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中国第一新闻官”的幕后故事_中国足协新闻官范一
时间：2019-05-27 03:26:5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大概是最后一次参加政协新闻发布会了，谢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2012年3月2日，或许是赵启正作为政协发言人的最后一次亮相，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将告别政协新闻发布会这个由无数闪光灯和话筒聚焦的“舞台”。
发布会结束后，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记者，赵启正流露出一份不舍之情，当旁边的工作人员过来提醒他还要参加其他活动时，赵启正也没有立即离开，仍认真听着现场发出的各种问题。
赵启正，这位中外记者倍儿喜爱的新闻发言人，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新闻官”，就要告别无数闪光灯和无数话筒包围的人生，他自己有些不舍，喜爱他的记者更有些不舍……
奔波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路上
以前，人们总是习惯地说向世界“宣传”中国，而赵启正认为应该用“说明”这个词，以免被误译。他解释说，英文的Propaganda（宣传）一词在历史上用得太多了，太滥了，已与中文“宣传”一词的原义相去甚远。在当今形势下，正确说明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时效性。因此，他更愿意把外宣说成是“说明”、“解释”或“传播”，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存在状态，传播中国的文明文化。这些年来，赵启正为“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了大量工作。
颇受中国人尊敬的戴高乐将军曾说过，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赵启正说，理解一个人不容易，理解一个民族就更难，自己现在的工作是如何让外国人认识中国。
正如良好的“人缘”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一样，在谈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时，赵启正发明了一个词：“国缘”——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国缘”就是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评价，最终体现为对其的信任感。“国缘”好，在国际交往中成本就低。在改革开放前沿上海工作20多年的丰富经历，使赵启正深感让世界了解中国意义重大。
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之时，赵启正每年都要率团出访数国，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在国外访问时，赵启正经常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其中多为即兴演讲。赵启正的演讲与谈话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新一代政府新闻发言人所具有的激情与才识，他坦率、开放的态度给国内外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誉为“人际传播的成功范例”。
当与对方存在某种差异的时候，赵启正总能从差异中找到共同点，在距离之间找到桥梁，即使是严肃的话题，他也能轻松幽默地表达；即使是尖锐的挑衅，他也能使其为我所用。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时，赵启正正在德国举办柏林亚太周活动。9月1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一位德国记者向赵启正提出“听说中国年轻人对‘9·11事件’表现出幸灾乐祸情绪”的问题。面对提问，答问人既要对美国人民表示同情，又要对我国一些年轻人的不成熟表现作出合理的解释，化解外国人的误会。赵启正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使上海浦东金茂大厦“失去了一个好姐妹”。他的回答赢得了热烈掌声和轻松的笑声，获得了理解。
向世界介绍中国，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公共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需要新闻外交，需要文化外交。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赵启正身体力行，抓住一切机会予以推动。
“我的后台是邓小平”
赵启正出生在北京，在北京上小学，然后升入天津南开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考回北京上大学。他生长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受父母的影响，赵启正从小就喜欢自然科学。中学时，他的数理化学得很好，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了像父母一样去大学做学问，物理学就是他的第一选择。
1958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为培养一流的科研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宣告成立，为了广开生源，学校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这在当时非常少见。广告里说，鼓励有志于尖端科技的青年踊跃报名。当时恰逢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余热未消，这些消息掀起了持续升温的物理热。而招生广告里的“尖端科技”一词，更使18岁的赵启正心为之一动，不管高考竞争有多么激烈，也不顾毕业后会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大漠荒山，他毅然选择了那时很难考取的原子核物理专业，并且如愿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届新生。
1963年，赵启正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当技术员，从事反应堆的研究和实验工作。
当时刚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科研条件相当艰苦，找不到中文的参考书和资料，只能参阅外文资料，而其中英语文献居多。这可苦了赵启正，因为他大学里学的是德语，英语是第二外语。于是他只能用笨办法，逐字逐句地翻阅英语文献，加之没有学习口语的机会，“哑巴英语”就这样练成了。赵启正幽默地说，那时自己就已经与外国人对话了，与书本和文献的无声对话，培养了后来与他们面对面对话的基础。
在核工业部工作了11年，赵启正受到的最大教育就是中国人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那个时期，在核科学方面，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封锁和苏联的“翻脸”。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赵启正等一批年轻的、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进入了第一线。回想当年，赵启正心潮澎湃：“设想一下，如果‘两弹一星’没搞出来，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会是什么样？我们能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能够和发达国家平等对话吗？虽然那时候，我们是勒着裤腰带去发展核武器，但是今天看，是完全值得的。”
1975年，赵启正调到上海航天局广播器材厂；1981年，赵启正被评聘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首批高级工程师，同时也是航天部和上海市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倡导大力提拔知识型的年轻干部，重视人才、尊重知识的和煦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经济发展第一线的上海市也积极选拔后备干部，选拨时有几个条件：人民代表、党代表、劳动模范和高级知识分子等等。恰好符合条件的赵启正被选上并被上海市委任命为上海市工业党委副书记，负责国防工业，半年后就调到上海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从一名核物理学家转化为一名党政官员，当时有人开玩笑问赵启正：你的后台是谁？赵启正说：“我的后台是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召唤。”
“浦东赵”变身“中国第一新闻官”
1991年起，赵启正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后来又兼任了首任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直接参与了浦东的早期开发建设。随着“浦东”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地方名扬世界，有些外国人送给赵启正一个美称：“浦东赵”。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了当时上海市委的全体同志。邓小平说，你们都很年轻，你们不要怕没有经验，努力实践几年就会有经验了，就会把工作做好。“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说的这些激励的话，赵启正至今记忆犹新。
浦东新区管委会是1993年1月1日成立的，赵启正是第一任党委书记兼主任。在那儿，赵启正亲眼看到并经历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初创时期，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赵启正就会想到邓小平的一句话，这在浦东是人人皆知的一句话：“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那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赵启正不但分管浦东开发，还分管上海的外事工作。到中国访问的外国首脑，百分之七十都会到上海，到上海就必到浦东。许多外国元首，如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叶利钦等都成为了赵启正的老朋友。
浦东，是赵启正自认为一生中能看得见的最好的图画，那里面也有他的贡献。赵启正感慨自己是赶上了好时代，“如果早生几年，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机会参加这场建设；而晚生几年，又建设完了。所以，这真是一个好命运。”他说，每当看着浦东，如果之前还有多么不愉快的心情都可以一扫而空。今天，浦东开发已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走进新阶段的显著标志和典型成果。
连赵启正自己也没想到，当年做过不少非专业外宣工作的“浦东赵”，后来竟然成了专业水平顶级的“中国第一新闻官”。
1998年1月，赵启正获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3个月后被“扶正”，担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正式成为“中国第一新闻官”。
2005年8月，65岁的赵启正恋恋不舍离开奋斗了7年半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坐到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3个月后，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渊博的理论功底，对现代新闻传播规律有深入的思考而又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2009年3月，赵启正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首场记者会临近时，赵启正坦言：“最怕记者问的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能不回答啊，所以我会说，你的消息我没有获得……”赵启正说，做新闻官得有担当，“回答好了，是为国争光；但如果回答错了，就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这位“老新闻”肯定地说：“就算是压力再大，你要想到这是‘为国捐躯’啊！”对于自己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他笑言：“打80分！”随后的4年里，在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一直以大会新闻发言人的身份第一个与采访“两会”的记者见面。他的从容不迫和机智幽默，在中外记者中有口皆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