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政权货币发行中党的领导实践

张瑞怀（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认为，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掌握法兰西银行。为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对银行的全面领导，遵循战时金融的特殊规律并发行红色政权货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政权货币发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党的货币发行理论及金融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长期以来，学界对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系统性、理论性和全面性方面都有待深化。本文尝试以红色政权货币发行中党的领导实践活动为视角，挖掘红色政权货币发行方针、路线和政策，对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政权货币发行进行全面梳理，并结合经济金融理论来深挖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的一般性、特殊性、理论性。

（一）政治领导方面：坚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确定货币发行任务、方针和政策。

红色政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货币发行任务、方针、政策。

1.政治任务：有力保障革命战争经费。战争期间，一切为了打仗，货币发行也是如此。1928 年10 月，毛泽东指出：“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1932 年，《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国家银行主要通过发行纸币为革命战争和财政服务，其他业务活动居于次要地位。抗日战争时期，以发行支持财政，通过财政支援战争，是当时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发行的重要任务。解放战争时期货币发行的任务，仍然以服从军事战争为主。

2.经济任务：极力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围着他的，是环绕着他的，是服从于他的。”极力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是货币发行的经济任务，也是为政治任务服务的。“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提出“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工业者、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等实行借贷，以发展经济。”为此，中央苏区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抗战初期，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积累资金，壮大本身的资金力量，同时利用军饷通过经营光华商店组织物资进口，保障公私需要。1939 年以后，边区银行承担着发展国民经济，支持财政，发行并调剂货币的重任。

3.发行方针：坚持经济发行原则，兼顾战争极端环境下的庞大财政支出需要。坚持经济发行原则是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1934 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指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职能之一。1935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第一号布告，指出：货币“发行数量应不超过市场需要，以免发生其他弊端。”针对抗战时期一度出现财政性货币发行情况，1941年6 月《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意见》提出财政加重银行负担是引起边币下跌与物价高涨的观点。1941 年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要求“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1942年12 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在西北高干会上批评了银行金融本位观点，提出要按财政与经济的需要，同时兼顾金融情况调剂边币发行。

4.发行准备政策：建立“有充分基金”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因时因势管理红色货币发行准备，践行“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这一规律，提出“充分基金”的货币发行制度。1932 年《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保证准备”。1944 年陕甘宁边区建立发行准备金制度规定“发行准备由银行和贸易局掌握一定数量的物资与外汇的准备所构成，在边币总购买力指数超过85%的部分，就要百分之百的法币准备。”《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规定人民银行新币“资本暂定为相当于二亿斤小米之物资，由华北财经办事处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三年内拨足之”。

5.发行主体政策：独占货币发行权并逐步集中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因此，党坚持“把发行纸币的权力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国家银行统一了货币流通。抗战后期，“开始实行统一管理货币发行制度，统一边币的发行权和法币的调度权，从而结束了抗战初期边币发行失调，大家争索法币而造成法币横流的混乱局面。”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原则，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独立的银行，各自发行纸钞（银行券），且发行的纸钞仅限于在本解放区内流通。人民币发行后，首先被确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本位货币，此后随着解放军胜利的步伐，人民币统一的范围不断扩大。

6.货币斗争政策：积极开展货币斗争，确保货币发行的顺利进行。

（1）货币的阵地斗争。土地革命时期，为了保障根据地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稳定物价，防止现金外溢和敌人套购物资,工农银行利用自己发行的货币，把敌人的杂钞劣币驱逐出苏区。抗战时期，货币的阵地斗争就是不断地开辟、扩大边币的流通范围，排挤和驱逐敌伪货币。解放战争期间，为应对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严重并漫延到旧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排挤蒋币、限制流通的方法，人民的经济秩序得到恢复。

（2）货币的比价斗争。1932 年8 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强调“白区现金(指银元)照样流通”，应“到工农银行兑换工农银行货币使用，但须减低价格”，实行一定的比价关系，逐步限制了白区货币在根据地的流通范围。抗战时期，主要是通过比价的灵活调整，摆脱敌对货币贬值对根据地的影响，提高红色政权货币的购买力，保障根据地重要物资（如棉花、粮食）。

