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其人其乐]
时间：2019-05-18 03:28:5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早在20年前已经声名卓著；他与翟小松、谭盾、叶小纲并称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四大才子”；他是目前国内唯一在世界各地上演歌剧的中国作曲家；他被《纽约时报》称为“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他是刘索拉小说《你别无选择》中的“疯子”式人物原型；他更是他作品中的“狂人”，他是——郭文景。
如果你看过歌剧《狂人日记》、《夜宴》和《李白》其中任何的一部，想必定会被剧中场景宏大的音乐所触动过，并会对他们的创作者――郭文景，产生一点点的好奇。在这三部歌剧中，一个是“现代狂人”， 一个是南唐“叛臣”，一个是盛唐“酒狂诗人”，他们的身上无不带着一点叛逆、一点狷狂、一点才气。都说乐曲是内心流淌而出的声音，创作如此乐韵之人，想来也会多少有些相近的气质。
在郭文景中央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中，以郭文景为原型的人物亦被形容为“疯子”、“作品中充满了疯狂的想法”。甚至郭文景本人也曾形容自己是“书性模样、土匪性格”。或许年轻时的郭文景，用“狂人”来形容并不为过，据说常常有出人意表之语。
然而，当见到刚刚从伦敦书展回来的郭文景时，完全无法将“狂人”的标签将其对应起来，他确是有着“文人的外表”，宽厚儒雅、颇有绅士风度。辅一见面，即张罗着拿出前些日观看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歌剧《土楼》时赠送的茶叶和从英国带回的巧克力招待，一副热心热肠。留意到他拿传统的暖瓶里的开水泡茶，“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一个木塞子的暖瓶”，满含对旧时旧物的情感。
“咱们也整个下午茶”，郭文景一边面带笑容，一边开始着手卷起了手卷烟。他带着川音的普通话，透着股直爽劲儿。语调缓慢，不时紧促的双眉，自带出一份严谨和犀利。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命运引导我走上了音乐之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郭文景生于、长于四川重庆，就是李白们吟颂过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船工们呼号出豪气冲天的川江号子的巴蜀之地。他的性子里有着川人的直快，早期的音乐里也多多少少带有些巴蜀地域的色彩，至今川音未改。之所以走上音乐这条路，却是冥冥之中命运之手的无心安排。
“我小时候跟本不知道我爱不爱音乐，因为生活中间没有音乐。”
郭文景的音乐启蒙是从“样板戏”开始的。1968年，12岁的郭文景不可避免地遭遇“文革”， “当时，我被父母安排进了重庆样板戏剧团，只是为了避免日后插队下乡。我们这群人是被命运弄去的，大家来自己不同的行业，但起初一个个都晕头转向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文革”期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和排演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样板戏”，而“样板戏”规定一律用管弦乐伴奏，因此急需大量的乐队演奏人才，并导致“繁荣”的文艺团体成为百业萧条的十年动乱期间人人羡慕的工作单位。
郭文景回忆起那段时光，静静地说，“那时候，我们是有职业的人，当时所有人都没有职业，大家都在农村挣工分，而我们有工资，全国人民一个月只有一两肉，我们天天有肉吃。”
作家王安忆也曾描写过那个时代的盛况，“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响起了小提琴、大提琴、黑管、长笛的声音。”郭文景当时在剧团担任小提琴演奏，完全从自学开始。直到，两年后考入重庆市歌舞团，勤奋的练习和频繁的演出，既使他的演奏技术得到迅速提高，也使他对乐队的音响状态烂熟于心。
直到后来偶然机会听到了当时仍被禁止的诸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鲍罗丁的《中亚细亚草原》、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等外国交响音乐唱片，开始萌生了作曲的念头，自学作曲。
如今，郭文景昔日的同学，诸如谭盾、瞿小松、叶小纲、陈其钢等等活跃在作曲界的人物，在“文革”期间都有着类似的“演奏员”加“配器师”的宝贵经历。他们同样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陆续考入音乐学院作曲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这些音乐学院78级作曲系的毕业生如今大多成为中国音乐界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
“我们都是先接触音乐，以音乐为职业，再到音乐学院学习。”
“我记得当时是《人民日报》上面登的招考信息，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要招10个人。”郭文景还特意重音强调了一下《人民日报》，在那个资讯闭塞的年代，任何一个机会都是需要紧紧抓住的。
