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两个

任思远

以一个具体的00后的故事来展现一代人的成长和时代变化，“如何选择样本”是我们原计划中最困难的部分。

这种困难在许多方面都显而易见。首先，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态度一样，我们也不认为存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或者说能体现所谓共性的00后。在他们成长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阶层加速分化，信息从泛滥到经算法之手转向圈层化……多元，似乎才更贴近时代特色和价值观。其次，从技术层面，寻找这个人的过程里我们很难不给人“贴标签”，因为这样最高效，而这又是我们从主观上最想避免的情况。以及，恐怕也难以找到哪个00后肯接受一种被贴上代际标签的打量，然后还愿意跟陌生记者推心置腹回顾自己的成长史，并让其呈现在公共媒体上。

未曾想是两名在2021年暑假先后进入编辑部的00后实习生，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他们一个出生于2000年，一个出生于2001年，是标准的00后;几个月的工作接触中，我们建立了一些信任感，是熟人但又不那么熟;经历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专业学习之后，二人都选择财经媒体作为社会实习的一站，这让他们有了一些共通之处，而殊途同归正是好故事的其中一种。

至此，我们打算放弃最初“找一个人”的方案，决定写两个人。

这两位年轻人，分别来自中国的西北和东南，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成长细节，但都在应对落差和束缚。他们从出生起就面对社会物质和信息的极度丰盛;他们家庭条件有别，但双方父母都见证了时代大发展，因此对子女寄予了更高的期待。当他们成长到具有个人视野和创意时，却不得不再次面对还未同步更新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和他们的青春期相比增速已经放缓的时代。

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既像是被随机抽中，也可以说是特定之选。你会看到我们尝试描述两个家庭的变迁、不同的个人选择和成长经历，但正如同开始时计划的那样，本文既没有“总结00后”的野心，也无意将二人对比，假如能为了解这个世代和他们所成长的时代增添两块拼图，便再好不过了。

感谢两位00后。

出生 在陕西小镇出生（2000）

6岁 在小镇上小学，很快意识到自己要离开小镇（2006）

7岁 开始上网，主要玩4399小游戏（2007）

8岁 奥运会期间每天看8小时电视（2008）

9岁 在江苏看了《阿凡达》，人生第一次看电影（2009）

10岁 第一次去上海，逛了世博园和诸多景点，对大城市心向往之（2010）

11岁 开始坐着父亲的车每周去西安上奥数课;开始戴眼镜（2011）

12岁 顺利在西安上初中住校;喜欢了一年EXO（2012）

13岁 看了《小时代》等一系列青春片，接触电影;开始长青春痘（2013）

18岁 参与“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了一等奖;考上一所南方大学的金融专业（2018）

19岁 写了第一篇非虚构作品，以成长的小镇为题材（2019）

20岁 经历新冠疫情，开始思考媒体的价值;写了第一部电影剧本，以小镇人向外迁移为题材（2020）

21岁 第一份传统媒体实习（2021）

22岁 出国念新闻学硕士（2022）

2022年，刘斯宇在广州办理签证，等待留学生活。

2018年2月，距离高考还有4个月，刘斯宇放弃了春节前的最后一次模考。由父亲刘林陪同，他从西安乘飞机到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赛。在上海青松城大酒店的礼堂里，他拿到了一等奖的获奖证书，“整个过程像一场梦”。

在上海，刘斯宇感到自己仿佛短暂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不用再写习题册，不用为了高考作文而背时政素材，也不用再学令他头疼的数学。为了考试而努力令他焦虑，这从小学持续到高中。他一直没被归为“学习好”的学生：从小学奥数但成绩不好，到初中被分在“普通生”而非“尖子生”模块，高中没能继续在省重点中学念书……父亲刘林一度接受了儿子“和学习最好的孩子始终有差距”。但所有这些烦恼，在高考前，因为上海的一个写作比赛短暂消失。

出生 在漳州父母工作的公路项目部出生（2001）

1岁 全家搬到厦门，家里有了第一套商品 房（2002）

4岁 被送回浙江外婆家半年，拥有了颠沛流离的记忆（2005）

7岁 在厦门搬家，上小学;在电视上看到了汶川地震的新闻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8）

12岁 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第一双耐克鞋（2013）

13岁 举家搬到上海并转学，顺利赶上了学习进度、交到了新朋友（2014）

18岁 高考前夕第一次看心理医生，升入大学，尝试像中学一样排满自己的生活（2019）

19歲 经历新冠疫情，封控在家期间经历了成长中最重要的心理变化，尝试向父母敞开心扉，了解更多的人（2020）

20岁 第一份媒体实习（2021）

最重要的是，刘斯宇的写作终于获得了他认为应有的嘉奖。“新概念”大赛曾因先锋、前卫闻名全国，它最著名的获奖者是曾经红极一时的80后作家韩寒和郭敬明。两人在20 0 0年前后获奖，因此挣脱了应试教育体制，以个性和创作才华获得了名声和财富。那时刘斯宇才刚刚出生。

尽管已经过去了近20年，获得和他们相同的奖项仍然让刘斯宇欣喜若狂。因为“新概念”和它的主办方《萌芽》杂志，从刘斯宇还待在陕西小镇时的童年开始就伴随他，是他幼时触及更大世界的不多的媒介之一。

