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时期西川幕府的文学活动

兰卡塔

摘 要：元和时期的西川幕府，包括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简、王播等四位幕主。幕府的文学创作往往寄托于使院内诸人的交游、宴饮活动。这段时期，西川幕府文学活动大致有：拜谒武侯祠，刻立武侯碑;奉陪京使、监军等交游活动，又有中秋夜锦楼望月、春晚西亭宴集等宴饮活动。这些使院内的娱乐活动，是幕府文学生长的土壤。从相应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窥见使院的日常生活，以及幕僚的心态。

关键词：幕府;交游;宴饮

中晚唐时期，文人入幕成为一时风尚。幕府文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是张扬自己的才思，另一方面是奉和幕主的需要。元和时期西川幕府主要为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简、王播等四大幕府。幕府的文学创作大多反映幕府的日常生活。幕主与幕僚在交游、宴饮中开展诸多文学交流，互相唱和、赠答、送别。研究幕府诸人的交游活动，可以对幕府文人的文学创作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进而更好地把握幕府文人心态，以及其创作思想。

一、交游活动

交游，是幕府诸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交际活动。幕僚的文学创作也常产生在交游活动中。如拜谒武侯祠，刻立武侯碑，奉陪京使、监军等活动，即作酬唱诗歌;送别友人、出使他州等交游，同样有诗歌创作。四大幕府时期的较为知名的交游活动有：武元衡幕府诸人拜谒武侯祠，与京使陆则、监军王良会及熊执易、薛涛等人的交际;李夷简幕府诸人与时任江陵士曹元稹之间的交际。这些交游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可以归纳成：幕府成员，赴蜀京使、监军，羁蜀文人、方镇使者等。

（一）群贤追忆汉武侯

祝穆《方舆胜览》云：“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后封武兴王庙，至今祠祀不绝。”[1]武侯祠堂，亦有多种：“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此武侯祠位于陕西汉中勉县。《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载：“蜀亡，故将如黄权等先已在宛，其他族當多相依，故南阳有武侯祠所谓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类。”此武侯祠位于河南南阳卧龙岗。成都现存武侯祠经历了一番发展：刘备之惠陵、南齐修建的先主祠、南北朝时期的武侯祠。三者之方位：惠陵居中，武侯祠居东南，先主庙居西南，呈倒品字形。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蜀献王朱椿主张“君臣宜一体”，废原武侯祠，重修先主祠（汉昭烈庙），请诸葛亮塑像入汉昭烈庙。故而，将惠陵、汉昭烈庙等区域合并统筹，成为现在的“武侯祠”。此为诸葛武侯祠堂之大略也，其间碑刻，亦有传世。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唐平蛮碑》《集古录》云：唐萧晋用撰，开元十九年，刻石纪功，在成都昭烈帝庙……《先主庙碑》贞元四年，苏端撰，在昭烈帝庙中……《武侯碑阴记》《集古录》云：唐崔备撰，元和二年武元衡刻，及其僚属题名于武侯庙碑阴……《诸葛武侯碑》在昭烈帝庙中，元和四年，裴度撰，柳公绰书。”[2]

《舆地碑记目》所云《诸葛武侯碑》，即武元衡镇西川时，于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所刻《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集古录跋尾》云：“右武侯祠堂碑阴记，崔备撰。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及其将佐题名者，二十九人，杨嗣复再题及其僚属，又六人，并嗣复、汝士诗两首，合为一卷。”[3]碑阴题刻中幕僚的职官记载，对幕府制度、幕僚生平等方面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始立武侯祠堂碑的武元衡幕府共有三人参与碑文创作，分别是：裴度（撰碑正文）、柳公绰（书碑正文）、崔备（撰碑阴记）。碑阴题名中的武元衡幕府有文职僚佐10人，武官15人，文官2人，合一监军、幕主，共计29人。[4]刻立此碑，是武元衡幕府重要的文史事迹，从碑文内容，可知有瞻仰诸葛亮、夸赞武元衡的目的;同时也点出了幕府文人的日常活动之“望祠宇而修谒”的重要内容。围绕武侯祠堂碑的文学活动，唐、宋、明、清四朝，皆有题跋、诗作的镌刻。唐人诗歌中，有不少佳作称颂武侯祠堂，例如杜甫《蜀相》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武少仪《诸葛丞相庙》云：“执简焚香入庙门，武侯神像俨如存。”《诸葛武侯祠堂碑》碑阴侧的杨嗣复题记云：“临淮公位事。因陪刻石□序□染，二十有七年……大□九年八月八日……杨嗣复题记。”按，杨嗣复题记的时间应在太和九年八月八日。除题名外，杨嗣复作《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诗，其幕僚杨汝士作《和宗人尚书嗣复祠祭武侯毕题临淮公旧碑》和之。在文学、史料层面，武侯祠堂碑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幕府诸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幕僚之间的交际，还要面对朝廷、邻藩的人员往来，羁蜀名士的交际等等。因此，幕内僚佐与幕外文人的交际，也是幕府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京官仆仆僚苦辛

