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罗曼史【新四军夫妇的罗曼史】
时间：2019-05-14 03:23:1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战场上伤亡惨重，我从来没想过，战士受伤后需要输血怎么办？”张希说，“君青女士告诉我，是靠后方的医护人员献血。她当年就多次献血，战争期间营养跟不上，现在落下很多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太恐怖了！”对于张希来说，曾经在历史课本上学习过的革命战役，不再是冰冷的年份、简单的地点表述，战争年代变得丰富而鲜活。她通过口述记录的方式写下了一个家庭的罗曼史，一对新四军夫妇的恋爱故事，有他们战地生活的种种细节。
口述的历史远超出想象
张希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2011年9月，她选修了口述史课。在课堂上，张希见到了老师请来的新四军老战士陈宜南先生，她觉得老先生讲的内容特别有意思。“开始是为了完成作业，我找到了陈老先生，想跟他聊更多一些，没想到后来停不下来了。”张希断断续续地花了半年的时间，跟陈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同样曾是新四军战士的君青女士采访、聊天、记录、整理。当张希把厚厚一沓作业交上去的时候，老师感到很惊讶。
张希本来是想学法律的，被调剂到历史系。即使这样，她还是选了法学的第二专业。后来张希发现自己原来是受了港剧、美剧里伶牙俐齿的律师形象的误导，以为学了法学自己会是“律政俏佳人”那样的风光，事实上，她觉得法学好枯燥。在历史系，有不少同学是被调剂过来的，老师劝告这些同学不要消沉。老师们会拿曹景行当例子，以这位系友的出色表现告诉大家学历史也可以做新闻。张希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慢慢开始发现学历史的乐趣。“学了社会性别史的课，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缠足、放足、新女性等，觉得历史很生动、很有趣，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写这方面的。历史包罗万象，就像我学了口述史的课，自己的视野就不一样了，会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历史感兴趣，对个人身份的认同感兴趣。”张希说。
陈南宜老先生接受张希访谈的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年轻人他的个人故事，这位84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对粟裕将军怀有高度的崇敬之心，他希望历史学者能多研究研究粟裕，他特别愿意跟张希聊这部分记忆。在老先生的卧室里，有一面墙的书柜，很多书都是与粟裕相关的。所以，张希找老先生聊天时，老先生会大谈粟裕的事情，当张希把话题转到老先生的个人经历时，老先生变得不自信了。他认为：“中国有那么多人口，大家都有经历，站在较高岗位上的、有大贡献的，做过对国家民族有重大意义的还是少数。真正随着这个社会共苦共生的占多数，我大概就是属于很一般的。”
每段访谈之后，老先生总会谦逊地说：“我说的这些没什么意思，很普通的。”对于张希来说，老先生与她关于访谈内容的重心产生分歧，体现了口述历史实践中常会出现的状况，即访谈者与受访者可能会对访谈内容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当她把访谈内容整理后，老先生会一字一句地认真校对，一些在访谈中聊得很好的内容，落实成文字后，老先生会要求删掉。在这一来一往中，张希对口述史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和意义：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发现自己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创建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
对于烽火的战争年代，张希的想象力有限，她常常感叹，很多问题自己从来没有想过。陈南宜老先生是前线的医务干部，他需要从交火的战场上抢救伤员。年轻的陈南宜练就一个本事，他特别会把握时间，能知道敌人打了几发子弹，在敌人换弹匣的间隙他就冲上去救人。“我们学历史，会看到某次战役伤亡的人数，但是，不会告诉你一个卫生兵是如何拿捏的，如何在战场上救人的同时尽量避免自己受伤。”张希感慨道。
“爱情唯一主义”和“一杯水主义”
