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活动的知识生产特征探析——以狄德罗《百科全书》出版为例
时间：2022-11-05 11:3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郑甜
古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有句名言：“词语是事物的符号。”罗素认为，“借以表达科学知识的唯一工具”是语言，通过词语定义的叫作文字定义，通过物体指代定义的叫作实指定义。哲学家们都认为语言文字与知识关系密切，离开语言文字，知识无所依托，更无从定义。传统观念认为，知识只是出版内容的一部分，出版只传播知识而不生产知识。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作为记录语言文字的人类活动，出版不仅从内容上显示出与知识的紧密关系，更是以知识生产为目的，并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开展活动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人被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书中认为只有第一种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苏格拉底也在对话中问道：“吃了饭学了知识，身体和心灵的空缺不就充实了吗？”吃饭充实身体，知识充实心灵，“真实意见、知识、理性和一切美德的东西”是更“具有纯粹的实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学术文化的最高峰都以追求知识为目标。
1.知识出现的必然
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中明确发问：“什么是知识？”于是，知识也成为著名的“泰阿泰德问题”。书中提出了成为知识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即“真实的信念”和“解释（逻各斯）”。“希腊语哲学一词原义爱知，科学一词原义知识，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现代所用science一词，出自拉丁语；
knowledge一词，出自古英语；
原义均为知识。”古希腊学者极重知识，他们认为知识与真理相同。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篇中说出了这样的名言：“求知是人的本性”，他指明了人与知识的关系。于殿利在《阅读的三个时代》中指出，人类需要知识，只有懂得和掌握万物的规律，才能够有利于人的发展。种植农业的发明、火的使用、冶炼技术和医学的发明以及文学艺术的创作等，都是人类观察宇宙奥秘，即阅读天地之书的结果。正是这几个具有革命性和标志性的事件，让人脱离了动物，远离了蒙昧。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就已经存在智慧，分别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技术智慧”、认识和了解环境的“自然史智慧”以及群居生活所必需的“社会智慧”。这三种智慧是确保人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与生来就具有生存本能的动物不同，人在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中毫无优势，唯有凭大脑的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成就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优势，自然规律从而转化为人的知识和智慧，创造出人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独特生存方式。因此，人既有创造知识的能力，又有依赖知识的需要，甚至可以说，人注定是“知识人”，也必然要成为“知识人”。正如于殿利所言：“探索和追求是人类存在的理由，也是人类存在的标志。”
2.向文字知识的演化
罗素认为，知识大体可分为“反映”的知识和能够发挥控制能力的知识两类。如果从源头上探寻这两类知识的产生，可以发现，感觉、知觉、记忆是“反映”知识最直接的生产者，而语言文字则有可能产生“发挥控制能力的知识”。这是因为，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它所形成的共同概念和逻辑抽象，会尽可能减少不同人对一个词意义上的理解偏差，并通过词的传递形成人类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传达，在形成社会共同意志的同时，也有助于引导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人作为个体，不可能经验所有事物并总结归纳出全部的知识；
但作为社会人，他可通过语言文字知识纠正他已经验或习得他未经验的知识，从而基于对未来的预测改变现在的行为。可以说，“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都是因为人类有语言文字的知识。中国历来重视知识学习。“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表明语言交流有助于学习知识。在先秦哲学著作中，“知”与“识”大多分开使用。“古代汉语中，‘知’作名词用，有知识、智慧的意思，作动词用，有晓得、明了的意思；
‘识’作名词用，有标志的意思，作动词用同‘知’，也是知晓、明了的意思。”先秦哲学的《墨子》中将“知”“识”二字合用，“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为召，勿令里巷中。”到了现代，“知识”二字相合只做名词使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知识”的意思一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二是指学术、文化或学问。无论是古希腊的“泰阿泰德问题”，还是先秦哲学中的“知”与“识”，其本质都是试图辨别事物的特征，以识别和标志事物。而最早的楔形文字的诞生，也与标记事物直接相关。美国学者威廉·戈兹曼指出：“出现于公元前3100年的乌鲁克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本质上是一种陶筹的图形。这些陶筹的形状模仿了事物的特征，如，布的象形文字可以追溯到一个圆形的、有条纹的陶筹；