仅从文化、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这类赴藩的京官对中央与地方两个文学区域的沟通、交流方面，确有积极的作用。例如，韦皋镇蜀时，南越献一孔雀;后至武元衡镇蜀，见此孔雀，而作《四川使宅有韦令公时孔雀存焉暇日与诸公同玩座中兼故府宾妓兴嗟久之因赋此诗用广其意》一诗。元和八年，武元衡离蜀还京，将诗示于朝中诸文人，有唱和之事;诸如韩愈、白居易、王建等，皆有和诗。可见，出使藩镇的京官，还充当藩镇与京城两地文学交流的桥梁。

对于方镇幕僚而言，还有一个重要政治需要，就是与京官的交际、应酬。幕僚在入幕时就对相应的幕府生活有所考量，权德舆《送再从弟少清赴润州参军序》云：“幕府婉婉，多我之执，尔其敬恭，以事长者。”[5]熊曜《送杨谏议赴河西节度判官兼呈韩王二侍御》：“贤哉征西将，幕府多俊人。筹议秉刀尺，话言在经纶……行行弄文翰，婉婉光使臣。今者所从谁，不闻歌苦辛。”[6]在对京官的宴请、送别等活动中，幕僚多有唱和诗作，诸如武元衡幕府与监军王良会，与使官陆则的相关唱和诗作。其次，幕府对于入幕文人而言，只是仕途的一个过渡阶段;幕僚在地方、方镇常常未过多久就升迁京城。此时的这类幕僚的身份也相当于京官，诸如裴度、柳公绰、杨嗣复等皆从西川升迁至京城。

这段文学、文化的传播走向，可以这样概括：京官→方镇→京城。C1FF0C1A-5727-4603-A204-CC5DB6166ACC

文人幕僚的唱和、送别，文人在两地之间的行走、交流都对不同幕府之间、幕府与京城中央之间的文学传播，起着促进的作用。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一个团体的形成，并不是人多就可以实现的，它还必须具備其它条件，比如说时间……藩镇幕府中的成员，首先存在工作上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交往，以幕主或核心成员的到任和离任为始终，这个过程短或仅数月，长则可达数年，换句话说，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在一起切磋诗艺，从而产生群体唱和的可能。”[7]在幕府文学的传播行为中，幕府文人的使院唱和交际，彼此之间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以幕府文人为主体，对其他幕府、京城地域而言，是传播者的身份。譬如大历年间浙东、浙西幕府唱和群，又如唐前期宫廷唱和群，中唐韩孟、元白文人群。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云：“从诗之功能上看，应建立诗的传播观念，即诗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诗要通过传播发挥它的作用……诗在流通中既实现诗的美学价值，同时也实现诗的实用价值。”[8]正如上述权序之“以事长者”、熊诗之“婉婉光使臣”，无论是对府主，抑或京使、监军，幕僚都需细心对待;所做诗歌除文学层面的意味，还有借诗歌文采，以求仕途通达的现实需求。

武元衡有题名为“春分与诸公同宴呈陆三十四郎中”的诗，其余幕僚有题名为“奉陪武相公西亭夜宴陆郎中”的唱和诗。陆郎中，应指陆则，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引《旧唐书·郑余庆列传》：“时京兆尹元义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各请戟立于其第……会余庆自东都来，发论大以为不可……左司郎中陆则、礼部员外崔备皆罚俸。”[9]《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六年十二月，元义方、卢坦罚俸事例，疑陆则曾使西川。按，罚俸事例见于元和六年十二月;可知，陆则使蜀时间，应在元和二年至六年间。

