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劳动者遭遇“试完不用”
时间：2022-09-30 09:0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入职第三周的星期五，两份离职证明摆在涂琪面前，等着她作出选择。其中一份写着“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如果涂琪接受，公司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多发4天的薪水，让她拿满一个月的工资。
离开公司，并不是涂琪的决定。
这份插画师的工作，是她辞去老家美术培训机构教师岗位，到深圳的第一个落脚点，想以后能进入喜欢的潮玩行业。
收到“离职证明”两天前，处于试用期的涂琪被人力部门和负责她业务的总监告知，她不能胜任目前的岗位，理由很多，包括工作效率低、插画风格不适合、与同事相处不好等。
根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如果雇用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满6个月的工作年限，劳动者将获得半个月工资的經济补偿。如果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要向劳动者支付双倍赔偿金。
在被公司辞退后，涂琪有权利选择劳动仲裁，向公司索要赔偿。公司也可以通过证明她“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地辞退她。
人力部门告诉涂琪，公司已经收集好证据，会请专业的律师，同时还表示，只有和平解决矛盾，才不会影响她下一份工作。涂琪也通过网络咨询了律师，保留了与公司人力部门沟通的录音、截图，最后一次进办公室前，她照常打卡、工作。
但另一份离职证明让她选择放弃“维权”。上面写着，她因为能力欠缺、沟通不顺、工作效率差被辞退。涂琪看着这些负面评价，泄气了。最长达60天的劳动仲裁周期，或更长的诉讼时间，她等不起了，她需要当月的工资来支付3天后1500元的房租。与此同时，她更不敢带着那份难看的离职证明，去寻找下一份工作。
与涂琪的经历相似，不少求职者都遭遇过试用期“试完不用”的情况。
一
几乎没有考虑，那段只维持了3周的试用期，被涂琪从简历中删除了。
她让自己的“最近一段”职业经历，结束在今年1月，还是那份老家培训教师的工作。回想起来，涂琪记得她当时签下的插画师的劳动合同，标明试用期是3个月，比面试沟通时多了1个月。人力部门解释，公司认为“新人适应比较慢”。如今，这成了辞退她的理由。
进入公司后，涂琪很快就感觉到总监对她的工作不够满意，先是被抱怨出图太慢，然后她的工作内容从整图的绘制，调整为单独形象的设计。一张基础的线稿，她至少需要画3遍以上，才算基本过关，最多时要修改七八次。而这些劳动结果也没有得到肯定，总监会把她的图拿去让隔壁桌入职一年的男同事评价，或是直接让她把画好的线稿交给其他同事，完成后续的上色。
涂琪回忆，为了获得这份工作，她投递过简历和个人作品之后，还完成了一次专业测试，通过文字描述，来设计一个形象。
工作时，她和周围同事很少说话。她曾偶尔瞄到身旁男同事的电脑，在一张快要完成的图稿上，他突然在一个细微处，停下了画笔，反复纠结。很快，涂琪收到的负面评价多了起来，她的笔也变得越来越迟疑。
仅从简历上看，涂琪的从业经历依旧单薄，还凭空多出3个月的空白。她收到的面试通知越来越少，从最开始安排一天两场，到最后投递的简历几乎都石沉大海。从4月底开始，她就一心准备着自己的个人作品，很少去看招聘信息了，即使看到条件相符的，她也没有将简历投出去的勇气。
对企业而言，把一个人从系统里移除并不难。
一名曾做活动运营的女孩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被辞退之前，公司系统的操作权限已经被锁了;之后接二连三地，她策划发布的推文被删除;领导还突然翻出两个月前她制作的一张海报，发在微信工作群里，让同事们来找茬儿——她当时敲错了一个字母。
另一个做文案工作的女生表示，自己从被辞退到收拾所有东西离开，只用了两小时。在今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她下班前一个小时收到了被辞退的消息。那天还是她的生日。
她回忆，当时被公司人力部门叫去谈离职，理由是一名公司高层觉得她不适合这份工作。然而，她很清楚，在她试用期的两个月时间里，那位高层并没有来过公司，他们之间也没有过任何联系。这两个月的绩效考核表里，管理她的领导给她打的分数，高于她的自我评价。但最终结果是，公司给她一份“离职申请”，签字就意味着是她自己主动辞职。
二
直到被辞退前，吴琳都没有和太平洋证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在9个月的工作当中，她没有属于自己的OA（办公自动化系统）账号、工作邮箱、进入办公大楼的门禁卡，也没有领过一次工资。
