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绩效考核表(范本) [公司绩效\审计费用与公司内部治理]

　　摘要：本文以“股权结构―董事会―经营者”为逻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综合评价，取得内部治理质量好坏两个样本组。检验了公司内部治理质量对公司绩效与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较好的样本组中内部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审计费用负相关，验证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而公司治理质量较差的样本组不存在这种关系。
　　关键词：公司治理 内部治理机制 公司绩效 审计费用
　　
　　一、引言
　　公司治理作为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背离的制度集合，其核心就是解决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按照Shleifer和Vishny的定义，公司治理就是“保证公司的出资人可以获得他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公司治理的相关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实中公司治理是一系列机制的综合，是有关企业所有权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促使股东的利益与负责监督、管理公司事务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利益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因而在研究公司治理问题时，不仅需要单独就某些因素进行分析，还需要综合考虑公司治理各个因素的整体作用。依照机制设计或实施所利用资源的来源，公司治理可以分为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指尽管机制的实际实施超出了公司资源计划的范围，仍然可以用来实现公司治理目标的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总称，它包括公司治理 的法律和政治途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等。内部治理机制指机制的设计或实施在一个企业的资源计划范围内，它包括股东治理、董事会、管理层激励合约设计、监督约束机制等。本文以“股权结构―董事会―经营者”为逻辑构建内部治理指数，这是因为股东权利是公司权利的出发点，由此衍生的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直接决定着公司治理机制的基本特征，在根本层面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的配置格局；董事会是解决经理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肩负股东赋予的监督职责，依其所拥有的决策控制权和对高管的人事权对经营者实施控制；由于存在利益分歧与信息不对称，如何激励和约束经营者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是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内部治理机制的全景反映于企业的这三个层面。本文研究重点是公司可控的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综合评价？好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否可以产生好的公司绩效？好的公司绩效是否意味着审计风险的降低，进而意味着较低的审计费用？本文试图从内部治理机制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一）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可以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国家股从公司治理视角看，先天产权残缺，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是产权主体，但由于不享有剩余索取权，缺乏足够的经济利益驱动去有效地监督和评价经营者，从而使经营者利用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国有股权性质对公司治理效果的负面影响。Wang（2002）的研究发现，就会计业绩而言，国资局持股的上市公司比其他类型的公司低。徐晓东、陈小悦（2003）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李增泉、孙铮、王志伟（2004）发现国有企业控制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非国有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曾庆生、陈信元（2006）以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作为权益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检验了终极控股权性质与公司权益代理成本的关系，发现国家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非国家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决定了企业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行为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存在两种假说：监督假说与掠夺假说。一方面，Friend 和 Lang（1988）认为股权的集中会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幅度，降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另一方面，Shleifer 和Vishney（1997）认为在某些国家代理成本来自控制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不是管理者和分散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正如La Porta等（1998）认为“全世界大公司的中心代理问题都是如何限制控股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我国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式和交叉持股控制模式普遍存在，这使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成为公司利益冲突的主要来源。如果公司存在一些持股比例很高的股东，那么股东间的相互监督可能可以抑制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厉以宁（2001）认为比“一股独大”更好的股权结构是“多股制衡”，几个持股相对较多的大股东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但实证的结论并不一致。陈信元、汪辉（2004） 的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可以提高公司价值；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研究支持股权制衡类公司绩效水平显著低于一股独大公司；李琳、刘凤委、卢文彬（2009）发现股权制衡可以降低公司业绩波动性、稳定公司业绩。
　　（二）董事会董事会规模被视为公司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Jensen （1993） 认为一个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更容易发挥监督职能，而规模较大的董事会由于成员间交流和合作更为困难，从而削弱了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控制能力。Chaganti 等（1995） 则认为董事会规模较大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在防止公司财务失败方面更为有效。Yermack（1996）发现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沟通和协调问题增大，董事会控制管理层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代理成本增大。国内方面， 孙永祥（2001） 发现董事会规模和公司绩效之间负相关。沈艺峰等（2002） 认为董事会规模过大是ST公司董事会治理失败的原因之一。杨清香、俞麟、陈娜（2009）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呈“U”型关系。Fama （1980） 认为董事会构成是决定董事会监控职能发挥的重要因素，由于经理层具有信息优势，如果经理层在董事会中占主导地位容易导致股东财富的损失。独立董事拥有两个特征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完成其监督功能：一是独立性；二是他们关注维持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声誉。