此外，地方藩镇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监军。在唐代，节度军镇中常置监军，由朝廷派遣的宦官担任，以监察军务为任。如前文所述，在高崇文、武元衡等西川记载中常有监军的身影。除战时之外，监军与幕府诸人也会有日常的交际，武元衡作有《同诸公夜宴监军玩花之作》（《全唐诗》题注云：一作同幕府夜宴惜花）[10]、《甫构西亭偶题因呈监军及幕中诸公》等诗。监军王良会，《诸葛武侯祠堂碑》碑阴题名中有其题名。他还作有《和武相公中秋夜西蜀锦楼望月得清字》一诗。

（三）身世浮萍羁蜀人

西川，在唐代是重藩要镇，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唐代文人入幕人数，以西川为最，玄宗至哀帝，剑南西川合计有240人次的文人入幕，居唐方镇之首。[11]文人跨区域的流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幕府文学活动的发展。往来文人干谒幕主，或者拜访幕府友人，都会与幕僚们产生交际。他们留下的一些文字，是日后人们探讨幕府文学活动难得的资料。

自韦皋至段文昌这段时期的西川幕府中最特殊、最具有话题性的一位文人，就是“女校书”薛涛。韦皋慕其诗名，召入幕府为乐伎。薛涛诗才出众，颇得韦皋赏识，时人有奏请其为校书郎的说法。如前述，韦皋镇蜀时，南越献一孔雀，韦皋依薛涛的心意，设池、开笼供它栖息;武元衡镇蜀时，即作《西川使宅有韦令公时孔雀存焉……》诗。关于孔雀的后续，张蓬舟《薛涛诗笺》云：“至大和五年秋，孔雀死。次年夏，薛涛亦卒。”[12]从以上事例可见薛涛在韦皋幕府的境遇是不错的。而后，薛涛行事偏颇，被贬松州，其间作《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二首）、《十离诗》（十首）等诗，后得赦免，返回成都，脱离乐籍，于浣花溪旁过隐居生活。未久，刘辟把持西川，再罚薛涛赴边。至高崇文入蜀平叛，她得以获释，作有《贼平后上高相公》一诗，贺高崇文平叛之功。她与高崇文交往融洽，二人有“一字叶音令”[13]的典故流传。在武元衡镇蜀时期，薛涛亦是幕中嘉宾，与武元衡关系亲密，二人多有诗歌唱和。对薛涛的“女校书”，还有为武元衡所奏的说法。其后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都与薛涛有着交往以及诗歌交流。大和六年，薛涛逝世，时任节度使段文昌为其撰写墓志，堪称一段文史佳话。贞元至大和，薛涛在西川幕府、成都文化圈有着重要的地位，“故历届蜀镇欲悉前人治蜀筹边故事，以涛为可资咨询之人。”[14]

此外的羁蜀文人，还有熊执易。熊执易耗三十年心力作《化统》五百卷，还未献上，便卒于西川。武元衡作《春日酬熊执易南亭花发见赠》《旬假南亭寄熊郎中》二诗，可推知熊执易在西川与武元衡有交集。

（四）方镇使者礼四方

幕僚还有一个重要的公务，即出使其他方镇。韩愈《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云：“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皆出书记。”[15]从韩文中可知，幕府掌书记有与宾客四邻相交际的职责。权德舆《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史往淮南浙西序》云：“夏四月戊午，大夫公至自朝觐，敷宣仁泽，既浃辰，俾从事监察御史太原王德素将事于淮南浙西二府，且修好也。”[16]王绍，字德素，与权德舆同事江西李兼幕府。从权序中可知，王绍出使淮南、浙西二府，有“修好”的使命。符载《送卢端公归恒州序》云：“今天子缵嗣鸿业也，雨露滂然，洗濯八荒，藩隅安谧，交修聘问。是以，侍御史卢君奉本府司空王公之命，以乘马玉帛展礼于我焉。夫使之来也，拥万里之传，结四邻之欢，大或议兵食，细即道款曲，重轻之齐，悬于俯仰。”[17]从符序中可知，“交修聘问”为方镇间的常有交际，其中“议兵食”“道款曲”是一般讨论内容。

就方镇使者的出使行为而言，诗文的传播路径正如戴伟华所概括的：方镇  使者（途经方镇） 方镇。[18]

