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寓言中的作者身份与叙事策略:幼儿寓言教学的策略
时间：2019-05-14 03:17:2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以米夏与汉娜的恋情为线索介入了对于纳粹行为的审判，深刻地反思了经历过第三帝国的两代人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小说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揭示了第三帝国是如何在其参与者、建设者、维护者的两代人身上打下烙印，而且折射出作为朗读者、写作者、代言者的施林克作者身份的阈限性。作者采用多重声音表述，让情节与思考相互交叉构架，使得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普通个人成长经历交融成一则既生动又深刻的人类成长寓言。
关键词：本哈德·施林克 《朗读者》 成长寓言 叙事策略
一、引言
本哈德·施林克可谓是近十年来最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德国作家之一。这位出生在1944年的德国作家身负两种职能：柏林洪堡大学法律哲学教授和业余作家。但是他的写作水准可一点也不业余。他的数篇短篇及长篇小说无不说明了他已经“自成一家，丰富德语文坛，开拓读书之众的视野”①。
本哈德·施林克的代表作《朗读者》以米夏与汉娜的恋情为线索介入了战后一代对纳粹行为的审判与申辩，反思了经历过第三帝国的两代人之间“传承感”与“罪责感”之类的历史问题。在看似轻松的恋情背后，小说透视 “国家、民族、成长与记忆”的沉重主题：战后的德国青年如何对待自己的父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所作所为？如何在伤痕累累的德国重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理智与信心？走过第三帝国的两代人将如何面对历史与个人沉重的记忆？通过朗读这一线索，作者为小说人物提供了个人成长与民族文化定位的特殊语境，也使每一位读者掩卷之后不禁深思：朗读者究竟为谁朗读？
本文认为《朗读者》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揭示了第三帝国是如何在其参与者、建设者、维护者的两代人身上打下烙印的，而且折射出作为朗读者、写作者、代言者的施林克本人作为中间人“非此即彼”的身份意识。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分析《朗读者》中折射出来的作者身份的阈限性，由此深入到历史过程中个人与民族的成长认同，从叙事层面挖掘作者独特的叙事策略，探讨这部成长寓言的文化意蕴和伦理反思。而这都离不开对作者创作意识、多重叙事策略、作者阈限体验以及战后德国民族主体意识这些层面上整合研究。
一、作者对于成长寓言的创作冲动
《朗读者》全书贯穿对德国纳粹记忆、民族和个人成长仪式等问题的深度探讨,不仅表现出施林克作为法学家的职业敏感性,也凸显了作家的历史觉悟性。施林克承认《朗读者》的主题是“他一直关注和思考的，是他这代人的主题，并且将他自己某些私人经历也融入到写作中去了”②，这向人们暗示了兼具法学教授与小说家双重身份的施林克是如何在个人书写空间里往返穿梭于虚构与真实交织的字里行间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关于个体成长质询（interpellation）般的追忆，也是关于父辈与子辈在罪恶阴影中渴望已久的解脱，更是关于人类曲折成长历史过程中人性寓言的辗转思虑。无怪乎，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普遍性的主题深深吸引并打动不同国家的广大读者。
本哈德·施林克和德国文学评论家哈斯（Willy Haas）一样，不愿把文学、作者以及读者分离，对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不感兴趣。哈斯认为“恰恰是最难、最复杂的主题才需要花大力气把它变得明白易懂”。施林克自己也表示更倾向于大众，在德国成长小说以思想见长而不顾形式的枯燥艰涩的文学传统之下，他反其道而行，秉持其文学民主意识。这与他对美国文化中某些民主的东西的赞赏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美国哲学家M.C.努斯巴姆倡导的“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她认为文学（尤其是通俗易懂的小说），能够培育普通民众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③而施林克本人正是对于大众与精英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艰难沟通的本质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才使得他在肩负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时，不由得从文本实践中去为普通大众代言，实现着文本自觉的民主意识和世事性质（worldliness）。诚如他在小说中无意流露的对于实验文学的看法——“实验文学是要把读者当做实验品的，汉娜和我都不需要这个。”这样的大众情结并不代表着与大众媚俗文化的妥协。从施林克作品的严肃主题以及蕴含的深刻思辨力量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名作家，他一直在引导大众从国家的历史背景去思考个人成长命运，从而敞开普世的同情心、开辟政治历史文化的公共空间；作为法学家，他摆脱社会的麻痹症，冷峻地揭示了法律的灰色地带，探讨了法律条文在回答人类巨大的道德灾难时的乏力失效等悖论问题，以期唤起法律界同仁的警觉。
