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以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的重要任务，这是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出现“组织力”的概念。“组织力”一经提出，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成为新时代党建话语中的一个重点词汇，也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和解读，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已有成果大多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对党的领导人讲话及相关文献的阐释解读上，鲜有立足于中共百年组织建设史的经验事实，从概念史视角深入考察“组织力”在党的话语体系中生成与流变的研究成果。因而，以概念史视角，考察中共话语体系中的“组织力”概念的历史语境、变迁演化与理论意涵，有助于透析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基因和组织优势，揭示党的百年自身建设史与其所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之间的互动逻辑，为新时代党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话语资源和现实启迪。

特定概念发轫于历史境遇和语言环境之中，对于概念的分析需要注意语言内外的语境，厘清概念的内涵、多义性的辨析。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组织力”概念的生成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与中共的革命任务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对“组织力”概念的界说需要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和组织发动阶级联合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场景之中进行考察。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我答应之后，吴小红这才抹了把眼泪说，谢谢你了。我们知道这样太委屈你。这样吧，一个月给您五百块钱，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说着，吴小红就掏出了几张百元大钞。我说，别，咱先试试吧，看看行不行。吴小红说，也好。临走时，她拿出个手机递到我手上，是那种宽屏的，老人专用的。她手把手教我怎么用，主要是充电和接电话。我还不算太笨，她演示了三遍，我就学会了。

1.中共“组织力”基本内涵界定及其概念史释义

由图2可知，食用盐用量过多，香菇酱咸味较过，且与其他香辛料不相协调；
用量过少则咸味过淡，严重影响了风味酱的口味；
用量10 g时最佳，感官评分为88分。

总体而言，党在全面执政以后，更新了对组织力的语义理解与内涵设定，“组织力”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词义变迁与逻辑转换，其原初意义与衍生意义也随之变迁、丰富和拓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主要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语境下使用“组织力”，更多地强调强化党的自身组织功能，积极顺应和回应新的执政条件下多元社会形态下对党提出的多样化需求，使党的领导和执政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之间具备了积极调适和平衡的组织能力供给，使党的基层组织能够有效吸纳和安排多元化的要求和多样化的力量，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政治权威的核心能力”。

“组织力”是由“组织”直接派生出的一个概念，由于组织对象与受众的不同，对于组织力的理解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组织力，是组织将自身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体纳入到组织力受众范围之中，是指组织通过调动和团结组织内外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狭义的组织力，是将组织自身既视为主体又视为唯一客体，是指组织系统内部通过整合内部资源、高效动员协作以实现组织特定目标的能力，即组织动员内部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其实质是由组织内部结构要素通过一定方式组合而凝结生成的组织功能和组织力量。回顾百年党史，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曾多次提及“组织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组织力是一个兼具历史底蕴和时代气息的重要概念。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呈现于特定话语，“概念史试图通过分析语言表述的意义变化，让人领悟过去时代的实际经验与社会形态及其变化的关系”。概念史的语境分析，有效沟通了历史主体的实践运动和思想流变，意味着对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有效认识论因素的揭示。对“组织力”概念内涵的理解需要结合中共革命建设事业和自身组织建设的基本史实进行具体分析，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运动与思想流变的有效沟通、对主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双向关照、对历史语境与概念创生的嬗变机理的准确揭示，为科学理解中共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语境、丰富内涵及其时代意蕴提供了重要方法支撑。

2.中共“组织力”话语生成的历史境遇

2.“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新时代背景下，“组织力”得以重新提出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明确的演变过程。2014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此处提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但着重强调来自“组织”层面的力量，因而已包涵“组织力”的理论意蕴，是组织力的广义表达。2015年9月，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正反典型为镜子，实行组织力量、班子力量、个人力量、群众力量相结合，在查找和解决不严不实突出问题上下功夫。”此处明确提出了党的四类具体力量，在概念上相当于广义的“组织力”，这四类力量中就包括“组织力量”。2016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必须激活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组织力”。这里侧重于论述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领导人讲话中首次提出“基层组织力”。

