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_盈余管理与契约的关系

　　 摘要：本文以2003年至200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投资者和管理当局之间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投资者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越大，即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其管理当局生产操控以及费用操控行为更为严重。
　　关键词：代理理论 利益冲突 信息不对称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Contract），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在代理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是最典型的一种契约。 委托代理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利益冲突（Interest Conflict）和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作为委托方的投资者和作为代理方的经理人都是经济理性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至于双方所追求的效用，投资者关注企业价值增值而经理人则侧重于能够得到的补偿问题，因此导致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处于信息强势的管理当局为了自身利益有可能采取违背投资者的行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操控利润的行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冲突提供代理人盈余管理的动机，信息不对称给代理人提供盈余管理的空间及可能性。盈余管理按照其调整利润是否影响现金流可以分为两种，利用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和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Schipper， 1989）。这里所指的利用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是指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及资产减值准备等方法来调整利润，不改变公司的现金流和经济活动的行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则通过改变企业的经济活动来调整利润，如期末异常促销、提供宽松的信用政策、削减研发支出及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等。对上述两种盈余管理模式学术界和实务之间稍有分歧，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应计项目的利润调整，而实践当中发现企业管理层不仅用应计项目，而且还会利用真实活动操控利润。学术界之所以侧重于研究应计利润的调整，原因归于以下方面：首先会计准则本身要求从业人员做出职业判断，而对制约不当职业判断的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整，监管力度也不足，提供更多利用应计项目调整利润的空间。但是随着会计准则和内部控制体系的不断完善，调整应计项目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Cohen等（2008）研究验证了这一事实，发现萨班斯（SOX）法案发布前后企业盈余管理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应计项目调整方式转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其次，实证会计研究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计量可操纵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的计量模型，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计量发展缓慢，等到Roychowdhury（2006）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并得到验证之后，才开始研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角度出发，研究委托代理关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如前所述，企业管理当局可以选择应计项目或真实活动调整利润。相对于应计项目，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可在全年度任何时间进行，风险较少，但是因其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进行操控，会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的减少，比起应计项目调整，更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及信息不对称性大的时候，经理人通过真实活动操控利润的动机及空间也越大，会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企业长期的价值。委托代理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无完美的计量方法，为此，本文利用高管持股比例衡量利益冲突，以证券分析师数量衡量信息不对称。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2006）提出的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通过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控费用来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投资者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越大，信息不对称越大，即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其管理当局的生产操控以及费用操控行为更严重。本研究从代理理论出发，利用应计项目来计量盈余管理，引入了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式，应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委托代理关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文献 根据会计理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张翔建等（2004）运用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探讨了盈余管理产生的本质原因，分析了“契约摩擦”与“沟通阻滞”共同造成盈余管理现象的内在机理。王新汉和王威（2005）用规范研究方法分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后所引发的委托代理关系，指出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是两个基本的委托代理问题，主张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公司管理当局提供盈余管理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至于代理问题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因企业的代理成本不容易测量，一般从减少代理成本的约束机制出发，认为好的治理结构或高的治理水平减少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实证结果均得出好的治理结构遏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结论（Jensen， 1993；Dechow 等，1996；Beasley，1996等）。
