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文选评【浅析苏轼对《文选》选文的评价】
时间：2019-05-14 03:29:0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苏轼以《文选》不能辨别苏李诗为伪诗，《文选》少选陶渊明作品为由，言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本文以《文选》所选“苏李诗”、“陶渊明诗”的选篇为中心，试分析苏轼对于《文选》选文的评价未免偏颇，兼谈《文选》选文标准的得失。
关键词：苏轼；苏李诗；萧统；文选；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自唐代以来甚受文人学者的重视。杜甫有诗云“续儿诵文选”、“精熟文选理”；《新唐书·文艺·李邕传》载，邕父李善“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足见《文选》在唐时的重要地位。重视《文选》的风潮一直持续到宋初，庆历新政之后，科举取士罢诗赋及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影响，使《文选》学在宋代走向衰落。陆游《老学庵笔记》曰：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
由这段记载可知，建炎之后，苏轼的文章代替《文选》成为宋代文人争相追捧的对象。而身为是时文坛的领军人物，苏轼对于《文选》的评价，也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时人对《文选》的看法。下面，笔者结合苏轼的相关论述和《文选》选文标准的辨析，试对苏轼对《文选》的评价作简要分析。
苏轼文章中涉及到对《文选》评价的主要有三篇，分别是《题文选》、《书谢瞻诗》和《题文选后》。其中，《书谢瞻诗》和《题文选后》侧重表达对《文选》李善注的肯定和对五臣注的鄙弃，对《文选》自身的评价见于《题文选》：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2]
在这段话中，苏轼言《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萧统“尤为卑弱”，并举出两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是苏李诗为伪诗，萧统将其入选；二是陶渊明作品价值很高而《文选》选取太少。这一说法粗看之下似乎有理，但若细加分析，当中却是颇有可斟酌之处的。
一、有关“苏李诗”真伪在梁代的普遍看法辨析
苏轼认为，苏李诗为伪诗而萧统不能明加辨析，是其“去取失当”的表现。苏李诗为伪诗在今日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以此观之，苏轼这一评价确有其道理所在。但必须要看到的是，在对一些事物现象作出评价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而以后世的标准去做判断。故要正确评断萧统《文选》不去苏李诗的问题，是时其他文人对苏李诗真伪的看法是不能忽略的。
事实上，在萧统生活的年代有关苏李诗的真伪问题确实已有争议，很多文人对此各持己见。今可见较早地对苏李诗真伪进行质疑的是颜延之。颜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制，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3]认为李陵诗驳杂不类，并不都是李陵的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4]，认为成帝时期曾校录诗歌三百余首，较为完备地汇集了是时代表性的作品，但其中并无五言诗，所以苏李诗的真伪在后世受到质疑，这些看法都是颇具创见的。但是，颜延之认为李陵诗非“尽”是其所作，而刘勰只言“见疑于后代”，皆未肯定地说苏李诗是伪作，可见他们的看法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仅是部分人所持的观点。而同一时期认为苏李诗为真作的记载亦并不少见：如《文选》“杂拟”类收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其二为拟《李都尉陵》，可见江淹认可苏李诗为真；钟嵘《诗品序》称“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5]，《诗品》卷上评“汉都尉李陵”诗曰：“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6]，明确指出苏李诗为李陵的作品，且是五言诗的起源。齐梁之后也有很多文人肯定苏李诗为真作，如唐代杜甫、韩愈，宋代欧阳修、陆游等。故有关苏李诗真伪的认定，在当时只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并不能以此作为一个人学问多寡的判定标准。而萧统选苏李诗入《文选》，也不并是未思考过其真伪盲目入选的。在其《文选序》中，萧统对诗歌的源流发展曾有较详尽的论证，认为五言诗起源于汉代。《文选序》云：“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7]，故萧统将“苏李诗”列于《古诗十九首》之后，是与其自身对诗歌发展的看法相合的。苏轼仅以萧统《文选》选录“苏李诗”为由斥其“去取失当”，显然并不公平。
二、有关《文选》所选陶渊明诗歌问题
苏轼认为陶渊明作品价值很高，但《文选》选取过少，且萧统曾云陶渊明《闲情赋》是“白璧微瑕”之作，表明了萧统不能认识陶渊明作品的价值，这一说法在今天看来也并不确切。事实上，萧统本人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他对陶渊明文章的高度认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南北朝以来对陶渊明看重其人而忽视其文的普遍状况。
陶渊明在东晋南北朝之间常作为高洁隐士为人称道，其诗文却少被嘉许。以颜延之《陶征士诔》为例，作为陶渊明挚友的颜延之，在这篇诔文中高度赞美了陶渊明的高尚品格，但对他的文章却只有“文取旨达”一句评价，认为他文章的好处只在清晰明了，能够达意。而与萧统同时代的文人中，钟嵘《诗品》仅列为陶渊明诗为中品，刘勰《文心雕龙》历数名家文士，却对陶渊明只字不提，足见在萧统生活的年代，陶渊明的文采并未像后世一样受到重视。在这种状况下，萧统对陶渊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喜爱，在其为人、为文方面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言“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8]他曾辑《陶渊明集》八卷，并亲自撰写《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着重强调“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9]可见在陶渊明文采尚未受到重视的时代，萧统确以独到的眼光认识到了其诗文精彩之处，这一点也如实反映到了《文选》之中。