（3）货币的反假斗争。党充分运用国家机器严厉镇压制假反动势力，严惩制假分子和行为。1932 年春，毛泽东派两个师的兵力围剿伪造贰角银币的土匪窝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及信用券者……均处于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晋冀鲁豫根据地政府《关于反对假冀钞的紧急指示》，要求将反假当成一项政治斗争来进行，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反假，由政府组织，经济、军事、教育各部门配合，全力进行反假斗争。

7.货币信用政策：强化货币信用管理并保持币值稳定。

（1）颁布行政命令以确立货币法定流通地位。各红色政权均确定红色政权货币为法定货币。1932 年,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时，规定“凡根据地境内均一律十足通用，任何人不得阻碍通行或抑低价格以破坏国币信用”。1941 年2 月18 日，政府明令指出：边币是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并以“训令”要求各地、各部门，务须用政府法令保证边区内部完全行使边币，不准行使法币及其他货币。1949 年6 月8 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要求除政治手段外，还“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

（2）限制国民党货币流通，管控金银流出根据地。1933 年4 月，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布《现金出口登记条例》，保存现金兑换纸币，稳定纸币币值。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和地方武装，必须将所得现金完全汇交国库。1942 年11 月，边区政府颁布了《禁止私人收售质押及私运现金出境惩罚条例修正案》，加强金银外汇管理，保证边币顺利流通。

（3）争夺物资以稳定货币币值。抗战时期，各根据地以“控制物资、保证币值”为第一要务，配合外贸、商业乃至政治、军事力量，与敌伪展开了持久货币比价斗争。针对国民党政府以法币向边区抢购物资策略，我党坚决禁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动员民众将持法币向银行或货币交换所兑换，收集境内法币到国民党统治区抢购物资；
相机抉择提高边币比价，吸引国民党统治区商人运货物到边区；
任何公私商人将食盐及土产运出边区，均须换进半数货物，否则不许出口。

（4）建立货币回收机制。早在“二苏大”我党就提出了回笼货币要求。抗战时期，商人用边币兑换法币，到国统区买进物资，供给边区军民需要，必要时以物资配合贸易机关收缩通货，调节市场物价，稳定本币币值，在有利的条件下，则抛售金银，回笼货币。“向市场提供充足的商品，并派合作社工作人员挑担子下乡售货，使货币回笼。”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共识，共产党将所发行的江南币、大江币、浙东币等货币大都按发行时实物比价兑换收回。1948 年“新币”发行，逐渐收回冀南币、北海币、晋察冀边币和西农币。

（二）思想领导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指导，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

为让群众认识到红色政权货币发行为人民这一出发点，我党引进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强化思想领导，让群众真正接受并使用红色政权货币。

1.重视货币发行理论传播。土地革命初期，党内大批理论工作者开始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如刘曼的《经济学批判》、陈启修的《资本论》等译作，都有专门的篇章阐述马克思货币学说；
后期则出版王学文的《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马哲民的《社会经济概论》等含有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专著。抗战时期，学者们开始介绍并传播凯恩斯货币理论，强化对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管理，如马寅初的《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就提出了货币通胀相关理念；
刘涤源的《货币相对数量说》运用凯恩斯货币理论构建了货币相对数量理论体系。

2.宣传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的重要意义。1933 年7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各地党应立即开展拥护苏维埃国币的广大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举报和要求严办故意破坏国币的分子”。边币发行之初，边区政府就要求各专员、县长等各级领导干部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地宣传和解释，让边区全体民众都充分了解政府发行边币的目的、意义及对群众的好处，不断提高边币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3.纸币票面上宣传“发行为人民”理念。中国共产党通过票面印制的政治口号、文告、章程等文字，以及带有明显阶级特征的图案和元素，将鲜明的阶级特征贯彻始终。如毛泽东强调苏票设计要体现工农政权特征；
边币设计突出了发行主体；
董必武提出人民币的票面设计应尽量体现人民性质。

