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 [适度幸福观与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崔永和(1942- ),男,河南清丰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私立华联学院思政部在编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和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程爱民（1970-），男，江西鄱阳人，私立华联学院思政部高级政工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伦理学。
　　摘 要：幸福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生理和心理体验，是人生价值意义的生成过程。幸福观则是人们对于生活过程的道德评价。适度幸福观是扬弃和超越利己与利他、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两极对立而整合升华的合理的、正义的、符合人性的应然幸福观。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追求“物质丰饶的纵欲无度”的活动中，把全球生态环境持续地推向了全面危机的深渊。要从根本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关注和改善民生，就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切实变革人的活动方式与生存方式，倡行适度幸福观。
　　关键词：适度幸福观;人的全面发展；生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21-06
　　一、适度幸福观及其现代困境
　　幸福观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不仅依托于一定的时代背景，而且具有生动多样的主体规定性。即是说，每一时代都会孕育出自己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幸福观；每个具体的个人都会确立不同于他人的、并且自认为是值得坚持的幸福观。正因为如此，历来都没有绝对同一或整齐划一的幸福观。缘此，在评价系统中就有所谓享乐主义的幸福观、禁欲主义的幸福观；利己主义的幸福观、利他主义的幸福观；物欲主义的幸福观，空想主义的幸福观；等等。
　　当今时代之所以特别需要提倡适度幸福观，一方面是基于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能源危机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受哲学史中相关理论资源的启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伦理学就是倡导适度幸福的“适度的伦理学”，它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排他主义或自我放任状态。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家看来，离开了对他人的适度关切，也就谈不上适度的自我关切，因为对自身的治理总是与他人的治理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关切在伦理上是首要的，但是，‘适当’地关切自身的人也就同时能够‘适当’地关切他人，并且为了他人而‘适当’地作为。可以说，一个关切自身的人同时也就是一个关切他人的人，一个不会关切自身的并成为自己欲望俘虏的人也就会成为一个对他人实施专制权力的人。”［1］228
　　近现代工业文明以来，在怎样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一直交织着层出不穷的争论，特别是经济增长无限论与经济增长有限论的论争。面对经济增长究竟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问题，“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包容性经济增长”等理论主张陆续问世，人们开始认真反思和重新审视工业文明以来的经济过度增长与片面发展所引起的负面效应，认识到追求“物质丰饶的纵欲无度”是极其危险的经济发展模式。道理很简单，自然资源本来就是有限的，自然界对人类活动所施加于自身作用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人对自身活动成果的利用和合理控制能力同样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全面公正发展以及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并行不悖、均衡协调，都要求人类追求幸福的活动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即在程度上力求做到恰到好处、“无过且无不及”。
　　实际上，一切不适度的幸福观都会引起道德蜕变，都会走向幸福的反面。作为美德的反面——恶德就是人生幸福的异化。“恶”是指不为人们赞同的个人习惯、生活风俗和消极的德行品质。卡法罗（П.И.Кафаров,1817-1878）曾经分析了暴食和傲慢、贪婪与冷漠这四种恶德。他指出，暴食或过多饮食会导致肥胖，不但破坏人的幸福和福利，而且将使环境付出惨重代价；傲慢体现为自私、败坏理性能力和导致浅薄，它使人很难体验幸福；贪婪不仅容易产生自私，而且使人变得更加吝啬；冷漠一方面使人对正义的要求没有反应，另一方面，也使人无视自身对他人的义务或责任。［2］
　　当今时代条件下，所有践踏自然、损害他人、对自身和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都与恶德相通；而所有适度地关切自然、关切他人、关切后代和关切自身的行为都是符合生命意识和人性原则的，因而都是道德的应然要求。按照生命意识和人性原则的要求追求幸福，其幸福观就是适度的。对于“不适度”的幸福观虽然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从生命意识和人性原则说来，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把握：
　　第一，伤害自我。人的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因此，在追求“利他”和“利自然”的活动中，应尽量避免超越或透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尽量不要超过个人自身的自然生理限度，尤其不要无谓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时期以来，在道德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倡导以所谓“自残”或刻意吃苦的形式去助人利物的倾向，即为了帮助别人、保护社会财富和自然环境，可以把自身的生命视若敝屣，“要面子不要命”、“要东西不要命”，这其实是根本违背道德原则的。因为残害自己也就是残害生灵，以这样的代价追求的所谓幸福就不仅是“不适度”的，而且一定会走向幸福的反面。当每个人随时可能面临受残害甚至死亡的命运时，人间还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第二，伤害他人。人不仅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任何个人都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介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生成的。基于此，凡是不适度地“关心”他人，诸如，代庖他人的行为选择，过分溺爱他人，以及肆意损害他人利益，侵犯他人权利，其结果都必定是有害他人的生命存在和个人自由，从而直接违背生命伦理和人性原则，因而是不道德的，其所得到的也不会是真正的幸福。
　　第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以损害自然、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来满足物欲、追求财富和幸福，几乎是工业文明以来一切富庶民族的活动信条。这类现代化实践超越自然的承受限度，把人类置身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践踏得遍体鳞伤，由此就颠覆了人际伦理中的直接道德关系和间接道德关系——直接道德关系是指直接关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间接道德关系是指人类经由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间接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一切污染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是由“损物”达至“害人”的不道德行为，不可能得到适度的幸福。 　　当今世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全面遮蔽了适度幸福观。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异化劳动”条件下新陈代谢链条的断裂：“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579-580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对于剩余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掠夺”至今仍在继续蔓延，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资本）”［4］。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过分贪欲的行为都根本不可能得到适度的幸福。