甜的标志由蜜罐形状的陶筹演变而来；
食物的标志从像一盘完整的菜的陶筹演变而来。”陶筹中的大多数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商品。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被证实也是来源于模仿，只不过楔形文字模仿的是具有事物特征的陶筹，而甲骨文模仿的是占卜时用火对牛肩胛骨和龟甲炙灼时的兆象特征。罗素认为：“在人类，一般是通过文字的证词来获得对于那些还未曾经验到并且不会很快就可以经验到的事物的信念的。”无论是前者对具体事物的模仿，还是后者对占卜兆象的模仿，其本质都是要获得知识，用以获得尚未经验到的关于事物的信念，从而顺利地进行商品交易或者预测未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文字就是为记录和标记知识而出现的。也由此开始，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字知识得以出现。
3.文字知识和知识生产扩大化
弗利茨·马克卢普注意到，“知识作为一种认知的状况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活动。第一种是谈话和倾听、写作和阅读这些活动。这里至少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知识的传送者，另一个是知识的接受者。……第二种活动是发现、发明、直觉，只有一个人在参与”。事实上，自从文字诞生以后，知识生产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在参与”的活动了。文字的出现让间接的符号逐渐取代了直接的模仿（如乌鲁克泥板取代陶筹，甲骨文取代占卜兆象），随着文字变得越发抽象，读写能力更为重要。传统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以“言传”或“秘笈”的形式在极小的圈子中被极少的人获得和掌握，如“祭司、萨满巫师、巫医”等，他们自然成为群体中的佼佼者。在秘传知识的情境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成为一种垂直传承、无关他者的关系。然而，随着城市文明兴起，社会结构复杂化，能够识文断字的人数开始增多。“印刷术发明之时，西欧世俗之人的读写能力已有很长的历史了。”12世纪，欧洲大学兴起。“这一时期，一般认为大学理所当然应该专注于传授知识而不是发现知识……因此，教师的职责就是阐释这些权威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阿奎那，等等）。”秘传知识被中世纪教会的垄断知识所取代。直到此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仍与其相应的社会结构类似。随着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变革出现，以关注物质世界知识的“新哲学”或称“科学”为代表的新知识的出现为标志，意味着知识生产的来源极大地分化了，知识生产破除了旧制度的狭小圈子，开始在社会更大范围内扩散开来。17—18世纪，“研究”“调查”“实验”“试验”等词汇的出现，表明“在某些圈子里，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要更加系统地、专业地、实用地和协同性地搜索知识”。从“好奇”到“研究”的转化，说明人们认识到，“知识储备在质或量上并非恒定，而是能够‘增长’或‘提高’的”。培根的《新大西岛》勾勒出一幅人们系统地生产知识的图景。据彼得·伯克考察，培根想象中的“所罗门宫”有其真实来源，只是现实中的机构规模较小而已。可以说，迈入近现代社会时期的知识生产活动充分反映了康德所言的启蒙运动的特征：“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
在中国，从汉代已降，科举制始终确保“优秀的儒士文人进入行政系统”，这被西方学者誉为“比近代早期世界的任何其他制度都更接近于‘能人统治’的体制”，获得了西方学者的赞赏，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欧19世纪以后的文官考试制度的灵感就来源于此。中国封建王朝运行千余年，正是与古代儒士文人不断阐释、传播与封建王朝统治相匹配的儒学知识分不开的。直到17世纪以后，八股兴起、知识固化，优秀的儒士文人逐渐远离庙堂。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带来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此时的中国科举已废、新学未成，以陈独秀《新青年》发起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口号为开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了探索、创造、生产新知识之路。
应该说，人类从懂得阅读天地之书开始，就已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由此开始了知识的获取、积累、发现、发明、传承和传播。此时的知识更多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集中表现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然规律的总结。“随着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人类最终从原始状态中摆脱出来。进而，城市使人类能建造一种更为复杂、我们相信也是更加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文字的发明”，“与‘城市革命’相伴而生，并极大地促进了‘城市革命’”。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诞生源于城市生活中人际交往、物品交易的复杂性，此时的文字知识已不仅仅是限于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还要更多地增加对人及人际组织的认识。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生产已经变得更丰富、更广泛，也更系统了。与以往知识生产决然不同的是，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现代知识生产活动使人们相信通过人的理性运用能够对知识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提高，这一过程与印刷术关系紧密。“现代知识和现代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经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的兴起，这一切都与印刷和图书出版密不可分。”大体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版活动开始积极参与知识生产，并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
