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已成往事
时间：2022-09-30 08:3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湘
作者：[以色列] 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
出版社：Polity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定价：19.95美元
本书分析了亲密关系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普遍危机，并将其主要归结为消费资本主义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
伊娃·伊洛兹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
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难以建立或维持与伴侣的亲密关系。这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许多男人和女人不建立稳定的关系，导致单身家庭大大增加。其二，离婚率普遍上升，例如，美国的离婚率在1960年和1980年之间增加了一倍多，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结婚的美国人的离婚率超过45%。其三，很多人生活在多重关系中，使得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忠诚和长期承诺等价值受到质疑。其四，一些人选择“自婚”（sologamy），亦即与自己结婚，以此肯定单身的价值。其五，孤独症日渐流行，在4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约有4260万患有慢性孤独症，这大大增加了他们过早死亡的风险。其六，美国心理学家特温格指出，与1980年之后出生的“千禧一代”相比，1995年之后出生的iGen一代较少拥有性伴侣，使得性生活的缺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导致亲密关系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弥漫于当今情感生活的不确定性，很多人难以解释自己和他人的感受，不知道如何承诺和承诺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和对方是如何相互亏欠的。
为走出亲密关系的困境，很多人求助于心理咨询。然而，以色列社会学家伊卢兹指出，对于亲密关系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普遍危机的分析不能只是来自心理学，人们的主观心理体验—需求、内心冲突、欲望或焦虑—事实上是对社会结构的反映和重演。当今社会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不确定性，根本原因在于过度强调个人选择的意识形态与消费市场、互联网技术等社会机制相结合，使得形成亲密关系的社会条件日益匮乏。
在《爱的尽头：负面关系的社会学》一书中，伊卢兹通过对于来自欧洲、美国、以色列的近百名对象的采访，以及对Reddit、Facebook、Tinder等社交媒体上的素材收集，记录了当今时代的亲密关系结束的多种方式。她指出，如果说自从18世纪以来，现代文明社会的爱情曾经是以自由恋爱为主要特征，即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与他人建立性和情感的纽带，那么当今世界的爱情已经日渐以退出亲密关系的自由为主要特征，伊卢兹将亲密关系破裂、消逝的过程称为“不爱”（unloving），“不爱”是指任何由不确定性驱动的情欲关系，包括一夜情、勾搭、调情、随意性行为、网络性行为等等。与“不爱”相反的是围绕着明确规范的结构化和组织化的情欲关系，最典型的是婚姻关系。“不爱”是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它标志着一种新型文化的兴起。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不爱”意味着社会纽带的解除。在过去，社会纽带的解除常常伴随着疏远和孤独，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自杀;当今时代的情况恰恰相反，亲密关系的解体常常伴随着真实或虚拟的社会网络的增加。
伊卢兹回顾了亲密关系的历史。在前现代社会，性主要是关于权力，而不是感情。女性从属于她们的父亲或丈夫，性行为本身受到父权制及其经济利益的支配。进入18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中产阶级的崛起伴随着文化转变，鼓励人们—至少是有能力的人—将自己视为自由和自主的主体。洛克和卢梭都主张国家的治理需要得到其臣民的同意，而私人生活也需要订立公平、合理、平等和相互满意的契约。在理论上，如果不总是在实践中，妇女因此被视为有权利选择和拒绝她们的伴侣，她们不再是其父亲或丈夫的财产，而是自己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现代性的亲密关系。
现代性的亲密关系的出现并非孤立事件，它是和各个领域中的新型社会关系与情感同时涌现的，例如建立在同一民族身份认同之上的民族团结，对陌生人的同情心和博爱等等。这些新型社会关系和情感都依赖于主体根据自己的愿望和偏好作出选择的能力。人们在选择的实践中体验他们的自由和情感，无论是友谊、浪漫爱情还是婚姻，都包含了明确的情感，具有相对稳定的经验和关系。与他人的亲密关系，都建立在如下信念之上：一个人有权利主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小说《简·爱》的女主人公在得知罗切斯特已经结婚后，拒绝与他结婚，她说：“我不是鸟，也没有陷入罗网。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现在我要行施自己的意志，离开你。”
然而，伊卢兹警告说，在把自己当成主体和把自己当成商品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今天，消费资本主义以及它对市场的普遍迷信，已导致整个社会的商品化。当旧的商品随着时间推移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再有利可图，就必须被新的商品取代。人们可以随时退出交易、调整价格和打破忠诚的承诺。随着消费经济渗透到主体性的最深处，私人领域被一种激进的主张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所扭曲，结果导致了消极的个人选择与社会关系。
与建立亲密关系的积极选择不同，以“不爱”为特征的消极选择通常是将性行为当成主要和唯一的目标，以享乐主义为底色，很少涉及深刻的情感。更有甚者，性吸引力已经成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时装/化妆品工业集团、大众传媒、色情制品等等，已经把欲望变成了一种视觉表演。在广告和消费场所中，为了利润而展示色情化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消费资本主义出于其逐利本质，推动了“不爱”的盛行和亲密关系的解体。而这反过来又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减少性生活，选择独居，减少生育子女。
虽然消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当今社会“不爱”盛行的状况负责，但是，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受制约的性自由。