为了改变国家颓势，觉悟了的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了封建统治秩序的腐朽，非通过推翻现存统治秩序的民主革命运动无以扭转国家颓势。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封建统治秩序得以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这是一个民主资源匮乏、组织力量薄弱的近代国家形态。孙中山为了将“一盘散沙”的国家组织起来，创建了国民党，但其自同盟会始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纪律松弛、派系林立的弱组织化政党。尽管孙中山在1919—1924年期间“以俄为师”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然而“以俄为师”并未“全盘俄化”，“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内蕴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当时统治中国社会的是拥兵自重、矛盾重重的各派系军阀，中国社会仍未被有效组织起来，依然处于组织无序的状态，无论是北洋军阀时期抑或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社会都缺乏将各个区域、各个阶层联系起来的组织力量。

作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尤其是吸收了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她的成立彻底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组织无序状态。高度重视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特点和优势。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其使命是要领导、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战斗，完成党的革命任务，其本身必须是一个严密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部队。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百年来，无论是在革命时期领导民众武装斗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建设时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或是在新时代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都始终高度重视组织力建设，时常思考如何整合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的组织、动员有限的组织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革命力量。因此，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重视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历史”。在百年组织建设史中，中国共产党围绕“组织力”概念形成了独特的言说方式和变迁图景，展现着中共致力于将中国民众“组织起来”的使命和自觉。

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力”是一个见诸中共重要文献中的一个高频词汇，集中展现着中共巩固和整顿自身组织体系、组织动员革命力量所作出的探索与努力。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重构其面对的范式情境(paradigm-situation)，厘清不同话语及其语境，通过复杂的语境来追踪范式的转换过程，解释某些话语如何成为引发范式转换的政治事件”。具体来说，革命时期，中共主要在以下几个维度运用“组织力”概念。

1.“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组织力

在创建之初，中共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将产业工人组织发动起来，使工人阶级成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联合力量，并通过联合其他阶级以强大的组织力、战斗力共同对付资产阶级，扩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由此，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建设就成为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力主要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组织力。该时期，中共对组织力的使用和理解伴随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战略进程的理性认知和前瞻思索。一方面，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艰巨性要求政党必须具有强大组织力；
另一方面，处于幼年的政党在组织力上表现出不足的现实性，要求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必须切实提升自身组织力，巩固党的内部团结。

在中共二大上，党就已经意识到在新民主主义取得胜利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会得到一个“迅速发展”，从而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用他们从封建统治秩序中夺取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以后，革命将迈入第二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的组织力是否巩固，则是革命能否继续成功的关键，“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领导联合战线里，工人们不仅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致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还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必须要通过共产党和工会将自己组织起来，“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为此，中共领导创建了一批现代工会组织。1922年5月初，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就被认为是“我们工人们组织力扩大的证明”。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组织力”开始频繁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比如“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更加雄厚”，“上海工人奋斗经验的增加和组织力的扩大，已是不小，即阶级意识和自尊心都有长进”等等。随着中共政治影响力的逐步扩大，需要在组织上扩大党的覆盖范围，使党的组织力与政治影响力同步提升、“同时生长”。因此，组织力也常常与党的政治影响力被并列提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制定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指出，“产业无产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必定要和他的组织力同时生长，因此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2.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300 L/s全血粘度、100 L/s全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水平均升高，血沉下降，且B组各指标的变化幅度均小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民众的组织力”和“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

在农民群众占绝大多数的国度搞革命，组织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广泛发动和团结包括工农群众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民主力量以取得革命胜利，只有“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李大钊认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在这一背景下，能否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就成为衡量中共组织力的核心指标，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关键所在。为此，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对于无党群众及无组织的群众之工作，也是本党在组织上的责任之一”。

第一，以提升质量为基础，大幅度促进实效性提升的原则。利用多种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促使项目的科技含量大幅度提升，同时，应重视促使各环节操作具备较高的科学性，基于项目基地的具体施工标准，实施可行性以及有效性均较高的经营管理和建设操作。第二，合理择址，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对建设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地理条件等加以充分考量后，因地制宜的择选基地的具体建设位置，有助于后期各环节建设操作更为顺利的开展以及进行。