同时，人生产知识的目的已不再囿于“解释世界”，而是试图通过提高知识的“质”“量”来“改变世界”。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知识革命。这场运动中最重要的出版物——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以“28卷对开本的庞大体积和71 818个条目、2 885幅图版”的丰富知识内容和建立人类知识体系的“野心”践行着哲学家们的理性主张。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他的知识生产观念和出版实践活动的统一体，无论是在绪论、前言的撰写，还是在《百科全书》编纂过程中，狄德罗都阐明了知识生产所应有的内容和价值。分析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知识生产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西方进入近现代社会过程中知识生产的普遍特点与方式方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版活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理性——知识生产的原则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以伊拉谟斯为代表的个别人文主义者已经认识到，“整个知识领域都是独立（于神学之外）的，甚至已认识到理性的至上地位”。但理性原则的广泛萌发和应用还是要等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得以完成。按照卡西尔的观点，即便启蒙思想各有差异，但这些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清晰可辨的，即他们共同抛弃了17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方法，取而代之地运用了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这是启蒙哲学的根本方法论，也是启蒙“理性”的真正价值和功能所在。以狄德罗《百科全书》为代表的出版物正是依据此原则来生产知识的。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目的不仅在于提供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人以“理性”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达朗贝尔在《绪论》中也清楚地指明了这一成书原则：“我们感觉的存在是绝对无可争辩的。这样，如果我们要证明它是一切知识的来源，那只须认可这个事实就行了。因为，一种有价值的哲学方法必然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基于事实的，或基于已被承认了的真理的任何演绎，都比完全从假说——即使是天才的假说——出发的演绎更为可取。”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不仅在出版说明中指明原则，在各种条目的撰写中也始终贯彻这一原则。
狄德罗在“理性”词条中指出，理性既是人的天赋，又是人的一种能力，它是引导人去发现、建立和确定真理的智慧。康德或许也受到了狄德罗的启发，他在文中将启蒙运动“描述为理性运用的明确形式，它由一种强有力的‘自由精神’所发动，并与人类对知识的本质需求密切相关”。无论是狄德罗还是后来的康德，他们都把人的理性与知识生产相联系，且断定唯有人的理性方能判断知识的真伪。
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英译本引言中这样写道：“《百科全书》的许多条目，都是他们想要运用理性来处理人类的种种问题的进一步的明证。知识是不能通过神启或笛卡尔式的演绎推理，而只能通过对人类智慧力量的谨慎运用才能获得的。这种智慧的力量又是受人的经验控制的。”“观察”“假说”“体系”等词条都高度认可人的理性对知识生产的作用。“观察”词条认为，观察是科学的基础，甚至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唯一途径；
它还认为是人的观察创造了神，“对神的作品，即奇迹、宗教等等的观察，创造了神界的历史”。也就是说，关于神的知识也是由人创造生产的。而且，词条还认为，“人最终都是最不适宜于进行实验的对象。他却是最适合、最崇高、最有趣的观察对象。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与人有关的各学科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也就是说，唯有人的观察能够生产关于人的知识，这是形成现代人文社科的基础。如果说《观察》指明了生产知识的方法，《假说》则指明了人的实验是验证知识的方法，这表明判断知识的真伪也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系”综合了“观察”“假说”中的论述，提出“真正的体系是那些以事实为基础的。但这些体系要求有相当大量的观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观察发现联系，以实验验证真伪，都只有也只能通过人的智力活动和劳动活动才能完成。区别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上帝赐予人知识的论断，词条明确把确定和辨识知识的权利重新赋予了人，人的理性作用不言自明。
2.道德教育——知识生产的价值