　　（二）实证文献 实证会计研究上，有关盈余管理研究侧重在基于应计项目的调整，但是企业也可以用真实活动进行利润操纵。Schipper（1989）是最早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学者，把盈余管理定义为“为了谋取私人利益，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行为”，主张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基于应计项目的调整（Accrual 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还包括真实盈余管理（Real earnings management）。Bruns和Merchant（1990）和 Graham等（2005）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真实活动操控利润。Dechow和Sloan（1991）、Bushee（1998）、Bens等（2002）研究表明，CEO任期、股权结构与股票期权均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有关。Bartov（1993）的研究表明，利润下降幅度大或负债比率高时，企业会适当的处置固定资产达到平滑利润或调整负债比率的目标。Zang（2005）发现企业管理者优先使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企业面临诉讼时，盈余管理手段由应计项目的调整转换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根据Dechow（1998）等的各项会计指标与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的变化相关的主张，推导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得出公司更有可能利用真实活动来实现保盈目的的结论。Cohen等（2008）根据 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管理评价模型，研究了萨班斯（SOX）法案发布对盈余管理手段的影响，发现法案发布前后美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应计项目调整方式转为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方式。张俊瑞等（2008）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作了类似 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发现我国微盈上市公司利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等真实活动来实现保盈目标。李彬和张俊瑞（2008）的研究发现进行生产操控的公司的后三期经营业绩水平普遍低于非生产操控公司，得出生产操控盈余管理是牺牲公司未来经营能力为代价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 Jensen和Meckling（1976）的代理理论，企业在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时会引发代理成本。首先，作为委托方的所有者和作为代理方的经理人都是经济理性人，是效用最大化者，所有者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经理人追求个人报酬的最大化。因双方目标不一致，经理人不会总以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这种利益冲突越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机会主义行为维护自身利益动机就越大。其次，由于分工和高昂的监督成本，作为委托方的股东（或债权人）无法观察到代理方的经理人员的具体行动，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正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给企业管理当局提供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其一，因企业管理当局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拥有的内部信息，而且企业外部人一般通过企业管理当局向外部披露的信息来了解企业的经营业绩或运作情况，管理当局有条件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其二，企业的委托方（所有者）一般以盈利指标来衡量受托方（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并给予相应补偿，因此管理当局必然会为了自身利益调整利润，不惜牺牲委托人的利益。因此，信息不对称提供盈余管理的机会。基于以上逻辑，当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冲突大，信息不对称性大时，企业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可能性越大，管理当局会为自身利益而不顾投资者的利益，甚至牺牲投资者的利益，通过真实经营活动调整利润。借鉴Roychowdhury（2006），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销售、生产和费用等三个方面解释：销售操控，是指为了增加利润适时地推行异常促销活动来提高利润。当边际收益仍然大于零时，降低商品价格或加大价格折扣，放宽信用政策，会使企业的销售数量增加，总的利润也随之增加，而单位利润下降，发生坏账的概率也会增加，并且经营活动现金流将会减少；生产操控，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当期销售成本也随之减少，而盲目的生产操控会带来以后年度存货的大量积压，增加以后年度的资产减值损失； 费用操控，主要表现在削减研究开发支出、广告费用支出或日常的支出来提高当期的盈余，而此举会削弱企业的长期竞争力。综合上述分析，真实盈余管理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减少，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可操控费用的减少等方面。根据上述逻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经营现金流量越小
　　假设1-2：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生产成本越大
　　假设1-3：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可操控费用越小
　　假设2-1：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经营现金流量越小
　　假设2-2：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生产成本越大
　　假设2-3：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可操控费用越小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3年至2007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企业，并进行了如下剔除：剔除金融、保险和银行业；剔除适用Roychowdhury的真实盈余管理评价模型时，行业年度样本企业数不足30个的企业；剔除从国泰安的CSMAR数据库中收集不到有关财务数据的企业。根据以上标准，2003年至2007年度各选取1069 个、1129 个、1181个、1305 个、1310 个，最终共选取5994个研究样本。本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是从国泰安信息研究所开发的GTA-CSMAR数据库，证券分析师数据是从权威性机构I/B/E/S（Institutional Brokers’Estimate System）数据库中获取的。
　　（三）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的计量方法。现代的公司制（Corporation）企业，尽管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是有一部分所有者参与经营，企业管理层通过各种方式取得或拥有一部分股权。根据Watts和Zimmerman（1986），经营者持股比例越小，越容易怠慢和谋取私人利益，这将引发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目标不一致，即利益冲突。因此，本文通过高管持股比例（MANAGER）来衡量投资者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程度。MANAGER=高管持股数/企业总股数。高管持股比例越小，利益冲突就越大。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企业进行预测和分析的证券分析师越多，企业内部与外部共享的资源越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小。本文利用证券分析师数量（NUM）来计量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证券分析师数量越小，信息不对称性越大。NUM= 对企业利润进行预测的证券分析师数量。（2）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根据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本文将通过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这三种真实盈余管理的代表值（Proxy）的推算过程如下：首先，利用以下回归方程，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分年度、行业作回归分析。