施林克的自身经历与写作冲动与他的同一代人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格拉斯的书名“剥洋葱”这个意象，象征着历史的岩层像洋葱般重重叠叠，也暗喻着历史反思行为本身与剥洋葱过程的极其相似④，在这种“剥洋葱”的集体记忆与潜意识驱使下，施林克也一次又一次地无意识般地执行了艺术运作，一层又一层地剥落曾经被政治正确（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的意识形态所压抑的故事。假若单是以集体的名义对纳粹行为进行反思，他完全可以高高挂起，冷静客观地进行价值批判，就像大法官一样。但是具有法律职业身份的施林克却跳出职业惯常性与优越感，选择了一个尴尬到几近被审判的位置，通过对往事的剥离、再剥离，以赤裸般的坦诚将成长主体的自我活脱脱呈现给大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既是个人的成长仪式，又象征着民族的成长过程。施林克的自我反思达到了这个刻骨铭心的高度后清醒地看到：“人并不因曾经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而且他更加审慎地认识到不能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卷入到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他认为如果因此而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那么最终结局只能是“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也正是这潜在的认知使得施林克在写一些散文类和研究性的文章时总觉得若有所失，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督促着他开始胡乱尝试，直到四十三岁时，他又回到了文学创作。从第三帝国中走来的少年米夏与不识字的汉娜，终于与作者不期而遇，并像影子一样随行，写就了一段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艰难困顿的成长历程、发人深省的历史寓言。
二、作者身份的阈限阶段与叙事策略
那么，施林克作为作者又将如何在文本中为小说主人公提供生存空间、赋予畅所欲言的权力呢？如果单是像法庭上的简单陈诉，显然是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叙述空间的，更何况作者要挖掘的正是法庭上不能说的秘密深处，所以作者首先通过小说的结构安排来为人物发声（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构建合理而安全的空间，因为故事内容题材的敏感性使得读者和社会的接受度有所局限。如果纳粹分子的言说空间过于直白强大的话，势必会激起读者的反感。在作品框架构建方面，施林克独树一帜的做法就是用一种类似三段式的结构来执行情节的运作。虽然这样的做法受到了来自德国批评界过度结构的诟病。其实所谓的“过度结构”，至少没有在《朗读者》这篇长篇小说中显示出其创作的简单化。倒是作者通过以“爱”作情节框架，包装“罪”的思考核心的模式，不仅让读者听到了“我”（米夏）心中此起彼伏的谴责和申辩的双重声音，以及文本层面上的作者的、个人的、集体的三种叙述声音，还将作者以法学家身份对现代法律体制产生的思考巧妙地传送出了法学界，让大众也能主动介入到对于国家制度、历史任务、民族存亡等探索与思考中去。
在对爱与罪进行嫁接的过程中，小说主体的三部分可视为分别对应其成年仪式中的三个阶段：分离—通过—融合。第一部分是“逃跑”主题，其中既有因爱而逃跑，又有因罪而逃跑，这样的分离是成长的第一步，同时在被动的分离过程中难以掩饰的回避情绪实则可以解读为经历过二战的两代人共有的害怕成长甚至抗拒成长的本能反应。第二部分是“徘徊”主题，主人公深陷于过去和现在的矛盾处境中，穿梭于多重身份之间，难以定位、悬而未决、非此非彼。第三部分是“超越”主题，在救赎的勇气和决心之下，通过寻爱与赎罪来联结搭建两代人的公共平台，进入融合交流甚至契合的瞬间。整部小说以汉娜对米夏的性启蒙与交往为契机，在米夏对待汉娜的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中建构作为纳粹分子的他者形象。米夏经历了两次象征性的死亡：一次是身体的死亡，一次是灵魂的死亡；一次是得重病昏迷，一次是心灵封闭孤绝。米夏超越这两次象征性的死亡后，终于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从而能够在战后以一名法学专业的德国青年身份来直面自己的父辈曾在第三帝国时期所犯的“平庸的恶”⑤（即：因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道德的想象力而盲目服从命令犯下因平庸而起的滔天罪恶），最终超越阈限阶段后重拾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理智与信心。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走过第三帝国的两代人终于在面对历史与个人沉重的记忆时因朗读民族文学经典而走到一起，不仅获得自我启蒙更是直面民族集体记忆（哪怕是创伤性的记忆）。米夏和汉娜因重逢激发成长产生精神契合，实则象征着一个民族进入成长的融合阶段，这个新的民族身份融合了两代人对罪与爱的认同与反思，从而获得民族自信，也将更有能力去完成艰巨的社会历史任务。