《文选》选陶渊明诗7题8首，辞1篇，若就《文选》所选其他时代著名文士如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文数量而言，确实并不出奇。但是，若只取与陶渊明同时的东晋作家作比较，这一数字却是很惊人的。东晋玄言诗盛行，“理过其词，淡乎寡味”[10]，与《文选》的审美趣味并不相合。故《文选》仅选东晋诗文26篇，其中赋2篇，诗17篇，其他7篇。在17首诗歌当中，陶渊明一个人的诗歌就占了8首，又有《归去来兮辞》一首，占全部东晋作品的三分之一；仅就诗歌数量而言，甚至胜过在当时颇受推崇的郭璞。由此可见，《文选》对陶渊明作品亦持高度认可和重视的态度，并不像苏轼所言的“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萧统“在陶尚被忽视的时代，萧统在陶前期的接受、传播史上写下了最有价值的一页，为陶的被接受开通了重要的渠道。”[11]故苏轼以《文选》选陶渊明诗问题讥其“去取失当”，并不确切。
此外，苏轼亦对萧统言陶渊明《闲情赋》是“白璧微瑕”，且《闲情赋》不入选《文选》表示不满。《题文选》云：“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认为《闲情赋》所持旨趣“乐而不淫”，纵使无法比肩《周南》，但绝不逊色于屈原、宋玉的文章，萧统讥之是见识浅陋的表现。对这一问题，我们或可结合萧统《文选》的选录标准来作分析。
三、《闲情赋》不入《文选》与《文选》的选文标准问题探讨
萧统《文选序》曰：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12]
这段文字向来被学者们视为解读《文选》选文标准的关键。在这段话中，萧统明确指出了《文选》的选文范围：经书经由周公、孔子创作编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能随便加以选裁，不录于《文选》；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人的文章，主要以立意为宗旨，不以文采见长，亦不录于《文选》；贤臣谏诤之辞、辩士游说之作，虽文采斐然，但过于繁博，且非独立成篇，《文选》也不予收录。即是说，《文选》选文之时，基本不选“经”、“史”、“子”部之文，以“集”部为主要范围。
然而，《文选序》中同时强调，史书中一些赞、论、序、述，能够“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富有较高的文采水平，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不同于以记事叙述为主要目的的史书之文，故破格录入《文选》之中。清代阮元据此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将“沉思”和“翰藻”概括为《文选》的选文标准：“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13]这一观点对后世研究《文选》的选文标准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如刘师培云：“昭明《文选》，惟以沉思翰藻为宗，故赞论序述之属，亦兼采辑。然所收之文，虽不以有韵为限，实以有藻采者为范围，盖以无藻韵者不得称文也。”[14]骆鸿凯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此昭明自明入选之准的，亦即其自定文辞之封域也。”[15]及至朱自清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判定《文选》的选文标准不能仅言“沉思”和“翰藻”，而必须注意“事”与“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遂成为被学界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文选》的选文标准。
“翰藻”即文采、辞藻，结合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环境来说，主要包括对偶、修辞、音韵、用典等因素，指对语言文字的琢磨锤炼。“事”“义”指事实和义理，即作品反映的外界事实和作者的思想观点。[16]“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句，意思是指无论是叙述事实或是阐发义理，都应有深沉的构思，并用华美的辞藻将之表述出来。结合《文选序》中的“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句，可知《文选》这一选录标准强调的是文章的叙事、议论应具有辞采、翰藻，重视语句文字的琢磨锤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句只针对史书中部分赞、论、序、述而发，以之概括《文选》全文的选录标准虽有其道理所在，却并不全面。《文选》中一些以抒情为主的诗赋类文章，少涉叙事议论，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来当做这些文章的选录标准显然是并不准确的。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王运熙先生，他在《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一文中，提出了《文选》选文的另一条重要标准，注重风格的雅正，换言之，即反对过于浮艳的文风，要求文章文质并重。
萧统本人在文学观方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中曾言好的文章应做到“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17]，又在《陶渊明集序》中提出文章应该“有益于风教”[18]。即是说，萧统一方面推崇文学作品语言的华美，注重辞藻上的琢磨锤炼，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过于浮艳的文风，强调文章应该文质并重，起到教化的作用。这种思想贯穿于《文选》的选文当中：如鲍照、沈约、谢朓等人的爱情诗作，《文选》一概不选，六朝乐府诗中歌咏爱情之作也不被《文选》所取。《闲情赋》本身亦属歌咏爱情之作，故萧统言《闲情赋》是“白璧微瑕”，是由其本身主张文质并重，注重诗文内容的教化作用决定的。而《闲情赋》不入于《文选》，亦是因为其本身内容与选文的取向有所差异，并非如苏轼所言，是萧统见识所限。
综上所述，苏轼对于《文选》选文去取的评价，虽然有一定的道理所在，但就总体而言不免偏颇。一方面，苏轼忽略了时代限制这一因素，以后世的眼光和知识为标准去评价古人，认为萧统认定苏李诗为真作是学识不足的表现。另一方面，苏轼没有看到萧统对陶渊明的重视和高度推崇，忽略了《文选》选陶渊明诗文不多是由选文标准所限，以此判断萧统欣赏水平有限，遗漏众多优秀文章。应该说，萧统《文选》的选文标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以及文质并重等选文标准并不能解释《文选》为何不选一些优秀的文章。如《庄子》部分篇章内容丰富，文采斐然，完全可以达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萧统却言其“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而弃之，这显然是并不合理的。可以说，萧统的文学观是进步的，他在选文的时候注意到了区分“文”与“非文”的问题，但他对“文”与“非文”划分的标准却存在缺憾，并不能完美地对所有文章进行划分，这就造成了《文选》在选文之时对一些优秀文章有所遗漏，却又选录部分文学性较差的应用文体。但《文选》选文虽并非完美，对一些优秀的文章有所遗漏，却是以萧统自身的选文标准一以贯之的，苏轼注意到了《文选》选文的缺陷，却没有认识到产生这种缺陷的根源，仅以主观的思维进行评断，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免有所偏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