为了写初赛的两篇小说，刘斯宇在刚升入高三时请了一星期假。刘林和妻子起初都“坚决不同意”，至今也认为那是二十多年来和儿子最大的冲突。“我说咱不弄这个事情，”回忆这段经历时，留在小镇国企工作的刘林仍旧皱起眉头，仿佛瞬间回到了当初训斥儿子的场景，“咱不弄。在这个行业得奖太渺茫了，几万份稿件，编辑凭什么能看到你的？咱的水平也不到那个地步，不要浪费那个时间了。”

父子二人都没有主动回忆当初争执的细节，但都对入围和获奖之后的喜悦印象深刻。对刘林来说，他几乎是第一次惊讶地意识到，和成绩好的小孩始终有差距的儿子“在写作上真的有天赋”。

而刘斯宇是为“赢了”父亲而欣喜，那是他第一次在父亲的经验范围外找到了自我认同的方式。这意味着在未来仍需要父亲支持的阶段，他有更多Cover Story有故事 人物自主权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之后几年，他会时不时告知父亲自己最近的新成就：找到实习了、不通过中介就申请到了不错的国外学校、租到了物美价廉的房子……“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投资产品，时不时给自己的投资人一些正面反馈，告诉他们这只‘股票’可以继续追投。”刘斯宇说。

这段经历“ 如梦”的另一个原因，是当父子二人回到陕西时，这件事仿佛在瞬间轻轻地结束了。刘林在上海就激动地发朋友圈宣布了儿子获奖的信息，但小镇上知道什么是“新概念”的人寥寥无几，自然也难以对他的喜悦感同身受。几乎在飞机落地西安的那一刻，刘斯宇就重新投入了备战高考的状态，4个月后他顺利被一所南方城市211大学的金融专业录取。

这件事没在父子俩的生活圈里掀起波澜，刘斯宇也没赶上韩寒、郭敬明所处的时代的“新概念”风口，但这次获奖对于2000年出生的刘斯宇来说仍是成长中的大事件。在之后的故事里，这件事成了绕不开的起点，以及过去与未来的汇集点。

陈晓樟认为自己喜欢且善于分析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并且能梳理出对成长重要的时刻。

2020年的上半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时刻。

陈晓樟两岁时在厦门的第一个家的客厅

前一年，她结束了高考，进入上海收分最高的三所大学之一的新闻传播专业。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学校没能正常开学，陈晓樟封闭在上海的家中上网课。一个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活排得满满当当的优等生，开始经历她难以掌控的生活失序。她称之为“大崩溃”。

大一上学期，就像在高中一样，陈晓樟确立了让各科成绩更好、拿到奖学金的目标。她依据评奖标准制定了自己每天的时间表，从早8点到夜里12点排满，包括上专业课、参加学生组织的工作和活動、上党课、完成团支书的工作、洗衣服和走路时听播客……

但被封控在家后，这套时间表无法持续了。那段时间，她早上坐在床上用电脑挂着课然后睡着，也时常分心打游戏、看视频。她突然发现，课表中的很多课她并不感兴趣，曾经为了评奖而选择的活动也是。如果说在校园和集体里她还能依靠自律的作息和竞争氛围完成这些事，居家期间她不再能让自己强撑了。那年期末她有好几个作业是在截止前几小时通宵完成的，最终成绩自然也没达到当初预期的高分。

不可思议，陈晓樟心想。连学习她这么在乎的事情都做不好，这是她过去从没有过的体验。初一刚从福建转学来到上海时，她因为两地学习进度不同成绩一般，但每过一次考试就能进步几十名，直到一个学期之后进入全年级前二十名。作为应试竞争体系中的优胜者，她达成了母亲王惠琴的预期，也建立了一套安全的、遵循既有标准的生活方式。

在这套生活方式没法维系的同时，她还有另一件焦虑的事：有的同学除了学习还有别的生活重心，自己却没有一个相似的爱好，无论是用于给他人展示还是用来自我纾解和娱乐。她自卑地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应试教育模板下批量生产的、所谓会学习的人”，而她要认可的自我，以及对外展现的自我，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为了纾解情绪，她开始看心理学相关的内容，其中一个分析令她印象深刻。讲的是有一类对父母顺从的小孩，恰好每次都有能力达到父母的预期，但可能更难、更晚建立起自己的判断标准和价值体系，只是以父母的标准为自己的行动标准。

她立刻联想到了自己，认为在大学之前自己主要的生活框架是母亲设定的。除了母亲对成绩要求严苛使她养成了追逐功利和结果的习惯，她还想起了童年颠沛流离的经历。对自己境遇无法掌控的无力感可能是她不断顺从母亲的原因，同时直接导致了她害怕犯错、难以自由表达和创造。