4.及时监测和处置舆情。《国家政治保卫局训令》要求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于城市圩场商店摊贩，应依赖自己的工作网及群众的报告，经常考察有没有抬高物价、拒用国币、用纸币购买时则提高价格或减少物量以及高价收买现金等”。一旦发现这样的事实，“必须严厉镇压，并将反革命的罪恶作扩大的宣布。”边区对边币流通情况进行监测，及时发现“政府收入未能吸收边币：土特产、食盐、公盐代金、部分营业税未吸收边币”的情况。“新币”发行时，华北银行要求各级行处，应深切注意群众因误解而拒用旧币的现象，随时注意收集新币流通情况及群众反映，各分行应每半月报告总行一次新币发行与流通情况。

（三）组织领导方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货币发行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

党通过加强领导体系、组织机构、人才队伍三方面建设，从组织上保证红色政权货币发行方针实施、政策落实，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较高业务水平的货币发行骨干。

1.不断完善政权货币发行机构组织体系。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民协会等金融机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政权性质的货币发行机关雏形。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金融基本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区域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两翼的货币发行格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发行经历了“延安光华商店”“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三个时期。解放战争后期，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人民币。

2.不断推进干部队伍内养外吸。

（1）重视政权银行主要负责人任免。党在革命时期货币发行中尤为关注干部素质问题，特别注重政治可靠、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的金融人才担任银行主要负责人，如毛泽民担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朱理治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南汉宸负责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

（2）重视货币发行队伍和人才培养。一是积极开展业务培训。中央苏区时期，国家银行总行招收练习生，开办银行专修学校，在苏维埃大学开设财政金融班，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和高级金融管理人才。二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边区银行经常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工作人员的党性修养不断得到了提高。

（一）保障了革命战争经费。

中共中央迁移至中央苏区以后，共产国际完全中止原先提供的革命活动经费，因此红色政权货币发行成为党保障革命战争经费的现实选择。据测算，1931-1934 年中央苏区货币发行量占军需货币流通额的88.37%。抗战时期，毛泽东也指出：“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军费在陕甘宁边区财政支出中基本处于首要地位。晋察冀边区在整个抗战期间，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晋察鲁豫太岳区军费占财政支出的71.17%。

（二）维持了物价相对稳定。

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一直坚持根据经济的发展需要及人民的承受能力发行货币，维持了物价的相对稳定。土地革命时期，用货币发行与实物商品的比值来判断中央苏区物价情况，1931-1934 年该比值分别为1:2.12、1:1.54、1:1.63 及1:1.01。陕甘宁边区的货币是在持久战争背景下发行，要保持物价稳定相当困难，但是边区的货币发行基本上是正常的，金融物价虽有波动，但是波动不大。仅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对边区实现经济封锁，甚至以高价套购边区物资的时候，曾出现过几次大的物价波动。由于边区银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及时正确地执行货币发行的政策和原则，并采取必要有力的措施，使金融物价很快的稳定下来。

（三）维持了货币比价的相对稳定。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持货币比价的相对稳定，同时配合贸易斗争，提高革命区货币购买力。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实行银（铜）元本位制度，执行1:1 的固定比价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执行信用货币制度，实行浮动比价管理，官方比价调整频繁，为维护民族利益，维持了对国统区币值的相对稳定，通过比价的灵活调整，打击了日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如光华代金券价值和法币的价值是完全等同；
边币发行之初，规定边、法币比价为1:1，1941 年12 月挂牌价为2.5:1，1943 挂牌价为2.1:1，1944 年6 月调整为1:8.5；
1945-1947 年比价较为稳定，流通券与法币挂牌价分别为1:2.25、1:2 和1:3；
1948 年后，法币大幅贬值，比价出现断崖式下跌。1948 年人民银行成立后，限期收兑金圆券。

