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主张 两两矛盾_论墨子“自违其术”及矛盾立场
时间：2019-04-11 03:13: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儒墨本同为一时显学，是时天下大乱、诸国各行其是，墨子以其功利主义的思想四处奔走宣扬学说。墨家思想以兼爱为主干派生出其他旁枝思想，但其主张多有自相违背之处，究其原因多因墨子游移于平民和统治阶级立场之间。
关键词：墨子立场 平民思想 自违其术
墨子本受业于孔子之徒，在学有所成的基础上，出乎儒家之外自立门派。《吕氏春秋·尊师篇》有言：“孔、墨徒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可见墨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淮南子》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墨子弃儒从墨，皆因儒家繁文缛节伤生害民。墨子出身于工巧之匠，因此墨子思想似乎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因而大多学者认为墨家思想是不含阶级色彩的人民理论。
墨学以“兼爱”的主线，形成了以“尚贤”“非命”等为旁枝的体系。墨子与魏越的对话是对他思想的总概括：“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则语之兼爱非攻。”然而看似严整有序的墨家思想，却多有悖谬，王充也称其“自违其术”，笔者试图从墨子思想中自相违背之处论起，略带论及原因。
一、兼爱与尚贤
墨子认为天下战乱不断皆因“起不相爱”，因此他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如此则能“诸侯相爱而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墨子所提倡的“兼爱”，是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之上树立的价值规范，“兼爱”的特点，在于“兼”，与儒家的“仁”有很多相同之处，只是“仁”是推己及人，而“兼”是一视同仁而已。张岱年云：“兼爱是对一切人无所不爱，不分远近，不分等级，广泛的爱所有人民，即是无差等之爱。”
而墨家群体是一个纪律极其严明的组织。《去私篇》中记载了墨家钜子杀子一事，《离俗览》也记载：“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我们不禁发问：墨家不是坚持爱一切人吗？那为何又迫使巨子杀掉已免于死罪的亲生儿子？如果这是出于维持一个集体的团结，那墨家到处宣扬的思想就更应秉承这一原则，但事实却不然。
墨子认为“贤良之士众，国家之治厚”，对贤能之人要做到“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除此之外，墨子还认为贤士治国要蚤朝晏退，治邑蚤出莫入。君主应善于网罗天下贤士，贤士“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而且要美善在上，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感在臣，还以制衣、宰牛为例，对君主“明小物而不明大物”的做法提出警醒，认为圣王应该以“三本”为念待贤臣，才能使其发挥最大作用。
墨家“尚贤”乃出于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本意，倘若将“兼爱”与“尚贤”等视之，便可发现：墨家以“兼爱”为宗旨，旨在天下人相爱，一视同仁。但现在讲“尚贤”，必要先区分何者贤何者不肖，何者智何者愚，这难道不是“自违其术”吗？
可见，墨氏“兼爱”绝不是单纯的爱一切人。譬如“尚贤”，有贤能的人在上，才能有所治，有所治才能人受其利，若让愚且不肖之人在上，则会作乱，乱则人受其害。《尚贤》三篇，其实是墨子站在君主立场上出谋划策的方案，和他之前提倡兼爱时的立场已经不同。“兼爱”与“尚贤”的矛盾，其实就是墨子思想中人道主义的人民理论和君主集权思想的矛盾。
二、非命与天志
若谈“非命”，首先应定义“命”的含义。《孝经》中定义的命有三科，有受命、遭命和随命。墨子所非之命，即是如此三种。对以上所阐述的“命”，墨子态度非常坚决：“执有命者不仁”，并且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又将儒家有命观列为典型加以批判，儒家多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墨子给以大力批判，认为“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亓冠也”。墨子执“非命”的另一面，是鼓励人们要“为强”，这样才可以做到既贵且荣、既治又宁、既饱又富。墨子之“非命”，在充斥着儒家宿命论的时代，鼓励人们要靠勤劳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正是墨子站在平民立场上的一种体现。
然而“非命”与“天志”又是矛盾的。《天志》中，墨子所言的天是唯一的权威，“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天不仅是权威的代表，也是君主权利的赋予者，“天为政于天子”。墨子将君主统治认定是天的意志，把“天”作为君主最直接的掌控者，不仅力证了君主存在的合理性，还通过天的威严，赋予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墨子“天志”，虽然是对以往“天命”观的超越，认为君主是天选出的有贤能之人，但是“天志观”又保留了天命是上天的命令、旨意的内容。