“我想开什么玩笑，我肯定能考上。”正当想要质疑他这份自信从何缘起时，郭文景接着说，“幸好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同学当中很多人是搞专业音乐出身的，而且还是世家，还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放现在我肯定会犹豫的。我是不喜的欢竞争的人，我是那种跟自己较劲的人。”
在中央音乐学院时期，郭文景即已显露出卓尔不群的音乐锋芒，与翟小松、谭盾、叶小纲被称为学院的“四大才子”。关于他们大学时期的生活，“刘索拉在她的那本《你别无选择》中，写了很多。”
“我的作品当时是全班同学中最前卫、最先锋的，也是我们全班同学中第一个在国外演出作品的。”1983年，郭文景的毕业作品《川崖悬葬》在美国演出即引起轰动。说到这里，郭文景乐呵呵地同我们讲起了一个小插曲。
1983年，《川崖悬葬》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伯克利大学演出。当时的《旧金山记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新的中国音乐给加州音乐会带来生气。有个华侨看到了报道，随后便把那个报纸寄给了中央音乐学院。只是彼时，郭文景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回到了重庆。于是学院就随便把报纸寄给了四川歌舞团，幸好四川歌舞团有人认识郭文景了，才把报纸辗转寄到了重庆。
“当时我一看，哟……在外面演出还打响了。”即便现在讲起来，郭文景仍是难掩兴奋之情。
“《川崖悬葬》是我的毕业作品，但是因为我退学了，当时这个作品只有排练的机会，没有演出的机会。正好那时候，学院里来了一位加州讲学的教授，就在他准备去机场回加州前，偶然听到了这个作品。他说自己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音乐，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谱子给我寄来，我要在美国演出这个作品。”
如此，谱子寄出去了，郭文景却完全忘记了这茬儿。“那时候，我一天到晚跟各种各样的影视摄制组，正在祖国各地漫游呢。”
郭文景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时逢改革开放，港台流行音乐涌入，国内的剧团演出渗淡。“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影电视正兴盛，我写了很多影视剧音乐，基本上一个月写一个电影。那时候，很多乐手都只能到录音棚给影视剧录音，或去录流行音乐盒带来赚钱。幸而我有机会写了各式各样的影视剧音乐，可以挣一点小钱，有东西写嘛，毕竟还可以作曲，因为创作是一天都不能停的。”
在上世纪80、90年代，郭文景创作了诸多影视音乐，诸如滕文骥的《棋王》、李少红的《红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写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后，一直到2004年写了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现在基本上不写影视剧，主要以交响乐、歌剧为主。”
机会都是自己撞上脑门的
1983年，郭文景的毕业作品《川崖悬葬》在美国演出引起轰动，使他成为第一个在作品在国外演出并获得认可的中国作曲家。
1993年，郭文景挥笔写下他的第一部歌剧《狂人日记》，后来被权威认定是中国的第一部室内歌剧和第一部无调性歌剧。《狂人日记》在阿姆斯特丹首演大获成功，此后成为欧洲许多剧院和音乐会的重要节目。
“写《狂人日记》用了7、8个月，演出的版本比较多，演出的国家也多，还出了唱片。那一次动静比较大，到处都知道有我这一号人。”
“事实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写《狂人日记》，老师觉得我写不了没同意。我是1983年毕业的， 1993年写出来《狂人日记》。最初是想用《狂人日记》来写交响乐，后来写了歌剧就觉得没必要了。”郭文景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有鲁迅情结的，后来又创作了其它同鲁迅相关的作品，如交响乐《野火》，这是巴伐利亚交响乐团的约稿，也让郭文景借此满足了未能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写成交响乐的小小私心。
与同学谭盾不同，郭文景是土生土长并坚持用中文创作的作曲家。《纽约时报》曾称他是“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问他对于这些加诸身上的评价如何看待，他却是淡淡地说，“这不是评价，这是陈述一个事实，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虽然语调缓慢，但依稀可见当年的“狷狂”之气，同样更来自己于强大的自信。
近日，歌剧《凤仪亭》还将参加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的斯伯莱托艺术节。“这个会从五月底一直演到六月份，7月份再到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演出。”
“我没有去争取过什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的约稿全是找上门来的，我没有求过职。有时候，看见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没有为职业发过愁，职业和爱好是一样的，事业上的机会都是撞到脑门上的。”
