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摘 要］ 近代湖湘民族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酵母；其二，是近代湖湘许多爱国志士为变法和革命牺牲的英勇事迹，极大地激发了近代中国有志青年的爱国热忱。
　　［关键词］ 近代湖湘；民族主义；近代中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 G127［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3—0023—05
　　“China will perish only if Hunan people are all dead”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Huxiang nationalist ideology to modern China
　　WANG Xingguo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modern Huxiang nationalism to modern China is mainly represen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The national ideology of Wang Chuanshan has become the catalyst of the rising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econd, the many stories of modern Huxiang patriots who sacrificed themselves for political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has greatly inspired the patriotism of young gener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Modern Huxiang；Nationalism；Modern China；Influence
　　在古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是一致的，因为所谓民族主义往往是指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站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立场，往往把反抗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入侵的斗争称为爱国主义。到了近代，“民族”的内涵已经由汉民族扩展为“中华民族”，所以民族主义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从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到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转变过程，爱国主义也就从传统的爱国主义发展到现代的爱国主义。一 “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
　　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所以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广大士人对于满族统治者表示了激烈的反抗，民族主义思想在清初曾表现得十分强烈。王夫之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最集中的代表者之一。后来，随着清代统治的巩固，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随着清代统治的衰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一次高涨。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船山的著作湮没无闻，到了近代才逐步刊刻流布，所以这时船山的著作成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想萌发的酵母。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清初几位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朱之瑜、王夫之等，“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1985年版，第123页。
　　 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例如，谭嗣同在《仁学》中对清代统治者的批评，有些就是从汉民族本位的立场立论的。他说：“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338页。这里就直接地点名批评了满洲贵族。他又批评辽、金、元、清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吞噬。”因此，“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谭嗣同全集》，第341—342页。而唐才常则在1900年夏天所写的《正气会序》中宣称：“讵以诸夏之大，人民之众，神明之胄，礼乐之邦，文酣武嬉，蚩蚩无覩，方领矩步，奄奄欲绝，低首腥羶，自甘奴隶，至于此极！……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198页。谭、唐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显然是从王船山那里直接引申出来的。
　　近代湖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前影响尤为深远。正如章士钊所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 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8卷，香港，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在1906年的一次演讲时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良骥）《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奋，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思肖）、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量论选》，第二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6—447页。章氏不仅自己承认其民族主义思想源于读船山著作，而且认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也暗含着民族主义思想。他在《书曾刻船山遗书后》一文中说：“王而农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祆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弭第795—796页。为曾国藩辩解者是以曾氏在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汉族官员在清廷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最终导致清朝的覆亡的后果，来逆推曾氏刊刻《船山遗书》的动机。这带有很大的主观猜测的成分。章太炎开始时也是认为曾氏刊刻《船山遗书》是悔过之举，后来之所以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赞成“为国藩解者”的说法，无非是为了说明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大影响力。
　　 除了章太炎以外，还有许多辛亥革命志士都十分推崇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在1911年12月发表的《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称赞王船山等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船山全书》第16册，第858页。柳亚子在1906年写的《湘狱》一文中说：“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明室之季，何腾蛟、堵允锡矢志抗满，百死而靡所惧。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力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曾静、周华，汲其余波，犹足使伪酋惶駴，渊源信有自哉！枭獍之生，厥有曾、左，倒戈天国，献媚虏廷，为湘人之大辱。然曾氏甫陷金陵，即刊船山全集，风示宇内，殆天夺其魄也。自是而后，谭、唐之徒，苦心反正，卒孕戊戌、庚子两役，手段虽异，宗主则同。”《船山全书》第16册，第857页。将湖南说成是民族主义的出产地，这是对近代湖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最好注释。柳氏对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评价，与前述章太炎的看法有相通之处。胡汉民在自传中称：“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船山全书》第16册，第858页。