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策略——以“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为例
时间：2022-11-06 09:10: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王成悦
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诸多新主流电影及大热的《1921》《革命者》等影片相比，《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系列电影集锦了平凡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与祖国、家乡以及父辈间的故事，表达出对国家、民族以及乡土的热爱。本文以“我和我的”三部曲为例，试图探讨其中女性形象的构建策略，从新主流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叙事策略、情感表达入手，以现代的视角关注过去的事件，给过去的女性注入当代女性的特质。笔者通过分析电影对现实的关照，探索女性形象的时代性并分析其成因。
“我和我的”三部曲总共16个单元，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再到《我和我的父辈》，女性形象也呈现得越来越多元化。而且，与以往主流电影中传统的女性形象相比，“我和我的”系列中的女性不再是符号化的“女伟人”，而是普通女性。影片聚焦重大历史时刻中的平凡女性，关注时代变革中平凡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聚焦重大历史时刻中的平凡女性。“我和我的”系列重塑了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时刻，并刻画了重大历史时刻下的平凡女性。如抗战时期随冀中骑兵团撤离的村妇大春子，1964年研制原子弹科学家的女友，1997年香港回归夜守夜回归的女港警莲姐，参与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女飞行员等。
身份（职业）及角色特点的归纳可知，女性不再是以“刻板印象”出现在银幕上。例如，《回乡之路》中的带货主播闫飞燕就是典型的成功的事业女性，不需要依靠男性获得利益；
《护航》中的女飞行员吕潇然英姿飒爽，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里对男性百依百顺的形象，她们代表了时代变革中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的一类女性。许多普通的中国女性已经承担起了生存的责任，“事业女性”“独立女性”等词汇已逐渐不带有嘲讽和戏谑的内涵，故电影以日常化、平凡化叙事讲述平凡女性作为社会人的生存境遇，拉进了女性观众与女性形象之间的距离，引起了女性观众的共鸣。
同时，电影在女性形象身上构建出了一种属于平凡女性的“英雄性”，体现出一种小人物的伟大，是一种平凡的表达。在《回归》的单元中，将女性形象莲姐——一名普通香港女警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交叠起来。她虽然平凡但担任了“守回归夜”的重任，展现了平凡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是一种别样的“英雄性”。《乘风》中的村妇大春子体现出战争年代平凡母亲的伟大，她在即将临盆时担负起养育同村失去母亲的男孩的责任，在撤离的途中生产。另外，这一角色也具备象征意义，她的儿子继承了逝去的乘风的名字，是一种延续的表达——正是在千千万万个“乘风”的不懈努力下抗日战争才有胜利的那一天。《诗》中的郁凯迎在失去丈夫表现出的隐忍与克制，面对孩子的心疼与严厉，对待工作的精益求精，既刻画了她作为女性的柔软和体贴，又表现了她的坚毅与决心。电影通过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建构，将感性融入理性，美好点缀遗憾。
关注时代变革下的女性问题。与其他的主流电影相比，在“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中，《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父辈》的时间顺序与历史展现的顺序相符，其中所凸显的女性问题，如育儿、职场、婚姻等，本身就包含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在历史中的变迁。通过电影生动的细节展示，表现出不同时代下女性的心理变化。
影片多处运用了细腻化的表达，通过演员的表演对比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女性对待同一事物的不同情绪，揭示人物的心境，从而体会女性在特定时代下的不易与艰辛。比如在《诗》中，郁凯迎的丈夫死后，虽然她在孩子们面前装作无事发生，但当女儿夹起肉说“给爸爸夹一筷”时，她再假装镇静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伤痛，眼神充满了落寞和闪躲。郁凯迎面对同一事件两个时刻的情感变化，显示出上世纪60年代从事航天工作的女性失去丈夫后的心酸苦楚。在《护航》中，当吕潇然在男同事的面挑战自身极限并完成了阅兵备飞任务后，她摆脱了“他者”的审视，从“他者之镜”成功转化为“自我之镜”，体现出她自我认同感的增加。《鸭先知》中的韩婧雅与赵平洋的相处模式也是现实婚姻的真实体现，夫妻俩都在为家庭付出，却弄巧成拙出现许多新的矛盾。
作为银幕上的“她者”，这些女性形象无疑会引发女性观众的共情。刻画时代变革下平凡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在建构女性形象时采用的另一重要策略，以“我和我的”系列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已不同于传统文化中心的“空洞的能指”，扮演的不再仅仅是性别所规定的职能，而是拥有了更加深刻的性别内涵和社会意义。
“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关注普世情感，通过表达小人物的亲情、爱情、思乡之情，展现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美好情感。这种真挚的情感不但能打动观众，也能让观众忆苦思甜，体会如今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生活化的情感拉近了电影银幕与观众之间的心里距离，唤起了观众内心强烈的爱国、思乡等情感。影片选取了不同时代下平凡女性的情感，主要有非传统的母爱、现代化的夫妻情感和对不同地域的思乡之情。
