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自流井》所折射的井盐文化】 井盐文化
时间：2019-05-15 03:17:4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四川省自贡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自古以来就是全国闻名的井盐产地，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四川重要的税源地，井盐生产的繁荣也带来了自贡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自贡的富裕程度也一度位于全川第一，自贡也成为四川继成都、重庆之后第三个设立的省辖市，由井盐生产而衍生出的盐文化成为自贡一项独特的文化符号，而组织井盐生产的大盐商也毫不例外地成为富甲天下的世族大家。
《自流井》是20世纪30年代自贡籍“左”翼作家王余杞的代表作，全文以作者王余杞的家庭为原型，通过自贡四大盐业世家中的王家盛极而衰的历史更迭，揭示了凭借旧式原始井盐生产方式来维系其生存的封建盐业家族，在遭遇帝国主义的挤压和以金融债团为代表的买办势力的围堵下土崩瓦解的必然趋势。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与同时代海派作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也可以被称为民国时代的《红楼梦》，对于“王三畏堂”这个大宅门中各色人等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让人充分地了解旧时自贡民谚“你不姓王、不姓李，我就不怕你”的由来。
一、《自流井》中的井盐生产
《自流井》这部小说呈现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贡盐业衰落的时期，其间追叙了清朝道光年间王三畏堂的中兴之主王朗云(即“王四大人”)引进秦商，扩展经营的发家轶事和砸水厘局、反对官运的英雄传奇。因此，该小说所反映的税捐制度主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行的制度，为了让大家理解该制度，首先应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局面有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自贡盐业经历了满清统治、太平天国运动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的抗日战争时期三个关键的政治变革时期，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动乱形势下，成本较低的海盐输入内地的运输渠道被切断，因而给井盐市场带来了机遇。清咸丰三年，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时，因太平军攻克南京，使得淮盐无法上运湘西、鄂西等大部地区，两湖人民苦于没有盐吃，向清政府请命，于是清政府决定借拨川盐陆引2000张(1张=800斤)运济楚岸，这就是“川盐济楚”的开始。后来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清政府又陆续调拨川盐运销两湖地区，带来了自贡历史上盐业兴盛的第一个时期。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富(顺)荣(县)盐场一跃成为四川最大的盐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盐区相继沦陷，自贡井盐再次奉令增产，第二次大量进入两湖市场。八年抗战期间，自贡盐产量占全川的60％，仅盐税一项就占全省的80％以上，川盐济湘济楚，最高销量达200余万担。虽然自贡盐业盛极一时，但在进入20世纪后，国家对经济商业活动没有相应的立法规范，同时地理障碍也制约了自贡盐业市场的发展，因为：(1)地形复杂，多为丘陵、沟谷，道路运输极为不便；
(2)河流较多，但河流通运能力极低，河道坡度陡峻，河床狭窄，险滩密布。船只运输过滩时，必须“提载”、堵水提高水位后才能放行，由此经常导致船毁人亡的悲剧发生。同时，新技术的开发与原始生产方式的矛盾，最大的冲击是清朝的垮台且取而代之的军阀统治使盐政在频繁的政局更迭下更为恶化，到了20年代，争夺盐税和军阀混战又导致自贡盐业市场的剧烈收缩和税赋极度增加，使得自贡盐号不堪重负，土崩瓦解。
“……到重庆要上十八道税捐……”“正税每包四块八……马路附加三角，官府印花二角……稽核所提款两元……”“鳌金捐税层层加重，津关卡子处处加多，卖出去的价钱还不够成本。”全中国更成了次殖民地，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仍然能够到达深处内陆的自流井，上缴给洋人的“盐务稽核所的钱少不得一点”。国内战祸连跌不断，自流井也没能免于兵燹之灾，不但抓丁拉夫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田里人丢下农活往井上做工，而且每逢军队开拔，自贡两厂(上厂贡井与下厂自流井)商会就得“出血”，当地驻军张旅长一次就向商会索要三万两白银，并绑架商会会长作人质，勒索“军费”。
税赋、军费、稽核所共同啃食着本已岌岌可危的自贡盐产实业，随盐而生的这些制度、机构，在这个时期并没有推动盐业的发展，而是对其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和阻碍作用，呈现出了消极性的历史意义。