以人生中迄今最大的强度，她哭着向母亲表达了对其过去教育方法的不满意。先从她的严格管教说起，进而回忆起了自己动荡的童年：在5岁之前，因为父母工作繁忙，陈晓樟曾被寄养在各处她不熟悉的亲戚家里，其中有半年是和外公外婆生活在浙江农村。她向母亲复述起当时外婆家有几头牛、几只羊，说明当时生活的单调，并且悲伤地想起自己当时再哭再闹也回不到父母身边，甚至没被告知自己究竟在哪、和谁在一起。母亲王惠琴先是错愕，后来也和她一起哭。

如今，陈晓樟会反思自己当时陷入了心理学所说的单一思维，因为无助而迫切地想把过错推给特定的对象。不过，2020年的那次宣泄开启了她重要的改变。她先是尝试和同学做朋友，而非想着超越对方;后来又联系从前的同学、在假期找实习并且交朋友。她开始对这些人袒露她的痛苦和焦虑，并重新审视那一套让她崩溃的努力标准和童年回忆。

刘斯宇称自己出生长大、父母工作的陕西小镇为“山里”。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描述。小镇在秦岭以北，四面环山。从附近山上的瞭望台往下看，能看到山间几个巨大的矿坑，它们中间产出的稀有金属是山里居民生计的来源。附近的居民，一类是矿业国企的职工，另一类则是当地农民。

如果想开车从这里去西安，要先经过36公里山路才能上高速，这也是西安被刘斯宇和家人称为“山外”的原因。从刘斯宇小学五年级开始，刘林经常开车载着儿子往返于“山里”“山外”。他形容这段山路是“悬崖峭壁”，需要开上一个小时。这里至今没有通往城市的客运火车，只有拉矿的货车。从刘斯宇有记忆起，他就怀有对坐上这列车去西安的想象。

1996年，25岁的刘林从甘肃来到这里投奔大姐一家，后者当时已经在山里的矿企工作了20多年。曾经在甘肃工作的刘林来这里做基层管理人员，并认识了在矿企附属单位做行政的妻子，她是本地人，考上大专后进入企业。刘林在甘肃的父母、兄弟姐妹则因工作调动举家搬到了江苏。

刘林没有透露太多自己选择去“山里”的原因，但他知道当他作出选择时，南方已经掀起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的热潮。对个人来说，新的财富和发展路径正在显现。当时，他了解这些事唯一的信息来源是自己订阅的《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报》，他也动过“下海”的念头，只是最终没敢去。

儿子刘斯宇在2000年出生。12岁之前，刘斯宇每日沿着河步行往返于家和学校，休息日一般会和父亲在附近爬山。但是从二三年级开始，他就已经明白这种简单的生活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他发现周围同是矿企职工子弟的同学经常突然不再来学校了。到了四年级，由于学生流失严重，一个年级三个班被缩成了两个班。刘斯宇那时候就明白，那些走掉的同学的家长是“升官了”或者“攒钱了”，把孩子送到了西安。

这一次，对父亲刘林来说，“走出去”不再是报纸上的只言片语，而是单位里“有能力的人”都做到的事情。因为省会城市聚集了教育资源，西安成为矿企职工送孩子上学的首选。最近的参照是大姐一家，两个孩子在山里上完小学后就被送到了西安，其中二女儿和刘斯宇从小关系好，称得上是儿子成长的陪伴和榜样。在让儿子“出山”这件事上，刘林看起来没再犹豫了。

2004年，刘林和妻子在西安买了一套商品房。在“山里”，他们仍住单位分配的宿舍，尽管只有一室一厅，而且是三十多年的老房子，但几乎不需要花钱。2007年，自称“对开车有点恐惧”的刘林“被同事拉去”学了驾照;2011年，他买了一辆大众轿车，告诉儿子“德国人造的车比较结实”。

“结实”确实很重要。买车后不久，刘斯宇升入五年级，刘林开始每周五载着儿子“翻山越岭”去西安上奥数课—刘林夫妇打听到学奥数对于升入西安优质初中的必要性，甚至还找了师资最强的奥数学校，托黄牛凌晨排队才报上课。儿子在西安升学后，他也每周末继续往返于“山里”和“山外”。到2022年，这辆结实的德国车载着这个陕西家庭累计跑了18万公里。

刘斯宇不喜欢上奥数课，但他没有因此和父母发过脾气，这和他小时候在山里拒绝学围棋的经历完全不同。他当初抗拒去上围棋课，主要原因是老师和家长都把这门号称是“兴趣”的课程当成测试小孩智商的途径，刘斯宇讨厌这种武断的评判。然而几年后面对几乎同样的奥数课，刘斯宇已经有了心事。他因此选择了隐忍。

刘斯宇在奥数班遇上了在山里的同学张哲，对方更早来到西安，因为成绩好而在“尖子班”上课。当在走廊遇上时，张哲没有和刘斯宇打招呼，这让刘斯宇很伤心。一方面是因为他把张哲当成最好的朋友，没成想一到西安朋友就变得这么冷漠。另外自己的奥数成绩并不好，而曾经的朋友现在上“尖子班”。自卑、担忧和冲劲儿一起涌上了他的大脑。10年后回想起那个瞬间，刘斯宇觉得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产生了剧烈的情感波动。