朱佳华（2007）发现董事会中独董比例越大，年报披露越及时，独立董事在年报披露及时性方面发挥了治理作用。陈伟民（2009）对独立董事职业背景的绩效进行研究，认可独董行业专长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发现独立董事多重任职和任期与公司业绩负相关，且影响行业专长绩效作用的发挥。有关CEO和董事长是否该由同一个人担任的董事会领导结构的争论至今未休。从法理上说，董事会对股东负责，经营者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与经营者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公司应该采用CEO和董事长由不同人担任的二元领导结构。但一元领导结构的支持者认为二元结构使得公司的成本增加，一些研究也发现领导结构对企业绩效没有明显影响。Baliga（1996）发现二元领导结构的企业在长期业绩上比一元结构的企业更好，但不能发现把一元结构变为二元结构就可以改善企业业绩。Dahya和Travlos（2000）认为最佳的董事会领导结构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向锐、冯建（2008）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目前民营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突出，两职分离可以强化董事会对公司的监控，其研究证实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的分离将有利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
　　（三）经营者 由于存在着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分歧与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检验对经营者约束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一类检验对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一般而言，公司治理存在一种矫正机制，相对于经营良好的企业，经营不善的企业更有可能更换效率低下的高管人员；高管人员更换后，经营业绩会显著提高。龚玉池（2001） 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绩效与高层更换之间的关系，发现高层非常规更换的可能性与经产业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显著负相关。朱红军（2004）发现低劣的经营业绩会导致高管人员的更换，但短期内高管人员更换没有改善经营绩效，反而使企业盈余管理增加。激励机制主要指事前与经营者签订建立在可观察变量上的激励合约，使经营者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投资者的利益行事。具体到经理人报酬制度设计上，要尽量能够激励相容。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2005）发现由于国有企业中薪酬管制的存在，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选择，相比民营企业中内生于公司的薪酬契约，国有企业中外生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鲁海帆（2009）研究了高管层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薪酬差距较小时，锦标赛理论起主导作用，加大薪酬差距有利于业绩的提升，但当薪酬差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增大使得薪酬差距对业绩的总影响表现为负面影响。以上我们从三个层面探讨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下文将以此为依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一个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综合指数，判断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好坏。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以往对企业绩效、审计费用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多是从公司治理某个要素出发进行分析的，如以上所述的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管理层特征等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且研究结论不一致。Gompers等（2003）构建了一个包含24个治理条款的公司治理指数，然后建造了一个投资组合：买进公司治理指数高的股票，卖出公司治理指数低的股票，结果发现该投资组合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额回报。这说明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因此，本文首先发展以下假说。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越好的企业，公司绩效越好
　　审计市场中，审计风险一直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Simunic（1980）提出审计风险定价模型，他认为审计定价包括审计资源成本和风险溢价两部分。而风险溢价取决于审计后的财务报告给第三方带来损失的现值与审计师承担损失的概率。DeFond等（2005）、Carcello等（2008）运用公司治理综合得分进行研究，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潘克勤（2008）采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布的2002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治理100佳”的公司治理指数作为公司治理质量的替代变量，发现公司治理指数越高，审计定价越低，审计定价受到公司治理风险影响。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可对经营者的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减少其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会计操纵，从而增加财务报告的可信性，降低审计师的风险，进而可以降低审计师实质性测试的资源投入，审计定价相对下降。因此，本文发展了假说：
　　假说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越好的企业，审计费用越低
　　（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上海、深圳两地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本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首先，以2003年沪深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剔除了金融类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司治理内部机制进行评价打分，删除5%的极端值，按得分高低将样本分为四组，选用得分最高组和得分最低组，最终取得241家内部治理质量较好的公司和242家内部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公司治理水平应该相对稳定，为了确认检验结果是否可靠，本文对前述两组公司使用2003-2005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该结果是否稳定。
　　（ 三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变量的选择为了系统的衡量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状况，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治理变量：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TOP1）；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TOP2-5）；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有股的哑变量（GOV），是则取值为1，否则为0；董事会结构，即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INDIRE）；董事会规模，即年报中披露的当年度末公司董事会正式成员的个数（DN）；领导结构，即CEO是否兼任董事长的哑变量（OT），是则取值为1，否则为0；高管（董事长总经理）是否发生变更（CHANGE）；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SOR1）。以上八个变量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中载荷系数最高的公司内部治理变量为TOP1，TOP2-5和GOV，因此第一主成分反映了股权治理机制的影响。第二主成分中载荷系数最高的公司内部治理变量为DN和CHANGE，因此第二主成份反映了董事会对管理层监督约束机制的影响。我们依据主成份对应的特征值占提取的主成分总特征值之和的比例计算了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综合得分（GS）。