　　另外，在追求幸福的方式上，同样存在是否适度的问题。比如，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得到的幸福和靠外力赐予而得到的幸福、苦尽甘来的幸福与嗟来之食的幸福，它们之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在人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始终存在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驱动力与制动力。这两种力必须保持适当的均衡，否则，人们就难以得到适度的幸福。这是因为，如果制动力过大而驱动力缺乏，人就会滑向不作为或懒惰颓废状态；如果驱动力过大而制动力缺乏，人就会滑向贪婪以至于穷奢极欲的疯狂。只有当驱动力和制动力彼此协调、相互制约、适度配合，才有望避免偏差、减少失误和犯罪，从而有望追求到适度的幸福。
　　当今时代，凡是牺牲环境代价和人的全面发展所追求到的幸福，都经受不住环境伦理的拷问，由此而获得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到头来都无非是虚幻的泡沫。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日趋“合法化”，人的生产劳动就成为一种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获取足够物质财富为目的的行为。科学技术的反生态应用和生产力的无度发展已经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有论者在评析哈贝马斯时指出：在哈贝马斯看来，“一旦科学技术成了意识形态，广大生产者就会因为满足于获得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而丧失政治兴趣或政治意识，出现‘非政治化’倾向，丧失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兴趣和批判能力，从而完全‘认可’现存社会。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力量’也越来越大，人的生产行为乃至所有的社会行为都会受到‘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控制和剪裁，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越来越机械化，技术的合理性因此也逐步演变成了技术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1］192。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如果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仅必将遭到自然界毫不留情的“报复”，而且生产力的性质也将发生价值论蜕变。当技术至上的现代生产力全面践踏自然界的时候，人的活动就会突破道德底线，人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发展就失去了保障。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意义上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之源、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源、道德情操与文化审美之源。不论哪个社会形态，只要它自行拔除了自己的自然根基，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就无疑是置于沙滩上的，它的存在也就必然沦为虚拟，其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当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不断地昭示一个真理：一旦人们违背自然法则，置自然规律于不顾，就完全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二、可持续发展与人的生存方式变革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纲领和战略思想，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5］。科学发展观立足于时代特点，深切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带给人类的困境和灾难。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不仅是一个“为了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的自为”的过程，是“为人性”与“人为性”的辩证统一。
　　在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深受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双重制约。一方面，近现代工业文明在发展科学技术、繁荣商品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过度地掠夺自然资源，挫伤自然生态系统的元气，导致人与自然的对峙和全球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人的生活质量。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性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反生态蜕变。哈佛的一位印度裔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由于研究自然灾害问题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成果显示：自然灾害的原因“70%都是人为的因素，真正自然的因素实际上只有30%左右”［6］。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农业大国，始终需要把发展的基础牢牢置于农业经济之上，而农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性：农业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优化又总是以农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客观条件和主要内容。
　　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的“衣食父母”，而且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伙伴”或“合作者”。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56-57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5］大致说来，变革人的生存方式，促进个人-社会-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至少涉及以下内容：
　　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从人与自然的对峙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不同。蒙昧的人类处于对人类族群和大自然的依赖关系之中，缺乏个体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为自然强势和人类弱势的格局，人的活动和人类的命运几乎完全受自然的摆布。人类历史进入到工业文明的大机器生产时代，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即逐步从自然强势和人类弱势的关系格局转向人类强势和自然弱势的关系格局。当人类强势超过了自然的承受限度时，生态环境危机就发生了，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势下，就要求人类从征服自然转向亲近自然，从单纯开发利用自然转向兼而保护自然。人类历史积淀的“开发富源，兼容天下”的自然情怀和生活境界，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生态文化财富。 　　遗憾的是，有人至今还期盼着完全用所谓西式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作为我国发展战略唯一可能的选择。他们否认城乡有别、城乡互动和城乡适度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不懂得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同时，应吸取他们颠覆人与自然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果的沉痛教训。
