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鄠邑什王村村名由来
时间：2022-09-29 14:1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仝朝晖
西安市鄠邑区原名鄠县、户县。当地的蒼游镇什王村是国家级“非遗”——北乡迎城隍民俗的发祥地之一。民间传说城隍爷（纪信将军）是县北纪家庄人。纪家庄相传在今什王村东北，已无存，有说在20世纪50年代前这里还可以看到纪家庄废墟。而城隍婆（纪信夫人）据称就是什王村人。因此当地遗存一个有意思的民俗：北乡迎城隍只有轮流到了什王村，城隍婆轿子是走在城隍爷的前面，算是特别的礼遇。
首先，鄠县“北乡”的区域制度起源何时？今见西汉马王堆遗迹的漆器就有“中乡”“南乡”等文字，而在鄠县其可以追溯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十三年（377年）《崔氏墓砖》记有“京兆东乡临利里”（《户县碑刻》，2005年，第289页），皇甫村出土的北魏延昌四年（515年）《皇甫墓志》，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是精湛的古代书法艺术珍品，文中有“葬于县中乡洪涝里”，但在一些文献引用时记作“申乡”。史载，隋大业十年（614年），县治所迁今址，《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载“自汉至隋，皆以城置县，即今县北二里，故城是也。其城周四里，颓垣尚在。”民国22年（1933年）《重修县志》卷二记“县城外四乡共分为十三操……又以县城四街，关列为中操”。可见《皇甫墓志》此处应是“中乡”，“中乡”是相对于“东、南、西、北”四乡而言。当然历代其称谓及村堡范围会有变动。
什王村在地方志有明确记载，康熙《县志》卷四》记“胜光寺在十王村”，乾隆《县新志》卷一记“十王村，有胜光寺，寺内有黄龙洞，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以及光绪《县乡土志·地理》记“十王村有胜光寺”，这三处均记作“十王村”。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真守村《重修关帝庙碑》亦记作“十王村”。
何为“十王”？通俗说就是“十殿阎罗”，中国佛教所传十个主管地狱的尊神，即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伍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转轮王。“十王”信仰后来也为道教沿用，又混合了民间文化的冥府传说，社会影响很大。“十王村”村名即源于此。
什王村有久负盛名的胜光寺，今见较早的文献记载，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八载“胜光寺，在县治东北十五里，唐建。本朝康熙二十五年修，寺内有黄龙洞，《县册》。”县民谚说“南有草堂（草堂寺），北有胜光（胜光寺）”。据当地老人回忆，过去胜光寺供奉的就是地藏菩萨和十殿阎罗王。
地藏菩萨和“十王”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说到佛教的“地藏十王”信仰。在汉传佛教中，约在隋唐时期地藏信仰逐渐兴起。之后，地藏信仰又与地狱信仰、“十王”信仰渐趋融合，形成“地藏十王”的思想系统。地藏也作为地狱救赎的菩萨而居“十王”之上，成为“幽冥教主”。从根本上说，之所以能够形成社会风气，是由于这种佛教教义和古代民间社会固有的伦理孝道、善恶报应等价值观念结合，比如地藏菩萨同时以“大孝”和“大愿”的德业被广为弘传，因之促进了“地藏十王”思想系统的传播。随后，“地藏十王”图像大量出现于石窟、绘画造像中，并在内容上不断演变。
这在敦煌壁画中有典型实例。敦煌壁画中的“十王”图共有16铺，除了东千佛洞第5窟的一铺是“十王变”，其余都是“十王”和地藏相结合的形式。
考证了历史中的“十王村”命名是与胜光寺“地藏十王”信仰相关，我们再来回答另一个问题：胜光寺保存的相传吴道子手笔画像碑（落款记：唐吴道子笔，梁栋刊），其题材到底是“地藏菩萨”，还是“药师佛”？当然从常理来说，无论胜光寺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信奉“地藏十王”，都不排除寺内存有药师佛造像的可能性。
如果只看该造像的“肉髻、唇髭、光环、佛衣、锡杖、钵、莲花……”这些在存世的古代药师佛或者地藏菩萨的形象中均可以找到例子。但是从普遍性说，其一，地藏菩萨法器一般为锡杖和宝珠，意喻“金锡振开地狱之门，明珠照彻天堂之路”，往返六道，救拔一切有情出离苦海，而其托钵的形象比较少见;其二，虽然地藏造像可以有肉髻（一般菩萨没有肉髻，而地藏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据学者张总的研究，晚唐以后“地藏十王”信仰兴起，地藏的形象以戴毗卢冠、风帽为主流，代表其地位的崇高。所以综合看，该造像更可能是“药师佛行化图”。这一题材在敦煌壁画中有不少典型性的例子，如莫高窟第418窟南壁（隋代，于西夏重修），榆林窟第25窟东壁（中唐），而在千佛洞第2窟（西夏）中出现的药师佛，就手托着和胜光寺造像一样的水晶钵，莫高窟17窟（唐）药师佛造像的服饰、造型与胜光寺造像很相似。通过对比可知，胜光寺的画像碑造像接近“唐本”样式。但是从画风看，却是假托吴道子的，其造像线描类于古代“十八描”之“行云流水描”“蚯蚓描”，而与吴道子相去较远。古今以来，在寺观、民间庙宇的造像中假托吴道子手笔是常有的现象。