刘斯宇，6岁时和小伙伴在陕西小镇的“山里”。

害怕自己因为奥数学不好而走不出山，张哲只是其中一个符号式的因素。让刘斯宇隐忍和担忧的，主要还是从小父母对他的期待，以及镇上职工们把孩子送出山的氛围。在镇上的小学，他成绩名列前茅，但想想自己要是学了两年奥数还考不上西安的初中，他觉得丢脸极了。夜里躺在床上想到这个，刘斯宇经常偷偷哭出来。

刘斯宇的担忧最终没有成真，但并不是因为他的奥数成绩突飞猛进。恰好在他小学毕业的2012年，西安市推行了民办学校“小升初”改革，也叫“5·26综合素质测评”。想要在西安上优质初中，刘斯宇不再需要参加学校和奥数培训班合办的考试，只需要在毕业当年的5月26日参与这个基础知识考试。西安本地都市报《华商报》曾在2013年评价这项政策为“开出定心丸，新规逼奥数班进死角”。

01 陈晓樟幼时父母工地照片

02 陈晓樟小学时候去北京

刘斯宇在“5·26”正常发挥，如愿考进了最想去的中学。去学校考试时，他第一次见到有大投影幕布的教室、校园里的喷泉，还记住了大电子屏上本校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新鲜的感受有点像两年前和父母去上海看世博会，那让他第一次对大都市有了明确的认识和渴望。他甚至一直怀疑那次旅行是父母特意在奧数课程开始之前安排的，为了激发他“走出去”的想法。但无论刘林夫妇是怎么想的，他们已经竭尽全力让儿子面对更大的世界时少一点局促，做到真正的“出山”。

“山里”的痕迹在刘斯宇身上很快褪去。在西安的中学里，他几乎没再和老同学们来往。渐渐地，“山里”成了长假时刘斯宇偶尔回去的地方，只有想起仍在那里工作的父母时，他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山外”。

“扔”“抛”，陈晓樟用这些词形容母亲在5岁以前对待她的方式，每一次记忆的结尾都是母亲向她挥手告别，坐上出租车去出差。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王惠琴在告别时说“妈妈上山打老虎去了”，她哭得更凶了，不光是因为要再次母女分离，还觉得妈妈正在面临生命危险。

王惠琴知道自己给女儿塑造了颠沛流离的儿时记忆，虽为此自责，但她觉得自己也有苦衷。陈晓樟出生前后的几年，在公路建设系统工作的她和丈夫都赶上了事业的上升期。1998年，夫妻二人在浙江同一个单位工作时相识、结婚。王惠琴是本地人，在单位做文员;丈夫陈波是福建人，从江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来做项目投资。

1990年代期间，陈波就多次出差参与过福建早期高速公路的投资和建设，到了2000年，福建省提出《福建省高速公路网建设规划（2001-2030）》，主要内容是到2030年完成“三纵四横”的高速公路主骨架网，其中包括5条国家高速公路的福建段和2条省级高速公路。不久后，陈波被直接调去福建参与一个新项目，只能抽空回浙江。

王惠琴申请从浙江调去福建和丈夫一起工作，这样能结束分居状态，她还可以在那里收获比在浙江高几倍的工资。她想和丈夫攒点钱，过两三年项目结束时回到浙江也好改善一下生活条件。

2001年，陈晓樟在项目部所在的漳州出生，夫妻俩给她起名时取了项目名称中一个字的谐 音。

对王惠琴来说，和女儿一同到来的还有紧张的工期和繁忙的工作。据她回忆，全长140公里的高速公路土建部分完工用了3年时间。除了施工，还涉及当地居民拆迁、赔偿等，每一环延误都会耽误工期并导致加班赶工。这让她白天没有时间陪晓樟，只能请一位本地阿姨早上7点把孩子从项目部接走，晚上7点再送回项目部宿舍。

一家人的漂泊没有因为漳州的项目结束而终结。在陈晓樟5岁之前，她记得自己在三明市的一个阿姨家住了几个月，还被送回浙江农村的外公外婆家里待了半年，有时候还被外公背在竹篮里去割草、喂鱼。

把孩子托管给别人，王惠琴也很担心，但她也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全职照顾孩子。王惠琴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她28岁时在单位就已经是副科级干部，这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成就，是她尽心尽力工作的结果。另外，她希望自己也能有收入，让经济条件宽裕点。

从陈晓樟的视角来看，母亲王惠琴一直有一种好胜心—或许因为外公重男轻女又没有儿子—想要通过自己和她来证明“女性不比男性差”。陈晓樟记得，母亲小时候主动要求自己看电视剧《宋氏三姐妹》和《武则天》，想让她知道在任何历史时代女性都可以不依靠男性生活。

照顾女儿的时间，王惠琴只能通过牺牲娱乐、社交和发展兴趣爱好获得。丈夫陈波在带孩子上帮到的始终不多。不过从一家人的生活条件看，这些努力获得了不错的成果。2000年前后还在项目上时，夫妻两人除了照顾孩子的开销基本没有其他支出，这让他们攒够钱在厦门买下了第一套住房。漳州项目结束后，夫妇二人也不再需要回浙江，调到了厦门的分公司安家。几年后，为了能让孩子在当地优质的小学就读，他们又贷款买了学区房。