不同时代中非传统的母爱。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片中，“母亲”一直是一个被沿用的经典原型。在当代中国电影特定的编码系统和政治修辞学之中，母亲形象成为“人民”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之核心能指的负荷者，一个多元决定的形象。随着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女性中广泛流传，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以“我和我的”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中，母亲这一形象摆出了21世纪以来女性的新姿态，具有克制、理性等独特性，如《诗》中的郁凯迎和《少年行》中的马黛玉。
在1969年，《诗》中的母亲郁凯迎面对儿子的叛逆，没有采用责罚打骂或是一味地安慰的方法，而是采用一种理性的方式与孩子讲道理，把儿子当成一个大人，直接让他理解航天人所面临的重担，感受到肩上的压力与对家庭的责任。并且，她让儿子“放孔明灯”这一行为也是在帮助儿子消解伤痛和释放不满的情绪，有利于孩子从悲伤情绪中走出来，尽快成长起来。可以说，郁凯迎对孩子的母爱是一种智慧的、理性的母爱。
《少年行》中的单亲妈妈马黛玉，虽然对儿子有较强的控制欲，但在真正了解到儿子所热爱的学科后还是决定让儿子追求梦想，陪伴儿子做自己热爱的事。这是一种尊重的、平等的母爱，注重儿子的心理健康。由此可见，在新主流电影中，“无言地承受、默默地奉献”的母亲不再是电影中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时代中拥有独特性的母亲，她们关注孩子的成长，给孩子自我生长的空间。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母亲并不善于表达情感，而是将爱与关怀融入生活中的点滴，在感受中逐渐显露。《诗》和《少年行》这两个单元虽然有很大的电影风格差异，影片的时代跨度也很大，但也有很大的共性。对于母爱的表达，两位母亲都没有和儿子说过“我爱你”，而是通过和孩子日常相处的细节来表现，观众可以感受到两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关切与期望。
夫妻关系的现代化表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解放是从“家庭的变革”开始的。“这种解放是家庭发生了变革，最重要及最低的条件是什么？那就是家庭自身不再是压迫人类的场所。换言之，家庭不再是父权制的家庭。”与西方自下而上的女性思想解放不同，中国的女性解放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女性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的职务，中国的家庭关系也在朝“开放型、随意型改变，呈现出复杂而灵活的面貌”发展。不同于“玛丽苏”“大女主”等剧情，也不同于青春片中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我和我的”系列中的爱情是温情的、平淡的，妻子与丈夫都在替对方着想，体现出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感，是一种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
在高喊女性解放的今天，妻子不再是家庭中的附属品。虽然在乡镇及农村依然有许多女性，由于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无法摆脱家庭的羁绊，但是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大幅度改善。体现在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在施宏儒去世前，施宏儒、郁凯迎夫妇对家庭、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上都承担了共同的责任。除此之外，《诗》这一单元大量出现了他们夫妇俩在黄土地上散步、骑自行车、打趣嬉闹的镜头。这组镜头刻画出郁凯迎对去世丈夫的深切怀念，也体现了他们夫妻关系的和睦。这正是当今社会家庭的真实写照——男女共同承担家庭的生存责任，共同承担家务，养育孩子，夫妻之间情感和睦，是现代女性所期待的良好婚姻关系的展现。
目光聚焦到2020年，《神笔马亮》中的“妻管严”模式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也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又一类家庭关系。但需要关注的是，《神笔马亮》中男主人公的妻子虽然体力过人，在婚姻中占主导地位，但当她理解了丈夫的良苦用心和思乡之情以后，她一改之前的态度支持丈夫的选择，并认为丈夫的选择是有意义和价值的。类似的安排还有《鸭先知》中韩婧雅和赵平洋的夫妻关系。赵平洋虽然在与韩婧雅分居的情况下，联合儿子瞒着老婆找人来家里拍广告，但有人为难丈夫时她依然为丈夫挺身而出，上演实力护夫帮助丈夫完成梦想。在《相遇》中，方敏与高远虽然只是恋人，但方敏对待自己的心仪对象勇敢说爱，对待恋人工作的尊重与理解，也具备现代女性的风范。
“我和我的”系列中显现出具有时代性的夫妻关系，是夫妻关系的现代化表达。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生动地将普通人在平凡中的小幸福刻画了出来，提炼出属于平凡老百姓生活中的小甜蜜。
带有地域特色的思乡之情。在“我和我的”系列中，与其他两部曲不同，《我和我的家乡》将目光集中在当代，讲述普通人与家乡的故事。其中有主要女性角色的两个单元，通过讲述平凡女性在家乡遇到的人和事，刻画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思乡之情。
《回乡之路》带货主播闫飞燕是一名事业成功的独立女性，回到家乡之前，她都表现出难以亲近，给人“不接地气”之感，但是在回到家乡之后，她操起了陕西方言，吃起当地美食，立刻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当地人。家乡给人以日常感和生活感，这正是地缘的力量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中国人对家乡、土地的情感远超越西方人。
《回乡之路》中有一位对闫飞燕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童年时的老师杨妈妈。“杨妈妈”这一角色对于她而言，不仅是一名老师还是类似母亲一般的存在。她具有老师和母亲共同的特质——传道授业，养育孩子。杨妈妈教育出来的孩子也完成了杨妈妈的愿望——把家乡变个样。从精神分析学理论分析，杨妈妈和闫飞燕这种类母女的关系，是她们之间深层次的契合，而这种契合即是女性建构认同与身份的重要心理基础。作为一个成功的事业女性，她对自我和家乡强烈的认同感，不仅仅来源于血缘和地缘本身，还来自家乡的人以及和他们之间曾经的情感。同时，此单元中通过对沙漠、大草坪等景观几十年前和现如今的对比，体现出扶贫给当地环境带来的变化，也映照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