狄德罗极重道德教育。他不仅在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教人向善，更是将知识教育的目的规定为道德教育。这是因为，理性作为“哲人”手里的一种工具，还必须受到另一些因素的指引，那就是人文主义的适当需要，以及对一切生灵，其中包括胡格诺人、犹太人、黑人奴隶乃至动物的适当的道德关怀。《百科全书》的宗旨本质是伦理的，是要让人通过教育变得更进步，更幸福。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相类比，他认为前者取消了人这一独特物种的重要性，将之还原为物质和微尘；
后者则强化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独立性，使精神的存在趋于无限。康德指明了道德法则是人区别于他物的重要标志，且决定了人存在的合目的性。换句话说，道德法则为人的存在找到了理由。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依据理性原则与宗教决裂，但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有可能会超越边界而迷失。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且基于道德法则于人的价值，以道德法则引导认识能力就成为符合逻辑的行为。
因此，狄德罗在其撰写的“百科全书”词条中直接表明了知识教育的目的，《百科全书》就是要将分散的知识集合起来，既展示给当代人，又要流传后世，以使后世子孙能够享受更多教育，从而生活得更加崇高和幸福。他同时说道：“我们的弱点将随着我们的肉体一道进入坟墓而消失，泥土将把它们一齐埋葬，我们高尚品德的累累硕果却会保存下来，在我们为自己所树立的纪念碑上，或在社会怀着敬意与感激为我们建立的纪念堂中，永垂不朽。”与康德一样，狄德罗也认为德性使人不朽。“百科全书”词条之所以著名，不仅是因为这一词条说明了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宗旨和目的，更因为它代表和诠释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意义:以知识革命实现人类道德进化的最高志向。
如果说“百科全书”词条指明了人的价值，那么与之相联系的自然是人的权利。因此，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也始终透着一种民主主义倾向。在“自然权利”词条中，狄德罗写道：“自然权利是从人类特有的那种知识和观念中产生出来的问题，而它的尊严与本质也正在于此。”“它们会启发你认识你的思想和欲望的本质。你心中的一切想法，你的一切企望，只要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就会是好的，崇高的，伟大的。你这个物种的唯一基本品质，就是你为了自己的和他人的幸福而向他们要求的东西。”狄德罗还强调，这种普遍的愿望蕴于一切人类活动之中。也就是说，自然权利源于群体生活的原始生存需要，这一需要随着人类文明发展更加重要，甚至体现为法律的最高精神。作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物种，人因群体生活而获得生存空间、发展机遇；
作为区别于群居动物的精神性存在，人特有的知识和观念决定了权利本质，即“为己”和“为他”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为“它总是与全人类的普遍意愿和共同要求相联系的”。但是，狄德罗进一步的推论赋予“普遍意愿”一种不容置辩的绝对权威，认为其具有“不可错性”，这一推论似乎超出了权利范畴。
3.应用知识——知识生产的重心
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神学以及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科学知识不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诞生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处处彰显着以应用知识为重心的生产理念。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展开，法国的工场手工业也已十分成熟。虽然在狄德罗《百科全书》之前，技术知识已开始受到出版业的关注，但以工业技术和手工艺为代表的应用型知识却并未受到真正重视。
无论是秘传知识，还是经院哲学，其本质都是通过垄断文字和知识以实现权力的垄断。人因此被划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个阶层。前者掌握知识、坐拥权力，后者贡献劳动、服从权力。但是，知识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劳力者”从广泛的劳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开创的技术，因不通文字、不懂知识无法汇成体系；
“劳心者”虽能继得前人知识，却因从未实践难以突破创新。新知识的生产如此艰难，李约瑟博士在其《文明的滴定》中写道：“欧洲曾惧怕技术会引起失业而拒绝革新。我想最著名的例子是罗马皇帝拒绝用机械来移动神庙的柱子，因为这样会使脚夫失业。另一个同样著名的例子是公元17世纪的提花机。”这一情况于中国也不例外。“明朝以前很难看到有重要工匠位居工部要职。这也许是因为实际工作总是由不识字或准文盲的工匠和技师来做，他们永远无法越过鸿沟，与担任工部要职的‘白领’文人平起平坐。”“最大的发明家群体还是平民、技师和工匠，他们不是官员，甚至不是低级官吏，也不是准奴隶阶层。”梁从诫认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大大地超越了前人”，盖因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打破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界限，用“劳心者”的文字和知识阐释、归纳、总结了“劳力者”的技术，从而记录了那个时代技术方面的完整知识。伏尔泰就曾写过路易十五通过《百科全书》了解火药的小故事，故事中的C伯爵对路易十五说道：“这书里万事俱备，从生产一根别针到铸造大型枪炮。一切事物，从无限微小之物到无限伟大之物……”《百科全书》的《绪论》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劳心者”和“劳力者”分离的景象：“大多数干技术活儿的人，是为了谋生才干那一行的，而且是凭着本能干的。一千个人里，未必能有十来个能比较明白地说清楚，他们的工具和工作是怎么回事。”“那些文人们虽然善于舞文弄墨，而对于词典的内容，他们真正能够理解的，未必能达到百分之五。”为了解决这一障碍，狄德罗的词条彼此关照、互为解释，力图建立起一整套基础知识体系，并尽可能解决专业术语的理解问题。狄德罗在技术词条中耗费大量心血，试图实现“双向启蒙”，对一无所知的工人，狄德罗试图让他们“头脑开窍”；