陶成章在《积莪营育群书报社序》中说：“昔王船山先生有言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育其群，若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足云。’由是观之，舍合群主义外，固别无人道主义；舍民族主义外，亦别无合群主义。”《船山全书》第16册，第859页。这样，陶氏便将近代西方的人道主义与船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沟通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志士们十分推崇王船山的《黄书》。《黄书》之名的由来，既包含有称颂汉民族的始祖黄帝轩辕氏事功的意思，又包括称颂其具有“黄中”美德的意思。船山在该书“古仪”中说：“自昔炎裔德衰，轩辕肇纪，闵阽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于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来鷃梦弼，建屏万邦，而神明之胄骈武以登天位者，迄于刘汉，五姓百十有七后，岂不伟与！”《船山全集》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04页。就是说，黄帝用武功战胜了对手，又用文治巩固了汉民族的江山，其功业是十分伟大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在此书“后序”中说：“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这里的“黄中”一词，出自《周易·坤》：“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朱熹注：“黄中，言中德在内。”可见，“黄中”讲的是一种内在美德，有了它，就可以“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从而使治道毕备。这种“黄中”美德也就是汉民族的民族正气。所以王船山接着说：“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緼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船山全集》第12册，第538页。这就是说，要使汉民族的族类能够稳固地团结起来，就必须继承黄帝的事业，将汉民族的美德（黄中）凝聚起来并且充分地发挥出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辛亥志士将《黄书》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在清代末年掀起了一股尊黄的高潮。章太炎《得友人赠船山遗书二通》的诗中说：“一卷《黄书》如禹鼎，论功真过霍嫖姚。”《船山全集》第16册，第800页。禹鼎相传为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文物，鼎腹内壁有207字铭文，记录了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等重要资料。霍嫖姚即霍去病，是汉武帝时的一位大将军，因战功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他多次率军与匈奴交战，将匈奴杀得节节败退。章氏将《黄书》比禹鼎，是肯定其记载了黄帝的功绩；将船山比作霍去病，是肯定其宣扬夷夏之辨的功绩。章氏在自订年谱的光绪三十年（1897）三十岁条中又说：“康氏（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船山全集》第16册，第803—804页。在这里，章氏将是否推崇《黄书》作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水岭。但宋恕则没有这么极端，他在一封信中说：“明季遗老之书，尚有王船山先生之《黄书》一种可与《待访录》同印行世，惜敞篋中无之。诸公可于王船山遗书中检出，与此录同印，实为莫大功德。船山之识稍逊梨洲，就此书论，其文章雅炼则胜梨洲。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窥其底蕴，吾辈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责。”《船山全集》第16册，第804页。
　　 1903年秋，上海的革命者刊印王船山的《黄书》,并发表《黄帝纪年说》一文,其中云：“北敌蹈隙，入主中原……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受。”同年，《江苏》杂志、《国民日日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革命报刊分别刊登黄帝肖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元。1904年,刘光汉追踪《黄书》，发表《攘书》，旨在攘除满清王朝，再造华夏。同年，黄菊人辑录《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王船山史说申义》等21篇反满文章，刊行《黄帝魂》一书。1905年，黄节在《国粹学报》上连载《黄史》，表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等历代汉族爱国英雄。在尊黄排满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不少革命者纷纷以“黄”字自名，如陈天华笔名思黄，秦力山笔名巩黄，黄菊人笔名黄藻，章士钊笔名黄中黄、黄帝子孙之一人，等等。 邓乐群：《〈黄书〉与辛亥革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4期，2001年12月。这些情况表明，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其《黄书》在辛亥革命的前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二 “中国革命，湖南最先”——近代湖湘
　　爱国志士的牺牲精神在全国的影响自谭嗣同为变法而牺牲之后，湖南在近代出现了许多为国捐躯的先烈，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在全国发生了巨大影响。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期，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勇往直前，冲决罗网；当变法失败之后，他又直面死亡的威胁，拒绝逃避，并且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第546页。谭嗣同这种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伟大献身精神，在当时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往直前的锐气。康有为在《六哀诗》之四歌颂谭嗣同：
　　 慷慨厉气猛，从容就义轻，竟无三字狱，遂以诛董承。毅魄请于天，神旗化长星。”《谭嗣同全集》，第548页.
　　 董承是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献帝的岳父，曾任车骑将军。董卓乱京时，董承送献帝回洛阳。曹操专权后，董承密谋除掉曹操，将献帝的密诏带给刘备，事泄，为曹操所斩。康氏将谭嗣同与董承相比，是因为谭氏也有传光绪帝密诏的活动。“神旗”指代表谭嗣同神灵的旗帜。“神旗化长星”，是说谭氏的英灵就象彗星一样，划破了长空。谭氏好友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戊戌（1898）八月二十三日，即谭嗣同牺牲十天之后，写下了二首七绝，其一云：
　　 慷慨悲歌气若虹，志扶赤县有陈同。可怜变法须流血，莫让先生血独红。
　　 孙氏在此诗后有一小注：“复生被逮时，有外国使馆人来，言可以保护。复生慨然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无不流血者，中国变法流血，请自嗣同始。’”这一注与上述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所记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同月二十七日，孙氏又记下了宋恕（平阳）哭六烈士（即“六君子”）诗四首，其第一首即哭谭嗣同：
　　 悲哉秋气忽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空见文章嗣同甫，长留名字配灵均。
　　 英魂何日忘天下，壮士终期得海滨。遗恨沅江流不尽，何年兰芷荐芳春？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转引自《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政协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单位编，1988年版，第451—452页。