192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一文中基于广东革命斗争情形的分析指出，过去的“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与当前的“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相比较，过去只需打“几处集合战”，重视“国民革命军的练成”即可，而当前的这种“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和充实，决难致胜”。因此，他指出：“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切迫的工作。”周恩来在此处对广东革命形势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革命形势的变化致使中共对“组织力”的涵义认知及其使用范围上发生了相应变迁。经过“北伐”的胜利进军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深刻认识到，革命的真正伟力深刻蕴藏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间。1928年7月9日，党的六大制定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只有斗争，只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因此，“工农群众已经要在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更加扩大自己的组织力与团结力，使中国革命勇猛前进，向着与帝国主义和治者阶级决一死战的时机方面去”。而就当时的现实状况来说，“现在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还非常薄弱”。中共清醒认识到，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要大力争取和依靠广大民众的组织力量。毛泽东在《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了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的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

从国家财政部对于构建现代管理会计体系的政策要求当中不难看出，公立医院在发展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强化财务管理，加大成本核算与控制力度，严格落实财务制度的相关要求，这就需要从管理会计的维度着手构建起完善的组织架构，按照相关部署科学设置职能部门与岗位，配备专职的人才，从而为公立医院经济活动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等系列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同样高度重视把广大民众毫无例外地动员组织起来，惟其如此，才能为对敌斗争激发源源不断的深层动力，正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克服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把民众组织起来，就找到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以《组织起来》为题的著名讲话，强调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组织起来”的号召，充分彰显了中共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重视组织民众、依靠民众的高度自觉。

总体而言，大革命以后，党对“组织力”的认识进一步拓展为“中国的劳动平民、小商人、农民”的组织力，也就是广大民众自身于内部所养成的、蕴藏在广大民众之中的民主势力和组织力量。经过革命实践历练，党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农民协会、商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等组织的发展、统一、整顿和团结，民众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才能得到充实和发展，党才能有力领导社会各阶级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3.“党的战斗力组织力”和“党与团体的组织力”

勒维斯之后，警方再也没有发现新的嫌疑人。随着时间流逝，找到真凶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但泰诺投毒案的影响不止于此。自从该案之后，类似案件愈演愈烈，时不时有人吃到了有毒的巧克力或是喝了含有杀虫剂的果汁。仅在一年时间内，全美就发生了270起食品、药品污染案，其中有36起被确认为故意投毒。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于“组织力”建设的高度重视和重点推进，彰显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理论的守正与创新之道，党不仅继承了重视组织力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而且基于新的实践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意蕴。我们可从几个角度理解新时代以来中共对“组织力”概念的使用：

处于秘密活动条件下，“党的组织力”关乎党最基本生存条件，关乎红色政权的巩固与壮大，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指出，“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为了能在白色恐怖中获得生存，党对自身组织力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高度重视通过加强组织力建设以配合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武装进攻。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到“党的战斗力组织力”的概念，强调要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创造大区域产业支部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时期，中共采取了“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改造党的组织”等一系列组织手段以紧密联系群众、凝聚群众，为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强化党的领导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着党的组织力建设的成功探索。

作为一个执行特定革命任务和政治任务的政治集团，中共话语体系中的“组织力”概念具有鲜明的革命意义与政治意义。1930年9月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党在苏维埃区域要反对农民群众中散乱无组织的倾向反映到党里来，并且党还应教育和领导群众，使他们能逐渐习惯于无产阶级的原则，习惯于苏维埃政权的使用，以加强革命的组织力。”“革命的组织力”实际上是党对“革命”的“组织力”，即党在革命领域组织阶级动员、整合组织资源、凝聚革命力量以完成革命斗争任务的组织动员能力。