王惠琴没有提过自己是否对浙江老家有乡愁，谈了更多在福建的愉悦感受。原本可以是漂泊的叙事，在她的描述里主要是新奇和激动。她记得在一个县城的项目部工作时，晚饭后可以在一个有音乐喷泉的广场上散步，而且商场里有她没见过的高端品牌。到厦门后，她印象最深的是城市里依山傍海的环岛路，在他们安家后不断被完善，很好看。

2005年后，随着王惠琴在厦门的工作趋于稳定，陈晓樟上小学后没再被“抛”了。从陈晓樟“平静”的记忆开始时，母亲就是主要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

整个未成年时期，陈晓樟觉得母亲对自己的生活有绝对的话语权，甚至有点“控制欲强”。王惠琴有一套固執的教育方法，例如希望孩子多看书而少看电子设备。在陈晓樟的成长阶段，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逐渐普及，但王惠琴认为这对孩子视力不好，而且她最在意的是无法控制孩子在上网时看什么。“很多东西不是你点的，而是自然跳出来的。再点一下，又跳出来新的。总之就是不停地灌一些信息。”王惠琴这样形容她的感受。

相比之下，看书是定向的、安静的，更让她安心。依据这些想法，在女儿中小学阶段，她几乎没有主动更新过家里的电视、电脑。在周围同学开始用智能手机的小学阶段，她只买给陈晓樟一个仅能接打电话、发信息的“老人机”。她告诉女儿，自己不是买不起2000多元的智能机，是不希望手机影响她学习。

似乎从那时候起，陈晓樟对于母亲的管教就争辩得不多，她承认自己是一个有能力适应现实、消解压力的人。“既然吵也没用，就尽量让自己过得舒服点。”

陈晓樟认为自己在2020年“大崩溃”之前更像是在努力扮演好一些角色，而没深入想过自己的需求。这种感受在逢年过节和父母去他们的同事、领导家串门时很明显，她每次都需要穿上新衣服，按照母亲去之前告诉她的方式讲话。在这种经历中，她从小就知道她所处的环境并不能对真实的她全盘接受

这种顺从和适应被平移进了学校里的竞争思维，陈晓樟认为自己善于识别环境对自己的要求，也会努力达成这些期待。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她感知到外界对她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成绩好，另外也许还包括平和好相处的性格，它们都有对应的奖励和赞许。

13岁，她再次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搬离厦门，转学到上海上初中。这次她没留下太多不适应的记忆，因为她迅速补上了落下的学习进度，收获了好成绩。即便作为一个新同学出现在班上，也最终融入了一个小团体。

初到上海时，曾经有一位和她走得近的男生频繁联系她。她觉得对方是很好的人，但想了想母亲说的恋爱应该以结婚为目标，初中阶段的恋爱似乎很难“善终”，她就没再回过那个男生信息了。

感受到物质的丰裕，并比父母一代有更多、更丰富的消费选择，这是在陈晓樟和刘斯宇身上都有显现的迹象。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在改革开放30年内增长了18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的6824元增长到2017年的36396元。在这其中，经历财富快速增长的刘林、王惠琴或许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的消费观念，而孩子们会带给他们“消费升级”的时刻。

刘斯宇大学期间喜欢的鞋和衣服

刘斯宇大学期间喜欢的鞋和衣服

“出山”到西安的刘斯宇知道，自己的家庭和周围同学比不算富裕。因为这一点，他至今觉得自己是个没有太花钱的爱好的人，不能想象自己“控制不住打游戏、不停地往里充钱”。初中阶段他每个星期有200元生活费，一般都花不完，周末甚至还能拿回去给母亲买菜，但有一件“花钱的事”他没能拒绝，买 鞋。

中学阶段的学生只能穿校服校裤，鞋子是身上唯一能展现个性和财富的物品。懂事的刘斯宇是从初二开始向往买鞋的。当时班里的男生会传看一本名为《SIZE》的球鞋杂志，好看的鞋子旁边被男生们用笔标满了记号，比如Air Jordan系列，“穿上一双喜欢的鞋子，就可以高兴好几天”。

刘林也记得买鞋是儿子唯一花钱略多的消费，每年他和妻子会陪儿子去一两次商场买鞋，但他接受这笔消费的理由是“对脚好”。刘斯宇记得，父母偶尔会在商场里絮叨鞋子的价格，“这钱够咱家买个别的大件了”。在一旁观察的刘斯宇摸出了父母能接受的最高价位，他在中学阶段的鞋子从没有上千的，至今也没舍得买过一双Air Jordan。但是他会在周末时偶尔告知父母一些同学买鞋的动向，比如谁又买了几千元的鞋子，算是给父母科普年轻人的消费情况。

陈晓樟“消费升级”的重要节点也是因为鞋子。她在厦门一所优质小学就读，周围聚集了家庭条件优越的小孩，但还是会穿母亲从浙江老家带回来的衣服。在王惠琴的观念里，那些衣服虽然没有“牌子”，但是质量过关，自己也没被赚去太多差价。五年级时，陈晓樟穿着这样一双布鞋去学校时，她当时有好感的一位男生取笑她，“你怎么穿了一双阿达迪斯？”