对舞文弄墨的文人，狄德罗试图让他们“开明思想”。
不仅如此，在《百科全书》的“人类知识体系”中，狄德罗将工业技术称为“制造业”，给予其极高的地位和大量篇幅。狄德罗在其撰写的“艺术”词条中，将长期被贬低的工业技术（词条内称“机械艺术”）重新复位，“那些从英国发现了织袜机、从热那亚发现了织丝绒机、从威尼斯发现了制玻璃机的人，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并不亚于那些攻城斩将的人”。狄德罗时代的手工业十分发达，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崛起。在“手艺”词条中，狄德罗再一次为手艺人的地位抱打不平：“在古代，人们把发明手艺的人奉为神；
而后来，使同样的工作更加完美的人却被抛入泥污。我要请那些略知平等原则的人评判一下，我们以如此轻蔑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不可缺少的人们，是合乎理性的呢，还是一种偏见？”
18世纪的法国自然科学兴盛，但人文科学薄弱，技术知识更是几为空白。“与这个课题的广度和内容的丰富程度相比，我们所能找到的作者是太少了。”面对这样的困难，《百科全书》的作者几乎无人愿意承担工业技术词条的撰写任务。“很多条目无人问津，因为它们全被看作太微不足道。狄德罗一句话打断了所有的争吵：‘好吧，我来干！’就这样，字典中有关手工业部分落到他肩上，无人愿意承担这项苦差，它枯燥而且吃力不讨好。”他亲下工场、车间，将工匠艺人召至家中，阅读、摘录、抄录了上千本工业技术方面的小册子。“他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要来各种书籍，尤其是词典，他毫不客气地从中大量借用。”他甚至亲自参加劳动，只为准确描述、精确解释。梁从诫认为这一做法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正是近代技术学（technology）和工程学（engineering）的先声”。狄德罗还明确阐述了每一门工艺所采用的方法，一共5项：一是围绕材料所展开的材料的来源、方法、质量、品种、工序；
二是产品及完成过程；
三是工具、机械的各部件名称、说明和图解，甚至断面图；
四是以图解描述工艺或操作原理；
五是特殊术语及解释。他的图解详细精确，直到今天，仍能让人们了解当时的工业技术状况。“我们让绘图员到作坊去，绘下了机器和工具，为了使图像清楚，什么细节也不省略。”需要指出的是，图解法并不是狄德罗首创的，但像狄德罗《百科全书》中这样如此大量、翔实的图解确实从未有过。也就是说，狄德罗不仅将技术知识纳入人类的知识谱系，撰写词条呼吁重视技术知识，更通过各种细致入微的文字和图解让人们能够真正学会技术，并应用于实践。
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出版活动告诉我们，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知识革命其最大特征就是知识生产的主体由上帝回归为人。因其主体的变化，其客体也由“形而上”的经院哲学变为“形而下”的人的知识。知识的特点由不可解释、无法验证变为可获取、可验证，并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作用于人类社会。出版活动作为人生产知识的重要工具，不仅因其是一种表现形式、实现手段，更因为它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对新知识、新文化的创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1.出版活动推动知识商品化
知识可被用于交换的理念最早始于柏拉图时代。事实上，“‘出售知识’这一理念至少在柏拉图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他曾撰文抨击了智者学派的相关行为。西塞罗也曾明确表示过可以将知识视作财富（possessio）的观念”。
然而，图书并非一开始就是商品，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有学者发现，最早文本的出现，是通过吟诵或朗读的口头形式免费传播的。“图书成为商品的需求动力最初不是来自购买方，而是来自作者或创作方，具体来说就是作者的表达和传播需求把图书向着商品的方向一步步地推进。”这一过程中，还有书商的推动。“书商的工作不仅仅是向读者介绍书本的内容，还须在必要时将某本书从书架上辨认、抽取出来。几乎所有传承至今的、描绘书店的图画都会展现出书店老板专心解答顾客疑问的场景。”当图书成为商品，知识通过其物质形态的商业交换拓展了传播范围。但手抄书受限于低效的人工抄写，知识的商品化进程仍在路上。直到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使得数百名读者（最多时可达到一千）可以同时拥有同一部作品的副本，书籍的内容成为公有领域，这是史无前例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刺激了公众对知识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知识商品化进程。彼得·伯克认为，“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且意义重大的结果，它使企业家和知识传播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生意’”。知识的商品化从根本上破除了知识垄断的可能，知识得以突破阶层桎梏实现流动，新知识也就此产生。