　　其次，在实践方式上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协调统一。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从西方到东方，沿用了一种颇具普遍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势不两立。在这种经济活动方式下，人们普遍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发展经济赌上环境代价，要么在保护环境中回归到蒙昧社会或自然经济。这在许多人眼里是“致富”与“守贫”的命运抉择。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文化和环境伦理严重缺失的畸形经济。在工业经济扬弃前工业经济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地遭到扭曲，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空前膨胀了人的物质欲望，遮蔽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本真意义；工业大机器装备起来的社会生产能力，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界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并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大工业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反生态、反正义、反人类的属性，从而促使了自然的异化与社会的异化同步滋生。我们应当摆脱西方工业文明的消极影响，探索一种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协调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
　　再次，在生活方式上实现兼顾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环境需要。人们要在珍惜自然资源、重视文化资源、爱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追求一种简单、朴实、环保、健康的生活，摒弃那种“占有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现代偏见。工业化大生产的价值嬗变使人类处于无度的物欲消费与过度的物质生产的恶性循环之中。强烈的物欲享受驱动着拜金主义和GDP崇拜的泛滥，人的精神利益和文化审美需求普遍被遮蔽，人的片面需求和片面发展严重干扰了适度幸福观。现代畸形消费潮流的发源地在西方，那里早就有论者对此作出过较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从前，人们把自己所占有的一切都保存起来，尽可能长久地使用这些东西。购买一件什物的目的是为保留它。那时人们的座右铭是：‘东西越旧越好！’今天，人们买来物品是为了扔掉它。今天的口号是：消费，别留着。不管是一辆汽车，一件衣服或是一台技术设备，人们买来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厌烦了，并急着要用一种新的型号或款式来取代旧的。购买—暂时地占有和使用—扔掉（或尽可能地做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换一种更好的型号）—买进新的，依次循环往复；今天的座右铭是：‘东西越新越好！’”［7］求新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要适度更新，尽量爱惜资源、节约能源，不能因盲目消费而超越自然的承受限度，有损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
　　最后，在交往方式上创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关系。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世人越来越趋近共识，逐步认识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双重沟通、彼此了解、同步生成的极端重要性。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活动成果的和谐是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然要求。人自身的活动成果不仅要有利于人自身，同时，也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后代、有利于自然物、有利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把自然界—人和人的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彼此和谐共生视为终极价值关怀。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理想，人不仅要善于同他人和社会交往，而且还要善于同自然界交往。环境伦理建设旨在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保障人的环境需要和环境权利的同时，要求人本身尽关爱自然的道德义务和环境美德。环境伦理建设的目标在于矫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开发、掠夺和耗费，治理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为了人的利益而高扬对于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即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视为被征服、被宰制和被剥削的对象。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按照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帝国主义的逻辑，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并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去任意剥削和控制自然，随心所欲地改造或摆布自然。人类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祸根。［8］
　　三、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含义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一个复合过程，而且又存在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
　　第一，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包括人自身的生理健康状况的发展、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发展。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得好：“作一个整个的人，有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作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的责任，别作一个十八岁的老翁。（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9］整个人的“三种要素”只有同时获得发展，才能称得上是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只有健康的身体或强健的体魄，没有透彻的思想或深邃聪敏的智力，那就是一个“弱智”的或“脑残”的片面人，透彻的思想或深邃的聪敏就应包含对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又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如前所述，人的需要同时包括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环境需要。在这里，无论是执迷于乌托邦式的精神追求而不顾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亦或是只顾满足人的物质生活欲求而无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或者只顾人在社会关系中的需要而完全不顾或不懂得人的环境需要，都必然是从根本上颠覆或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人的全面发展还包含人的自由的充分发展。