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三重身份探析】 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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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简述 （一）时代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和深刻的变革，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世界殖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确立。美国在内战以后集中精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惜一切占领更多的殖民地以获取最大利益，社会相对来说前所未有地统一和团结。此时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日趋腐朽没落，伴随列强侵略而来的还有大批传教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均日益激化，革命一触即发。
（二）家庭背景
司徒雷登的远祖阿奇博尔德·斯图亚特大约是第一批乘“五月花”号到美洲去的苏格兰贵族后裔，世代信仰基督教。他的父亲司徒约翰于1869年来到中国进行海外传教事业，后于1874年休假回到美国并结婚，同年返回中国定居在浙江杭州，一直到1933年逝世。他的母亲非常热心教育，在美国办过一所学校，来到中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并曾任校长，于1925年逝世，与司徒约翰合葬于杭州。司徒雷登所在的家庭背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并赋予整个家族中的每个成员一种为上帝服务的强大的使命感，因此深深地影响着司徒雷登的性格及其重大的人生抉择。
（三）生平概况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24日出生在中国浙江杭州耶稣弄堂，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
司徒雷登1887年去美国接受教育，1899年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年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并被立为牧师。1904年，与妻子路爱玲结婚后，回到中国，跟随父亲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1906年儿子杰克出生。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26年妻子路爱玲因病逝世，葬于燕园。1946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2日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
二、传教士
（一）原因
司徒雷登一开始并不喜欢传教士这个职业，在他看来，这项工作不但辛苦，而且没有价值。他脑子里不时会冒出这样的怀疑：我能够作为一个“典型的”福音传教士，愉快而又成功地度过一生吗？［１］但他的基督信念却一直都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的熏陶。后来受当时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经过一番挣扎、思考和抉择，他决定继承父母之业到最艰苦的地方从事最高尚的传教事业。1902年，他从协和神学院毕业，被授予长老会牧师职。
（二）过程
1904年，司徒雷登接受美国南长老会的派遣，携新婚妻子回中国传教。正是这一年他同路爱玲结婚并回到阔别17年的中国杭州。由于离开时间过长，他小时候学会的杭州话早已忘却，只好先从学习语言开始。“最初三年，他到杭州北部乡村巡回布道。同时拜师研修汉语，吟咏中华文化典籍。他关注平民的生活状况，喜爱当地方不少谚语和日常习语，为他了解中国文化增添了一种特殊的直觉和领会能力”。［2］一开始，他是跟随父母到杭州乡下布道传教，后于1907年独立行走布道。
（三）影响
在担任传教士的近四年时间里，司徒雷登深入中国农村发展基督信徒，体会到了在中国传教的艰难，对中国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看到了“在传教活动的背后，教会滥用了各个政府所代表的非宗教势力。它导致了使人抱着不正确的缘故而入教，并且导致了由于中国官员害怕列强而经常做出一些不公正的处置，因为列强常常找借口要求领土和经商的优惠”的现状。［3］由此出发，他有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寄希望于儒教和基督教的结合来传播福音。
三、教育家
（一）教师为主时期
早在1904年再次来华之前，司徒雷登在美国就担任过教师。“我尊崇的丹尼先生接受了华盛顿和李大学的教习职位，我被邀请接替他在潘塔珀斯学院教授拉丁和希腊文的职位。我在那里教这些科目教了三年，生活得十分满意”。［4］
1908年，司徒雷登应金陵神学院之聘，担任希腊系教授，举家前往南京，并在此一直工作了11年。他怀着强烈兴趣钻研宗教经文、历史和哲学，并出版了《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和《希一英一汉字典》。［5］在教学为主期间，他认真工作，得到了学生、同事和领导的赞赏。
（二）校长或校务长为主时期
1.缘起
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外国教会所创办以传教为目的的教会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于是便有了将几个弱小的教会大学合并起来创办一所高质量的教会大学的想法。1916年，经过一番商定，五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决定合并。然而由于这些学校代表不同教会的利益，在人事、机构命名等问题的争执不下，更使校务长期陷入僵局。因此，便有人建议来找到一个与这些教会无关的、对教育有着特殊热爱的并且了解熟悉中国的人物来担任校长职务，这三个条件在司徒雷登身上完美具备，1919年，43岁的司徒雷登接受聘请，出任该校校长，并正式将这所学校定名为“燕京大学”。
2.经营
在建设新校区方面，1921年，司徒雷登靠步行、骑毛驴、骑自行车，转遍北京四郊，勘察新校址。后来他亲赴西安，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以6万大洋买下位于西郊的淑春园旧址，这位督军将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奖学金。1921年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
在筹集学校经费方面，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是没有政府拨款的，因此筹集学校经费就成了一件大事。设在美国的托事部是燕京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建设一个新校区和正常的教育事务运行。为此，司徒雷登煞费苦心到处筹款，号召社会捐助。在美国，他委托一个募捐公司帮助燕大筹款，另外他努力争取到了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在中国他先后游说于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甚至还有社会名流，呼吁他们对燕大进行捐款。
在整顿师资方面，“1919年，一共只有二十九名教师，其中有四名中国籍人士，其余的都是外国传教士”。［6］鉴于这个局面，司徒雷登到美国聘请一些教授来燕大进行讲学，在中国更是以“高薪”、“学术自由”和“稳定性”吸引了各公私立大学的学者到燕大来执教或兼课。1934年，燕大有了实力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共有一百一十名正副教授，其中外籍教授四十四名，中国教授六十七名。“名师荟萃最显著的结果是将燕京大学推向了与国内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足鼎立的巅峰”。［7］