陈晓樟因为这个发了脾气，她不想再穿“山寨”的鞋子了，这也触动了王惠琴。她带着女儿去阿迪达斯和耐克的品牌店里，让女儿挑选喜欢的款式，在其中找一双价格适中的买下。

陈晓樟认为自己当初更像是“为别人消费”，这种行为持续到了中学。初中从厦门转学到上海后，她的压岁钱主要花在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聚餐，以及给她们送生日礼物上。当然，她每年生日也会收到类似的礼物：大型玩偶、水晶球摆件等，但如今这些东西没有几件留在家里。

如同他们成长和求学的经历，陈晓樟和刘斯宇在中小学阶段的消费都经历过从旧到新的变动。到大学时，这种变动的痕迹变轻了，这也是家庭条件日渐稳定和父母对他们由怀疑到信任的表现。

两个人都很少为没有钱花而担忧，父母给了他们充足的钱。这与王惠琴和刘林年轻时都不同。

刘斯宇珍藏的《萌芽》杂志

陈晓樟每月会收到母亲转账的2000多元生活费，大学入学时，父亲陈波甚至把自己当年数万元的年终奖拨了一半给女儿。“女孩子要见到钱，”他这样告诉陈晓樟，“不能因为男生给买个水晶项链就被骗跑了。”他要求女儿理财并向自己汇报收益情况，但很少主动询问她理财的状况。而刘林给刘斯宇生活费是按学期或整年给的，每当收到额外的奖金时，他也会不定期给儿子转账。“男娃娃，眼界要开一点，不要小小气气的。”刘林这样说。他觉得一向懂事的儿子不会乱花钱，他作为父亲要给儿子消费的底气。

这导致两个年轻人在日常消费上很放松。陈晓樟盘算自己在学校里“认真吃”一天的花费能到一百元，其中包括总价接近70元的三餐，以及水果、冰淇淋等零食。刘斯宇也觉得自己舍得花钱吃好东西，外出旅游时为了把美食尝遍还会点多人餐。“快乐总是有源泉的”，他说。因为日常花销不多，卡里余额充足，他觉得自己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自由。

但是父母给他们留下的消费习惯印记还在。刘斯宇也有买完东西懊悔的时候，比如花200元体验了网红但难吃的餐厅时。“省着花、别浪费”的谨慎引发了自责，这让他在看餐厅的评价时更加细致。而陈晓樟喜欢买便宜的衣服经常换着穿，对于上千元的衣物没有欲望。如果买太贵的衣服，母亲会每年都要求她穿一样的衣服，直到穿旧、穿坏。

谈起当初没选择“下海”，刘林认为还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担忧，“那时候没有网络”，他说。

能给他提供更多信息的、“足不出户了解世界”的时代几乎是和儿子同时降临的。2004年，刘家从单位的单身宿舍搬进了“小套”家庭宿舍，有了一室一厅的空间。同年，刘林就买了一台联想电脑，家里通上了网络。他能看新浪和搜狐网站上的新 闻。

刘斯宇没有那么快和电脑亲近，除了偶尔打游戏，他在“山里”的精神世界主要还是靠书籍构建。大姑一家和他们走动得多，爱好写作的姑父每天中午会来家里吃饭，有时会带来比刘斯宇大10岁的二表姐订的杂 志。

七八岁的时候，刘斯宇就会在午饭后看表姐的《萌芽》和《收获》，两本都是从上海来的文学杂志。另外他还注意到，每年的《萌芽》杂志都有一期的最后一页会被表姐撕掉。后来他才明白，那是杂志主办的“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报名表，表姐每年都在投稿。

在山里，劉斯宇体验过共情远方的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电视机里每天滚动播放灾区的救援情况。配合电脑上的新闻，他仿佛觉得自己能感受到灾民的痛苦。当时生活在厦门的陈晓樟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觉得那是她第一次想象死亡和残缺，因为想到灾区的人们要被迫接受自己不敢面对的事情而难过。但是一两周之后，她逐渐感觉到自己不能承受继续在电视上看到悲惨甚至血腥的画面，于是刻意不再看相关信息。

主动涌入他们视野的信息源源不断。小学阶段在《萌芽》上读到过青春题材小说的刘斯宇，到西安后听到、看到了更多类似的青春故事，声量比杂志上的一篇小说大得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这位曾经的青春小说作者把自己的作品拍成了系列商业电影，第一部在2013年上映时就拿到了4.84亿元票房，四部总票房17亿 元。

同一时期类似题材的电影还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左耳》……而看到这些讲述80后、90后青春故事的电影时，青春期刚开始的刘斯宇一方面在想自己是否也会经历片中的恋爱、通宵聚会等放纵场面—是不是高中或者大学时，也会有一个女生半夜3点来敲门，然后自己发现她流血了—另一方面也在思考，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写这样的故事赚 钱？

原本王惠琴眼里单纯、好掌控的阅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也发生了转变。陈晓樟升入中学的2012年前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4G技术发展，中国全面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她也终于拥有了一部能上网的HTC智能手机。不过她对刷社交网络、聊天的兴趣有限，倒是花了大量时间看网络小说。