《神笔马亮》中地名虽然纯属虚构，但从景观风貌和演员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拍摄的是东北农村。秋霞最终支持丈夫的选择，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理解和爱，另一方面也是在她看到在丈夫的带领下茴香村变得温馨美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后，对丈夫思乡之情产生的共情。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通过对中国各地的景观和美食的展示，各地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精神人文风貌的描绘构成了一种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在地性”表达。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大众对精神和欲望的追求呈现大幅上升趋势。电影作为精神和欲望满足的重要客体，在市场上承担了重要的文化导向作用。2020年我国全年总票房达到204.17亿元，居全球票房首位。
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涌现了一批魔幻的奇观化电影和刺激消费的粉丝电影，这类电影虽然丰富了中国电影的类型，但一些电影由于崇尚奢靡的消费观念，助长了浮华的社会文化风气，甚至还有许多电影出现了内容“同质化”、主题“单一化”的特征。
以“我和我的”系列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利用现实主义拍摄手法、去奇观化的镜头语言，以平凡的小人物的视角回顾历史，既映现了庄严的历史，也轻松、质朴地叙述了故事，让电影观众笑中带泪地走出影院。这类中国新主流电影属于“思想导向上具有正确性，在艺术创作上具有前沿性，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通约性，在商业类型上具有兼容性，在审美品位上具有时代性，在文化精神上具有民族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国际性的主流电影。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主流电影是严肃的、庄重的，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注重流行文化、粉丝效应的商业电影是戏谑的、轻浮的，那么以“我和我的”系列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无疑是如今电影市场发展下良好的解决方案，即借助一种更为宽广的定义来思考流行文化的消极面，同时又能兼顾其所有的严肃性和戏谑性。
上文提到“我和我的”中的夫妻关系和睦温馨，但一些局限性也见端倪。妻子一直在理解丈夫帮助丈夫完成梦想，如《神笔马亮》中的秋霞和《鸭先知》中的韩婧雅。如果妻子不理解丈夫，那么婚姻关系就会结束，比如《北京你好》中的张北京和仅出现几个镜头的前妻。这种人物权力结构关系的安排揭示出了电影创作者在建构女性形象时的某种规则：将女性定位在“辅助男性角色完成成长”“帮助男性角色实现梦想”上。当然，这样的规则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从现实生活中家庭分工存在的问题引申而来的——虽然说已婚女性受性别气质约束的可能越来越小，女性从“为他人而活”迈向“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的轨迹，但在现实家庭中，女性出于责任和爱以及传统观念的约束，还是会承担更多家务、育儿等方面的压力。女性也往往受制于生育和家庭的角色而主动放弃了争取同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故而无法享受平等的社会地位。
由此，出现在电影银幕上的女性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在影片叙事中作为男性角色的陪衬，是被弱化的存在。女性观众观看电影，和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产生的互动也是一种“接受与协商”的过程。新主流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通过女性观众的“被看”与评价，继续丰富与完善，在未来呈现更加多元化的面貌。
综上所述，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与传统主流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不一样的特征。她们是历史变革中的平凡女性，和现实社会中的中国女性一样，她们也会面临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在职场受到男同事的调侃，在家庭中与丈夫斗智斗勇，无法平衡事业和家庭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她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和情绪也和理想中的现实女性类似。可以注意到，她们尊重、理解孩子，遇到问题时也会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和孩子交流；
作为妻子，她们不隐忍、不受委屈，既表达自己对丈夫的不满，又在关键时刻为丈夫挺身而出；
作为事业女性，她们努力提升自我，在必要的时刻展现自我。可以说，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不尽完美，但已经是现代女性的典范。既带有时代性与独立性，又不失传统道德标准中的贤惠和责任感，是新主流电影女性形象的成功实践。
然而，如果从女性和男性的权力结构关系分析并不难发现，“我和我的”系列中的女性形象依然站在父权结构中，以维护家庭、帮助丈夫为责任，而其他类型的形象较为少见。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社会现实中女性的自我意识、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多种问题都有关系。在未来，观众对电影中女性的评价必然会不断促使新主流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往越来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女性形象与男性的权利结构关系的类别也会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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