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商出逃看民间信贷资金的监管与规制】信贷资金
时间：2019-04-09 03:19:1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商人的逐利性以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使得温州大量的闲散资金聚集，然后通过高息的方式进入市场，但是过高的利息以及经济形式的不景气，导致滚雪球式的利息积累，加上巨额本金，成为了压断企业以及企业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能通过对钱殇原因的分析，得出一些解决之道。
【关键词】钱商 钱殇 高息 资金链 监管 规制
一、温商剧变，钱商出逃
（一）温商剧变
温州是山水江海交融的滨海城市，民营经济发达，充满生机活力，温商艰苦耐劳富有创业的激情和能力，更因其敏锐的经济头脑创出独有的温州模式而举世闻名。但是2011年4月份以来就有许多温州民营企业老板、担保公司老总陆续出逃。
4月，温州龙湾区江南皮革有限责任公司黄鹤失踪；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老板高息贷款，最终因为资金前后不济而出逃。这可以看作9月温商大规模出逃的开端。随之而来的老总出逃跳楼导致了担保公司挤兑，资金出借方催款，使得危机向整个温州蔓延，不断有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倒在了还款还高息的压力下，这也最终导致了一场地区性的金融危机。最出名的当是9月21日浙江信泰集团公司董事长胡福林的出逃，据称胡欠下高达8亿的银行债务，另有12个亿的民间借贷，近二十个亿的债务，月息超过2500万，使得本已资不抵债的企业雪上加霜，胡福林在自感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举家逃至美国，留下茫然无措的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在知悉胡福林的出逃消息后全国各地赶来的大批供货商冲击信泰公司大门，以及近2000名集团本部员工讨薪，使得企业正常工作无法展开。在各行各业的各位老总的不断跑路的影响下，胡福林的出逃直接使得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发生连锁性的三重危机。
（二）剧变缘由
温商善于钻营，在多年的资金投资以及积累中，实现了资本增值，近几年较差的投资环境，像杜拜危机、楼市限购等，使得温商投资趋于保守，使得很多在外的游资退回温州，民间资金猛然充裕。宏观来看，温州民间资金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银行的借贷资金，另一个是非银行机构个人所产生的借贷资金。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数据[1]显示，温州民间资本逾6000亿元，并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参与到温州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约有1100亿占当地银行贷款的20%，而且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到民间借贷中。这些种种都是构成温州钱商的资金来源。全球经济缺乏活力，温州众多企业无业务可做，无业务导致资金缺乏，面临破产窘境，还有就是2011年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根收缩，导致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用以支撑自己企业的发展，使得许多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经营转向高息借贷。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利是2到6分，有的高达1角，有的高达1角5分，年利达1.8倍。温州的企业多利润较低，很多中小企业的毛利润没有超过10%，一般在3%～5%，高息是将企业从悬崖边推下的那一把力。[2]温州全民狂热的进行高利贷拆借，使得经济泡沫迅速被吹大，在银根紧缩，多数企业、家庭个人无法续贷，而另一边还款周期已到，但还贷资金缺失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个泡沫破碎，引发了一系列泡沫的破碎，直接导致高息贷款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无以为继，引发老板出逃，借款人跳楼等等一系列问题。
二、民间借贷存在问题
(一)民间借贷活跃数额较大，导致风险加大，资金链极其脆弱
温州模式的小商品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利润较低，要获得大额利润就必须获得巨额订单，但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加剧使得温州资金流向从实业转向房地产、期货、股票、期权等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据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报告，1100亿元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主要是一般社会主体直接借出和小额贷款公司放贷的资金；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20%，其中于包括上文所述的金字塔式资金筹集，此资金多用于房产投资。没有进入生产投资领域、依然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为40%，即440亿元，包括个人借给民间中介的资金，民间中介借给监管人用于还贷垫款、票据保证金垫款、验资垫款等短期周转资金。另有60亿元(5%)的资金不明用途。在社会投资环境逐渐低迷，资金趋紧的情况下，短期借贷增加，社会资金的拆借链条增长，借贷资金经过多次转手，利息随着转手次数的增加而如雪球般积累，这样的资金链一旦断裂，就会引起连环反应，致使逃跑，跳楼等事件不停的发生。
(二)银行利率双轨制，利率非市场化
中国的利率体系中，存在着受管制的存款贷款利率以及已完全市场化的回购利率两种利率体系，因此被称为利率双轨制。一轨是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在我国市场具有垄断性，分支机构布满全国，又是清算银行，能吸收大量低息活期存款和无息结算存款，所以国家银行能够较为忠实的执行国家规定的利率；另一轨则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城乡信用社，它们在具体业务上用一些或明或暗的抬高存款利率，也有大量的客户以及市场。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金融活动逐渐活跃、复杂，而我国人民银行也产生了管理社会融资规模的管理。温州信贷危机、影子银行以及地下金融等问题就是利率双轨制的造成的后果。因为2010年中国银行已经开始关注社会融资规模的管理，所以只有利率工具能够影响全部市场，货币政策应更多的采取价格工具。
(三)多头贷款、关联贷款形成资金富裕泡沫的假象
在现行的经济金融体制下，非但是温州，全国的中小型企业的金融融资环境都是极其差的。企业的贷款渠道是多样的，个别集团为了筹集低成本资金，通过开设众多子公司的形式，进行相互担保的关联贷款，当贷款到位后再由集团公司集中调用。在宏观经济欣荣繁茂的年份，银行往往会主动提出向企业贷款，使企业的资金池非常充裕，形成资金富裕的假象。然而，一旦遇到银根收紧的状况，银行开始出现惜贷，企业资金池开始干涸，集团资金链就变得十分脆弱。如若投资失误，势必造成资金链断裂，企业只能在民间借高利贷，即便他们知道这无异于饮鸩止渴。[3] (四)货币政策突然转变，企业转型后继乏力
温州模式的小商品大市场，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之初时无疑是非常适合温州的地区情况的。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温州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为保持企业活力，温州企业家急需对企业进行转型。从2003年开始，在地方政策与规划的指引下，部分效益较好的企业走上了转型指路。在政策支持下，各个商业银行当然是慷慨解囊对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进行贷款，因此不少企业都在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进行借贷，用以增资扩产，或者企业转型或者投资其他产业。可是过于分散的投资以及过大的投资导致了资金链无以为继，金融危机来临时，企业只好进行高息借款，在温州的人情社会中，一旦一家企业破产，那么就会有许多借款人分文无归。
(五)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结构严重畸形