如上所言，“非命”鼓励人民勤劳致富，本身是对人民的有益引导，但墨子的目的并不限于此。《非命上》有言：“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本立足于劳动人民提出的“非命”观，却落脚于为君主服务的层面上。认为“天命”的危害，在于“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天志观”，不仅带有蒙蔽人们思想的弊病，还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貌似公允的借口。如果说“非命”是墨子“以民为本”所宣扬的教义，那“天志”中的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君权神授”的倡导者，其矛盾之处不言自明。
三、明鬼与节葬
《明鬼》中墨子所言之“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人死之后化为的鬼还包括天鬼、山水鬼神。他举大量实例证明鬼神的存在，将社会的动乱归因于人们对鬼神的怀疑：“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而罚暴也”。他认为正是因为鬼神的观念没有深入人心，人们才敢肆无忌惮的做坏事。若相信鬼神的存在人们就不敢胡作非为，反会勤勉工作施善好德。不仅如此，还认为古者圣王要以天鬼的意志为本：“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
墨子以大量的篇幅来论证鬼神的存在，目的何在？墨子已经做了回答：“治人，有为鬼焉。”张纯一《墨子闲诂笺》又云：“明鬼神之实有，正欲人皆尊之而止乱也”，墨者乃是借鬼神以治人而已。墨子出身于下层民众的群体之中，底层人民对天鬼的怀疑则比较迟缓，墨子正是借此来游说下层人民，不仅可以快速地使人民接受，更成为一种可以约束人们的道德观念。在墨子那里，鬼神就是可以维护社会安定，惩恶扬善的外力。
是时统治阶级生前极尽奢靡，死后还要繁文缛节，人人仿效，给生者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墨者治丧以薄为道。他认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因此厚葬久丧，“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而后他又批驳厚葬以及处丧之法，认为这种做法不能达到“富贫众寡”“定危治乱”等，更不是“圣王之道”。在指出厚葬久丧的种种弊病之后，还富有远见的指出没有废除的原因，因“便其习而义其俗”，直导积弊恒久不废的根源，正是因为“上以为政，下以为俗”，才导致如此荒谬的礼节延续至今，与仁义之道相悖。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专注重‘利’，专注重‘功’。”在功利主义的墨子那里，节葬的原因也是因违背“利”的原则”，他认为不管是生利抑或是死利都应该有所节制，他制定的葬埋之法就以不失生死者之利为目标。
墨家相信鬼神的存在，但同时又反对葬礼和祭祀的缛节。“明鬼”是墨子借“鬼”以治人，墨子将“兼爱”的思想注入到鬼神的观念之中，鬼神不过是墨子施政的辅助工具。墨子的鬼神观念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与“天志”多有混淆，并与“节葬”的理念自相排斥。如果墨子认为人死后不必厚葬，人无法享受生前的荣华，就等于否认了鬼神的存在。如果鬼神存在，薄葬短丧自然不是鬼神所能满意的，又怎能得到鬼神的庇佑呢？
为何会出现这种自相悖谬的现象呢？
首先，当时各国的兼并战争使得广大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墨子由底层劳动者上升到“士”的阶层，以一个劳动者的立场对评价社会现象，所以墨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劳动者的意志。但也正因此，平民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的反映在他的思想中，多有小生产者空想的特点，难以真正实行。
其二，墨家出现之时，儒道两家的已经在与其他派别的较量之中博得一席之地。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不仅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还需要统治者的青睐。因此墨子不得不妥协于权威，以保全学派的安危。墨家的“尚同”，要求“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天志”更是似君权神授般，给天子以至高无上的权利。
墨子在宣扬其思想的同时，在底层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两端摇摆不定，才使其观点多有相悖。墨子思想也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的形态。而儒家以其强大的仁本主义作后盾，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空缺，并最终掌握了话语权，主宰了中国的道德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