时光都是在打磨中流逝的
闲谈之中，环视郭文景居所，闹中有静，确是适合创作的环境。书架上放置着各类曲谱，多年前创作《狂人日记》时的手稿，还保留完整。目光扫过那些桌墙上的照片，昔日少年样貌依然可辨，郭文景正是在这样的时光中慢慢打磨着一部部佳作，慢慢打磨出深沉厚重的自己。
“我现在除了到音乐学院上课之外，大多时候在家里创作。反倒是在家里不怎么听音乐，现在北京有这么好的环境，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歌剧，都可以听到现场。这是很多年前无法想像的，那个时候只有出国能看到一些好的歌剧音乐会，常常就感叹不知道北京何年何月才有。现在这个愿望完全实现了，像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托斯卡》、《漂泊的荷兰人》，太棒了。”
在郭文景看来，“歌剧一直是大众的艺术，一部制作精良的歌剧，谁看了都会喜欢，一个喜欢看京剧的人看了也能喜欢。并且目前北京交响乐的发烧友也是很多的，前阵儿有些比较好的乐团来，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
除了歌剧、交响乐，郭文景还创作了不少芭蕾舞剧、话剧等舞台剧音乐。在他看来，“舞台艺术是可以成为经典，创作一个作品可以上演很多年、很多场，反倒不像交响乐大多只演一场。”言谈之间，尽爱着自己对于舞台剧的热爱。
说起他对于合作对像的选择有无标准，郭文景坦言，“说实在的，我基本上不选择合作对像。作曲的人没有太多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也没有太多必要。作为我来讲，我已经写好的音乐、舞剧、歌剧，当然是演的人越多越好，谁演我都欢迎。我的歌剧有很多版本，每一个我都喜欢。比如说《狂人日记》，首演的时候导演决定让演员穿长衫，第二版在英国演的时候就穿现代人的衣服，第三版在德国法兰克富演的时候就穿美国式的西装，每一版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创新改变。”
郭文景随及开起玩笑说，“假如威尔第、普契尼今天活着，肯定很高兴看到他们的歌剧有着各种不同的制作。哪天有个导演排《茶花女》，若直接把场景搬到中国农村去，想必威尔第也会喜欢的。”
交响乐、歌剧是郭文景目前的创作重心。“作曲的人都想干这两件事儿，这也说明这帮人死脑筋。其实歌剧和交响乐，都是西洋艺术，但我们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魔咒，愿意为它献身。这两个东西写起来又没有什么经济效益，难度又特别大。比如说，我接个下来要给国家大剧院创作的一部歌剧 《骆驼祥子》，他们由于时间比较紧，最快我也需要10月，这10个月还要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很累。”
前段时间，郭文景刚刚从伦敦书展回来，主要是参加书展上同英国作曲家乔治.本杰明的一次对谈活动。当时两人聊天时，郭文景说自己写一部歌剧要10个月，当即便把对方吓到。“他说我写一部歌剧要五年，这还不是最长时间的。1999年，我的歌剧《夜宴》在巴黎演出时，参加同一个艺术节的德国作曲家拉赫曼，他的歌剧《卖火柴的小女孩》花了十几年才写成。另外，像勋伯格一辈子就写了一部歌剧《莫西与阿伦》，还没写完就死了。”
问他写得最长时间的歌剧花了多长时间，郭文景有些忐忑地说，“《李白》写了24个月，整整两年时间。”
现在的郭文景除了创作外，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教学上。身上少了叛逆，多了严谨。“年轻时的自己叛逆，现在正在沉淀，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反倒是现在的学生叛逆的并不多，他们更多服从一种规则，服从一种力量。”接着又说，“不过我我女儿就挺叛逆的，她在音乐学院一年级的时候，上演的第一部作品，写了一首歌，整了个摇滚乐队自己唱。”这大概或多或少也是继承了其父的风范吧。
说及音乐学院，郭文景有着浓厚的感情，作为文革后音乐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经历了那资讯匮乏的年代，“我们1978年刚到音乐学院来的时候，图书馆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选择少，所以每一样到嘴的东西，都榨干了嚼。一个烂盒带倒来倒去的听，现在就是整不出这种如饥似渴的状态。现在资讯有点太多了，学生都不知道怎么选择了。现在知识全摆在面前了，乍一看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只有特有想法、特自我、有才华的人，才会有选择和方向。”
郭文景同他那一代人一样，成长于崇尚精英意识的年代，“我们那会儿敢于献身于小众的东西，社会不是以金钱恒量成功的，搁现在，也许我也去经商去了。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和现在完全一样，音乐学院的教学大纲20年没有变，再过20年也不会变的。因为你要培养一个人能够为大型的交响乐团创作，必须要学和声学、曲式学，乐器学、配器法、复调学这些。”
如今，当年这些音乐学院78级作曲系的毕业生大多成为中国音乐界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现在大家有机会都乐于见面的，但是见面说什么呢，真是让人感叹时间不饶人啊，全说养生啊保健啊，年轻时聊音乐现在聊养生，大家不过都是表达自己关切的内容罢了。”已过天命之年，郭文景仍旧在音乐之路上打磨着自己，打磨着那一首首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