尽管进入公司时，吴琳已经毕业一年了，但在公司管理者眼中，她充其量算个来“观摩学习”的实习生，给她安排的工作内容大多是整理周报、会议记录或是给来访者倒茶，给同事订蛋糕。
她的“入职”和“离职”一样，都是被口头告知的，没有任何文件。工作第5个月，她才收到一份入职流程通知。在和上司的微信聊天中，她反复催问何时办理入职手续，但没有问过从未发放的工资。对方多次表示，上级领导“李总”已经同意她入职。最后一次承诺，距离她被辞退正好一个月。
随着吴琳入职失败，这段长达9个月的工作，被公司否认了。他们不承认和吴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甚至表示，根本就没有和她建立劳动关系的想法。这意味着，吴琳毕业后有近一年的工作空窗期，而这段经历本可以增加她简历的竞争力。
为了让公司承认，她选择对簿公堂。
在律师的指导下，吴琳收集了所有可能有关的证据，包括最后一天在公司工位上输入密码打开电脑办公的录像，进入公司第5个月时收到的入职流程通知，以及反复催问上司入职手续的聊天记录。她还向法院提交了一本部门定制的工作台历，其中一张插图是她和同事参加团建活动的照片。
吴琳的律师林星辰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这件案子没有难点”，吴琳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她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损失。她不但可以拿回9个月没有发放的工资，还可以额外获得赔偿——这都是吴琳没有预料到的。
在一名离开校园的毕业生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之前，法律上他可能会经历试用期，但现实中可能还有试岗期。有些公司认为无法通过面试了解求职者的真实水平，便会设置一段时间，让求职者先着手工作，再考察他们是否适合这一岗位。有些公司将试岗期设置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将公司的用人风险降到最低。
戴雅在上一份工作的试岗第一天，就被辞退了。试岗时，对方还赞许了她的模拟面试。下班几个小时后，人力部门用微信通知她，不用再去上班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直接挂掉了她的电话。她气不过，申请了劳动仲裁，对方才主动表示歉意，解释说，听到她提及晚上回家还要做兼职，“不符合公司的要求”。
然而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戴雅发现，不少企业试岗期并没有工资，就算是提供带薪试岗的企业，也只有当应聘者顺利通过试岗之后，领取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才会收到试岗期酬劳。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通过试岗，即使公司标榜“带薪试岗”，劳动者也很难领到那笔劳动所得。
现行的《劳动法》并没有相关条例对“试岗期”这一现象进行监督与规范。
三
林星辰从事劳动纠纷诉讼已近10年，好几个互联网行业的当事人都遇到过相似经历：应聘进入一家公司，开发新的软件或者软件功能;由于公司前期并不确定项目的成功率，找到投资人之后，公司就会单独开辟一个部门出来，从高管到基础员工，全部启用新人;半年左右，一旦项目进展不顺利，或者没有达到投资人预期，整个项目组都会解散。
林星辰在计算后发现这种方法并不明智。根据《劳动合同法》，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在他的理解中，在6个月试用期满前解雇劳动者，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最多可以节省一个月工资多一点。可一旦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或者上诉，还得赔一个月工资回去，“（企业）不值得为这点工资差去折腾”。
但在现实操作中，一些人并不知道试用期被辞退可以获得赔偿，不少人会被“主动离职”。
叶静宇想象过，她会和前公司的两个人事在仲裁庭上发生一场唇枪舌战。
现实是，对方指责她隐瞒了身体状况，叶静宇提前准备好的反驳言论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仲裁员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这根本不是争议焦点”。
经过和公司的两次调解失败之后，叶静宇的诉求仍然是索要被辞退的经济补偿金。公司认为，试用期辞退她，不需要支付任何补偿。在仲裁庭前的最后一次调解中，人事终于答应给她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金，还代表公司给她道了歉。