（四）活跃了革命区经济。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兼顾战争和经济双重目标，发行的货币以投资、贷款等方式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土地革命时期，国家银行通过低息借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等手段支持生产运动。当时对外贸易仅支持银元结算，造币厂便加大铸币生产，保证了对外贸易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银行积极响应党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发放生产建设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1938 年底仅1.1 万元，到了1947 年增至18341 万元；
贷放进出口贸易放款和区内商品流转放款支持商业贸易发展，1938 年底商业放款仅38 万元，到了1947 年达13118 万元。

（一）必须坚持党对金融事业的统一领导。

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金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进入新发展阶段，更需要党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一次又一次跨越发展。

（二）货币发行应坚持经济发行原则。

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极端环境下才能使用的手段，并且有大量后遗症的产生，财政赤字货币化会扰乱政府财经纪律和市场定价机制，只能在万不得已或者在极端条件下使用。

（三）国家信用是货币发行的基础。

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政权信用是纸币发行的保证。红色政权发行货币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货币信用关系和货币价值决定规律的早期实践。当今社会，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的流通越来越广，应时刻关注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变化，维护好人民币的国家信用。

（四）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不断探索国家治理问题。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根据地建立金融组织、开展金融业务，探索金融治理如何服务和支持红色政权的国家治理。在新时代，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金融为民，全面提升金融治理能力，更好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3 页。

[2] 陈锋、刘居照、杨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95 页。

[3]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年，第14 页。

[4] 张瀛：《试论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货币的特点和经验》，《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年，第181 页。

[5]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1916 页。

[6] 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第242-245 页。

[7]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47 页。

[8]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第4585 页。

[9]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 年1 月）。

[10]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年，第16 页。

[11] 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239 页。

[12] 金融本位观点，是指1942 年8 至10 月间，边区银行在存有法币200 万元和光华商店储有物资200 万元的有利条件下，可以适当多发行一些边币，放大存款，而银行却主张“通货紧缩”，未多发行。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147 页。

[14] 缪明杨：《川陕革命根据地布币、纸币发行述略》，《中国钱币》，1997 年第4 期。

[15]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157 页。.

[16] 中央档案馆：《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西苑出版社，2000 年，第322-323 页。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93 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 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597 页。

[19] 曹菊如：《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 年，第3 页。.

[20] 谢里仁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367 页。.

[21]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39-241 页。

[22]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89 页。

[23]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续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403-404 页。

[24] 周以栗、瞿秋白：《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5 年5 月11 日。

[25] 刘国昆：《借鉴历史，加强人民币管理工作》，《武汉金融》，2010 年第3 期。

[26]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95 页。

[27]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98 页。

[28] 周以栗、瞿秋白：《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4 年3 月20 日。

[29]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157 页。

[30] 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 年，第71 页。

[31] 张瀛：《试论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货币的特点和经验》，《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81-189 页。

[32] 刘国昆：《浅析中央苏区货币的历程及思考》，《金融与经济》，2009 年第9 期。

[33]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90 页。

[34] 张建新：《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中国钱币》，1986 年第1 期。

[35] 朱清华、李东：《陕甘宁边区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2014 年第2 期。

[36] 刘振华、黄沂海、董方冉：《第一套人民币的若干谜团》，《读者报》，2018 年。

[37] 陈锋、刘居照、杨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88 页。

[38]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 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465 页。

[39] 马林：《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金融博览》，2018 年第12 期。

[40] 潘永东：《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政治领导是边区银行成功的关键》，《金融时报》，2011 年6 月27 日。

[41][44]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战时金融管制模式下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需机制的视角》，《中国钱币》，2015 年第6 期。

[42]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37 页。

[43] 刘化锦：《中国近代军事经济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385 页。

[45]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13 页。

[46] 陈廷煊：《抗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79 页。

[47] 星光、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238 页。

[48] 数据来源：张敏慧：《1941 年-1944 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研究》，三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38-39 页。

[49][50]李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年，第94、96 页。

[51] 数据来源：《延安市边法币比值表》，边区金融负责人：《关于货币的问答》，1944 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 编“金融”，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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