小说中米夏的（也包括汉娜）个人成长史，可以用人类学家范·杰内普所称的“通过仪式”的“阈限阶段”（ｌｉｍｉ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的性质与特点来进行阐释⑥。“阈限”（ｌ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ｙ），来源于拉丁文ｌｉｍｅｎ，本意是“门槛”的意思。特纳把它定义为一种“模棱两可，似非而是”的状态。处于“通过仪式”中的人称为“阈限人”，也就是处于“门槛之处的人”，是一个特征模糊、去向不明的人⑦。正是因为阈限实体处于非此即彼的转化空间中，作为这样的一种存在，不清晰不确定的特点使得在其文学表述中，呈现出层层叠叠的象征和若隐若现的细节。所以，读者初次读完《朗读者》后，除了被小说中离奇的情爱情节以及写实的审判过程吸引之外，总觉得有点什么抽象而朦胧的象征与隐喻含义零星飘落心头。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引发读者再次研读，与小说中的主人公进行交流，也就是去体验被布莱克称作“插上翅膀的瞬间”⑧的阈限。
三、成长寓言中的微言大义
在阅读《朗读者》的过程中，真实的分享与含蓄的引导使得大家实现了“本质上的我们”这个具有阈限特点的洗礼。
含蓄的引导如果是通过多重象征来达到的，而真实的分享则主要体现在入木三分的细节描写。比如，米夏在黄疸病引发的呕吐面前第一反应是如何将吐出来的东西都吞回去，这让人自然联想到后来怎样逃脱尴尬躲避罪责的本能。汉娜连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内衣也熨烫的细节，从侧面体现了她对整齐的秩序的严格追求，简直是一丝不苟。汉娜穿着制服笔挺站立的形态也让人有感于所谓的法西斯美学是怎样渗透汉娜的思想的。作为边缘人、弱小者的汉娜是何等期盼通过整齐划一的制服来为自己增势（empower）。总之，用米夏的眼睛去看，投射出来的汉娜形象也随着他的成长更具说服力，当然其间有着延续性也有割裂性，连接处使得秘密终于可以揭示给读者，空白处让读者自己去填充。施林克通过结构安排、多重象征和细节特写的交替叙述的策略来实现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寓言的交融，一方面体现了现代认同体系中个人与集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另一方面也凸现作者的多重文化身份，尤其在象征与细节的运用与布局了上无不给人以从“作者—阈限人”到“作者—引路人”的角色转变与作用。
四、结语
施林克开创的德国新一代成长小说，不仅具有成长寓言的前瞻性，更是在理性与感性、成熟与幼稚、文化与自然、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等界限的中间状态书写（writing in-between）。
本哈德·施林克的这部成长小说《朗读者》直指阈限空间里战后德国民族主体意识的解构与重构，直面个人成长与民族寓言书写中痛苦悲怆的蜕变过程。可以说，施林克的这部成长寓言游走于主体建构的目标与需要摒弃的他性之间，在融合与冲突中形成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独特的张力。
① 印芝虹：《让大众接受沉重——关于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创作》，《译林》２００８年第6期，第１８８—１９０页。
②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本文《朗读者》的引文均出自此译本，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③ Ｍａｒｔｈａ Ｃｒａｖｅｎ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Ｐｏｅｔ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④ 李茂增：《论大屠杀与个体罪责》，《外国文学》２００９年第1期，第１０４—１１０页。
⑤ 汉娜· 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⑥ Ｔｈｏｍａｓ Ｑｕａｒｔｉｅｒ，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Ｌｏｎｄｏｎ：Ｒａｄｂｏｕ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⑦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⑧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ｋ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省略