隐性价值更需要用心去挖掘。比如拿专题纪录片来说，作品绝大多数局限于从个人角度去审视，尽管我们觉得它的信息价值较高，或者说由于从中可窥见中国纪录片发展轨迹因此具有凭证价值，某些片断可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原生态的一种记录。又如解放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在判断素材价值时还应注意到主题、画面、解说词之间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党的组织力“还不够强大”“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15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的不良倾向，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为进一步强化党的组织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民族危亡紧急时刻，党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积极为建立、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党组织团结的对象不仅包括了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进步力量，也包括了爱国民主人士、开明绅士、主张积极抗战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人士以及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共明确提出了“政治组织力”概念。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优劣区别，认为与日本侵略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相比而言，虽然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此处的“组织力”即党在政治领域的组织力，是指不同党派和主权国家间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宣传、政治社会化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整体性组织能力。政治组织力不仅仅局限于某个阶层，显然是从一国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形式意义来讲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特定政党的功能与组织力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政治体制(包括政党体制)的制约与影响”。无论是“党的组织力”，还是“革命的组织力”“政治组织力”，均指的是作为政党整体的组织力，是由党的各级组织在崇高的组织使命、严密的组织体系、特定组织原则、严肃的组织纪律之下而产生的力量聚合，这一力量也成为了中共由弱小走向强大这一成长过程所形成的卓越领导力的构成要素。

4.“使军队兵士训练组织力”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革命时期，军队是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也是党在战争条件下生死攸关的重要组织资源。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中提出：“对兵士自发的斗争，我们不应袖手旁观，应去领导，斗争的目的使军队兵士训练组织力。”很显然，这里是在军事工作层面上使用“组织力”概念的，只有军队组织力得到强化和巩固，党的红色政权和革命事业才能得到有力保障。中共建党和建军具有高度同构性，人民军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武装集团，军队干部对于党组织而言“负有重大的责任”。1942年6月，《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力量——武装力量”。因此，党高度重视在军队中整顿“三风”、锻炼党性，将军队干部组织起来具有“更有重大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力”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军队的组织力，比如适应革命战争条件下的特殊背景，党为了强化自身组织建设曾多次提出过“党员军事化”的口号，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设置原则，要求“使支部成为民兵政治工作的领导组织”。可见，军事上的组织力成为革命年代党的组织力的重要意涵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整体组织力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这为后来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实现对国家权力组织体系的再造提供了坚实的组织资源和经验支撑，“在重建国家秩序的过程中，共产党把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军关系自然地转移为党—政关系，形成了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

革命胜利以后，中共延续了在革命年代重视“组织起来”的行动特质和优良传统，“组织力”的话语空间发生了明显转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度不再使用“组织力”的概念表述，而代之以“组织力量”“党的力量”“强大力量”“党的战斗力”等话语表述。同时，中共及时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和新要求，提出了诸如引领力、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战斗力等新话语表述，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1.“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保持与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员规模迅速壮大，党员人数由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121万增加到1950年上半年的500万。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党的组织力的主要因素在于组织不纯、脱离群众等，比如：“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大思想上发生于堕落性质的变化；
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堕落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并有一些坏分子钻进了党内。”因此，中共对组织建设的重心做出了及时调整，通过加强审查、教育和监督，以“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使党员的政治觉悟程度达到共产党员的条件和标准。为此，1950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提出：“党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1951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了“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保持与提高”的重要命题，要求对“已有的基层组织加以整理，尤其需要健全党的支部的组织生活及经常的教育工作”。这些要求与举措彰显出了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下为坚持更高的党员标准而对党员条件所作的努力，对于保持和提高党的组织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把贯彻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任务。而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就是党的基层组织，为此，八大提出了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工作的任务，八大党章首次使用了“党的基层组织”这一概念。后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想路线的影响，党的八大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被迫中断，党的组织力意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异化。