二、《自流井》表现的井盐经营管理
19世纪前，世界上大部分商人和手艺人都是在一种低固定资产规模下经营，但自贡的“盐号”却是在一个没有现代银行的体系下，在一种社会文化普遍对从商有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中崛起的中国历史上首个私人的、具有高额资本、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企业。办实业需要强大的资金作支撑，单门独户很难完成，有时还等不到井出卤水，钱就已经花光了，留下的下半截如果还有希望，比如出现有经验的看地脉行家，那就会有人出钱来续接，这就分出了“上下节”，抑或是直接买过来，如《自流井》中的“来福井”。自流井曾经出现“年限井”的招资锉井形式。所谓年限井，即井见功后，出钱的人可享有约定年数的生产经营权，到期后交还据有土地的招资者。“王四大人”便是引进秦商，运用这种方式发的家。此外，也有自贡盐业生产者利用自己的亲戚关系和自贡当地的股份市场将数个当地的或区域性的家庭使未充分利用的资金结合集中起来兴办盐场，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个组织即“债团”，这个组织与盐业经营有着直接联系。
在《自流井》中素二公靠着不偿清“渝沙债团”的钱，安安稳稳地连任总理，每月支银四百两，勾结债团攒私钱，原本三十多万的债款一下子变成了一百万，而家产才值五十多万。最终，如四公、渔大爷将盐场抵佃给了渝沙债团。前面说到盐业生产者们是以集资的方式来集中兴办盐场。且与西方(如英格兰)资本积累的基本形式都是以合同契约为基础的有限责任股份商号(或公司)，但自贡是将股份商品化，允许盐井与卤灶的开发商投入股份，股份可以被购买和出售。这便可以解释债团的出现。再说到盐场，按照生产流程分设了“总理”“盐场知事”“灶专理”“掌柜”“管事”等，可见自贡盐业生产摆脱了小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大机器工厂接近的、层层制约的组织机构与管理方法，盐务管理部门组建了场商联合办事处等组织，下设若干同业公会，如盐崖井公会、黑卤井公会、票盐公会等，公会之下设若干组，井灶户被分别编入这些组中。但需要注意到的是盐务管理部门核给生产贷款时，盐业生产大户总是先得多得。这种盐业生产所带来的内部消耗往往大于外部竞争，导致成立组织的功能主要在于调剂内部矛盾，而根本无暇顾及对外的政策运作和市场开拓。所以自贡盐商对外的政策运作往往只能是大户的单独行为，而且在运作的过程中还往往受到同行的羁绊，缺乏整体凝聚力和开拓精神。
三、《自流井》中的盐业家族
《自流井》是王余杞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在写作立场上很容易看出这位左联作家鲜明的“左”翼创作倾向，即诅咒自己家庭所属的这个腐朽没落的阶级，期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但是在客观上，在讲述盐业经营管理的时候，作者已经注意到了自贡盐商们利用家族 关系集资建厂，在拥有共同的利益使得盐业大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的同时，也愈加冲突不断，这个家族没落灭亡具有必然性。
所谓“盐业家族文化”，即在封建社会时期，以盐业生产为经济核心的大家族内部衍生出的与盐产息息相关的争权夺利、相互攀比、各支脉抱小团主义等族群文化。三畏堂，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讲家族、讲血统、讲纲常名教，且处于社会动乱时期，海盐进入内地的运输渠道被切断，井盐的市场被扩大，所以当初能够兴家。到近几十年，中国不断受外国侵略，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影响到了中国，资本观念逐渐加强，时势造成封建思想再不能维系人心。日趋薄弱的家族观念被有力的个人利害销毁得干干净净。谁都只顾自己，谁都不顾公家；兼之人才缺乏，知识乏匮，不能适应历史潮流；加上习于安逸，不懂得生活艰难，毫无算计，竞争力薄弱。反映到文本中，以如四公为代表的一派人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勾结债团，抵佃家产，私家肥实；而像迪三爷这样的“维新派”，不觊觎家产，一心想创立自己的事业，信任科学却不懂科学，把“昌福井”弄得不可收拾，落得个“一眼井败家”。被寄予厚望，希望能重振家业、建立事功的幼宜，却因学习了先进的知识文化，接触了进步的思想意识，真正将眼光投向国家，而不是要致力于振兴自己的家族事业。加之时政和市场不稳定因素，一度的大量增产，其后又被大量压缩市场，给自贡井盐生产造成产浮于销、大量积压的局面，极大地抑制了生产。1948年自贡的井盐销量还不到抗战期间平均年销量的1/6，导致整个盐场凋敝，四大盐业世家全都负债累累，稍微小些的厂商甚至败落至破产还债，由此导致盐场资本受到极大削弱。而走上这样道路的王三畏家族体系如何能维持，又焉能不败?
在文化日益昌明、思想日益进步、经济逐渐连为一体的时代，偏安一隅的封建思想断不能保全盐业家族体系。只关注内部环境，对外部局势视而不见或安于承受，不懂得变革自身，祸起萧墙，亦非偶然，这是封建经济在一个走向社会变革的封建家族事业中的衰落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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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浩(1981)男，四川自贡人，法学硕士，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