于殿利认为，知识是人类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手段。谁能获得知识，谁就能获得发展机遇。随着社会发展，“劳心者”必须通过生产实践方能不断生产知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离，让知识生产变得困难。经院哲学就是在“形而上”的自我阐释中陷入了困境。15世纪，印刷术“拓宽了知识阶层的职业道路”。经济独立促进了文人的“多产”，也让他们能够独立思考，因此，在威尼斯、巴黎、伦敦以及其他城市出现了“多产作家”，“他们创作了很多作品，包括年代纪、宇宙志、词典和其他知识指南”。到了18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批或多或少独立的，且有独立政治见解的文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都非出身权贵，但知识的商品化为知识阶层的独立创造了条件，让曾经的“劳力者”后代有机会成为“劳心者”，“劳心者”又将“劳力者”的经验和技术纳入知识体系，创造出新的知识。狄德罗《百科全书》中的工业技术条目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并且显示出实际的用处。“1770年代制造大炮时，一名军事顾问引用《百科全书》中有关制造加农炮（Alesoir）词条，呈献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王。”
可以说，商业是知识流动和新知识生产的主要动力。达恩顿直言不讳地将其关于《百科全书》的研究命名为“启蒙运动的生意”，这表明知识生产商业化是推动启蒙运动的重要方式。达恩顿在其最新的著作中，对纳沙泰尔出版社中的畅销品种进行了整理，他发现，“启蒙哲人的书籍在畅销书清单上表现突出，而且，如果对全部1 145种书籍进行整体研究，它们甚至会显得更重要”。这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销售们那些匆忙的身影，了解“启蒙思想”是如何通过图书交易扩张开来的。纳沙泰尔出版社为扩大四开本《百科全书》的市场份额扩建了印刷厂，同时，公司董事们指示销售代表法瓦尔热要“收集有关所有书商的情报，尤其是你要去联系的新书商的情报，就所有销售条件达成明确的协议”，并规划了他的出差路线。这些销售代表是如今出版业发行员的前身，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地游说、协商和推销，跨地域的发行网络得以形成，知识的生产突破了阶层，也跨越了国境。
在中国，“编著百科全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世纪。与西方的古典传统不同，中国的这一做法源远流长，而且从未中断”。18世纪，清政府又编修了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但是，彼得·伯克注意到了他们与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显著差别，即中国早已出现的若干百科全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考生应对科举考试”或“协助官员的日常工作”。知识始终与权力相连，尚未打破“劳心者”与“劳力者”的桎梏。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才得以改变。科举制被废、清廷崩溃，中国面临内外交困，旧的知识体系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困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积极探索用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和思想改变中国。于是，译介出版成为当时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
《百科全书》试图为新技术的发明应用以及新阶层的崛起摇旗呐喊，它的“艺术”词条盛赞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这三种艺术几乎使地球的面貌为之改观”。实际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体现着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开始将他们的近代科学知识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相提并论，从而大大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当《百科全书》将工业技术纳入哲学知识范畴，经院哲学的荒谬就不攻自破了。
与18世纪法国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不同，中国以译介出版活动试图从外而内地解决自下而上的问题。正如罗志田所言，“‘满汉中西新旧’是理解近代中国的六字箴言”，中国所面临形势之复杂可见一斑。自清末以来，对西方知识的关注经历了从器物技术到学术理论再到精神文化的过程，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跟随世界步伐、学习西方知识成为解决中国复杂问题的必然选择，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当时出版业的普遍译介活动中。
2.出版活动推动知识生产大众化
人类在文字出现之后才迈入文明社会。相较“口传密授”，文字的出现，第一次让人拥有了知识再生产、再创造的物质基础。于殿利认为，图书的出现弥补了人类记忆力有限性的缺憾。然而，“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获得光靠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都还远远不够，处处是凶险，认识无止境，人类必须把难得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得愈益强大，人类的生存能力才愈益强大，这是人性的天职”。因此，知识的传承、积累与创新就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关于“人”这个物种存在的“天职”。这意味着，知识的流动和新知识的生产只是第一步，将知识变成人人可理解、可获取的产品，也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这是因为，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只有大众知识水平的整体提升，才有可能不断促进社会和“人”的共同进步。