陈南宜老先生和君青女士的罗曼史，让张希充分感受到滚滚历史车轮下，个人命运是如何轻易地被卷入各种漩涡中的。
陈南宜是江苏如皋人，君青是江苏南通人。陈南宜生母早逝，父亲曾到上海接受过新式教育。1940年，13岁的陈南宜独自到上海求学。因为学费不够，他只能靠出卖劳力为生。三年后，当陈南宜回家探亲，适逢如皋召开新四军演说竞赛会，他借由参加演说会的机会，痛陈了日本侵华的各种罪行，结尾的一句是：“我在上海出卖了我三年力不胜任的劳动，过得很苦的，因此我想我不如来抗日吧！” 陈南宜坚定的抗日立场表白，获得了如皋新四军领导的赏识，他凭借在上海做工人、参加救护班、时疫防治班的经历，加入了新四军，从此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革命浪潮中。
君青的老家沦陷之后，经历了日军“扫荡”的威胁，但是自从全家逃难到南通城，生活过得还算稳定殷实。君青上了南通女子师范中学，接受了较为规范的新式教育。抗战期间，南通女子师范中学有地下党员在活动，她们领导学生进行了为教师征薪、“打大烟”等一系列“抗日救亡”的运动，在学生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一些在同学中间非常有威信的高年级学生会突然莫名失踪，同学间盛传“他们到自由的地方去了”，也就是到解放区去了。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外加当时日军强行占领了学校，君青最终与两个同班同学一起离家出走，走上了参军革命的道路。
以这种方式和心态参军革命的青年，家庭条件往往比较优越，因此面临来自家中长辈的较大阻力。君青的哥哥也曾想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但是很快就被家人发现，被软禁在了家中，父母希望通过这样的办法斩断他参加革命的念想。事实上，君青这一名字是为了避免家人找她回去而特意改的姓名。战争带来的震荡，让陈南宜和君青一起参与到新四军“抗日救亡”的革命队伍中，正是如此，他们的“家庭罗曼史”才成为了可能。
陈南宜和君青先后于1943、1945年加入新四军之后，并没有马上相识，直到1948年二人分别以前线医务干部、后方家属队见习医务员的身份共同参加军卫生部的干部轮训队时，才初次相遇。然而，他们第一次相遇的经历并不愉快。因为自我介绍时，性格外向的君青唱了一首日文歌曲，引起陈南宜极大的反感。后来，君青在实际的医务工作以及日常接触中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女学员的较高素质，陈南宜的态度才逐渐改观，用陈老先生的话来说，他最终选择跟君青在一起是出于爱“才”而不是爱“美”。
轮训队的培训结束后，陈南宜因为表现突出而留在了军卫生部，与君青接触的机会更多，“那个唱日本歌的讨厌就慢慢地被时间淡化了”。经过一次深夜谈心，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他们的恋爱是在军队中进行的，而革命年代军人的恋爱、嫁娶在组织上受到的管理非常严格。据君青回忆，在她与陈南宜恋爱期间，一些比她年龄大的、谈过恋爱的和已经结婚的老同志会主动和她分享恋爱经历，并对她进行“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的教育。那么，革命年代军营里正确的恋爱观是什么呢？用君青的话来说，就是不能有“爱情唯一主义”和“一杯水主义”。“所谓‘爱情唯一主义’，那就是说，你连革命都不要了，就是恋爱至上了。一杯水，就是把谈恋爱看得像一杯水那么容易，高兴喝就喝，不高兴喝就倒了。”也就是作为革命军人，谈恋爱不能随随便便、三心二意，更不能因此丢弃革命的志向。
陈南宜与君青的恋爱是按照革命时期军队的规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深受整个革命大环境的影响。甚至他们最终结为伉俪，都是由抗美援朝战争的大环境促发的。1952年，陈南宜与君青谈恋爱已经三年了，两人打算结婚却恰逢抗美援朝，受中央指示，他们所在的部队计划出兵朝鲜。当时在军部医诊科做科员的君青接到了组织指派，即将参加抗美援朝。部队领导询问他们打算怎么办。陈南宜当时收到组织调令去海军，他面对与君青的分离比较乐观。不过，后来组织上取消了陈的调职命令。作为补偿，部队领导将君青从出征参加抗美援朝的名单中撤下来，她调到了陈南宜所在的部队。经过这样一番变动，他们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最终步入了婚姻。
陈南宜说，他和君青最终能成为夫妻：“你说没有个人因素吧，也不好说，你说有个人因素吧，跟当时组织的形势任务是有关联的。”张希在叙述这段婚姻时，写道：革命时期，军人的“家庭罗曼史”与整个时代环境的关系，或许就是这样形影相随吧。