网络小说好像很懂陈晓樟的喜好。在言情小说里，她喜欢的故事类型很相似：一个聪明、漂亮、拥有远大理想或者重要使命的女主人公，遇上了一个和她情况类似的男性，两个人共同为各自的目标努力，最终还成了一对。

如同还没恋爱就看了不少套路青春片的刘斯宇，陈晓樟也觉得自己看到的、“磕到的”爱情故事和社交知识，远比她实际和异性打交道的经验多。网文有套路，电视剧也是类似。典型的，例如“所有男生都喜欢一个女生”的《一起来看流星雨》，还有“男人一定会背叛女人”的《回家的诱惑》。

进入大学之后，专家学者的“爱情答疑”或者“爱情课”经常进入她的视野。她心想，或许爱情是对人生困惑的年轻人关心的母题。和过去不同的是，提问和听课或许是他们解决爱情问题的新途径。

获取信息的新途径或许能带给人信心。已经有十几年网龄的刘林觉得，自己和从前几代父母相比，有更多的能力和渠道了解属于孩子的世界。“只要你想和孩子接近，你想学习，你不会落后的。”刘林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经常刷微博，还在刘斯宇准备出国时帮孩子选美国的学校。“内卷”“高盛”“影音科技公司”“非虚构”……这些语汇对于刘林来说都像日常话语一样熟悉。

“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长来说，养育一个孩子可能会变成你的职业，”刘林在谈到上网了解儿子世界时说，“我们一个普通职工，事业也不会有太大起色。把娃娃养好，这就是我们个人的成功。”

刘斯宇最终还是写了一篇青春爱情题材的小说，但没拿来改编成剧本赚大钱，而是连同他从《萌芽》最后一页撕下的报名表，在高三时寄给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

那是他在西安生活的第六年，在一所二类高中就读，他成绩不错，但因为不喜欢学校的氛围经常和老师吵架。他讨厌学校既要因为“素质教育”让教室里的学生围成圈坐，又要学习衡水中学的学生肩并肩跑步。高三时，他开始在网上查资料、在课外找老师，给自己制定了和学校进度不一样的复习计划。

但他最重要的“反抗”應该还是参加“新概念”，那是他最后一次以未成年人的身份拿奖的机会。潜意识里，他觉得青春小说“保险”。他看过每届大赛的获奖文集，尽管科幻等创新题材占一定比例，但有点老套的青春文学仍是“有市场的”。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写作天才，无法用文字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但他可以通过勤奋把现实世界写“真”。他相信组委会应该有名额给他这种勤奋类型的作者。

听说要去上海参加复赛后，刘斯宇最期待的事情是像他从小听说的那样，认识全国来的热爱文学的同龄人。大家一起把酒当水喝、打牌到凌晨，在酒店里诉说在小城市的不得志和对大城市的向往—这都是他多年来在贴吧上看到的获奖者回忆文章里的情节。

但事情和他想的不太一样。到上海后，他按照之前那些游记和新朋友们打卡了酒吧、书店、快捷酒店、上海市作家协会，但“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他甚至记得，颁奖当天，旁边穿着校服的女生还在写卷子，这和他想象中爱文学的人也不一样。

回到陕西，高考很快到来。结果和刘斯宇预想的差不多，分数能够上一所211院校。报志愿的时候，刘林希望儿子能“学一个技术类的专业”，这个期待是从他的个人生活经验来的：在山里的矿企，最核心的是掌握技术的人，而刘林认为自己和妻子都在做辅助类的、不被人重视的工作。

刘斯宇报上了小语种、新闻传播学、金融学，唯独没有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最终他被金融专业录取，刘林感觉不错。一方面，作为参考，大姐家的大女儿也学了这个专业，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实现了“财富自由”;另外，他想到专业设置里有数学，在他眼里，这是需要努力和头脑的技术活。“写作可以是一个爱好，但是在社会上应该有立身之本的工作”—“新概念”获奖的激动并没改变这位父亲对儿子人生的看 法。

但刘斯宇没能安心学金融。进到大学，如果想要拿到高绩点，必定是要和大多数同专业的同学一样“起早贪黑上自习”的。但这显然和他一向对生活的期待不相符，他觉得在这套系统里内卷又累又徒劳，想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事业”。

曾经给他信心的写作似乎是最触手可得的“事业”，但他在获奖时就明白，出版业的黄金年代早已过去，成为职业作家是小众又艰辛的事情。最致命的是，他发现自己在上大学后失去了写作最重要的想象力，从前那种“要把生活碎片拼成完整故事”的冲动不再，他想不到能写什么新的东西。

这种困惑出现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与小说需要虚构人物和情节不同，这种纪实写作可以通过采访获得素材。在一次暑假回到山里的时候，正遇上矿企改制，他采访了父母的几位同事，把矿企的变迁和现状写成一篇文章，投稿给了一个公众号。

刘林在某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都是刘斯宇的文章”。上班路上，迎面遇上的同事拉住他，说看了很多遍，差点要看哭，因为刘斯宇写的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很快，刘林看到文章阅读量上万，被其他几个公众号转载，并且在他们的职工群里流传。刘林有点慌了，一方面是因为儿子没有隐去单位信息，他担心这会给他们一家带来麻烦;同时，他发现几家转载的平台使用了夺人眼球的标题，他担心这件事失控，于是给第一家刊发文章的公众号发信息，要求删除文章。