启蒙运动的出版活动，显示出知识生产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意愿与倾向。《百科全书》的《绪论》中写道：“在启蒙运动的最初一百年中，曾在愚昧时期囊括了全部所谓‘科学’的经院哲学，对于真正的哲学的进步仍然起着有害的作用。”“这种对古人的迷信导致许多偏见，而这些偏见又受到了某些敢于侮弄驯服而谦恭的民族的神学家们的大力支持。”“就这样，宗教当局的谬见与俗界的权势便联起手来，终于迫使理性沉默了；
而他们共同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禁止人类思考。”可以说，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以知识的世俗化推动知识的普及化，其目的就是要推翻经院哲学形而上学的枯燥思辨，鼓励人类思考，鼓励人类自己生产、创造和传播知识。“假说”“观察”“体系”等词条反复论证人对知识生产的意义和作用，工业技术词条更直接体现了知识普及的意识，而《百科全书》由对开本向四开本、八开本的版本变迁则展现了“百科知识”扩展传播途径、扩大阅读人群的过程。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国力衰微，早无日常生活可言，救亡图存必须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觉认识。因此，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出版人开始探索知识的普及之法。从最通俗的题材——童话、寓言、神话、科学小说等入手，一方面重拾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典加以评述，另一方面寻找世界各地素材编写适合中国大众口味的文章，试图以最基础的知识向大众普及，提高民众的基本文化素养。
费弗尔发现，“一直到15世纪的最后几年，印刷术最重要的作用其实并不在于传播人文主义者新发现或者重新修正过的作品，而在于大量印刷那些基础性书籍并传播它们”。出版人深知，知识只有真正进入人的头脑、经过人的加工、成为人的智慧，才能真正发挥效用，改善人的生活，改变人的面貌。因此，知识的普及绝不仅仅是识几个字、念几句文，而是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表达、循序渐进的步骤将艰深的理论浅显化、复杂的体系简洁化、异质的知识基础化，在提高整体文化基准的基础上再创新知识、新文化，推动国民文化水平不断攀升。
尽管如此，狄德罗的知识世俗化和近代中国的知识普及化还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贯穿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被称为“光的时代”，是人的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中世纪、人的知识生产活动达到高潮的时代。达朗贝尔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可以还原为我们通过感官所获知的东西”。在这样的知识论的指导下，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反复强调知识的可获取性和可验证性，其主旨始终都是要将知识生产、验证的权利交于人来完成。他以“造福后世”的知识生产为终身事业，克服各种困难，终其一生完成了这部启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皇皇巨著。如果没有对知识生产的极高热情，没有坚持不懈的顽强态度，没有号召时代精英的强大魅力，没有极具说服力的哲学逻辑和方法论，《百科全书》的工作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狄德罗《百科全书》始终有着明确的知识论指导的话，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活动则难以上升到哲学层面。汪晖在《世纪的诞生》一书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之西方启蒙运动拥有贯穿主线的方法论特征来说显得极为不同，因为中国的启蒙思想来自各种异质的文明与文化，这种异质的新思想无法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只能在价值上做出判断。理论工具和思想文化的“异质性”、不同学说和历史逻辑的“断代性”，始终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3.出版企业化推动知识生产专门化、组织化
早在苏美尔文明时期就出现了学校和泥板教科书说明，最原始的出版活动与知识教育紧密相联，甚至可以说，泥板“教科书”就是为了记录和传授知识而出现的。这一源头也解释了印刷术诞生以后的出版业围绕大学教育繁荣的现象。费弗尔发现：“在每一个大学城，都会渐渐形成一个由书籍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名副其实的‘行会’，其成员包括神职人员，经常还有俗教徒，他们很快被视为大学的一部分，被归类在‘杂勤人员’中。”“正是在这个体系背景下，印刷术在大学官方的赞助下，引入了书籍制作业，尤其是巴黎。对于校方来说，印刷机最初应该代表着一种非常方便的工具，它可以比分册出借体系更快、更忠实地复制不可或缺的书籍，虽然后者曾经显得如此精巧。”这意味着出版业从诞生就肩负着知识教育的使命，而这一使命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和企业化组织得以实现的。
在18世纪的法国，出版业受到新思想的刺激，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那些密切关注自身作品传播的哲学家，需要重新开始重视他们的出版商”。一方面是文人自己充当印刷商和出版商，通过创办印刷企业传播哲学思想；
另一方面是哲学家书商，他们本就是商人，却也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新的思想信念，因而也投身于新思想的传播。这个时代的印刷坊和印刷机构为印刷技术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18世纪出现了一些印刷商，他们通常为活字雕刻师出身，成绩斐然，撑得起阿尔德和托利接班人这个身份。他们改良了新型活字，同时通过技术探索，尤其是对印刷机和纸张制造的研究，为机械革命开辟了道路。”由于当时作者概念及其著作权利尚未明确，印刷复制成为出版业的核心要务。而我们现今常说的出版业的核心——编辑，则往往与作者共为一体，有些作品甚至完全没有这一环节。面对皇皇巨著《百科全书》的出版，尽管狄德罗和若古爵士不知疲倦地工作，仍未能完成大量编辑工作。狄德罗曾坦率地批评《百科全书》缺乏有益的编辑人才和有效的编辑工作。他说道：“假如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由他负责仔细筹划修订事宜，严格地按计划安排撰稿人，雇请抄写员誊写清楚，协调好文字和图版，选择最好的作者并支付优厚的报酬，新出版商就可以出版一种好得多的《百科全书》。”在与庞库克的通信中，狄德罗表示愿意继续编辑修订版《百科全书》，以改正原版中的错误。尽管18世纪的出版业尚不成熟，先进的出版人已经意识到专业编辑对知识生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编辑以其作为知识的辨识者、筛选者、把关者、组合者的优势，逐渐确立了自身在出版业中的核心地位。
