高，尤其体现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上，验证了基于自身利益做出选择的个人自利假说。公共部门或非营利部门就业者、政治热情较高者、有宗教信仰者具有更高的福利责任态度，也体现了价值观念因素的影响。

此外，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高于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个人因素和福利体制因素对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程度大于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可能因为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更着眼于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性福利责任则与每个公民的生活水平、幸福状态、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更被人们关注和重视，也支持了假设3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一结果为决策者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地承担社会福利责任提供了参考借鉴。

(二)讨论

学界对福利责任态度虽已有一些探讨，但少有对福利责任态度细化归类的分析。本研究依据相关理论，创造性地将其分解并重新整合为经济性、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形成具有宏观特征和普遍意义的学术概念。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是公众对政府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缩小贫富差距等社会福利责任的态度，包含民生福祉保障中基础、核心的内容，是个人基本需要和切身利益的直接反映。政府承担社会性福利责任，有助于实现公众的社会权利，满足人们对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要。无论在何种福利体制下，人们往往都具有较高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是公众对政府就业促进、行业扶持、产业发展等广义经济社会福利责任的态度，是基本福利责任的延伸和拓展，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诉求的反映，也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政府积极承担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有助于回应人们对生存、发展、自我实现的多层次需要，也有助于推进全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文明进步。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虽表现出一些差异化特征，但人们通常秉持较高的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以及更高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既符合相关理论的阐述与设定，也契合各国各地区的现实情况。本研究对社会性、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的探讨，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在理论和方法上均体现了创新性。

福利责任态度本身是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特征、形成机制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不能只用简单的福利体制因素或个人因素概括。宏观层面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各国福利责任态度差异可能由福利体制造成，也可能与各个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福利责任态度的模式和解释方式比较复杂，未必都能用“福利态度的世界”来回应Stefan Svallfors, :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6.。现实社会中具体的国家地区差异，也可能成为影响福利责任态度的因素。因此，未来对福利体制、福利责任态度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可在两方面进一步提高：宏观层面，探索福利体制因素和单个具体国家和地区因素对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方式和机制；
微观层面，在现有的福利体制、国家和地区、个人因素基础上，继续挖掘可能作用于福利责任态度的各种条件、特征或因子，形成相应变量并分析，对福利体制、福利责任态度做出进一步阐释。

本研究将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责任态度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不同国家地区福利责任态度各有异同，说明各国各地区社会福利制度既有共性，也有较强的个性。东亚福利体制的未来趋势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议题，目前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将走向全球化，与欧美国家逐步接近Ito Peng and Joseph Wong,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purpos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in , Vol.36, No.1 (2008), pp.61-88.；
第二种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将继续保持其独特性Geof Wood and Ian Gough, “A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 approach to global social policy”, in , Vol.34, No.10 (2006), pp.1696-1712.；
第三种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内部将趋向碎片化Huck-ju Kwon, “The reform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in , Vol.18 (2009), pp. S12-S21.。本研究分析了福利体制对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从中既能看出福利体制类型的多样性和影响力的深刻性，也发现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特性和内在共通性。东亚已形成特定的福利体制结构，未来发展中不必完全复制欧美国家的福利模式。作为东亚一员，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日本、韩国等国家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特点与各国经济增长轨迹密切关联，与具体的社会政治体制关系不大；
中国和东亚福利文化相似，尽管各国各地具体情况有差异，但不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遵循一些共同特点，体现了东亚福利体制的一致性。在福利体制视角下，东亚和欧美福利体制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责任态度展开国际比较分析，有助于反观和审视当前中国的公众福利责任态度。

(三)政策建议

中国福利发展应采取政府主导、需要取向、多元参与的政府福利责任定位。

第一，政府主导。多数福利项目下福利责任态度都较高，说明人们对政府在社会福利框架中的地位有较高期待。因此，政府应积极、有效地承担社会福利责任，致力于在福利事业中扮演主导和关键角色，在基本的民生保障领域更不能缺位。

第二，需要取向。福利责任态度是公众对政府福利政策的认同度，也是福利需要的表达，体现着人们对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诉求。公众对不同福利责任的态度有差异，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有所侧重，倾听和满足人们的现实关切。女性、非婚人士、教育程度较低者、社会阶层较低者等人群通常有较高的福利责任态度，他们往往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意味着政府在承担福利责任时应因人而异，对特定人群有所倾斜，真正实现老有所终、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因此，政府在福利责任定位中应包含福利需要满足的目标，实践需要取向原则。

第三，多元参与。在福利制度改革背景下，福利多元主义观点得到广泛认同，不仅有利于对解决福利危机做出阐释，也提出了福利制度转型的方向。分析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多元构成及侧重点也有所差别，在各国各地区福利责任态度上有所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体制重视政府对福利的承诺与责任；
保守主义体制强调雇主、企业、家庭等主体的福利责任；
自由主义体制、东亚福利体制则主张市场、企业等主动介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福利多元的国际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径，应倡导政府、市场、企业、志愿组织、家庭等多元福利主体职责并重，有效平衡不同福利提供者的作用，避免政府在社会福利中过度承担责任、过度保障和福利依赖等问题的出现。应注重在政府主导下将福利多元参与的观念有机嵌入中国的社会福利结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责任承担模式，促进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和发展。

采取政府主导、需要取向、多元参与的社会福利责任定位，可使社会政策更具抗逆力、韧性和适应性，也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好地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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