人是生而自由的，这种自由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涵摄人格独立、行为自主、生活舒心、思想自由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自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就意味着人类较之其他自然生命物种拥有较多的自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权利的觉醒、政治民主的诉求、思想解放的期盼，都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生动体现。然而，人的自由是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获得的。随着近现代人类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异化和自然异化现象不断滋生，人的自由也就不断地被种种异己力量所侵犯、所剥夺，从而使得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这样那样地被遮蔽、被扭曲。 　　第四，人的全面发展还包括人的群体属性、个体属性、类属性以及人的关系的全面发展。被马克思称为“第一大形态”的人类早期，曾经以群体属性的发展为侧重点。人类为了群体属性的发展，不能不以牺牲个体属性的发展为代价，如果个体拒绝无条件地服从群体，那他就不能生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然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到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个体独立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个体经济权利的觉醒、政治民主的要求以及思想的自由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而为“第三大形态”准备条件。但是，市场经济的弊端导致人的类属性的缺失，使人与自然关系被扭曲。这只有用“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取代“第二大形态”，才有望真正趋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10］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人的以上诸方面的发展都必须是适度的。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人的全面发展。即是说，在趋向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目标的过程中，不仅经济的发展是有限的，因而必须尽力做到适度发展，而且人的群体属性、个体属性和类属性之间也存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在社会关系或自然关系上都不能用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求得人的任何一种属性得到“一花独秀”的发展。
　　四、适度幸福观与城乡适度发展
　　正是基于生态危机大背景，可持续发展观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认为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第二产业投资带动的工业大生产，虽然是人类提高生活质量、增加社会财富、追求幸福生活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它却带来了严峻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不能走发达国家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而要根据中国国情和资源特色，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环保、节能、高技术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主要在于从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从反生态生产转向生态生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逐步改善城乡格局，既要促使城市的适度发展，又要兼顾农村的适度发展。目前，在城市热和农村冷并存的建设潮流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问题。诸如，耕地大量流失，城市蚕食农村，生态环境普遍退化，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和生活质量下降，城市劳动力匮乏和农村人口结构畸形，等等。
　　当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中，我国由于离开了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从而导致城乡差别的扩大和人生意义的失落。“土地财政”和GDP崇拜的价值取向促使当今中国“富裕中的贫困”和“贫富悬殊”现象普遍滋生，现代城市病频发。针对中国城市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第一，就是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农民失去的是土地，这件事情远远超过文化的保护。第二，就是我们在城市建设中，从建国以来，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很深的教训，就是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然后又花了很多的钱建了许多假的东西。第三，就是城市的设计不是从这个地区文化的特点出发，这个问题恐怕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1］平等、均衡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差别、不平等、不均衡则是绝对的、永恒存在的。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各有特点，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可能完全抹平，况且，有些差异或不平等也绝非都是坏事。比如，人的能力的差异、思维的差异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等，往往可以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
　　当今中国的城市建设急需以“内涵式”发展取代“外延式”发展，重在提升城市内功，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留出必要的空间资源。要在城市大力倡行节能节水、立体绿化、保护环境、废品回收再利用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村建设首先是要保护耕地资源，守住耕地底线，全力保证现有耕地资源不再流失；其次，认真实施农业发展的生态化战略，用有机农业取代无机农业，用农家肥料取代化肥，用天然灭虫取代化学农药，积极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第三，积极培育生态农业所急需的现代农村劳动力和技术人才，尽快扭转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位的被动局面；最后，根据农村资源条件和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地认真探索建设和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的生态化道路。那些在农村“一刀切”式地拆民房、建高楼的做法，既不经济，也不适用，又不环保。
　　后现代农业是后工业时代的农业发展形态，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人类提供绿色、安全、健康的食品和愉悦的服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型’农村建设和后现代农业选择，在一方面是对西式现代无机农业进行反思和超越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两型’农村建设必然是高于西式农村建设的后现代文明形式；后现代农业是扬弃工业化农业的生态农业。按照农村经济社会和农业生产同步推进的发展战略，我们将会逐步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后现代新农村，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生态化潮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和‘后现代农业’之路。”［12］中国只有走后现代农业道路，尊重城乡居民的自愿选择，同步实现中国城乡的适度发展，避免用城市“吃掉”农村、强行“赶农民上楼”，才有望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使人们逐步获得适度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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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