20世纪中国的出版业则显示出一种显著的“后发优势”。商务印书馆从创立之日起就是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出现的。随着增资扩股、股份制改造，商务印书馆很快建立和完善了现代企业制度，并积极引进新型印刷设备、印刷技术和各类编辑人才，叶圣陶、茅盾、郑振铎等人都陆续加入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编辑工作。晚年的叶圣陶就曾言：“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茅盾也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平台才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学巨匠和优秀的共产党人。“根据上海的历史学者们考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外聘编辑。”同时，商务印书馆还非常注重作者资源的积累，通过与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等“学术机构和知识团体的联系”，商务印书馆建立了稳定且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于殿利在《文化自信与出版强国》中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他制度。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现代出版企业的创立，对中国经济制度、管理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现代化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之上，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昌明教育 开启民智”的企业使命，在这样具有家国情怀的使命感推动下，商务印书馆成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出版了大量强国强种、广开民智的书籍和刊物，不仅增强了中国现代民族企业的力量，还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出版人、教育家和文学家。与18世纪欧洲出版企业的野蛮生长和对资本的无度追逐不同，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出版企业始终显示着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使命意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出版企业诞生于内忧外患之际，思想文化严重分化，一方面是抱残守旧，拒绝改变；
一方面是全盘西化，自我否定。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张元济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通过出版活动接续和传承民族文化，“强国强种”的《辞源》出版计划应运而生。由于《辞源》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为尽快普及知识、传承文化，商务印书馆在《辞源》脱稿以后，先将单词抽出，以《新字典》为名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语文字典。
工具书是无言的老师。无论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还是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辞源》以及《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等专业辞典，这些工具书对于记录、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是出版企业化的方式，推动了知识生产的专门化、商业化和规模化，从而不断推动文化的接续与创新。
文字是知识的符号，文字知识的出现有助于知识系统化、完整化的存储、传承和创新。罗素注意到，“文字是大家公用、永久不变（写出之后）并且可以任意创造的东西。这些好处使得我们有可能靠文字比靠没有文字的观念或意象建立更复杂的习惯。通过获得文字的习惯，我们就能在实际情况发生时有所准备”。这表明文字知识不仅具有稳定性特征，更能够让人们在一种公用的习惯下进行二次创造，由此带来知识的规模性生产。作为承载文字的主体，出版与文字在知识生产方面达成了一致。无论是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培根、笛卡尔、牛顿、洛克、莱布尼茨等前人理论学说的批判与继承，还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西方新知识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些现象都表明，以文字为主要内容和对象的出版活动，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参与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并不断在继承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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