　　 “灵均”为屈原的字。孙氏认为谭嗣同的英名可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相配。康有为、孙宝瑄、宋恕都是肯定谭嗣同的精神不死，英魂不灭。谭嗣同殉难激励了革命党人的坚强斗志。革命派在刊物上大量转载和引用《仁学》等著作的论述，宣传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将谭嗣同视为早期的“革命同志”，章太炎盛赞谭嗣同“最为卓励敢死”。陈天华十分赏识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在《猛回头》里赞誉谭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喜爱阅读谭嗣同文章的邹容在谭遇害后，无所畏惧地将谭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书桌旁，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邹容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可见，在戊戌政变之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民主革命家对于谭嗣同的为国捐躯、英勇献身的精神都是十分推崇的。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中发挥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时说：“人类之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理性也。人不闻道，是谓虚生。余在笃生（杨毓麟）家，初读谭浏阳《仁学》时曾有此感想，当时觉得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未识海内亦有与我同感者否？”《杨昌济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杨昌济认为，谭嗣同的英灵之所以能够充塞宇宙，正是因为他把握了宇宙间的根本道理。这样，杨氏就从世界观的高度，将谭嗣同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进行了诠释。
　　 如果说，以上是当时的人们对谭嗣同献身精神的普世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的话，那么，谭氏牺牲的直接影响，则是导致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起事。唐才常是谭嗣同20年的“刎颈交”。在谭氏牺牲之后，唐才常曾作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嬴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抅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唐才常集》，第265页。
　　 正是抱着与谭嗣同“同赴泉台”的必死决心，所以唐才常在谭嗣同牺牲之后，便不懈奔走，与各方联络，于1899年冬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并被选为总干事。对于这一过程，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一文中有记：
　　 先是，湘人唐才常、林圭与嗣同有旧谊。闻嗣同冤死，用是颇思复仇，遂以革命实行家自任。唐、林先后由日返国，组正气会，旋易名为自立会；又创自立军，以推翻清室为职志。康（有为）、梁（启超）之主张虽与唐、林的所不同，然虑势分益孤，遂与合作。才常更联合各党会，开富有堂，举康先生为正龙头，梁启超副之，谋先纵火于长沙，沿江而下，以图大举。时为湘中旧党所扼，终不果行。庚子（1900年）七月，复谋在汉首义，事泄，为鄂张之洞侦知，派兵围捕，唐、林诸志士就义者二十余人，世论惜之。《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7页。
　　 关于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起事的性质，过去史学界有不同评价。有的认为自立军起事是“勤王”，有的则认为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过深入研究，对此有新的认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继承唐才常等先烈们的爱国精神、革命精神和奋斗牺牲精神，总结自立军起义的经验教训，纷纷从康、梁改良派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坚定地走上了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高潮由此而迅速到来。 刘泱泱：《论唐才常的历史地位》，《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如曾经与闻自立会军事的蔡锷，1900年10月写有《杂感》诗十首，其二云：“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其十云：“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4页。这表明，蔡锷这位梁启超的高足弟子，从谭嗣同和唐才常的牺牲中领悟到“流血救民”的重要性。而当时的革命派则是明确地将唐才常视为革命同志。例如，1906年12月2日，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当刘成禺在会上为唐才常辩冤，认为唐非保皇党时，黄兴插话说：“刘君辩唐才常非保皇党，其言良确。夫唐才常非保皇党人，而为康、梁所利用。辩唐才常之冤，则愈以知康、梁之可诛，使天下志士皆知康、梁之精于卖友，则无复敢与近者。刘君斯言，大有关系。而太炎先生之所论，乃在革命家不可无道德，非斤斤于唐才常之是否保皇党也。”《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女革命家秋瑾则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即以唐才常为榜样，“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第47页。后来，秋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履了她的誓言。
　　 1912年9月16日，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讲中，曾经骄傲地宣称：
　　 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益福、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黄兴集》，第264页。
　　 这里，黄兴将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之间十多年湖南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先烈几乎缕举殆尽，并且指出，他们“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即为了“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正是由于这些先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牺牲，所以他们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袁世凯在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宋教仁为了防止其独裁，极力宣扬政党内阁制。他明确提出，正式总统可举袁世凯，但内阁必以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以符合立宪政治的正轨。宋氏又担心“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所以又对黎元洪表示，国民党愿意选他做总统。而当时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已经获得百分之四十五的席位。为了阻止宋教仁计划的实现，袁世凯派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氏刺杀。“宋案”发生后，使辛亥革命后沉迷于“实业救国”中的革命党人惊醒过来，他们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识到民主革命任务并未完成。孙中山得知“宋案”的噩耗后，匆忙赶回国内，在上海召开了紧急会议，制定了武力讨袁的正确方针，并派人分头联络，以期国民党人一致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却加深了人们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正如黄兴在《挽宋教仁联》中所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黄兴集》，第319页。
　　 而孙中山则在为宋氏所写的诔词说：“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全集》
　　 近代湖南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忱。陈独秀在1920年初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说：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湖湘文化百家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辛亥革命前后，上述大批湖南为革命而献身的事变，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湖南人精神”。蔡元培在谈到近代湖南文化时也说：
　　 维新时代：梁启超、陈宝箴、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养成许多维新人才。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中，以谭嗣同为最。他那思想的自由、眼光的远大，影响于后学不浅。……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是人人知道的。后来洪宪一役，又有蔡锷等恢复共和。《湖湘文化百家言》，第17页。
　　 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近代湘人英勇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全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全国人民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