随着国家结束十年动乱，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主要集中在发展、巩固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中共延续了革命年代重视“组织起来”的行动特质与优良传统。同革命时期党要大规模组织动员社会各个阶级投入革命斗争相比，在建设时期，党面临的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任务显然更加突出。因此，相比于在革命时期在多元化意义上使用组织力概念，在建设时期，党中央很少再明确使用“组织力”概念，而是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其目的是使得党的组织不会因执政环境发生转变而发生异化。就“纯洁性和战斗力”与“组织力”的联系与区别而言，前者构成了后者的一个前提性、基础性要素。换言之，首先要在保持党的基本属性和革命精神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力才能得以有效保持，党的组织基因才能得以有效传承。以“组织力”与“战斗力”的关系为例，“战斗力”原本是用来形容军队进行作战任务的能力，即作战能力，在建设时期，它被党用作形容贯彻党的主张、执行党的任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一个重要指标。组织力是战斗力的基础与要件，战斗力是组织力的升级与延伸。总之，这一历史时期，虽然党对“组织力”的使用频次明显减少，但并没有停止对组织力建设的思考和探索，而是注重通过一定的有力举措和制度载体巩固党的组织力，充分利用在革命年代积累的组织资源，充分利用党强大的组织能力以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科学做好“双联”站点合并调整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在全县8个镇、1个街道设立了9个人大代表民情联络站，按照“四有”（有办公场所、有办公设施、有工作制度、有活动经费）和“三统一”（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接待时间）标准进行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在全县按片区（管区、社区）设立47个人大代表联络点。把每月双周的周四作为全县各联络站点代表接待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型社会阶层和大批“两新组织”，单位体制、居委会制度、户籍制度等组织制度所能释放出的组织力量日渐式微，原有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渐松散，党的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出现了一定分化，原有的组织体系已难以适应党员教育管理和进行基层组织动员的新要求，需要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加以调整和完善。“组织力”的话语词义和使用场域上发生了一定转化和聚焦，新的组织实践催生了许多新的表述，比如“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等等，这一系列新概念与“组织力”语义类似，又有着细微差别，都是与“组织力”具有密切关联的新范畴和新表述，代表着准确理解新时期组织力话语内涵的特定维度。

（一）体育教学目标与评价形式不同步。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促进初中生获得全面发展。因此体育教学目标就必须围绕这个方面出发，包括体育教学评价。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说，传统初中体育教学评价的形式过于单一，不乏“一刀切”的现象出现。这也使得不少学生在评价中，处于一种劣势的局面。不公平的评价，也使得学生对于体育丧失了积极性，这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到初中生的成长。为此，体育教师在反思教学评价上，就必须重视评价形式的有效拓展，让体育教学目标与评价形式高度融合。

1989年8月，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党的战斗力，党的力量，表现在哪里？我看首先表现在近三百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一论述将“战斗力”“党的力量”与基层组织建设明确联系在了一起。他还指出：“在如此深刻、广泛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如果党的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广大党员不能发挥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那么，党要对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有效的政治领导，势必因为缺乏坚强的组织保证而成为一句空话。”此处运用了“凝聚力”“战斗力”的表述，可视为“组织力”的时代化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党的力量”的支撑要素。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进一步提出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的重要论断。1993年11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基础稳固才能保证党的整体有强大的战斗力，才能经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继续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其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虽未明确提出“组织力”话语，但“团结和带领群众”的时代任务中内在包含着提升党的组织力的客观要求。

进入新世纪，中共十六大立足于现实，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对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作了新表述，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命题。这一新提法主要着眼于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组织力”的理念和话语尚未明确化。

随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非公有制企业、城市街道社区、农村集体经济、“两新组织”等领域成长，加强和改进组织工作的新课题，“组织力”的含义发生了进一步扩充和拓展，比如：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了“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基层服务功能”“在群众中形成更大的凝聚力、号召力”；
针对非公企业党组织，提出要“按照政策积极做好、团结、教育、引导他们的工作”，把私营企业主“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在街道社区党组织中，要“做到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的教育管理；
凡是有居民的地方，就有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有党员在发挥作用”。

今年3月，三十四团启动连队“两委”选举工作，李映华被连队党员选举全票当选为连队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后，李映华立即开始走家入户，详细了解全连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征求职工群众对连队“两委”和连队发展的意见建议，对于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职工群众，他都一一记录下来。随后，他和十连其他“两委”成员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坚持认真细致、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顺利完成了全连土地确权划分工作，全连没有发生一起因土地确权划分而产生的纠纷。