记录这一段历史，张希费了不少功夫，要分别跟两位老人聊天，一起聊的话，大男子主义的陈老先生常常会说君青讲得不对。在他们各自的回忆中，一些同事的经历往往有所出入，张希无从查找核对。但是，历史资料里能找到的一些人，如某地区长等，他们的记忆基本是一致的。
张希整理了约10万字的访谈内容，今年3月当她回访陈南宜老先生时，老先生风趣地说：“我还有很多东西，等着你来抢救呢！”在张希看来，陈老先变得喜欢聊天了。张希已经保研到北京大学，所以她带上了室友去拜访陈老先生，以后的口述记录室友会来接手。“我的室友当初也选了口述史的课，后来推掉了没上。可能是看我一个人做得很HIGH，所以，她有兴趣来帮忙了。”张希笑着说。
人人都可参与口述史
复旦大学张希的室友参加暑假中山大学的夏令营后，带回一张口述史成果交流赛的宣传海报，于是她把作业重新整理，报名参加了这一活动。2011年11月，张希受邀到中山大学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她跟来自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十支队伍交流口述史实践活动中的收获和困惑。
中山大学历史系赵立彬教授是成果交流赛的评委之一，他告诉记者，学生们的口述史作品做出了一定的深度。在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50多份作品中，赵立彬认为选题很丰富，作品的形式多样，而且基本比较专业。赵立彬更重视口述史作品的学术性，他指出学术性是在一点点完成口述史的过程中，自然地会思考到一些问题，再结合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慢慢就会做出有深度的作品。“口述史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空讲道理，讲一个学期的课未必有好的效果，参与实践后就会摸索到规律。”赵立彬说。在中山大学，口述史的课程开设有7年时间了，二年级以上大部分本科生受过口述史方面的专业训练。其他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在小学期的社会实践中也有很多机会参与口述史项目。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非常肯定首届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他认为口述史既有学术上的贡献，还可以促进大学生走进社会，与不同年龄的人交往，加深大学生人生体验，丰富大学生心智。“90后大学生是相对缺乏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的一代。他们较少走进社会，缺乏群众感情，接受资讯的渠道间接、单一。口述史研究鼓励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会，重视社会实践。”中山大学历史系辅导员吴财聪说。老师们非常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贴近社会，身临历史现场，通过问、查、看等方法发掘历史，寻找文本以外的历史分析材料，尤其鼓励学生们在假期进行口述史实践。赵立彬解释：“学历史尤其是学近现代史，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应该和各个地方社会生活的状况以及个人的经历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们了解宏观的历史。很多事情，他们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了，但是，通过口述史的社会实践，可以认识到个人生命的历程、个人记忆里很生动的部分。”
口述史是基于当事人对过去的叙述，事实上，人人都可参与口述史。赵立彬教授提醒有兴趣做口述史实践的同学们，确定采访对象，能挖掘到什么样的内容、能谈得多么深入等，靠事先做好功课。采访研究对象是自己家人的话，阻力会小，比较便利，但是，采访到的内容可能有局限。做口述史不只是把对话记录下来，还需要有足够的近现代史知识，对被访者的个人经历到地区的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再者，还要按照口述史的要求，与受访者良好沟通和互动，口述史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也是人民的历史。这一点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普遍性的历史观念。当参与到口述历史的实践中，发现那些鲜活生动的小故事、小智慧、小感动从年代、数字、细节描述中浮现出来，那种触动让很多同学惊讶和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