“什王村”一名较早见于民国22年的《重修县志·卷二》，志书中记载“什王村”归正北操，“北有胜光寺，寺内有黄龙洞，清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东有菩萨庙。”这个村名当为“十王村”流传中的衍化。晚清民国时期，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出现新的文化风尚，相较“十王”给人的鬼魅煞气，《诗》的“雅”“颂”多以十篇为一“什”，“什王”之名就显得祥和。
什王村胜光寺还有一座明弘治年间铸造的铁钟，和寺中相传北魏年间的墨玉佛像、相传为吴道子手笔的画像碑，合称“胜光寺三宝”。铁钟铭文：“县宜善乡孝义里呈王村胜光寺”，村名便为“呈王村”。
“呈王村”得名，有不少猜测。传说“什王村”最早叫“成王村”，因这一带是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的封地，建有成王宫。
在什王村周边曾经出土宋代天圣年间《刘孟坚墓志铭》，记“葬珍藏乡成王里之原”。什王村附近的王守村还出土宋代靖康年间《罗直温墓志铭》，也记“葬公于京兆府县珍藏乡王殊村”（《户县碑刻》2005年，第308、322页）。此即，宋代什王村一带曾经属于县珍藏乡（金明昌五年《京兆府提学所贴》碑，记王殊村属太平乡），其下辖有成王里、王殊村（今作王守村）等。北宋初年承袭唐代旧制，县下设乡，乡下有里，里下有村。北宋《长安志》卷十五即记县设五乡，管五里。因此从“成王里”推论，“什王村”古时曾叫“成王村”是比较可信的。
成王里旧时作为皇家封地，这也可从相关历史考证寻找脉络。今天的什王村周边处于县坞岭文化带，县民间传说坞岭是董卓行走长安与眉县，为防人暗杀，在沿途高筑的一条驰道。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卓）筑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范晔《后汉书·董卓传》亦有所载。一般认为坞故址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但是史书却没有坞岭为董卓所修筑记录。坞岭实质是关中黄土地貌的“土”，非人造遗迹。之所以存在这种民间传说，或许和史书另一记事有关，《后汉书·何进传》“主簿陈琳入谏……进不听，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秦汉时期的上林苑位置即包括了县。从地理角度解释，县北乡处于涝河下游和渭河交汇处，因之坞岭以北，上古时地势低洼洪涝多发，而坞岭高兀适宜人居，故沿途文化遗址密集。比如礼贤村、真守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兆伦村的秦汉钟官城铸钱遗址，凿齿村的南北朝时期道安寺等。明初，什王村这一带属孝义里、道安里所辖。明人祝允明《野记》载：“陕西都司都指挥使杨敬等奏，据西安府县道安里军人毛志学等状，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时，在本里赵伦村泥河水边澡浴，得一玉玺。”此事亦见《明史》卷六八，虽疑为“后世摹秦玺而刻之”，但我们从中有两点可证：一是該区域人文渊源深厚，二是明代当地有军户。
那么，胜光寺铁钟铭文的“呈王村”会不会是“成王村”之谬？胜光寺就建在该村北侧，所以笔误的可能性较小，而这或许和明代相关历史事件有关联。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封庶弟朱祁钰为王。“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虏，明朝拥立朱祁钰为帝，即明景帝。景泰元年（1450年），明英宗归京。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英宗发起“夺门之变”复位，废朱祁钰帝号，仍为王。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朱祁钰薨，英宗赐谥号曰“戾”，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后，明宪宗登基，恢复朱祁钰帝位。《明史》卷十一》载“复王帝号制”文：“朕叔王践阼，戡难保帮，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宪宗推说先帝当初是受了奸臣蛊惑，今要重议朱祁钰谥号。
从朱祁钰的谥号“戾”，可以看出当时英宗皇帝对其“终生为恶，死不悔改”评价。不仅如此，朱祁钰生前，英宗颁示复位诏书，斥责朱祁钰“岂期监国之人（祁钰）遽攘当宁之位。”“杜绝谏诤，愈益执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难疗。朝政不临，人心斯愤。”（《明英宗实录》卷274）还有，天顺元年二月，皇太后制谕，“（祁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上天震威，屡垂明相，祁钰恬不知省，拒谏饰非，造罪愈甚，既绝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弥留，朝政遂废，中外危疑，人思正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明英宗实录》卷275）这些足见王朱祁钰在当时所背负的恶名。由于“王”近于“成王”，常见通用，所以就有可能在这段时期，村人为了因应时宜，改“成王村”作“呈王村”。
综上所述，今天的什王村在宋代到明代年间许，称为“成王村”，衍化为“呈王村”;在明末清初，因胜光寺“地藏十王”信仰传播，该村乃称“十王村”;从清末民初至今为“什王村”。
[本文系横向课题“公输堂文化研究”（H21358）阶段性成果，合作机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