　　（ 四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假说1检验模型。本文选择反映公司未来价值的托宾Q值来代表公司绩效进行检验：Q=α0+α1GS+α2LNA+α3LEB+?着。其中，Q：托宾Q值；GS：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综合得分；LNA：总资产的对数，用以控制公司规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LEV：财务杠杆，负债/总资。根据假设1，本文预测α1符号为正，即内部治理质量越好，公司绩效越好。（2）假说2检验模型：LNFEE=α0+α1GS+α2LNA+α3RECA+α4INVA+α5LEB+?着。其中，LNFEE：审计费用对数；RECA：应收项目/资产总额；INVA：存货/资产总额。根据假设2，本文预测α1符号为负，即内部治理质量越好，审计费用越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4270，表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控制权占优势，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均值为0.1558，标准差为0.1277，表明股权制衡难以发挥作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公司占样本的0.70，反映了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的特点。一元领导结构企业的比例为0.11，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变更的比例为0.34。
　　（ 二 ）相关性分析两组样本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见（表1）和（表2）。可以看出，两组变量间相互关系差别较大。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较好组的托宾Q与GS显著正相关，审计费用与GS弱显著负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而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较差组的托宾Q与GS变现为负向关系，但结果不显著；审计收费与GS不具相关性。另外，我们发现LNA和公司价值Q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公司价值越小；LEV和公司价值Q显著正相关，说明负债对公司管理者能发挥监督作用。两组数据研究变量间相关关系的较大差别显示出治理质量不同的公司有着不同的经营特征与财务特征，这也显示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 三 ）回归分析经过检验，三年的实证结果大致相似，我们仅列示一年的实证结果。（1）公司绩效与内部治理质量的实证结果。公司绩效与内部治理质量的实证结果见（表3）和（表4）。对于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较好的一组，进行单变量检验时我们发现GS的系数与预测相符，显著为正：多元分析时GS的系数虽然为正，但结果并不显著。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较差的一组，GS的系数符号为负。较差组中托宾Q与GS的这种负向关系令人惊讶，这也显示出以往研究考虑的不周全，仅以公司治理质量好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推出的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上市公司。对于较差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可能并非与文章前面分析的效果相同，对于这类公司我们应进一步挖掘其治理特征与财务特征，看看有什么因素被我们遗漏。（2）审计费用与内部治理质量的实证结果。审计费用与内部治理质量的实证结果见（表5）。对于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较好的一组，进行单变量检验时我们发现GS的系数与预测相符，为负向关系，即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越好，审计费用越低。在进行多元分析时，GS的系数仍然为负，但不显著。而对于公司内部治理质量较差的一组，我们发现单变量和多变量回归的结果都不显著，审计费用不受内部治理质量影响。这类公司可能选择较低质量的审计师进行审计，支付较低的审计费用，也可能选择较高质量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希望借由事务所的名声传递正面信息，支付较高审计费用。
　　五、结论
　　如果仅依据内部治理质量好的公司组，本文研究结论与以往研究相似，即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可以降低审计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但转向内部治理质量差的公司组，所有的结论变得不同。检验结果显示内部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组中，内部治理的好坏不能影响、甚至损害企业价值。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类型较为复杂，影响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也非常复杂。如国有股权的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地方政府的出于争夺资源、保证业绩的动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就使得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效果产生变化，即国有企业得到更多扶持。检验结果还显示内部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组中，内部治理的好坏不能影响审计费用。求其原因，这类公司在公司治理建设中可能更多是被动遵循法规政策的底线，财务报告重大错报的风险并没有降低。同时，对于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审计业务时，它们可能更多考虑争取客户，而不是公司的审计风险，这一点也反映出我国证券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法律诉讼机制。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内部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其发展决策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怎样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未来另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问题是分析考虑公司治理外部机制对公司的影响作用。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是相互联系的，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综合考虑所有机制的影响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这些机制背后的逻辑关系，更加明白企业如何发展决策。
　　
　　参考文献：
　　［1］潘克勤：《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基于CCGINK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08年第1期。
　　［2］邱冠华：《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性研究:一个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
　　［3］陈俊、陈汉文：《公司治理、会计准则执行与盈余价值相关性》，《审计研究》2007年第2期。
　　［4］陈信元、夏立军、林志伟：《独立审计为什么没能发挥公司治理功能》，《财经研究》2009年第7期。
　　［5］La PortaR．Loptz―de―silanes F . Shleifer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e，1999.
　　［6］Cronqvist， H.， Fahlenbrach R.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Policie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8.
　　［7］LaFond， R.， and S. Roychowdhury.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8.
　　（编辑 聂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