元和五年，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先是，元和五年初，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元稹，上奏河南尹房式的不法事迹，并擅令房式停务。朝廷不认可元稹的过当行为，罚一季俸，并召回长安。《资治通鉴》云：“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19]李夷简镇蜀时，元稹《贻蜀五首》并序中云：“元和九年，蜀从事韦臧文告别。蜀多朋旧，稹性懒为寒温书，因赋代怀五章，而赠行亦在其数。”[20]元和九年，元稹“时为江陵士曹参军”。[21]韦臧文为西川李夷简幕府僚佐，元和九年出使荆州，与元稹有过一段交往。离别时，元稹作诗送别，向李夷简幕府诸人遥寄思情。C1FF0C1A-5727-4603-A204-CC5DB6166ACC

二、宴饮活动

四大幕府中，武元衡的任职时间最久，文职幕僚最多，幕僚的成就最高。由此，对幕府宴饮活动的记载，也集中在武元衡幕府。

在幕府宴会等场合，主宾关系也可以是宽松、熟络的：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22]

这场宴会实在有趣，杨嗣复之大胆、武元衡之气度都令人不禁感慨;从中亦可窥见其幕府生活之一二：幕主与幕僚的关系似多年的好友，而非刻板的上下级。当然，这也可能是个别现象，其他诸人不可能如杨嗣复般的狂放;但武元衡的儒雅，应是值得肯定的。

文献对西川幕府宴会活动的具体记载较少，这方面可以从诸人的诗歌创作中窥探一些。

（一）中秋夜锦楼望月

蜀地得山川之秀、文武揽胜;而成都一处，占得巴蜀风光之精要，系历代人文荟萃之所。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简括成都四方景致，东门：禹庙、大慈寺、散花楼、合江亭、薛涛井、海云寺;西门：张仪楼、石笋街、笮桥、琴台、浣花溪、青羊宫、净众寺、杜甫草堂;南门：石室、石犀、严真观、江渎池、七星桥、昭烈武侯祠;北门：武担山、子云宅、金马祠、太玄城、玉局观、升仙桥、万岁池、学射山等。[23]

陶宗仪《说郛三种》引赵抃《成都古今记》载：“锦楼，在龟城上。前瞰大江，下瞰井邑，西眺雪岭，东望长松，向敏中尝赋诗于其上。”[24]龟城者，云成都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周地图记》中张仪依据大龟行迹而筑城的典故。[25]昔张仪筑城，筑有太城、少城，又云：“太城者，今南门城也……少城者，西南之间，今之锦江楼也。”[26]

武元衡幕府诸人现存的唱和诗有“中秋夜锦楼望月”一题，现存7首，分别为：武元衡《八月十五夜与诸公锦楼望月得中字》、王良会《和武相公中秋夜西蜀锦楼望月得清字》、柳公绰《和武相公锦楼玩月得浓字》、张正一《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苍字》、徐放《奉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来字》、崔备《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前字秋字》（二首）等。诸人分别以中、清、浓、苍、来、前、秋等字为韵，共同组成“中秋夜锦楼望月”组诗，“中秋夜”“锦楼”“月”三者所体现的是古代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作诗限字为韵，更是文人聚会时常见的娱乐方式。

（二）春晚西亭宴集

“春晚西亭宴集”诗，现存7首。武元衡（作两首）、崔备、萧祜、王良士、独孤实、卢士玫等人有存诗。“春晚西亭宴集”组诗中，武元衡其一诗题为“春分与诸公同宴呈陆三十四郎中”;其余诸人皆题“奉陪武相公西亭夜宴陆郎中”。“陆三十四郎中”，疑为陆则。武元衡有《甫构西亭偶题因呈监军及幕中诸公》一诗，李夷简《西亭暇日书怀十二韵献上相公》诗题注云“亭为衡镇蜀时构”。[27]西亭，为武元衡元和三年春建。他镇蜀期间，常在此地与幕僚宴会、送别，多有与“西亭”相关的诗歌流传。仅武元衡一人就有《酬裴起居西亭留题》《旬假南亭寄熊郎中》（南亭：《全唐诗》注云：一作西亭）、《酬李十一尚书西亭暇日书怀见寄》（李夷简作有《西亭暇日书怀十二韵献上相公》一诗，武元衡作此诗以和之）、《西亭早秋送徐员外》《西亭题壁寄中书李相公》等篇。