在过去，浪漫的亲密关系曾经有一套行为规则。对于建立亲密关系，有所谓“追求对方”这种说法，这是一种结构化的彼此相互了解的方式，按照其规则，人们只有在坠入爱河之后才会发生性行为。这套行为规则为年轻人的求爱实践和选择指明了方向，通常会以婚姻和家庭为归宿。然而，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由于不受制约的性自由，这种彼此相互了解的方式完全崩溃了。现在许多人在与人约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约会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是仅仅为了性，还是因为喜欢对方。
对于“追求对方”的约会形式来说，语言是重要的沟通媒介。谈话的声调、口音、用词和话题都会成为约会双方感受和评判对方的依据，人们可以凭借它们寻求与自己相匹配的人作为伴侣。相比之下，在今天以互联网社交媒体为中介的通信交流中，基于语言的感受和评判已经被对他人的即时二元评判所取代，即对方要么有性吸引力，要么没有。同时，约会应用程序促进了对于丰富的性资源的幻想，似乎总是会有新的备选对象存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为快速退出一段关系提供了便利，因为它使约会变成了类似于购物的行为，不仅分手将人们转化为“过时”的商品，而且伴侣的快速更替强化了作短期投资的能力和欲望。
不受约束的性自由扼杀了“追求对方”的行为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同意”的规则，即发生性关系的双方都了解自己的真实欲望和利益，他们自愿进入缺少亲密关系的性行为，目的是积累快乐，同时通过不作出确定的承诺来保持彼此的自主性。在消费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这种基于“同意”的规则类似于双方建立了一种公平的契约关系。但是，伊卢兹断言，这种表面上的契约关系往往不能产生相互的共识，因为双方可能对于发生性关系具有不同的目标，对于“同意”也有不同理解，比如有人很喜欢对方，但对方只想享受性的快乐。换言之，尽管性行为可能被契约化，但在这种框架下，情感是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由Tinder和其他约会软件所促成的随意发生的性行为理论上是基于“同意”的规则，但是由此引发的情感疏离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伤害，女性尤其容易成为受害者。这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下，浪漫的关系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但是男人常常希望通过拥有多少个伴侣来获得价值感，女人则寻求个人认可，希望被爱，缺少这种认可会贬低她们的价值。此外，随着基于性吸引力的约会越来越广泛，身体的价值成为一种市场商品，这种方式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因为她们的身体的“保质期”比男性身体要短。随着“不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起，普遍存在的不承诺、不稳定和背叛的氛围助长了对女性的性剥削。
《性资本主义是什么》
作者：[以色列] 達纳·卡普兰（Dana Kaplan）、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
出版社：Polity
本书分析了性魅力和性体验对于金钱、地位、职位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性的
本质在当今社会的变化。
《王牌：无性恋对欲望、社会和性的意义的启示》
作者：[美] 安吉拉·陈（Angela Chen）
出版社：
Beacon Press
本书指出，缺少性欲的恋爱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类人群的正常状态，
无需焦虑，更不可污名化。
关于女性的价值，伊卢兹在2013年出版的《为什么爱是痛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一书中有一段论述。她指出，在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男主人公达西最初对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外表作出了傲慢而轻蔑的评价：“她长得可以忍受，但还没有漂亮到可以打动我的程度。”而当伊丽莎白得知达西的评价时，她既没有沮丧，也没觉得屈辱，因为他的蔑视并没有影响她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判断。虽然那个时代的女性在法律上和经济上依赖男性，但她们内在的自我意识是自足的，脱离了被追求者“验证”或认可的需要，不因为男人对她们的看法而改变，在精神上比当今社会的大多数女性更加自信和独立。
在伊卢兹看来，爱需要规范和惯例，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她点明了当代法国小说家韦勒贝克的启示意义。如果说亨利·詹姆斯、巴尔扎克和左拉在他们的小说中审视了从前现代的等级制社会到由商品交换和货币支配的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韦勒贝克则在其作品中考察了西方世界通向由性自由支配的社会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使得性成为社会的核心、生存混乱的根源，以及导致政治不满和文明变革的原因。
平心而论，本书将“不爱”现象在当今社会的盛行归结为消费资本主义和性自由，无疑是片面的。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陷入“不爱”的困境，恰恰是由于遵循传统的社会规则而受困于不合适甚至不幸的伴侣关系或婚姻关系，最终不仅导致情感破裂，心力交瘁，甚至还会受到另一方的威胁和霸凌。伊卢兹对于这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状况避而不谈，令人失望。
尽管具有上述局限性，伊卢兹对于“不爱”的分析还是值得深思。其主要观点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也堪称切中肯綮。近年来，“颜值”一词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语，“颜值即正义”被不少人奉为圭臬，亦即将具有性吸引力的外貌视为可以变现的资源，应在“保质期”内尽快兑现，这正是伊卢兹所说的，性吸引力已经成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不仅导致了对内在品质的忽视，贬损了人的价值，也对所谓“低颜值”人群构成了暗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羞辱。另一方面，“陌陌”“探探”等约会软件对于都市年轻男女的影响，也与Tinder等同类软件在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效果相类似。
如果这类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中国也会和西方社会一样，面临由于亲密关系解体所造成的可怕后果。“爱的终结”势将引发文明的巨大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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