高素质的专业化监察队伍对于组织职能的发挥具有重大意义。学者李秋芳、孙壮志在其2015年出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国际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瑞典经济犯罪调查局大约有40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检察官、警官、经济调查员（例如司法鉴定会计）和行政人员，调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每个处都配备各领域的专家作为机构成员，而阿根廷审计总署更是要求内部人员必须具备大学经济学或法学学历，并通过金融管理和审计专业资格考试。可见，高学历、专业化、职业化是切实履行监察监督职能必备的要素，也是世界各国反腐败过程中机构人员遴选必须考量的基本素质要求。

新时代党的组织力话语的生成面临着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共十八大以来，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承担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任务，党的基层组织承担着艰巨繁重的使命职责，“组织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重新提出。

1.“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强大的组织力来自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虚化弱化边缘化”“组织意识淡薄”“政治功能不强”“党员教育宽松软”等多方面突出问题，迫切需要重新激活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通过党的组织再造与组织赋能为完成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以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为抓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集中整治和整顿基层党组织，大力推进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基层党组织重新焕发出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重塑和基层社会“再组织化”。

党史语境中的“组织力”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和党自身组织形态演变而逐渐生成的一个概念，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获得，人们所获得的生活资料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而非用于社会再生产与商品交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就难以形成将社会各阶级联系起来的组织力量。这就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孱弱与匮乏，正如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所指出的，“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1923年5月26日，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也阐述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民众组织力不足的状况，他指出，“中国的劳动平民、小商人、农民，受帝国主义经济上政治上的恶果，失业破产，一时还没养成伟大的组织力”。

社会公共资产的载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社会公共资产与企业国有资产、政府性资产虽然都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都具有“公有”资产形式，但资产属性、管理方式、产权结构等方面并不全然相同。政府性资产以“政府公共资产”冠之更为恰当，它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政治、经济制度稳固为主要目标等。社会公共资产以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社会资本增值、满足公民诉求、保障公民利益等为目标，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形式。

中共十九大以后，党全面总结不同时期加强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吸收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的新鲜经验，对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作用、要素、功能以及工作重点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关于组织力的系统表达。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部分，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首次正式提出“组织力”这一概念。此外，报告还提出了“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表述，这四个力与“组织力”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其中，“群众组织力”是以群众为组织对象的“组织力”的一个构成要件。2018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着“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求党支部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一核心目标，着力“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健全党的组织体系，进而“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201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时再次提出，“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的要求，强调要“不断扩大覆盖面、着力提高组织力和领导力，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当前，组织力成为一个指称基层党组织建设范畴的稳定词汇和标识性概念，随着基层组织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组织力的内容指向逐渐聚焦，概念表述渐次清晰，理论内涵不断丰富。

2.新时代“组织力”的时代意蕴和实践指向

除针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具体群体和阶级使用“组织力”外，中共也将“党”自身视为一个组织整体，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在政党组织整体意义上使用“组织力”概念。建党初期，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其无产阶级基础尚未完全巩固，组织体系尚不健全，经过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党的队伍持续发展壮大，组织力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城市和乡村党的支部被大大削弱。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提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损失极巨，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还未健全起来。”可以看出，此处的“组织力”概念的指涉对象同样是作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党”，而非单独针对于某个特定的阶级、群体。

其一，从党的政治建设的角度看，党的组织力是一个“与党的性质、宗旨、责任、使命等密切相关的一个政治概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力事关党的政治生命力与战斗力，是全党与各级党组织发挥先进性、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的责任与使命的能力的总和与总称”。中共在强调“组织力”的同时，并列提出要突出“政治功能”，强化组织政治属性，这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化的政治建设密不可分，这一概念的重新出场“显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力建设的实践要旨就是要强化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组织动员，加强党内教育管理，消除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时出现的“中梗阻”现象，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使基层党组织成为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坚强战斗堡垒。

其二，从基层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提升党的组织力确保社会治理秩序，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组织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党的强大组织力引领、带动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进而成为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动力。

其三，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看，组织力建设的实践要旨就是要注意时刻密切联系群众、高效组织群众、善于动员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根本防止党沦为脱离民众的特权阶层和“泥腿巨人”。

其四，从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角度看，组织力建设关乎中共执政根基的坚实稳固，关乎一个具有九千多万党员、四百多万个基层组织的超大型政党组织的高效集体行动，这充分凸显出新时代以来中共高度重视和重申组织力建设的深层战略考量。