在学科建设方面，“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后对这种传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20年代初，燕大在教会大学中最早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将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成了一个研究机构。随着宗教课程的取消，燕京大学加强了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8］不仅如此，燕京大学还开设职业教育，设置应用型专业，比如新闻学系和社会学系，这样也“将学校工作由原来以宗教为主、教学为辅转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9］燕大的学科建设加强了燕大和社会的联系，鼓舞了一批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莘莘学子，为燕大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3.离开
抗日战争时期，司徒雷登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领导燕大正常办学，甚至还帮助一批批爱国学生逃离到大后方。“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四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逮捕，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投降两天后方得以重获自由。随后，着手燕大在北平复校。1946年7月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离开燕大。
四、外交官
（一）努力调停期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但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取得和平，对我自己，对学校，我这样使用时间都是最好的。”［１0］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政策与司徒雷登的宗教理想是一致的，美国政府从二战后全球反苏战略出发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苏联的盟友，司徒雷登希望能用基督教的思想去改变中国实现其政治理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对着和平还是内战的重大抉择，社会上和平民主的呼声非常高，司徒雷登担任大使后，不厌其烦地向国共双方介绍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他一方面希望国民党能够进行改革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希望共产党能够委曲求全放下自卫的武器。虽然这一时期他非常努力，但是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二）坚决扶蒋期
调停失败后的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坚决的扶蒋反共者，并积极向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情报和参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1948年美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不再促成有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府，坚决扶蒋反共。他积极地为国民政府争取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说的：“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同时，他也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腐败，督劝国民政府进行改革，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
（三）企图联共期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一同南迁时，司徒雷登却坚持留在南京，以务实的态度积极与中共代表联络，并希望美国政府及时承认共产党中国这一现实。他已做好了到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的准备，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中国。途经冲绳岛时，他发表声明，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因此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
五、总结与思考
（一）总结
司徒雷登既是传教士，又是教育家，同时担任过短暂的驻华大使。综其一生来看，他拥有三个人生理想：宗教理想、教育理想和政治理想。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宗教理想，他首先是一个有着强烈宗教热情的传教士，希望能够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实现他基督化的教育理想和政治理想，于是他也才具有了教育家和驻华大使的身份。可以说，教育家和驻华大使这两个身份是他传教士身份的延伸和扩展。
（二）思考
司徒雷登的三重身份背后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理想和信念，而理想和信念的坚持也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个人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去审看司徒雷登的三重身份。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我们不应当指摘，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在中国教书并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说，由于像燕大这样的教会大学的出现，中国的古老教育开始有了转机，并逐步与世界教育接轨，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高等教育的开拓和模式上为中国教育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１1］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片面地支持国民党政府，没有看清中国人民的选择，被美国政府所利用，最终自食其果。
司徒雷登是一个有复杂文化背景的人，他出生并长期生活在中国，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传教士，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个外部因素是宗教、教育和中国这个国家”。［１2］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的三重身份对当时中国的宗教、教育和政治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10］李跃森.司徒雷登传［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5］张黎明.从宗教传播到文化融合的历史转型——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考察［G］.北京：北京大学，2008.
［3］［4］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6］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邵彦.非基督教运动前后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发展比较［G］.河北师范大学，2008.
［8］王小丁.司徒雷登与中美教育关系———以燕京大学为个案［G］.河北大学教育学院，2007.
［9］朱寿标.从校训看燕京大学的办学理念［G］.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7.
［11］王涛.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G］.宁夏大学，2008.
［12］罗义贤.司徒雷登的：艾化品格与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K］.南开大学，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