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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语文《囚绿记》意旨探微

    时间:2022-09-29 17:5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韩卫红

    《囚绿记》是陆蠡散文的精品,是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一直保留的“情文”。这样一篇写景状物的散文佳作,因为使用了拟人手法,赋予了景物以灵性,所以,关于其深刻内涵或写作意旨的探讨,目前学界大都倾向于作品的象征意义,即文章通过对作者与绿枝条一段亲密过往的描述,一方面刻画了绿枝条的生命变化和“性格特点”,同时也写出了作者的心情起伏和真挚心愿,既曲折反映了华北人民遭遇日寇侵略的悲惨命运,又形象折射了作者和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显然,如此归纳和把握作品题旨,其依据无非就是运用了“知人论世”这一常见的文学鉴赏的基本策略。因为文中点出了“卢沟桥事件”这一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本文又是作者在1938年7月间留居当时已沦为“孤岛”的上海写的,作者本人又是一贯爱憎分明,不免让人陡生一种固化思维,理所当然视文中“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永不屈服于黑暗”等描写为民族气节的一种象征。如此,大多研究者总结和提炼文章意旨为“爱国说”,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一、努力检视“背景”真相

    李健吾在《陆蠡的散文》一文中曾说,“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此言得之!《囚绿记》所描述的正是作者特殊时段“一些吞吐内心的呼声”或“心灵起伏的痕迹”(《囚绿记·序》)。首先,文章开头表明事情发生在去年夏天,那么,作者客居北平为什么还要选定一个狭小、潮湿、炎热的房间呢?无疑,这是因为能够见到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由此可见,文章写小屋的简陋和闷热,就是为了衬托“我”对绿影纯真的爱。正像作者所说,正是这常春藤的绿,才让我能够在这陌生的北平“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完全是这绿色给了“我”慰安与快乐——据此,有研究者就把文章的写作主旨归纳为“人性真诚说”,即“表达了对绿色所象征的生命、希望、慰安、愉快的爱幕和祈望,以及对生命所具有的执着精神的赞誉”,或“抒写了对于象征着生命与自由的绿色的喜爱之情”。

    实际上,联系下文,我们不难看出这里所谓“爱的真谛说”“敬畏生命说”等解读都是片面的、表面的,不精准的,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文章到此并没有结束,最后由于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朋友电摧速归,于是被迫改变原来的行程,不能再滞留于烽火四逼的旧都,这就使“我”不得不提前离开北平,并释放“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这里,我们不能不质疑:既然已经囚绿,为什么又要释绿呢?乍一看是卢沟桥事件的发生,那言下之意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发生事变,“我”将仍然囚禁着“绿”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卢沟桥事件发生了”大概率便是一个机缘巧合,是一个偶然,否则,“我”还要继续囚绿,即在囚绿与释绿之间,“我”肯定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会在此展开其内心的矛盾世界呢?郁达夫在谈到我国现代散文的创作时,曾经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并且强调,比之小说,现代散文“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

    所以,陆蠡也不例外。我们知道,陆蠡在1938 年秋至1940年春写了一系列散文,后结集为《囚绿记》。他在1940年6月为《囚绿记》写序时,曾经说明其“感情”的矛盾和轇轕:“我有时接受理智的劝告,有时又听从感情的怂恿;理智不能逼感情让步,感情不能使理智低头。这矛盾和轇轕,把我苦了……为了不使自己倾跌,我竭力保持两端的平衡……有时我想把它记录下来,这心灵起伏的痕迹……写这序的,是自白的意思,也是告罪的意思。”

    显而易见,陆蠡这里所说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应该就是全面而精准地解读本文题旨的切入点。文中的喜绿、赏绿应视为“感情”的前期铺垫阶段,囚绿则是“感情”的继续发展或高潮部分,而释绿就是“理智”的表现,“我”就是嵌在感情和理智中间一直在斗争或挣扎着,但最终还是理智占据了优势——尽管是个“意外”;于是,“我”释放了它。由此,“带有自叙传的色彩”的本文题旨或深刻内涵应视为作者假托与常春藤绿枝条的一段“交往”经历,着重表现其“心灵起伏的痕迹”,即一个特殊时段的心路历程:竭力寻求“感情”和“理智”的最大平衡。

    二、务求正视文本以体现“背景”

    当然,我们不主张将作品的题旨与“抗日战争”挂钩,并非是怀疑陆蠡的“爱国情怀”,更不是否认“时代背景”在文学作品解读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事实上,作为文本解读的主要环节和重要内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也大力倡导:“利用书中的目录、序跋、注释等,学习检索作者信息、作品背景、相关评价等資料,深入研读作家作品。”这就为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文本提供了基本遵循。但问题是,当“时代背景”的介绍成为文本解读的一道重要门径时,我们就应该考虑怎样走进“时代背景”才能对文本解读有真正的帮助,而不能以所谓的作者“写作年代”去代替对作品创作情境的体认,把作者创作时的具体心境,与所谓的“宏大主题”生硬地对接起来,从而使一篇篇极具艺术个性的文学作品失去斑斓的色彩。

    英国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特雷·伊格而顿就深刻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文学不是伪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它有自己的特定规律、结构和手段,这些东西都应该就其本身而被研究,而不应该被化简为其他东西。”美国著名文学与社会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也表达过类似的洞见:我们不能过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所能做的只是为人们提供一定的信息资源和独立的“沉思性体验”,这种体验带来的是生存以外的“最重大的社会关怀”,而不是试图借其去改变生存本身。

    所以,完全用现实情景中的“时代背景”去图解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与主题,无疑是一种食而不化的行为,对文本解读并无根本性的帮助。

    基于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克服思维定势,树牢每一篇文学作品所表现的“艺术世界”都不可简单与时代情景中的“现实世界”混为一谈这一基本观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说:“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巧’。”文学作品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创作出来的,这其中有“时代背景”,有“生活背景”,有“心理背景”,不一而足,但都必然带有浓郁的个性色彩,这是作品的独特之处,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岂能无视“文学作品写出的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一再重复的故事,而是经过了作家独特心灵过滤的东西”这一文学创作的根本性规律?

    综上所述,相较诸如此类或表面或片面的“强作解人”的误读,只要细读其作者在《囚绿记·序》中的“自白”,或许就不难窥到文章所传达的似是作者人生中一个特殊时段“心灵起伏的痕迹”——“竭力保持两端(感情、理智)的平衡”。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指向思维进阶的高中语文跨任务群学习实践研究”(编号:D/2021/02/6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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