叶静宇回忆，最开始，她坚持维权是出于气愤。她在游戏行业工作了11年，2021年初被熟人“挖”走，一起策划一部曾经千万级用户游戏的第二代。这次是她为了突破原来工作瓶颈的一次尝试，希望和邀请她的创始人打造出下一个爆款游戏。然而，她入职不到一周，就在公司老板和财务部门开完会的第二天，整个游戏项目就被要求解散，公司辞退了项目里的所有人。
在这一行工作时间长了，她见过因为一个游戏项目的失败，整个分公司都被解散的情況。她自己也有一款策划了半年、运营了4年的游戏最后退出了市场。
游戏上线前，叶静宇和团队通常会作一个小样版本在市场上发布，游戏的收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会被直接放弃。
及时止损，是无论公司还是个人，都会作出的选择。她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项目才刚刚开始一个多月，仅仅处于筹备阶段，怎么就被放弃了。
当初挖她走的熟人老板，并不打算给予她试用期辞退的补偿，只是出于抱歉请她吃饭。叶静宇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人力部门对她的态度表现得并不在乎，让她走劳动仲裁就好。直到走出那间小小的调解庭，她和代表公司来参加庭前调解的人事不再对立，对方表示没想到她会坚持到这一步。
叶静宇从始至终都知道，她一定会赢。
从业生涯中，她曾有3次坐在试用期劳动者的对面，作为开除他们的人。有一位比她工龄多十几年的试用者得知这个消息，没有表露出过多的情绪，走之前还非常客气地跟老板和同事短暂寒暄、告别。
还有一次，她看着人事熟练地先以对方没有达到预期为由，希望那位员工可以主动申请离职。作为回报，公司表示会在他之后的工作进行背景调查时，不会提及缺点。那名求职者难过之余，还为自己耽误了公司工作感到抱歉。
当时，叶静宇坐在一旁，看着他没有拿到应得的赔偿，就那么走掉，有点儿于心不忍。后来，她成为被辞退的人，觉得算是那次的“报应”。
她只见过一个年轻人，平时对工作要求没有任何怨言，被解雇时非常愤怒地反问“我给公司带来什么损害了吗”“你们有证据吗”。她眼看着，人事很快同意了对方提出的半个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事后，人事和她复盘时悄悄提到，这种局面就算闹到仲裁，对方也肯定会赢的，不如直接赔给他，减少公司其他成本。
《劳动法》规定，“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举证并不容易。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用人单位需要和劳动者制订详细的录用条件，并达成共识。例如常见于销售行业的业绩考核指标，劳动者可以依据自身能力，考虑是否接受试用期的考验，公司也可以依据数据考虑劳动者的去留。然而，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可以清晰地量化工作内容。
叶静宇去了两次仲裁中心，分别填写了两份材料，经历了累计1小时的庭前调解，加起来不到3小时的时间成本，她获得了一个月2.8万元的工资作为经济赔偿。而当时一起被辞退的同事，在签署完劳动解除合同之后，又被要求签了一份免责声明，失去了劳动仲裁的胜算。
她将这段“试用期被辞退也是要补偿的”经历分享到豆瓣上，被超过1500人收藏。一些劳动者陷入相同的困境，会发私信向她求助，被辞退的理由都大同小异，“能力不足”是公司最常用的说法。还有人在劳动仲裁胜诉之后，没有收到公司的经济补偿。她会回复他们“那些公司都是纸老虎，一定要坚持”。给她反馈仲裁成功的网友不超过10个。
吴琳和公司的纠纷，真正闹上了法庭。
她在劳动仲裁胜诉后，并没有等到执行。公司拒绝赔偿，选择了上诉。而一旦启动法律诉讼，吴琳和公司之间的审判结果，就会被发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和劳动仲裁结果一致，一审判决中，法院确认了吴琳和公司之间有长达9个月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赔偿她将近20万元，其中包含没有发放的工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她两个月的工资。
吴琳等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已经离开公司两年。林星辰听说，后来她离开了这个行业。
（摘自《中国青年报》龚阿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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