（三）观猎、玩花、惜花、泛舟、赋菊

幕府诸人的集体唱和往往在“西亭”等特殊场景，以及与往来好友的宴会之中。除上述外，在武元衡诗歌中，还有《幕中诸公有观猎之作因继之》，诗云：“刀州城北剑山东，甲士屯云骑散风。”刀州，为益州别称，按，观猎地点应在益州北部剑门关的剑山东段地区。幕主与幕僚游玩之时有诗歌创作，按幕府文学常例，各个陪同幕僚应有唱和。从幕主诗题中可以推测当时幕府诸人游玩的活动，如“观猎”“玩花”“惜花”“泛舟”等场景为主题的诗歌唱和。薛涛有《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僚同赋早菊》一诗，浣花亭位于成都浣花溪内。由此可知王播幕府诸人在元和十三年至十五年间的一个早秋时节于浣花亭“赋菊”的游玩。

三、幕僚日常生活及心态

想要以一个标准来涵盖整个唐代幕僚们的日常生活及心态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不论初唐，仅就盛、中、晚三段唐代时期而論，不同时期的幕僚的感受也是有差异的。在盛唐，文人入幕是少数情况，至中晚唐，文人入幕是常态，皆是文人求取功名的一个重要途经。其次，不同的区域的幕府的基本情况是不同的。譬如中原内地藩镇与边疆藩镇，前者经济相对富庶、社会相对安稳，如江淮八镇，是中晚唐主要的财赋来源地区;后者经济困难、社会时常受到外敌入侵，如京西北八镇，财政长期依赖中央朝廷，是对抗吐蕃的前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幕府，幕僚的日常感受和心态是不可能相同的。另外，幕主的个人情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西川幕府武元衡“放情事外，沉浮宴咏”，镇蜀期间的使院氛围宽松、雅致。西川幕府刘辟，韦皋逝世后，自称留后，窥视三川，公然叛乱，原西川幕僚大多受到裹胁。料想当时西川幕僚们的心态应是惶恐不安的。

幕府文人日常生活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幕府、为幕主做文字服务工作。占多数的文职幕僚给幕府这个政治空间创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他们寄身于幕府，依附于幕主，溺于娱乐，是幕府土壤中生长出的一种纵情生活风气。方镇幕府是地方权力的中心，也是物质资源的集中地;同时，也意味着这是一个物质享受的温床。方镇幕府的娱乐内容大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声妓兴盛。妓乐是幕府中普遍的娱乐方式，幕主、幕僚的喜好，方镇的风尚等因素，共同促成这种淫靡风气的产生。其二，忱于宴游。宴会是幕府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活动，这与方镇幕府的自身存在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主宾聚会的娱乐需要，还是应酬京城使官、赴藩使者的政治需要，都意味着宴游形式的娱乐在方镇幕府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幕府文人在供职于幕府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有“奉陪”字眼的诗歌，以此也可见宴游之风的盛行。从妓乐、宴游风习，可以归纳出幕府文人的一个特点即纵情娱乐、疏野放荡;而妓乐、宴游等娱乐，则是幕府文学得以生长的土壤。C1FF0C1A-5727-4603-A204-CC5DB6166ACC

注释：

[1]（宋）祝穆撰《方與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14页。

[2]（宋）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

[3]（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历代碑志丛书·清槐庐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4]（清）陆赠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470页。参见“碑阴题名”。此处文官指“成都县令韦同训”“华阳县令裴俭”二人。此二人所任官职，非节度使部属职官，故不纳入文职僚佐行列，谨以“文官”统摄之，以示区別。

[5][15][16][1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23页，第5634页，第5007页，第7071页。

[6][10][2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9页，第789页，第773页。

[7]岳娟娟著《唐代唱和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8][11][18]戴伟华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第62页，第134页。

[9]陶敏著《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610页。

[12][14]张篷舟笺《薛涛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第80页。

[13]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8—109页。《洛中纪异录》《绿窗新语》《剪灯余话》《唐才子传》等于此皆作“高骈”，疑误。按，高骈、薛涛二人时序不合，应是后人误署“高骈”名。作“一字叶音令”之人，应是高崇文。具体考证，可参见《唐才子传校笺》第108—109页。

[1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671页。

[20][21]（唐）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页，第587页。

[22]（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17页。

[23][25][26]（明）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第4页，第4页。

[24]（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2页。

作者：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C1FF0C1A-5727-4603-A204-CC5DB6166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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