我国近80%金融资源集中于国有大型银行与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因此，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垄断，中小金融机构极其匮乏。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很大程度上迫使民营企业转向民间借贷。研究数据表明，温州9成以上的家庭、个人，近6成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超过1200亿元。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高达40%。[3]
(六)国家法律的缺失
目前为止，对民间信贷资金的监管的仅有“非公经济36条”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还有正在修订的《贷款通则》和即将出台的《放贷人条例》，还有央行副行长对民间但这只是政策条例等等，并非法律，无法使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监管的系统化、全面化、有效化。
三、加强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和规制
(一)首当其冲的是制定相关的法律
国社会科学院20日在京发布了《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0（2012）》。蓝皮书认为，民间借贷信用危机频发，加强法律规制刻不容缓。
蓝皮书指出，2011年以来，一些地区接连发生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出现了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当前，加强立法和监管机构主动执法，依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严厉打击高利贷，加强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已经刻不容缓。
蓝皮书认为，当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民间借贷的相关立法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法律规则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暴露出零散化缺陷。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市场监管缺位，其法律地位陷入尴尬境地。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取缔办法》规定，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由人民银行予以取缔，一刀切的结果使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陷入尴尬，即便侥幸存在也失去了市场监管。2011年的民间借贷信用危机，正是民间借贷市场监管缺位的直接结果。
为此，蓝皮书建议，应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近年来，《放贷人条例》一直被寄予厚望，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在有关市场准入条件、利率以及税收政策等几个主要问题上，应合理吸收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性规定，充分体现宽松、优惠的导向；与此同时，还应明确要求建立财务会计制度、贷款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风险控制制度等。
笔者认为可以制定一部《民间资金借贷法》用以规范民间借贷的当事人、借贷方式、利率、抵押等各个方面的情况。现下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借贷双方因利率问题产生的争议，如畸高利率等，司法机构可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人或单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依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以高利转贷罪论处。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而且关于民家借贷的利率规定，我国目前是规定民间利率的4倍，但是对于这个规定，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多次表示，任何人研究不出这个“4”来，完全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因此，我国还需要在制定的法律中加入如何确立民间贷款的利率比例。
(二)加强民间金融资金信息监测
要加强民间金融资金信息的监测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监测体系，民间借贷的信息监测活动是金融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事项。一个完整有效的金融市场拥有不同法律层次、不同领域的制度体系监测。马克思主义观点，秩序是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因此使它们相对摆脱了单纯性和任意性的形式。民间融资的信息监测活动显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监测体系，因此要保证民间金融信息监测的稳定、有序、规则，那么就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监测体系。
(三)监管打击规范个别公务人员利用手中拥有的公权力参与金融资源利益分配
目前，国有银行的贷款年利率约为6～8%左右，而民间借贷年利率至少在20～30%，异常巨大利益差异诱惑使一些掌握金融资源分配的人谋己之私，利用其行政影响力参与贷款的利差分配。很多权力人通过非法关系从大银行拿到贷款规模指标，再通过一定形式的技术处理，使得这些资金以看似合法的途径流入民间，参与民间高利贷行为，无形中扩大民间高利贷的市场规模，增加了整顿民间借贷金融市场秩序的难度。
此外，温州许多公务员也参与其中，特别是某些实际拥有处罚权力、限制权力、或者拥有某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在职公务员，或多或少参与了追逐利益和权钱交易的游戏。一边是国有控股大银行手握富余资金，一边是亟须补血的民营企业运用各种手段谋求出路，他们在实现各自利益交换的过程中必然会把风险转嫁到银行存款人乃至整个社会。[3]
因此我们必须严格监管打击规制有权人士对金融资源的利益分配。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制裁与行政制裁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辅以举报重奖制度来进行监管打击和规制，一旦某公务人员被举报并查实有滥用权力的情况，就可对其实行经济惩罚，处以其获得利益的10至100倍的罚款（具体依严重程度而定），并被开除公职。
四、温州金融改革首行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会议指出，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近年来，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根据会议精神浙江省提出，将加快制定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和年度推进计划，以破解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两多两难”问题为突破口，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于4月26日正式开业，该中心将为民间资金供求双方进行直接借贷交易提供登记、公证、评估等综合服务。如何真正发挥登记中心的作用，促进金融体制的改革，笔者认为迅速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是首要的；其次是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当然这些不仅仅需要个人的自律，更需要国家的强力监管。制度的顺利运行离不开国家的监管和规制。希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能在温州开一个好头，顺利运行下去。莫使得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构思被扼杀与摇篮。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R].2011-07 -21.
[2]翁仕友、杨中旭.上篇：钱商覆没真相[J].财经，2011（10）：70.
[3]黄兴复.温州民间借贷问题 深层原因和应对之策[N].文汇报，2011-11-07：经济与社会B版.
作者简介：王浩（1988-），男，浙江温州人，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法学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与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