尽管经历了风波，刘林观察到了周围的人对儿子写作能力的认可，夸赞超越了刘斯宇在“新概念”获奖时。他自己也承认，因为这件事，他进一步确认了儿子的写作能力。当儿子在几年后去媒体实习、从金融转专业到新闻传播学时，他没有阻拦的原因或许与这次经历有关。不过他还是强调，“新闻传播学也是一个专业，过很多年依旧是”。

刘斯宇获奖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2020年，陈晓樟“大崩溃”之后尝试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籍。那些在她看来没法总结、忽然出现在她身上的问题，在那段时间有了一些指代的名词：自卑和自信、回避型人格、缺乏安全感、缺爱，甚至“INTJ”。陈晓樟尝试用这些知识认识自己、解释自己。

除了谈起小时候被抛下时的不安，她还向母亲回忆了自己缺乏安全感的其他迹象。她从小怕黑、不敢看恐怖片、弹钢琴时必须靠墙坐。她告诉母亲，她认为自己小时候没有感受过“无条件的爱”，只有在考试成绩好的时刻才能获得夸赞和奖赏，反之会被王惠琴责备。这让她一直很渴望父母的认可，也就想要去参加比赛、获得奖项。

这样的沟通对于陈晓樟和王惠琴来说都不常见。在那之后的一个学期，父母来学校找她吃饭、接送她回家的频率变高了，他们会主动问她最近心情怎么样。有一次母女二人在大学附近吃饭时，陈晓樟谈了最近的生活和学习，王惠琴突然感叹，你真懂事啊，是爸爸妈妈以前忽视了你的感受。两个人看着对方哭了出来。

2020年的崩溃、反思和自我表达发生后，陈晓樟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展开。除了与过去和解、向亲近的人敞开心扉，跳脱竞争思维、了解更多的人也被归为她改变的迹象。她所学的传播学专业给了她纾解自我、接纳他人的渠道。在完成作业时，她经常需要描述一个人的行为逻辑和性格特点，这让她觉得，单纯了解一个人也是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一次，她在做消费者调研时和一位受访者聊了3个小时，从消费习惯一直说到成长经历，并最终成了好友。

在陈晓樟中小学的生活里，与他人的比较和竞争经常发生，胜出是最重要的目标。如今，当她再尝试比较时，发现哪怕成绩、学位可以被量化，但人的成长经历和复杂程度终究无法一致。她觉得自己和过去已经和解了，不再对颠沛流离的童年羞于启齿。尽管谈不上感谢那段经歷，但与一直平稳生活的人相比，她认为自己更早看到了农村的样貌，也更早体会了自己内心的震荡。

她想起自己7岁时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时，对于在台上唱歌的林妙可的感受是嫉妒—当自己在家看电视时，电视里和她年龄相近的女孩却这么早拥有了参与盛典的机会—陈晓樟觉得那时候自己希望成为一个被书写进历史的人。但14年之后，当在北京冬奥会上看到同样和她年龄接近的谷爱凌，她的第一感受不再是嫉妒，而是欣赏。随后她冷静地想到，谷爱凌如今的成就所依赖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她能企及的，是她怎么努力都难以达到的高度。这一次她没有为此痛苦，她决定不把这种高度当成目标。

刘斯宇对于媒体的兴趣是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开始的。在中学时代，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的公众号消息一起进入他视野，那类“看过之后激发人情绪的”文章露出的频次更多，“新闻已死”的论调似乎与青春片盛行的时代同期出现。但疫情期间，传统媒体的报道力度短暂重现，刘斯宇感受到“有一些媒体还是活着的”。

“不能忘记”，他当时接受一家调研机构的采访时这样说，并把他认为重要的新闻截屏保存。“可能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忘记，你就知道这件事的意义。等我有能力做什么的话，我一定会做的。”

疫情过后，陈晓樟也开始了自己在媒体的第一段实习。她最初的感受更像是课程作业的顺延，“俯瞰世界，看它们的齿轮如何运转”让她感觉不错。在所有新闻里，财经新闻是陈晓樟认为“开放性大”的类型。通过研究和学习公司数据，她认为自己能获得比社会新闻更客观和丰富的信息，财经新闻写作也是进入公共写作好上手的途 径。

与她在杂志编辑部相遇的刘斯宇也认为财经新闻是稳妥的选择。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让他所学的金融专业和他爱好的写作重合的职业，被刘斯宇认为是自己能使上力的“赛道”。也如同刘林期待的，儿子没把“专业”丢下。

两个年轻人都通过财经新闻获取了生活中微妙的平衡。平衡的一头，是对创意和自我的探索、了解甚至改变世界的冲动;另一头，则是不那么容易忽视的父母的期待、行业的衰落和隐形的限制。不过或许，如同他们过去的尝试，这个选择也会成为过去式，而“平衡”是否能成为更舒展的动作，是在未来他们最期待得到的答案之一。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皆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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