“组织力”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术语，依前文所言，“组织力”概念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复兴，是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新时代背景下，中共在乡村治理、城市社区治理、非公企业、互联网等领域的组织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生长提供了新的契机，应结合新的实践为组织力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话语内涵。

1.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组织力”概念的回归与超越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总体而言可资利用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组织资源的匮乏或曰低组织化状态。”面对“一盘散沙”和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以革命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将民众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结成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而且要在革命斗争中加强自身建设，在组织上肩负着“巩固党”“改造党”“建设党”的重要任务。“组织力”在民主革命时期，尤其在大革命时期成为中共领导人讲话和重要文献中的一个高频词汇，一方面充分凸显出其在白色恐怖统治和严酷战争条件下求生存、求发展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自觉；
另一方面，组织力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严密组织特质的一种写照和表达，显示出对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特性的主体关照和内在省察，这与一些结构松散、组织意识淡薄、党内组织内耗严重的西方政党组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无论是自身高度组织化的存在形态还是将最广大人群‘组织起来’的行动方式，都赋予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中共十九大以后，党对“组织力”的强调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组织属性和强大组织能力的一种强化，同时，又积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党内治理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课题，为组织力注入时代活力和时代精神，赋予新的话语内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组织优势。新时代，中共提出了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政党的战略目标，我们对组织力的认识应当既立足于经典论著中关于组织建设的思想原则，传承好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组织基因，又树立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立足于新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组织建设的学说注入新的理论生命力，明确新时代组织力的政治功能、内涵外延、要素结构与实践指向，以概念的明晰化提升实践的实效性、精准性，防止“组织力”概念泛化、模糊化，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丰厚组织力量支撑。

2.深化概念史研究，打造标识性概念，推动中共党建史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调适

在中共党建话语体系中，“组织力”无疑是一个颇具代表性又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概念，学术界当前对于此类概念的考证与阐释显然不够。事实上，在百余年自身建设史中，党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与语汇资源，比如作为民众联系机制的“群众路线”、作为精英录用机制的“党管干部原则”、作为党员教育管理重要平台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中共自身建设重要载体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党内运行制度规则的“民主集中制”、作为重要协调和决策机制的“党政联席会议”，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有效途径的“自我革命”等等。这些核心概念有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思想渊源的传承创新，有的来自基于党自身成功经验事实的主观建构，有的来自新的时代背景下解决崭新实践课题的话语创新，它们同“组织力”一道，构成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话语图谱与叙说风格。百年大党，经历了从弱小到强大，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理论素材和经验事实。新时代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首先要注重从概念史对这些核心概念进行原理性提炼、学理性加工和学术化建构，积极打造“标识性”学术概念和理论话语，构建起足以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衔接、与世界第一大政党地位相匹配、与西方政党理论向对等的党建话语体系，以概念创新与供给丰富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建设，以党的建设话语体系的调适与创新支撑党建知识体系生产，推动形成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良性互动的局面。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在学理上破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独特基因密码，也才能有助于强化中国政党理论的解释力。

3.传承中共优良组织基因，激活基层组织活力，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

从实践层面来看，组织力建设是一项历史性课题，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革命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共长期执政的全过程。组织力建设并非易事，涉及到党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组织体系等方方面面的要素和变量，还需要深入细致的日常群众工作、富有成效的宣传思想工作、经常化的党内教育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协同配合。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认识到组织力的获得绝不仅仅是通过政治口号和武装暴动口号自然获得的，而是“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中逐步提升的。

习近平提出：“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新时代要真正解决基层选集失序、基层治理失灵、基层组织弱化等现象，从根本上防止“大而不强”的现象，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基层组织力建设尤为关键。近年来，党中央对基层党建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但是在时代背景、组织环境、政治生态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势下，“组织力”建设何以可能？在准确理解组织力的话语内涵和实践指向的基础上，如何不断深化对党的组织力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如何以组织力建设为核心对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实现“再组织化”？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党组织力建设会产生许多新课题、新挑战。如何以组织力的重塑使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政党生命力，进而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根基？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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