　　（四）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本研究的假设，即委托代理关系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用以下回归模型：
　　DEP=β0 +β1 MANAGER+β2NUM+β3SIZE+β4LEV+β5ROA+β6GROWTH+ε
　　其中，DEP为因变量，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MANAGER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NUM为对企业利润进行预测的证券分析师数量（NUM）；SIZE为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为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总资产；ROA为收益率，税后利润/总资产；GROWTH为成长率，税后利润变动额/总资产。上述模型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收益率（ROA）和成长率（GROWTH）为控制变量，因为Becker等（1998）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代表各种被省略的变量 （Omittedvariables）；DeFond and Jiambalvo（1994），Ashbaugh等（2002）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也有显著负相关；Dechow等（1995）和McNichols（2000）发现企业的盈利水平及成长能力均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提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因推算经营活动盈余管理的各项指标的过程利用OLS方法，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平均值都为0。样本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最高值为13.439%，平均值和中位数为0.04%河0%，反映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少，半数以上企业的高管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平均值为1.148，反映每个上市公司平均存在1名证券分析师对其进行分析。另外，企业规模的平均值为21.282，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总额相当于17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的中间值与平均值都超过0.5，说明负债融资比股份融资多。
　　（二）相关性分析 （表2）反映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样本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都与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呈正相关，与异常生产成本（APROD）呈显著的负相关，与异常可操控费用（ADE）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反映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越大，证券分析师数量越多，即投资者与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性越小，其经营现金流量越多，生产成本越低，为企业长期发展投入的支出越大，与本文假设的方向一致。
　　（三）回归分析 （表3）表示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根据Panel A，以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为因变量时，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回归系数各为正数和负数，但不显著。以异常生产成本（APROD）为因变量时，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在10%有意水平显著，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回归系数也是负数，在1%有意水平显著，反映高管持股比例低，证券分析师少，即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大的企业，其异常生产投入越大，生产操控行为大（Panel B）。从Panel C的结果得知，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的回归系数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均为显著的正数，反映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越大的企业，为企业长期发展投入的支出越小。综上，本论文的假设1-2和假设2-2，假设1-3和假设2-3得到支持，企业投资者与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性大的企业，其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行为越严重；而假设1-1和2-1没得到有效的支持。回归结果反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信息不对称时，管理当局通过调整经营方针及经营决策来操纵利润，以谋求私人利益。但是，管理当局还会选择不改变正常经营活动的应计项目来调整利润。为此，本文以修正后的横截面Jones（1995）模型计算可操纵应计利润（DA）为因变量，分析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对应计利润操控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得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对可操纵应计利润（DA）无显著影响见（表4）。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不选择用应计项目，而是通过改变真实经营活动来调整利润，这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结论
　　
　　众所周知，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已不是会计术语，研究人员，会计实践者及投资者普遍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防范公司利润操纵，保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对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结构的提高及资本市场的完善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从代理理论出发，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越大，信息不对称越大，即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其管理当局生产操控以及费用操控行为更严重。通过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等真实经营活动操控利润，将会导致大量存货的积压和以后年度的资产减值损失，由于削减广告费用支出和研发支出来提高利润，会削减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最终会减少企业价值，损害股东的利益。由此可见，投资者和管理层的代理问题，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我国上市企业应加强对经理人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完善资本市场。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治理结构，适当实行经理人股份支付等奖励计划，缩小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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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